我的气功纪实

〇我的气功纪实（上卷）

目　录

一、功夫是怎样吓出来的

二、太极拳与气功，隔一层玻璃窗

三、气功的下马威：神经搭错

四、窗帘一动，有序的世界被颠覆

五、信息耦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六、瘸腿的兔子说，气烫得像开水

七、途中捡得一条命

八、天生我功必有用

简介

作品简介：这是一本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气功书。作者是个专业作家，长期来对气功抱有偏见，转眼间却成了上海文坛有名的“气功师”。他给不少亲朋好友治愈了重症难症，又发明了一套授功的方法，还制造出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本书详尽被露了这一转变的内幕。所记皆亲身经历，真人真事，全用真名实姓，表现真情实感，确凿可靠。文笔幽默，描写生动，议论风生，见解独到。作者老老实实地写来，却仍不断使人感到扑朔迷离，也许换一种眼光，世界就是这副面目？如果神秘事物是个客观存在，朋友，你是规避拒绝，还是平和地正视，大胆地进入？

作者简介：沈善增（1950—）浙江鄞县人。专业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第六、七届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品有《正常人》等。

一、功夫是怎样吓出来的

1990年4月14日，星期六，下午我到上海作协去参加“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报告文学集”的新闻发布会，会后又给外联室的徐钤授了功，回到家已经6点多了。妻子交给我一张沈霞的留条，是他塞在我家信箱里的，要我晚上7点半到他家，给他朋友的女儿发功治治颈椎。妻子说，早晨忘了从冰箱里把肉取出来化冻，今晚吃饭要迟了，怎么办？显然她对我给人发功治病的态度已经宽容多了。一则知道管不住我；二则也未见我的身体受任何损伤，反而功力似乎在日新月异地增长，不断地有奇迹报道给她听；三则沈霞、王红舒夫妇的面子特别大，他们在我个人的气功发展史上占据着里程碑的地位。妻子只是叮嘱我饭后一小时内不要给人发功。这一条也是我从公园里听来随口告诉她的，什么时候说的，怎么会跟她说起的我已经忘了，可她却记得很牢，也足见她对我的一片爱心。

7时25分吃罢饭，走10分钟到沈霞家，爬6层楼梯赶得有些喘吁吁的，结果进门没见求诊的人等着。老沈说，本来打算晚上陪他们上你家来，结果上午到公园来找你没见着，上你家又是铁将军把门，只能麻烦你跑来了。我说，这没关系。我家里地方小，要发功还是到你家合适。

过了约莫10分钟，门铃响了，进来一男一女。女的穿一套橙红色的呢套装，衬得脸像纸一样的白。男的戴一副大框子变色镜，遮去了半个脸，露出的半个脸灰黑色的，好像刚乘敞蓬卡车从农村赶出来。他们见到的我，已经喝过几口茶，气也平了，声音也亮了，不说功夫多高深，至少看上去身体健康，本钱雄厚。我想，这样也好，见面留下这种印象，对以后的发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然，公园里的气功师、拳师怎么大多喜欢穿一条绸的或仿绸的灯笼裤，考究些的上身还要穿一件琵琶纽的中装短衫，一举手一投足飘飘然地似有仙风道骨。前几天一位文坛的朋友对我说，我怎么也看不出你有气功，某某某说他有功我看着还像，还相信。我说，某某某不就穿一条黑灯笼裤吗？

说起来我在这方面还算是超脱的。有人对气功或对我有气功表示怀疑，希望我露两手让他体会体会。我就干脆回答说，我用不着你信，我又不想挂牌行医或者教功，我的气能给人解除疾苦，就不想白白地在什么表演中耗费掉。我说这话时好像坦荡荡地一点没往心里去，其实我知道我是很在意的。有时我觉得自己真是在自找苦吃，自讨没趣。我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人前出现不是好好的嘛。对于我是一个专业作家谁也没有并且谁也不能表示怀疑，名片上赫然印着呢。而当我放着好好的作家不做，却要去扮演一个气功师的角色，我就至少要接受一些善意的揶揄。我做一个作家并不比做一个气功师给人带来更多的实际的好处。我写出小说来可以换钱，不管我是编个故事骗取读者廉价的喜欢，还是写一段自己觉得刻骨铭心的感受却使读的人呵欠连连，反正只要发表出来我就有进账。而我给人发功，叫他的陈年瘤疾一旦消除，却是分文不取并且常常主动送医上门。小说给人造福是间接的模糊的并在本质上是可疑的（柏拉图就曾主张把诗人逐出他构想的理想国），而且是有代价的；气功给人造福则是直接的显效的可验证的，在我又是无偿提供的。然而人们往往宁可对我的作家头衔表示发自内心的尊重（尽管没有读过我的作品），而对我作为气功师的能耐表示若明若暗的怀疑。若说人们是盲信，是势利吧，我的作家桂冠，我的分文不取的姿态，又无助于使人们深信我在气功方面的造诣与诚意。实际上，人们相信我有气功只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不会有任何损失，然而大多数人却偏偏在这方面表现出加倍的谨慎。丧气之余，我不禁对我自己，也对人类这种群体动物或文化动物觉得越来越搞不懂了。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气功是一种文化，再下去它也许会改变我的整个人生态度。对此前景我也有些隐隐的担忧。

（目前，随着我在气功方面的名声越来越大——这要归功于自我宣传及受惠于我的气功的朋友们的热情宣传——我又陷入一种新的苦恼或悲哀中。我怕听到这样一些话。你干脆别当作家去当气功师吧，凭你这本事到国外能发大财。沈善增的真正才能还是在气功方面。我觉得这些话在暗示我在文学方面的失败，至少不像我自己认为的那样成功。原来我的作家地位并非固若金汤，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只是通向赚大钱的气功师宝座的一块较漂亮的垫脚石，或者是一块镂金雕花的敲门砖。也许还是我自己未能脱俗吧。我仍在骨子里死抱着“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不放，视作家为翰林，把气功师看作是走江湖的。反正这更能证明气功是一种文化。它不仅在体质上、而且在人格上对人产生深刻影响乃至变化。我不禁想到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名言：“世界观的改造是个痛苦的过程。”）

我牢记妻子的嘱咐，闲聊了将近一个钟点，到8点半才开始发功。那女的叫周雅，说话细声慢气的，像是体弱无力，又像是一种教养所致。六九届的初中生，到黑龙江屯垦戍边，就在寒冷的北方得的病，病史已有十多年。近年来病情愈见严重，脖子渐渐地歪向一边。我让她把脖子转动一下试试，向左向右勉强只到30°角，向上只能抬起稍许，向下下颏离开锁骨还有两指的距离。整个脖颈像套着一只无形的箍，症状比我所治过的颈椎病例都要严重得多。我问老沈有没有伤筋膏，他和王红舒把一只只抽屉都拉开翻遍了，就是找不到。王红舒又上隔壁邻居小曹家去讨，结果引来了一个看热闹的小曹，膏药却没有。我说，算了，有膏药最好，我用功把药打些进去，增加点效力，没膏药也没关系。然而我心里却暗暗有些发毛，这个预兆似乎不太好。我立刻调动意念将这种不祥的预感从脑袋里驱逐出去。我用左手的食指与中指，在离她的右手虎口3厘米的上方，往合谷穴（拇食两指张开，歧骨前肌肉凹陷中）里注气。她很快就感到穴位处有股压力，一股细细的气流穿透进去，引起轻微的麻胀。她的良好的气感使我信心倍增。我按既定步骤要她体验颈项处的反应。她转动了一下脖子，说：“好像松了一点。”我说：“你先别动，你静心体会一下，是不是能‘看’到颈椎那儿有一块东西。如果感觉到了，你告诉我，这块东西是什么形状，有多大，有多深——就是从皮肤表层往里多少。我来告诉你怎么去找这块东西。它或者是有明显的压力感，或者是有热感、麻感或胀感，或者是有酸痛感。反正它与周围的皮肤感觉不同。我现在从穴位注入，沿着经络到达病变部位的气，就像显影药水一样会把病灶显现出来。病灶与你平时的酸痛点或压痛点可能在一个位置上，但往往不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你要静心去寻找。”周雅找了一会儿，说：“找到了。好像是一条长的，不是一块圆的。”她指给我看。那条病灶从枕骨往下，沿着颈椎，约有6厘米长，3厘米宽。又过了一两分钟，她说“看”到深度了。很深的，在骨头里，．约有2厘米深。于是我开始第三步，停止向合谷穴注气，改用我的劳宫穴向她的病灶部位放气。我的手掌在离她脖颈5厘米远处摩娑，一两分钟后她感到该处发热并间有深处肌肉的跳动。这是“补”法，我将它喻为坌地。设想病灶是一丛荆棘，我先用气将其根部周围的土掘松。跳动感是一种效果良好的反应。我紧接着开始往外抽气。周雅立刻觉得有一股寒气嘟嘟地往外冒，她的气感真是十分好。气功师给气感好的患者治疗，有一种得遇知音的快感。因为外气的发放完全是由意念调节控制的，所以这种良好的心境有助于气功师将其功夫发挥到最佳状态。根据我的经验，给气感差的患者治疗，只要这种病是我发出的外气的适应症（我认为外气不是万能的，至少我发出的外气是这样），那么治疗的结果就跟气感好的患者相差无几，但是我的自我感觉则要累得多。这种疲劳感，我觉得并非真的是因为多发出了一些外气所致——过量的消耗引起的疲乏在感觉上是两样的——这是一种心理疲劳。故而有些气功师拒绝为气感差的患者发功，有的干脆称之为“意识抵抗”者。我的感觉还未能灵敏到分辨得出患者是否在用意识进行抵抗的程度，因此目前我只能认为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发功者自身的心理障碍。如果发功者能修炼到四大皆空、宠辱不惊、无喜无怨的境界，那么对患者的任何反应——有反应与无反应，正反应与负反应自然都无所谓。“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不期望喝彩叫好，也就不会因失望而疲惫。但话是怎么说，要修到那个份上又谈何容易。人谁不希望听好话，就是阎罗王也爱吃马屁。所以我又要倒过来向那些真心诚意希望藉气功治愈自己疾病的男女们进一言，在治疗过程中适当地用意念配合一些，对自己的气感不妨表达得稍稍夸张一些，这样有利于调动气功师的积极性，归根结底对你自己有好处。

我继续从病灶处向外抽气。这种抽气法是我根据中医针灸的补泻原则自己摸索出来的。周雅的颈项处除了阴凉的感觉外，又出现了酸痛感。与此同时，我觉得有一股像夏天的井水一样清澈的凉气，一直浸透到我臂弯处。我赶紧用另一只手将这股如水的凉气从臂上捋下甩掉。坐在靠墙沙发上脒缝着眼看着的王红舒笑了。我问她看见什么，她说看见一股青色的像水一样近乎透明的气被我从患处拉出来。我的小臂上，在我自身呈金色的气体外，裹着一层青色的气，后来被我捋掉了。她的话使在场的人（周雅、周雅的丈夫唐见端、沈霞、邻居小曹）都大为惊讶。我也吃了一惊，只是没有表露出来。气功师在发功时必须维护他在对象心目中的权威形象，这跟一个政治家或催眠师有些差不多。我感到从周雅身上抽出来的病气，与我以前所感觉的有明显的不同。一般抽出的病气落在我掌上与手背上如飘飘忽忽的牛毛细雨，厉害些的也只产生星星点点电火花似的灼痛。而且我用意识将环绕内关与外关穴的一圈作了封闭，这种溅雨感或灼痛感基本上只在掌心与手背上，不像眼下抽出的那股凉气不知不觉已浸到了臂弯。我只在一个自称阴阳两虚、周身关节多处患有严重炎症的女病人身上抽出过类似的病气，只是浓度似乎还不及周雅所有的。我对周雅说，看来你好像不是单纯性的颈椎肥大，你是不是有关节炎？她说，我以前得过关节炎，但已经治好了。

我抽了一会儿气，又往患处放气，周雅明显感到那块东西变小了，变浅了，并且似乎在上下移动。这样补补泻泻一刻钟左右，她感觉到病灶缩小到黄豆那么大，我说这就是病根。根据我的经验，挖根之费力不亚于大面积地清除病气。从时间上来说，治疗至此进行到了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这正合了一句古话：“行百里而半九十。”果然，挖根又挖了一刻钟。到后来，我的手上已没有明显的感觉，而周雅则觉得病灶处有一条细线绵绵不绝地被往外抽出去，仿佛我在纺线似的，并且不时有被蚊子叮一口似的刺痛，刺痛点在原来的6厘米长度内上下游移。有的患者，他还能觉得这条线像橡皮筋似的，我一抽便消失了，我一放又弹回皮肤里。在这过程中需要发功者与患者双方的耐心，务求斩草除根。虽然经过多次试验，一次往往难以把根除尽。最后周雅说她不再感到颈椎处有东西了，哪怕芝麻大小的一粒也感觉不到了。我让王红舒用天目“看”一下，她也说清除干净了。于是我甩手掌贴在患处往里补气。周雅觉得脖颈上很热，热气往周围、往筋肉深处扩散、渗透。我再让她体会，一团热气中有没有一小块热得发烫的东西，她说找不着了。我拍拍她的脖颈。说，好了。

周雅斜睨丁我一眼，脖颈仍然保持着原来僵直的姿势，那惊疑的目光似乎觉得我有些过于自信。我让她转动头颅，她小心翼翼地动起来。我说，你胆子放大，大胆地转，转足，转到转不动，酸痛为止。她增加了转动的幅度，脑袋向左向右向上向下都达到了正常人的位置。好了，她说，还是轻声细气的，那神情似乎怕太高兴了会惊醒被我催眠的病魔。她丈夫唐见端好像颈椎也接受了气功治疗似的，一边频频晃动脑袋一边说：“没想到，没想到，我第一次看到气功有这样的效果。我本来不知道今天晚上来干什么，我本来是不相信气功的。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两颊泛红了，你去照照镜子。她有贫血，她的脸一直是雪白雪白的。”周雅还是上下左右不停地转动着脖子，嘴角含着羞赧的笑容。她抹抹左边的脖根说：“就是往下这里还有点牵住。”我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就是有点牵住。小唐说，好多了，真是好多了，她本来脖子已经歪了。我坐在周雅的对面，用意念搬移法将她的左脖根的“场”移到我的左掌上，然后用右掌压上去。她立刻感到患处像贴上一块膏药似的，一会儿牵拉感便消失了。我这一手沈霞夫妇和小曹都已领教过，独把小唐唬得一愣一愣的。又坐了一会儿，周雅说肝区有些隐痛，我遥遥地将手一指，隐痛即刻消失。隔了一会儿她又说胃部有些隐痛，似乎一股气在东窜西窜，我又如法炮制。我说，你身上的寒气很重，一次拿不光，等会儿我给你授功，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

给周雅授功已经快10点了。授功时她前后晃动，但幅度并不是很大。依照她的体质与气感，晃动幅度应该更大些。或许因为刚才治疗时已经把她的经脉理顺了，但多数可能是她还不够放松。特别是我授功前关照她要作什么动作都不要人为地去制止，跳起来或跪下去都听其自然，这话可能反增加了她内心的紧张。她怕在陌生人面前作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动作来出洋相，她很注意在人前的仪态、风度。人往往关心自己的外在形象甚于自己的内在生命，这一点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在某种场合，譬如授功时，它会成为一种累赘。授功后我问她的感觉，她说眼前看到一片青幽幽的光，仿佛像流动的水，整个人像汆在水上，飘飘浮浮，觉得身上有一股股凉气往肢端散发出去。王红舒也说她看到周雅裹在一团青色的气体里。我发出的金色的气又在外面包上一层。在授功过程中，金色的气不断地往她体内逼进，把青色的气压挤到外层来。这样奇瑰的现象，我却是一点也看不到，只能被她说得心里痒痒的。

小唐突然发问，沈老师，你能不能看看我有什么病？我说，我不测病，你有什么病就请说。他说，我身上的病很多。今天白天我写了一天，现在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你今天是很累了，但我很希望你能给我授授功。我想回绝，但看他那种诚恳渴望的样子，又不忍心。这样，我才没有和到那时为止授功效果最强烈的一个对象交臂错过。我让他两腿分开如肩宽，两脚平行地站好，舌舔上腭，两臂自然松垂，两眼闭起——这是站桩的最基本的架势——然后我两手在他身体两侧自上往下理气几遍。这时他还没有显出任何异样，以往授功在我理气时身体便微微晃动者也有。那天我自觉有些累了，便举起左手，摊开掌心，意欲借一些自然之气。这一招也是我从公园里听来的，是不是真能把自然之气引来，我也说不准。我的手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尽管我心里是动了借气的意念，但不像抽气时或灼或凉或湿感觉很明显。然后我抬起右手，用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向他的上丹田点去。这也是我授功的一般步骤。哪知这时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形。小唐不是身体摇晃，而是两肩猛一抽搐，同时两臂像被无形的手用力反扭过来，两肘与两小臂在胸腹前拼命地往一起靠，好像被手铐铐住似的。身体立刻开始突突突高频率地抖动，牙齿像打寒战似地发出格愣愣的响，喉咙里吼吼有声地往外吐出一口口粗气。这是动真格的了！他全身痉挛，样子是那么痛苦，不禁叫我心里暗暗有些害怕。以前我给人授功也有手舞足蹈的，但动作很柔顺，并且有节奏，不像表现在他身上的那股力，如此狂暴，如此痛苦。听说有的人自发动起来就收不了功，前不久严新在万体馆做带功报告还“动”死了一个人。要是他老是这样收不了功怎么办？像这样癫痫发作似的我怎么对付？但是我立刻告诫自己，我的心不能乱，不能怕，按既定方针办。要是我方寸一乱，那可真要收不了场了。我定定神继续往下引气。引气至下丹田处他就跳了起来，一蹦一蹦地像开足发条的玩具青蛙；上身依然保持着那别扭的姿势，一边跳一边转圈一边吐粗气。他转圈我只能跟、在他身后转圈。周雅掩住嘴想笑而不敢笑。小曹看得两眼瞪圆了，他张口想发表感想，立刻让王红舒用手势制止住了。我还是按原定的路线给他导引。因为他的身体捉摸不定，我只能在意念中将气走到。当我将气引到他的委中穴（在腿弯中间）时，他跪倒在地。我继续引气至太溪（内踝后缘旁），他将手撑地，又站了起来．这时他那“铐”着的手臂散开了，但跳动转圈的幅度更大了。跳到写字桌边时，他的手指“啪”地一声很响地甩在桌面边缘上。我动作带意念总算引导着他的气把大、小周天走了一遍，然后将气归于他的下丹田。这时，他吐气的声音改变了，喉头发出像哭一样的呻吟声。倘若他不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本来想把他以前的吐气声形容成哭声。听到他发出这样凄惨的叫声，我才知道若那样形容就不确切。他一边干嚎一边蹦跶，身子歪歪斜斜，脚步错乱踉跄，像喝醉酒一样。虽然时间还不到通常授功所需的20分钟，我准备收功了。为了确保收功一次成功，我像开始授功前那样用双手自上往下理了几遍气，边理气边吐出“嘘——嘘”的长气，先给他以暗示。他还在晃动蹦跶，动作幅度似乎小了些。我凝了凝神，说，好了，你睁开眼睛吧。他眼皮动了动，把眼睛睁开了，一晃脑袋，立刻风平浪静，雨过天晴。我松了一口气，我成功了！

小唐看过我给周雅授功，不用我问，就主动汇报自己的感受。“做什么动作我自己都知道，”他说，“但是身不由己。一开始好像有股外力硬把我的臂膊扭过来。我想，怎么这个样子，怎么这个样子？想挣也挣不开。吐出一口口气我觉得内脏非常舒服，只想往外吐。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平时从来不跳，连走路都觉得吃力，怎么会跳呢？可是这样跳一点也不吃力，脚下像装了弹簧。后来我觉得喉头发紧，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现在我觉得人非常舒服，像洗了个澡一样，头一点也不痛了，精神特别好。”王红舒问，你刚才手敲在桌子边上，痛不痛？他说，我知道，但是一点也不痛。小曹说，沈老师，这回我彻底相信你了。本来我对气功总有一些保留，但是这位先生斯斯文文的，不是气功他不会这样又跳又叫，我服了。我想对他说，我也是刚知道自己有那么大的能耐。考虑到维护气功师的权威性，我没有作那么坦率的表白。

于是我以征服者的权威的口吻对小唐说，我的功现在已留在你身上，你以后只要放松站好，眼睛一闭，就会这样动起来。你觉得舒服，就一天多站几次。据后来周雅、小唐来告诉我，当晚他们从沈霞家出去，就直奔周雅父母家。其时已经11点多了。周雅跑进卧室里去向母亲表演她的脖子转动的灵活性，她母亲觉得她好像换了一个人，已经好久没见过她这般活泼的模样。小唐则在客厅里向岳父表演他的自发动功。第二天，小唐有空就到门前的小花圃里去“站”，发作一阵，一吐为快。后来周雅的父母又邀我去给他们授功。他们一家子都成了我的忠实信徒。

以上这段文字大约写于1990年的五、六月份，那时我就起念要写一本书，来谈谈我对气功的认识过程。之所以写完了这一段便搁置起来，一则是因为当时我手头有其它的创作任务未了，二则是因为我觉得尚需要再多做些实验，多积累些资料。私下里我还存有一种小小的野心，希望能在短时间里实现一个飞跃，把天目练开了，可以看得见别人的营卫之气与五脏六腑。半年过去了，虽然在眉心里常有一些异样感，这些异样感从气功书上看及听其他练功者说，都像是天日快开的征兆，然而这扇门却迟迟地总是不开。就像我在中学里读了四年多的书（因为“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见学校那扇面向外滩的正门打开过。中国有些老房子的大门当初造时大概就不打算开，于是我不得不考虑把写书的日子定在开天目以后是否明智。从积累资料的角度来说，自给唐见端授功以后，据不完全的统计，仅我给以授功的已有100人以上，稀奇古怪的程度可以与小唐媲美的也不乏其人。我觉得，对我要写的这本书来说，这些实例也够了。促使我现在赶快动笔来写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重新阅读半年前写的那段文字时所感到的恐慌。我发觉我已经遗忘了许多细节。我记不得那天下午我到作协是去干什么的，更记不得因为妻子早晨忘了将肉从冰箱里取出，所以那天的晚饭迟了。当然，对读者来说，这些细节似乎与气功关系不大，而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也不可能将每一例治病或授功的过程都写得那么详细。但是，记忆是整体性的，与治疗及授功有关的细节也以同样的速率在我的大脑信息库里消蚀。倘要我今天仅凭回忆来写，我没有把握写出那些细微的动作变化与对话。而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我的写作宗旨。我之所以安排一段详尽描述一次治疗及授功过程的文字为整本书的引子，目的并非为了宣扬我的功夫的神奇，恰恰相反，我要一上来就向读者和盘托出，表明我一点儿也不神奇。一个并不神奇的气功爱好者制造出了似乎很神奇的气功现象，这样，也许能使我们对种种至今我们不能相信、不能解释、不能把握的神秘现象感到亲切些，容易接近些，不致于对它盲目排斥或者盲目崇拜，而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研究。我要写的是一本迄今为止与众不同的关于气功的书。现在图书市场上颇为流行的气功类读物我是没资格写的。流行的气功书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介绍某门某派气功的功理、功法的，其中不少是长期以来秘门单传的上乘内家功法；一类是介绍某位或几位大气功师的出神入化的特异功夫的。我既没有到深山密林中去访过师求过道，也没有哪位禅师道长因为有缘特地从深山密林里出来招收我为徒；我既不会头顶开石、沸油取钱、汽车碾身、银枪刺喉等等硬功，也不会意念移物、烧币复原、先睹未来、当众换形等等神功；故而我更不能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能解释种种超经验现象的恢宏的全新的理论体系。尽管我非常想使读者从这本书中多多获益，然而我还是没有勇气宣称，只要你读我这本书时正襟危坐，敛神调气，似读非读，恍兮惚兮，你就能接受到从书本上发出的信息，全身就会有涌动的气感，一如黄山的云海，庐山的瀑布，天山的融冰，峨嵋山的佛光；烦恼的心绪立时宁静，缠身的痼疾转眼消散。我这个人凡俗得很，恐怕这辈子是不会有机会获得写这样的书的资格的。但是这类气功书的部分（并非全部）往往也会有一种副作用，就是通过种种热心的介绍，反而使气功显得更加神秘起来，因而离普通老百姓就更远了。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气功有兴趣，主要是想摆脱疾病（尤其是药石与一般的体育锻炼都显得无能为力的顽症与绝症），其次是想增进健康与延缓衰老。有一小部分青年想通过练气功进入武术的高境界，这部分人在整个气功爱好者阵营中所占比例很小。气功师的神奇功夫对普通老百姓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要是连续不断地灌输给他们的都是些玄而又玄的东西，结果往往不是使他们倒了胃口，就是把他们吓跑。对气功的神秘感的增长与对练气功出偏差的恐惧感及练功难以取得进步的失望感的增长是成正比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在任何一股席卷社会的热潮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气功本身的神秘色彩，也使一些江湖骗子利用起来更为方便，古老的气功似乎正在现代的“气功热”中走向它的顶峰，是否进而要走向它的反面呢？这样的趋向恰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在二十多年练习太极拳及近几年探索气功功效的过程中，我毕竟对气功这一祖国文化宝贵遗产产生了一些感情，不想看到它被糟蹋、被丢弃。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我已经亲眼见到许多种健身疗法，如甩手疗法、红茶菌疗法、鸡血疗法、喝冷水疗法等，热闹一阵，归于寂寥。当然，沉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气功的渊源也比这些疗法要深长得多，但是，它是不是也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呢？返顾我自身的经历，可以看到气功之被人接受，特别是被在现代科学理论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接受，是有相当的难度的。超经验的事实也许一时能取得轰击传统成见（有些是用科学外衣包装起来的成见）的效果，然而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与短暂的。随着新奇感的逐渐消失，这种奇闻异事对成见的轰击效果就越来越小，最后便被麻木所吞没。气功最终要为大多数具有相当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所接受，有赖于理论的突破，而不是靠对其神秘性的大肆渲染。而理论的突破，必须建立在对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充分的实事求是的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唯象学”研究。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利用我在情绪记忆与描写上的优势，尽可能真实地再现我在探索气功功效实践中见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为气功的“唯象学”研究提供一份详尽而可靠的资料。因此本书的写法是一种“拆穿西洋景”式的叙述，与一些气功类读物的神秘化叙述走相反的道路。而如果一个普通读者读了一个凡夫俗子的自白后，对气功少了几分敬而远之的畏惧感，多了几分从善如流的迫切心，那将使我感到很大的快慰。倘若人文科学的研究者，能从中发现一些民族文化的积淀，那便是这本书的额外的收益了。基于这样的写作宗旨，所以我对一些细节的遗忘感到很紧张，因为它可能影响我的报道的客观真实性。虽然在打算写作这本书以后，我有意作了一些记录，然而这些记录都是提纲或流水账式的，太简单。我一向太相信我的记忆力而太懒于动笔头。现在我发现适用于写小说的情绪记忆能力与适用于记实体的事实细节记忆能力是有区别的。亡羊补牢，我只有趁印象还比较清晰的时候赶快动手写，尽可能忠实地加以回忆，来保证本书的质量。

下面我就从头说起，从我当初怎么不相信气功说起。为了真实，可感，我将力求具体。因为具体，可能絮叨，这要请读者鉴谅。

二、太极拳与气功，隔一层玻璃窗

知道我好气功，就经常有人问我：“你练的是什么气功？什么时候开始练的？”我总是回答说：“其实我没练过什么气功。”闻者一定大惑不解。于是我赶紧补充说：“不过我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打太极拳了。”一般的人至此都满意地“噢”了一声，表示认可。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太极拳，这种慢条斯理，温文尔雅，被上海人形容为“划空”的拳种，跟气功天然是一对同胞兄弟。太极拳讲究健身，气功也讲究健身，从太极拳里练出气功来，顺理成章。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我的这种说法表示怀疑。这些人还往往是门内汉，是深谙太极拳之道的。说来也难怪，他们有的苦练了几十个春秋的太极拳，当年拜过名师，聆听过真传，数十年来又不论刮风下雨三九三伏都每天坚持不懈地要练上一套两套，甚至还在练拳外兼带练站桩功、盘坐功，尽管不少人把自己的浑身毛病都练去了，却不能发放外气以弄得别人神姿舞之，你这小子又凭什么能从拳里练出这一招呢？他们若不怀疑我有气功，就一定怀疑我藏起了练功的秘法不肯告诉人。只有门内汉才知道，太极拳对气功的门户之见其实是很深的（这里所说的气功是指不能归之于武功的气功的超经验现象）。据说有人曾向一位尚健在的太极拳宗师请教气功，那位老先生断然回答说，我不懂什么气功。那态度颇有点像两千多年的孔夫子回答学生季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是，我十分确切地知道，倘说我在气功方面有那么两下三脚猫，它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像某些气功大师所宣称的那样，在某日某刻突然与宇宙间的神秘力量建立起了心灵传感的通道；也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特异功能，只是到了将近不惑之年时才被开发出来。我的气功的功力确实是从太极拳的功底上生长出来的，尽管我在当初习拳时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而且受习惯成见与自身经验的局限，长期以来对气功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回过头去看，太极拳与气功，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有一条曲折的小径相通。只不过这条小径上岔道很多，走偏一步，往往会使你同所期望的目的南辕而北辙。我能从这条小径上走过来，实在是一种侥幸。然而，我今天的状况是不是算行进在正道上，还是已经偏离了方向，一样地属于不可知，要留待以后的时间来检验。我这样说是出于真心的困惑，并非自谦的客套。《瑜伽真性奥义书》中说，瑜伽功练到一定的程度（尚属初级阶段），就会出现“在坐乃如蛙而跃跃能起”等“超异常人之行”，但是，“惊奇之迹，超凡之能，诡异之观，又皆不可以示人也”。即使练到后来的高深境界，“有心神殊异之能生起：如天耳、天眼，瞬间远行；或语言成就（辩才无碍），随意变相，隐形不现。以粪秽涂铜铁等，皆可化为黄金。更进修持不辍，则能飞行虚空。虽然，明智之瑜伽师，常于此种成就，视为大成就之障碍。明智之士，必不留连于其间。此瑜伽之王，必不以己神道之力，示以任何人也”。对照这样的教训，我还没练出什么“惊奇之迹、超凡之能、诡异之观”，却喜孜孜地到处示人，岂不是自拒大成就于千里之外吗？也管不得那么多了。且假定我这样是属于从太极拳里有较大收获的，那么，根据我的经验（这点后面将详细谈到），其实许多苦练太极拳的人，他们都有相当大的气功功力，只是他们不相信自己还能有这样的能耐，所以这种功能一直在他们的体内睡大觉。故而当他们眼羡别人在那么神姿舞之时，其实是在端着金饭碗讨饭吃。当然，开发出自身的气功功能来，是好是坏，是福是祸，这又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还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我那么强调太极拳对我的气功功能的决定作用，并不是说我的拳打得很好，练得也很刻苦。说来惭愧，二十几年的拳龄，只能说明我二十多年前曾一本正经地拜师学过拳，而这些年里实际的练拳天数，加起来恐怕连个零头也凑不齐。在开头的一段时间里（大概有一年左右），我确实练得很卖力，可以说对得起老师与我自己，以后，我就不能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应该算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变相地夸耀自己天资聪颖，悟性高，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练功的收得率（功夫的产出与投入的比例）相对来看好像比较高，是否能以此证明：其一，我一开始学拳路子就比较正，其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没走什么大弯路。倘若这种说法成立，我觉得，这两点都与我的老师沈俊盛伯伯有很大的关系。

我是1967年开始跟沈俊盛伯伯学拳的。我记得是夏天，印象中初次见面他穿着薄薄的短袖衬衫。他跟我妈妈是一个店里的同事，是个与书籍几乎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文质彬彬的人。打拳是他坚持了数十年的业余爱好。他也教几个学生，都是同事、邻居或由同事、邻居介绍来的朋友。他教学生从不收人一分钱或束修什么的，但教得非常认真、耐心。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他不是什么名师，但我觉得，他教给我的也许比一个名师实际能给我的还要多。或者换句话说，他为我以后到名师门下去进一步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是我自己没有对此很好地加以利用。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他传授给我的东西的价值。我真是非常地感激他。

因此我将拳龄的起端定在1967年的初夏，也算是内心对他的一点纪念。其实，在这之前的四五年，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1962年），就参加过我家附近山东路体育场办的简化太极拳初级班。我是学员中年纪与个子最小的一个，跟其他学员至少要差三四十岁，但也是学得最快与最好的一个。一期初级班一个月，我学了半个月就把所有动作都学会了，剩下的半个月就当义务教员去教其他的学员。初级班以后是一个月的提高班，老师就让我享受免费的优待，继续当他的助教。这样，我在班里的处境就有些奇特。一方面，许多学员夸我聪明、灵活，小小年纪能有这样好的耐心来学太极拳，将来功夫一定不得了；另一方面，他们又奇怪我为什么不去学少林拳，认为少林拳才适合青少年的天性，才对生长发育有利，而太极拳是其它什么拳都练不动的人才练的拳，只能健身，不能防身。我内心其实何尝不希望去学少林拳，因为我学拳的最强烈的动机是想掌握一套克敌制胜的本领，从而迅速改变自己在学校里备受“野蛮小鬼”欺负的悲惨处境。但是学少林拳我有顾虑，我对自己的小脑严重地缺乏信心。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体育分数与其它各课成绩就显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任凭我怎样努力，这种趋势只有发展不见逆转。这里面也有生理因素，譬如我的前庭功能欠佳，往往作一个前滚翻便会引起头晕呕吐，然而更重要的是心理因素。回忆起来，我发现自己极易受自我暗示，有些事情就是自吓自吓坏的。就在此刻写书的时候，我还能清晰地唤起三十年前当我远远地看着跳箱时紧张的内心体验。无论是并腿过箱、曲腿过箱还是叉腿过箱，我看着老师与别的同学做动作时，总是活灵活现地想象自己过箱时脚会在跳箱上绊一下，接下来我就会摔得鼻青眼肿。这种生动活跃的想象的结果，往往使我跑到跳箱前连撑一下的勇气也没有。直至今天，尽管我被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认为在太极推手与气功方面都有点“三脚猫”，尽管我啃过几本弗洛伊德的书，但我还是没有克服这种自吓自的毛病。譬如我今天仍不会游泳，不会骑自行车。按说这两门技巧的关键都在适度地调节、控制身体各部分肌肉的使力情况，而太极推手实际上就是对协调全身肌力进行严格训练（这点以后将进一步论及），可是我的太极功夫却对学游泳与骑自行车一点也帮不上忙。我不是不会游泳，我有把握在没及颈项的浅水中游上二三十米，但只要一进深水区立刻动作失常，喝水呛水。我也不是不会骑自行车，在农场时，我曾经咬咬牙驯服了一辆龙头会360°转圈的老爷车，骑着它最远踏了二十多里地，其中有一段是几百米长的仅两尺宽的灌渠，然而回上海后我还是一上车就要往下摔。据说骑自行车的平衡术，一旦学会，就终身受用，我却创造了一个例外。因此，当我看到猴子或熊猫骑着自行车在杂技场的圆池里优哉游哉地兜圈子，不禁生出一点惭愧。后来想想也不必惭愧，因为它们没有我这样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一旦染上顽疾，精神的崩溃应该大大早于自身免疫功能的崩溃。故而我觉得自己更加离不开气功，兴许它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可以使我免于遭受那样的灭顶之灾。大概正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觉得对气功的心理依赖要胜于生理依赖，所以我在探索气功功能的过程中，一直孜孜不倦地要把发功与心理暗示区分开来。我迫切希望证明气功功能是独立于心理暗示手段之外的客观存在物，这一点会在以后的叙述中多次提到。

还说我的小时候。体育课上充分表现出来的懦怯，使我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弱者。在恶性循环的自我暗示的作用下，我又以为自己天生是弱的，是应该力气小、受人欺负的（身材矮小也成为一条有力的理由）。其实在青少年时代我是很健康的，除了感冒、牙痛、流鼻血与扁桃腺炎外，没生过什么了不得的病。我也曾为了克服胆小，爬到外滩的防洪墙上去走上几十米；也曾硬着头皮跟人摔过交，打过架，但这一切都无助于改变我的积弱已久的地位。传说中能“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很合我的心意，我以为这是一条不需要付出太多代价却又能使自己迅速强起来狠起来的捷径。但学了两个月后，我没有在那个班里继续免费泡下去，尽管只要我乐意，我还可以留在班里“提高”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已经知道老师本来是篮球教练，是为了全民普及太极拳临时半路出家改教拳的。他教的拳也许能使一些本来体弱多病的人锻炼后怯病强身，却跟提高打架水平一点没有关系。当然，这段学拳经历对我还是大有裨益，虽然简化太极拳的套路很快就被我忘了，可是我对自己小脑的信心却是大幅度的增长。一年后，我上小学五年级时，西藏南路体育馆到我们小学来招收少林拳初级班的学员，我就大胆地报了名。

我已记不清这期班是由我们小学一家包了，还是由几所小学联合组成，反正学员好像有四五十个，学期好像是3个月。我因为知道自己学少林拳有点先天不足，所以后天额外地卖力，有点“笨鸟先飞”的意思。每周3个上午6点到7点锻炼，我常常5点就到了那里。早晨出入体育馆从“青年会”的大门走，先上台阶，再下楼梯。我就在楼梯脚下压腿等开门，这点给教练留下很深的印象。办班时正是冬天，冬天的热被窝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我作出这点牺牲却是非常值得。3个月后，四五十人淘汰只剩两个人升入中级班，其中一个便是我。这3个月其实只学了十路谭腿。然而这个班毕竟比简化太极拳要正宗得多，教练要我们摆弓步桩，摆马步桩，摆得我们嗷嗷叫。我只是胆小，却不怎么怕皮肉受苦，所以我能在初级班里表现出色。3个月的最大收获，是我把腿韧带拉得很松，脚尖勾起来能触到下巴，摆个“一字开”、“八字开”什么的很潇洒。到今天尽管韧带已抽紧了许多，它仍然还是我的骄傲。进入中级班以后，我意识到我的习武生涯怕是快走到尽头了。中级班其实只有我们两个，与高级班的学员混在一起进行基础训练。训练完后他们作徒手对练、舞枪弄棍或翻斤斗，我们则在一边看，没有谁来管我们。所谓高级班，又叫黄浦区武术跳绳队，人称“王家班”，因为它由王子平的女婿执掌教鞭，学员中有王子平的几个儿孙。他们的跳绳，要翻出种种斤斗。我一看见他们翻腾空斤斗心里很发怵，如果腾空不起来，不等于将脑袋去跟硬地碰吗？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人怎么能弹跳起来，在空中颠倒个圈再落地？ 我对腾空翻的神秘感不亚于今天许多人对气功的神秘感。好在中级班是过渡，我还没有资格去学翻斤斗，但我一直在审问自己的灵魂，倘若有朝一日让我光荣地参加高级班，我是为了荣誉不惜牺牲生命呢，还是为了生命不惜牺牲荣誉？十二三岁的少年，在这样严酷的问题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所以我只有让这件事拖着。这时候，有个与我住在一条弄堂里的才念初一的姓朱的高级班学员，挺身而出促使我下了决心。那天教练正好有事走开，他忽发奇想，要创造一个从跳箱上翻腾空斤斗下地的动作。就在将着地的一刹那间出了差错，他用手撑了一下，只听见“啊唷”一声，他就瘫在地上起不来了。学员们都着了慌，本队教练不在，就去把摔交队的教练拉来了。摔交队教练以为是脱臼，三弄两弄，结果将肘部弄得往后凸出一个尖角来，透过绷紧的表皮，可以看见里面白瞭瞭的骨头。当时我就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只是那鼓声深掩在黑暗的潜意识里，我并没有听到。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我的扁桃腺频频发炎，屡次化脓，似乎我过于劳累，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我的升中学考试。家长集体讨论决定要我终止每周3天的起早练拳，我才恋恋不舍地遵命放弃本来开端很不错的武林生涯。弗洛伊德说，生病是一种最有效的逃避的借口，信如斯言。

一晃过了4年。到了1967年，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被冠之以“文化”，却让人感到拳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自知拳头不及别人硬，所以我一直躲在家里当逍遥派。但我很清醒，知道总有不能在家逍遥下去的一天。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将来踏上社会时在新的环境里可以扬眉吐气，我得抓紧时间练练。练什么呢？同学们都在练哑铃、练俯卧撑、练摔交，我毕竟是学过几天拳的，对这些都有点鄙视。我不在死力气上跟你们争长短，况且我的力气一直不够大。我要练还得练拳。太极拳我练过，少林拳我也练过，比较下来我更倾向于太极拳。少林拳讲究灵活，窜跳蹦踨，而太极拳则讲究以静待动，以慢制快，以小力胜大力，以不变应万变，这些都从理论上更合我的心意。以前学太极拳收效不大，那是因为教师的水平不够。有过学少林拳的经历，我相信只要老师有水平，我就一定能学得出世。我在拜师前先进行了一番侦察。我认得沈伯伯是我母亲的同事，多次站得远远地看他跟人推手，看他笑嘻嘻轻轻松松地将人推出一丈外去；看别人无论怎么推他，他都能像不倒翁似地应付裕如。我认准他有真功夫。这样的小个子，这样的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给我带来了信心与希望。

从跟沈伯伯学拳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自己确实是找到了一个好老师。以他教拳的要求之严格而论，不仅我学简化太极拳不能算一回事，就是学少林拳的那段正规训练也不能比。他听我说以前学过拳，就叫我比划几招，我说都忘记了。他又叫我摆几个桩步看看。我摆了个弓．步桩，又摆了个马步桩，他看后都摇摇头说不对。他说我摆马步桩肘臀部撅出，不是太极拳的式子。这样摆桩步，胯部以下其实都没有松开，气就浮在上半身下不来。他说我的弓步桩虚实不分明，这样移步就不轻盈。他要求七成以上的重心要吃在弓出的前腿上，后腿蜷起向前迈动时不能有先踮一下脚尖的动作，上步的过程要慢，在这过程中前腿要纹丝不动，独撑全身的重量。他还教我一个太极丁字步。前腿伸直虚点地，后腿弯曲全着力；裆要圆满，胯不能凸出，身子跟后脚要成90°角，后膝不能。超过脚尖，百会、尾闾与涌泉穴要成一条与地面垂直的直线。沈伯伯对桩步非常重视。他认为太极拳的基础就在于下桩。开始，他每天教我几个招式后，余下的时间就让我摆桩步。一上来，弓步桩与马步桩我连一分钟也摆不住，丁步桩更不谈，按照他的要求，简直无法使自己站住。后来，我似乎能摆上一会儿了，可是让他过来一看，总是这里那里可以指出许多毛病，让他给一校正，我又站不住了。沈伯伯给我提出一个标准，要感到胯部烫得像火烧一样，这样姿势才是正确的。他还说，通过日复一日的坚持锻炼，这种火烧感会一点点往下走，由胯部到大腿，再到膝盖，再到小腿，再到踝部，烫到脚心，便大功告成了。他说，太极拳以柔克刚，关键在于一个“松”字。但这个“松”还有上下的区分，讲究下实而上虚。腰部以上的肢体要求相当地柔软且富有弹性，两臂要求像浮在水面上似的，轻飘飘地不着力。但上身的力松到哪里去？只有放到下部。所以太极拳除讲究“松”之外，还讲究个“沉”，要求全身的力统统沉到脚底，脚就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当然两只脚还要分出虚实来，哪怕一只脚的后跟与前掌也要分出虚实来，虚实之间要能相当快地转换，这便是“灵”。但下桩相对上身来说，就不是讲究“轻灵”，而是讲究“沉稳”，要在“沉稳”之中再求“轻灵”。故而练拳不练下桩，就像造房子不打好地基，到头来只能是一场空。“松”是太极功夫的核心。只有“松”了气血才会“通”，气血“通”了感觉才会“灵”，感觉“灵”了意识才会“浓”。我跟沈伯伯学的是杨式八十八式。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全部套路，以后便每天跟着他打一套拳，然后他给我纠正几个姿势，再跟他学学推手。这样直到1968年底我毕业分配去市郊国营农场，我跟了他一年多，基本上天天不脱班。回想起来，至少花了半年，我才勉强过了桩步关。其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恐怕有一个月左右，两条腿酸胀得连楼梯也跨不上。当初拉韧带也曾火辣辣地痛，我晚上躺在被窝里睡不着，可是与练下桩吃的苦头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此吃苦，我心里却很高兴。这才像个练功夫的样子！如果功夫可以轻轻松松地学到手，那种功夫岂不人人都能会，还值什么钱？想不到“划空”一样的太极拳要下那么深的功夫去学，这使我更加相信太极拳的神通。这样锻炼的结果，使我两块大腿肌肉迅速地鼓突出来，变得石头般的坚硬，成为我全身仅有的两块称得上“肌肉”的肌肉，当然这两块肌肉现在也都退化了。不过我想，本人之所以到八十年代中期突然发现可以发放外气，那点功夫一定是在六十年代的那一年多时间里练成的。而那段时间里，可以称得上练功夫的，算来唯有摆桩步了。其它如从推手里学的只是功夫的运用，也即资本的使用方法与技巧，恐怕与气功关系不大。与气功有关系的内功“本钱”，在我大概主要是从下桩中赚来的。后来我在公园里看到许多人摆着各种姿式练站桩功，总觉得大多数人没有做到下实而上虚，许多人的胯部都没有打开，能够松到膝盖的为数已经很少。这样，他们的气差不多浮在上半身，集中在胸口膻中穴周围的尤其普遍，很难做到气沉下丹田。我想，这恐怕是许多练气功的人，一旦得气以后，容易产生憋气轧气现象的原因。由此，我更深地休会到沈伯伯从练下桩着手教我习拳的英明。

在我学会全部套路后不久，沈伯伯就教我太极推手。他只教四正推手法，即棚捋挤按，不教四隅推手法（採捩肘靠）。他认为採捩肘靠动作太大，太猛，易伤和气，平时玩玩不适宜。他让我从推手中去体会太极拳的要义。太极拳动作要求虚灵顶劲，沉肩垂肘，松腰塌胯，含胸拔背等等，这些在推手中都能显示出实际的功效来。然而，当我在沈伯伯的引导下向太极功夫逐渐深入时，却也一点点感到我正在背离预想中的“功夫”目标。我预想中的“功夫”，按沈伯伯的说法，称之为技击。然而太极功夫除了技击这一面外，还有另一面用之于养生健身的，沈伯伯称之为导引。经沈伯伯点明，我才知道练拳的目标与推手的方式都有技击与导引这两种区别。在上乘的太极功夫里，技击与导引应该是浑然一体的，相当于“无极而太极”的状态；但在具体修炼的过程中，则各有侧重，相当于“太极动而判分阴阳”。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极拳的形成、演变、完善与定型，是我国武术史上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改革。以往，我国的以健身为目的的导引术与以技击为目的的武术基本上是分流的，各自沿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前进，到了太极拳，这两股清流开始汇集在一起。导引术与武术，它们本有相一致的地方，譬如两者都要通过一定的动作锻炼使身体矫健，腰腿灵活；而规定动作的编排又往往从模仿动物的动作着手。如相传由先秦彭祖编创的导引术，就有熊经、鸟伸、凫浴、鱼跃、鸱视、虎顾、龙导、龟咽、燕飞，蛇屈、猿据、兔惊、狼踞等套路，而武术中也有猴拳，豹拳，鸡拳、鸭拳、蛇拳、虎尊、狗法、火龙拳、白鹤拳、虎豹拳，金狮拳、螳螂拳、鹰爪拳等以动物为名的拳种。但它们之间又有许多相冲突的地方。武术既以技击为最高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时就不惜要牺牲自身的健康。技击要伤害对手，又要尽量避免为对手所伤害。为了伤害对手，就要学身法、步法、手法、腿法等，还要锻炼内劲的瞬间爆发力。为了提高承受对手打击的能力，又要练排打功夫。无论是练技法，练内劲，还是练排打，都难免要引起皮肉与内脏器官的伤害。不少拳师都有秘传的伤药，为自己及徒弟疗伤。即使辅以药物，这种伤害很难说就根除了。步入中老年后，旧创每会复发。我见到过许多自幼苦练各种硬功武艺的人，到中年后都改练太极拳与养生气功，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亏损太大。当然也有把练武与健身的关系处理得好的，使武功与健康都臻于完美境界的高人，然而这种人毕竟为数稀少。这些还仅是锻炼过程中所付的学费，在与敌手直接较量过程中所受的伤害，更要数倍于兹。我看见过一则报道，一个从小习练武功的武警战士，为了降服一个也有相当武艺的歹徒，使出了一手家传的“穿心掌”。功力仅用了三分之一，就将对手击倒。但他本人也大病一场，躺了几个月才得以恢复。试想，如果这个武警战士用出了全部功力，他自己的身体又要在反作用下受到怎样的伤害呢？所以海灯法师说，练武功的人一般寿命都不太长，原因就在练武功身体要受到损害，这是十分中肯的话。过去练武主要不是为了健身，而是为了谋生。哪怕不是以卖拳头、教武艺、当保镖、干行伍来糊口，至少也可以为生存奋斗提供些安全的保证。随着现代社会枪械的引进，文明程度的提高，武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大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日益萎缩。这样，为了练武而付出太高的健康代价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同时，人们对延寿益年的期望值又越来越高。太极拳于是应运而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青睐。从来还没有一种拳像太极拳那样强调健身，以致从套路到推手练习都形成了一个以健身为目的的独立系统。

沈伯伯在套路与推手练习中遵循的便是导引的路子。但是，太极拳既然是拳的一种，而不仅仅是健身体操，它就必然包含有武的成分。它的导引功效是建筑在技击功效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凡在导引方面有价值的，在技击方面都能找到依据。前面已经说过，沈伯伯在套路练习方面强调下桩，这在技击方面的意义相当明显，在导引方面的意义则是我日后一点点体会出来的。在推手方面，沈伯伯强调的是“意识”。“意识”这个词，作为太极推手的一个术语，与一般意义上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它既指人在推手过程中的一种思维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时，推手术语中又称之为“意念”），又指一种具有一定的物质性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时，也许可以翻译成“信息”与“信号”，推手术语中又称之为“威胁”）。习太极推手的人谈到“意识”，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意念”与“威胁”这两层意义看成是同一的，浑然一体的。这表达了一种观念，认为“意识”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意识”不是在比喻义上，而是在实际意义上，可以直接由精神变成物质。这样的观念，与气功对于“意识”的理解是十分相似的。但是，抱有这种观念的习太极拳的人，对气功师运用意识发功遥控人的活动大多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太极拳对“意识”的作用认识是有条件的，它的精神变物质是建立在经典物理的力学基础上的。换句大白话来说，你要叫对方动，首先必须碰到他。太极拳强调以静待动，以慢制快，以柔克刚，以小力胜大力，却从来没说以无胜有，不相信隔墙打人，或者扬手一掌风、一个掌心雷将人击倒的事。在双方接触的前提下，太极拳会制造出“四两拨千斤”的奇迹来。太极拳宣扬其功夫之神奇，有“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之语。杨式太极拳的创始人杨澄甫的入室弟子董英杰所撰的《王宗岳太极拳论详解》中对之注解道：“练功既久，感觉灵敏，稍有接触，即能感觉而应之。一羽毛之轻，我也不驮。蝇虫之小，亦不能落我身。蝇虫附我身，如着落琉璃瓶，光滑不能立足，盖我以微妙之化力将蝇虫足分蹉也。”尽管说得有些玄，毕竟还在力学的范畴里。据我的理解，“四两拨千斤”奇迹所依据的力学原理主要有四条：1，重心的丝毫偏斜，可能导致整个庞然大物的倾倒。因此，在人的重心上，只要施加很小的一点力，人就会颠扑跌倒。而从对方身体的任何部位，若找对合适的角度，都可以使力直指对方的重心。2，打击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在单位面积（如指头、拳头）上施加的力量，还取决于这一力量的瞬间速度。与之追求力量的增大相比，太极拳更注重速度的提高。太极拳还要求力能即刻爆发，没有“助跑”。这就是太极拳所谓的寸劲。寸劲要求我方之手能在不离开对方身体部位（即“粘”住）的情况下突然发力，“寸”是形容它的力的作用线之短。这种劲据说是能透过肌肉骨骼直接伤及脏腑的。3，灵活地运用杠杆原理，随时巧妙地变换支点与力点。使对方加力于我处变成支点，使我加力于对方处变成力点，这样，只要在力点上施加很小的力，就可以将对方的身体撬动。太极推手对杠杆原理的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有时候，我方与对方身体接触的一只手上，也要分出支点与力点来。譬如在中指上用力（力点），其它手指与掌部就要求附着予对方身体毫无动静（不增不减地“粘”住，作为支点）。太极推手中的化劲、引劲、搓劲、提劲、旋转劲等，都巧妙地运用了杠杆原理。4，合理地不失时机地利用对方作用力后的反作用力。这种利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使我方身体与对方来拳（或掌、指）相接触的部位，顺着对方力的作用线方向保持同样的速度往后退，直到对方的作用力到零（推手中叫“引进落空”），产生回缩的意向后，即以该部位顺着退力线路（一般即来力线路）突然加力，这叫“接劲”。另一种是我方手掌主动给对方身体加一小力，使对方产生瞬间的对抗反应（推手术语叫“顶”），然后顺着“顶”力的方向将手掌“吸”回，致使对方“顶”力扑空，重心移动，这叫“引劲”。

就以上我个人粗浅的体会也可以看到，太极拳的神奇，就像我们在中学里面看化学与物理老师变的“戏法”，虽然有悖于我们的常识、经验，却是用人类已掌握的科学知识完全能解释得通的。它不像气功现象，虽然有些我现在已经能够操作、复制，但我说不清楚它们的科学原理。尽管我对太极推手的奥妙之处也不能说得那么透彻、那么完善，尽管有许多推手功夫远胜于我的人在表述上却比我有更多的困难，但大多数人都能直觉到，相比之下，太极拳比较实在，气功比较玄乎。这就难怪许多练太极拳的人看到气功师在遥控发功，要斥之为骗人。其实在导引一路的太极推手里，也有互相身体不接触，用“意识”交手的；也可以看到一方手一动或眼一瞪或腿一蹲，另一方即“踏踏踏”跳出几米外的。这在不懂太极推手的人看来，同样不可思议。也常会有人上来问，师傅，你们这玩的是不是气功？然而对太极推手有一定理解的人都清楚，这不是气功，这只是一种“演习”方式，是一种配合，一种默契。太极拳的导引术就在这种配合与默契的基础上由技击术脱胎出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问与艺术。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认识——配合与默契，也成为隔在太极拳与气功之间的一层难以捅破的窗玻璃，至少对我是这样。

太极推手中开始出现这种“演习”的成分，是为了训练“听”劲。如前所述，太极推手实际上是精妙地运用了力学原理，但是，在“用”之前，还有个“知”的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只有对敌手来劲的大小、方向、着力点分辨得一清二楚，才能谈得上如何加以利用。小胜大、慢制快、柔克刚的关键是后发制人，使对方劲力反为我所用，即所谓“人不动我不动，人一动我先动”。太极推手将分辨对方劲路的方法称之为“听”劲，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在其它的拳种中，一般都十分强调“看”，所谓“眼到手到”，“眸子练得精，比武占上风”。太极推手在“看”之外更加上个“听”，根据我的体会，这“听”比“看”更为强调。这个“听”按粗浅的理解好像应该是“触”，即在与对方身体部位（主要是手）接触的一刹那，将其攻击意图摸得一清二楚。但随着理解的深入，你会觉得这一“听”字确实用得非常之妙。在太极推手中，尤其是在导引一路的推手中，有时双方还没有交上手，仅凭一种微妙的感觉，已经能察觉到对方的来意。这种微妙的感觉中当然不能排斥“看”，“看”在一般情况下占主要成分。所以我后来仅凭“看”可以大致说出你的重心位置在哪里，或你用意念将“气”运到哪里，或一个人的“气”轧住在哪里，身体的哪个部位不够放松等等。然而，“看”之外还有一种超感觉存在。为了训练“听”劲，沈伯伯与我曾将眼睛闭起来，互相不接触地“推手”。我在脑子里感觉、设想他的体位，以这种感觉与设想为依据来调节自己的动作。两个人这样瞎摸，熟练后却能避免碰擦。有时我睁开眼睛来看，发现实际情况跟我脑子里的图像差不多。有时沈伯伯将眼睛闭起，我双手不接触他身体而作进攻，他的避让反应跟我的手实际接触他身体完全一样。但是，训练“听”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开发这种超感觉，而且对这种超感觉是否存在也是不够关心的。所以双方不接触身体的推手我们不常作，闭起眼睛又互不接触的推手就作得更少。这也跟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有关。在一切都要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年代，我们必须在习练太极推手时十分强调它的客观性、科学性与物质第一性。

太极推手重视“听”劲还在技击的范畴里，但是，训练“听”劲的方法却使导引功夫由此而萌生。物理学分析力有三要素；力点，力的方向，力的大小。太极推手又把“力的大小”这一项分解为单位面积的压强与速度两个因素。在训练“听”劲时，要求进攻方将单位面积压强减到最少（要求手掌抚贴在对方身体的某一部位上，还要求设想这一部位是个刚结疤的伤口，要以怕碰痛对方的谨慎态度对待之），将速度放得很慢（改“发”劲为“逼”劲，“逼”劲又称“螺丝”劲，像拧螺丝似地逐圈拧进）；要求被攻方以承受到攻方巨大压力的态度来进行合理的避让，用被接触部位的肌肉的不易察觉的变动，来改变攻方的力点与力的方向（推手中叫“化”），而决不可以在攻方力的作用线上作顽抗（推手中叫“顶”）或过快的撤离（推手中叫“丢”）。化解了对方的进攻后，被攻方即刻转化为攻方，攻方即刻转化为被攻方，如此循环往覆。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听”劲的理论根据是“轻则灵”。“轻则灵”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理解：1，手与身体在放松的状态下感觉与反应灵敏。从进攻方来说，轻不会过早暴露进攻意图，又利于抓住战机突然发力出击。对被攻方来说，轻可以掩盖身体的重心位置，可以及时地偏移攻方的力点与力的作用线。2，质量大惯性也大，船大难掉头。倘若用大力去推、抓对方，或用力去硬顶对方的力，对方的力突然变线，我方难以及时调整，就会失去重心。3，太极拳认为，手臂力量不及腰部力量，腰部力量不及腿部力量。劲应该由腰腿部发出，及时地送到手指尖上，所谓“发于腰腿形于指”。这就要求劲路畅通。松、轻是保挣劲路畅通的先决条件，背、肩、肘、腕、掌根等处肌肉僵硬，都会妨碍劲力的传递，消耗力量，影响速度。以上的理解还都属于力学，属于技击。从技击角度考虑，不轻不灵就要挨打。倘若攻方发现被攻方有“顶”、“丢”现象，或被攻方发现攻方使用蛮力，应该即刻选择一个最佳角度突然发力给以打击。而双方如果玩的是导引推手的话，那么攻方使蛮力是绝不容许的。被攻方可以轻巧地借力打力，也可以在推手过程中口头上表示异议，或中止推手。而如果攻方发现被攻方出现“顶”、“丢”现象，也可以在口头上加以提醒。或者心念一动，以引起手部细微的动作，发出一个信号，表示我已经发劲了。或者将进逼的“威胁”收回，让对方有调整、活动的余地，这叫“放”。被攻方受到“威胁”时，要尽量想法使自己“化”掉“卸”掉来劲，实在“化”不掉，可以跳出去，表示已经被击出了。跳是需要专门学过的。跳的姿势有点像丁字步，弯曲的后脚要重蹬地。在技击推手中，受到对方的猛烈发劲，用这样的重蹬，可以使倒斜的身子恢复中正。在导引推手中，由对方给予的劲力一般很小，所以通常只要象征性地蹬几下作过表示就可以了．也有“蹬蹬蹬”跳出几步远的，这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进攻方内劲很大，从外部看动作幅度很小，其实瞬间爆发力十分可观，所以被攻方非跳出几步远不能恢复平衡。第二种是被攻方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在攻方力的作用线上又加上一股力（推手中叫“喂劲”），使自己腾跳得高些、远些。原因是这样的腾跳可以将全身筋骨抖松，跳后人觉得很舒服。总之，在导引推手中“力的大小”这一项基本上变为象征性的。这样，以练“听”劲为出发点的“演习”性推手，逐步演变为追求浑身筋骨放松、追求舒服的互相按摩性推手，搏击的目的悄悄地让位于健身的目的。

我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走到导引推手这条路上去的，因为我那时学太极拳与推手，首先追求的是技击的目的。回想起来，有这样两个因素使我最终选定了导引这条路。首先应该是难以名状的舒适感。因为我不是体弱多病而去学太极拳的，所以学了拳后就没有一种明显的由于恢复健康体力而生的愉悦感。使我与太极拳结下不解之缘的是导引性推手。那种舒适，不仅在技击性推手中无法体会到，就是在打拳时也无法体会到。所以我如今基本上不打拳，但是几天不推手却要想念．这种“推手瘾”倒是保持了二十多年，即使在农场时，回上海休假第一件事便是找人去推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体会到了导引推手中的乐趣，我慢慢地便对技击性推手产生了厌倦。其次因为导引与技击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从导引推手中练出来的功夫同样可以在技击中派到用场。当年学推手时我曾几回被人推到在地，往往跌倒了还莫名其妙，好像并没有受到猛力。现在推手时我不留心也会将人推倒，往往那时我并没有特别地发劲。由此我相信“轻”与“重”、“小”与“大”的确是会转化的，只是这样的功夫要练出来比较难，比较慢。但是按沈伯伯的说法，倘若只想学打人，浑身的硬力舍不得丢掉，虽然一时看起来别人也奈何他不得，然而结果不仅伤了身体，并且功夫上也不会有长进。欲速则不达，至柔方能至刚，所以先学“软”、学“化”是习练太极拳的正道。从我的秉性出发，我很乐意听取这样的教诲。

导引推手不仅避免了可能的伤害，而且强调“意识”的活动，实际上加速了体内的气血流转，强化了末梢神经功能，改善了毛细血管微循环，提高了中枢神经系统对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筋腱的调节控制能力，增强了内脏器官的运动，那种百脉舒通、精神怡悦的快感我想大概是由此产生的吧。现在看来，它与各种气功功法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在拳术与推手方面的进步不仅没有使我自然而然地完成向气功的过渡，相反，却加深了我对气功的成见。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前述的经验上的局限外（如把遥控发功现象一概视作气功师与受气者的默契配合），更主要的是我在学拳初期，亲眼见到有人执迷于气功而走火入魔的，这使我长期不敢越雷池一步。

三、气功的下马威：神经搭错

那个因练气功而迷失本性的朋友，我已经忘了他的姓名，且叫他X君吧。X君大概长我一岁，应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印象中他的身体似有些小恙，记得是患过肝炎。六十年代，急性肝炎还是一种很少听到的病，物以稀为贵，人们对它便重视得有些大惊小怪。因此到1968年夏天时，他被郑重其事地划到了待分配的档子里。对于这一点，他好像还有点高兴，想来如果参加分配的话，他留上海的希望很小。他的面色有些苍白，上唇翘起，人中处有一丛黑黑的茸毛。夏天常穿一件圆领的老头汗衫，一条宽大的平脚裤，趿着鞋皮，让人觉得他未老先衰，的确是个病人。因为他是带病来学拳的，所以选择了一种更软性的拳架子，一种由无数个螺旋组成的太极拳。这种拳架更适宜于年老体弱者学习，桩步比较高，开步也比较小，要求在打拳过程中使双手与腰腿随心所欲地像蛇那样作大圈小圈的盘绕，更少了些“武”的刚健而更多了些“舞”的柔曼。这种拳架的推手讲究“走”劲与“盘”劲，即互相借助对方的劲，使全身的关节（主要是脊柱）作大幅度地舒展与缠转，全然不顾技击推手要求身体随时保持中正的告诫；或者说，他们对“中正”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平衡即中正，而不仅是指身体轴线与地面的基本垂直。“盘”得精采时，身体或仰或俯差点要接近地面，种种姿势有点像跳孔雀舞或天鹅舞。然而这种轻盈的美姿与当时讲究“火辣辣”、“响铛铛”、“雄赳赳”的时代精神不太吻合，所以在1967年时还处于半地下状态。戴着袖章拖着长矛的“文攻武卫”战士巡逻经过会上来干涉，只要说“不像样子”，不需要更多的理由。那种拳架子有被认为“奇装异服”同类项的危险。为了保护拳架子，他们在推手方面就力求显得正规些。到1968年，情况稍有好转，这群人就慢慢地表现出希望承认有超物质的“气”存在的倾向来。这里所谓的“超物质”，主要指的是超逾劲与力。也许这是出于他们突破自身生理条件局限的愿望。对劲与力的增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比我更缺乏热情，因此他们更寄幻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气”。虽然他们认为他们练习的拳架子比其它各式各派太极拳都更有利于得“气”，但许多人仍不满足子这一点，于是在练拳之外再加练气功。X君也许是受到一师门下芸芸众生的影响，也许是急于攒足革命本钱以便早日报效祖国，反正他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每天早晚要到湖北路小花园来练两次气功。当时，不少著名的拳师，如马岳梁、褚桂亭等都在当牛鬼蛇神，许多日后很出名的气功大师也在家里闭门韬晦，所以社会上的气功一时有些凋零，不像今天这样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是“甩手”疗法，倘若说是气功中的一种动功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动功，况且练“甩手”的人也没有表现出要拉“气功”的虎皮来作大旗的意向。正儿八经的练气功者，无非是在一棵树面前站站桩，或者在床上盘盘坐，没有太多的讲究与规矩。1968年开始在闲谈中渐渐有了关于气功的话题和理论研讨。所谓理论研讨，无非是站在松树前好还是站在梧桐树前好，是半夜练好还是清晨练好，是男女皆面南好还是男面南女面北好，是意守丹田好还是意守涌泉好还是什么都不守一味入静好等等，与今天的气功理论研究相比，都属于“ABC”、“人口手”的程度。关于气功的话题，也是据说某某人能用手将鹅卵石碾成粉，某某人能用背吸住墙壁爬上去，某某人阳具上能挂石锁，某某人让麻雀停在掌心里飞不起来，等等。或者是据《参考消息》报道（一般老百姓无缘看到），日本发明一种仪器，可以照出每个人身上都能发出光，而练气功的人光芒更足，头上像菩萨一样有个光圈（想来大概是说红外摄像仪。不过后面关于练气功者头上有光圈的说法，说不定是一种出于美好愿望的补充）。总之，今天已经被摄影机、摄像机以及记者们的笔捕捉到的种种气功奇迹，当时思想上已经有些越轨的人们还是连想也不敢想，连传也不敢传。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习惯上人们对气功的认识，还是一种常力所不逮的力，即一种功。气功，气功，气即功，功即气。那时并没有“硬气功”这一称谓，因为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要将气功划分为“硬”、“软”两大属的必要。那时人们对练气功的最大的恐惧，还不是“轧气”或“走火入魔”，而是一旦练出功夫后死起来不容易。有功夫的人临咽气前先要叫人用棒将浑身的气打散，这种说法在当时极为普遍，而现在反倒不大听到了。不过即使在那时，也还有气功的“先锋派”存在。一位据报道后来到西德去指导气功研究博士论文的气功师，当时从新疆倒流回沪，就在某公园公开传授空劲气功，也当众表演隔开十几米打人的绝招。然而那年头的人们都比较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不敢轻易相信那种异端邪说，或者对此现象作出合乎唯物主义的解释。沈伯伯就说，这好比无线电收音机，一面电台发出电波，一面收音机接收。没有电波收音机收不到，光有电波没有接收天线也收不到。请注意，以上说的“电波”、“收音机”，都仅是一种比喻，并非像今天许多人那样，借“信息”一词，来描绘“气”的超物理性质，然而两者的思路却有相似之处。从这里是不是也能看出我们民族的思维特征，善于将形象思维引入逻辑思维，从而使条分缕析、一丝不苟的逻辑思维变得生动、混沌与玄妙起来？

我记得当时关于气功的所有议论中，唯有“偷气”的说法显得最神秘与最荒诞不经。不过对“偷气”的话题谈得并不多，因为它不仅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道德”的，没有谁会对此津津乐道。只是后来发生了X君的事这种说法才在我的印象中凸现出来。然而即使这样，我还是回忆不出人们对“偷气”到底说过些什么。可是X君一定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并且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因为他到小花园来四处向人指控戴眼镜的老王偷走了他的气。据他陈述，他曾亲耳并且不至一次地听到老王跟另一位也戴眼镜的陈老师在一起说可以如何如何地偷气，当时他并不在意。那天晚上，他在小花园练站桩，老王从他身后经过（在后来的说法中，又变成他觉得身后有人，就回过头去，见是老王很靠近地站着，见他回头，便走开去），后来他站着站着觉得不对劲，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觉下丹田里的气都瘪掉了，本来他已经把丹田气练得鼓鼓的了。于是他想到一定是老王把他的气偷掉了。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把X君对老王的指控认真当一回事。至少在我看来这种事是不可能的。除了从当时的唯物主义认识水平出发，不能承认人体内除了解剖可见的细胞、组织、骨胳、筋腱、脏器、血管、神经、血液、组织液等等外，还有客观的“气”存在，因此更谈不上“偷气”这一政治理由外，我对X君有“气”可供“偷”，老王有能力把“气”“偷”走也深表怀疑。我以推手的水平来衡量他们的功夫，认为即使这种事可能发生，也不会发生在这样两个人之间。小花园里的许多拳友也持这种看法。本来X君对他的指控能否成立也有点信心不足，因此他不是直接找老王本人算账，而是在拳友间进行带咨询性质的控诉。我当时对他的“控诉”的反应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我看你本来就没有什么气，就说，丹田气瘪掉的原因是很多的，也许那天你累了，或者身体有些不舒服。他说，没有，我出来练功前丹田气还是鼓鼓的，像个皮球，我没有生病。我说，一点点小毛病你也许感觉不到呢？气不是一样东西，怎么能偷走呢？他说，是能偷气的，我听见他亲口说过他能偷气，从命门那里偷。我说，我看老王这个人喜欢吹牛，他的功夫又不见得怎么好，怎么能偷气？不信，叫他来偷偷我的。他说，你不练气功，你的气是散的，偷不走。我的气已经集中了，偷起来容易。于是我苦口婆心地向他宣传唯物主义，教育他不要受唯心主义的毒害，终于说得他表示接受我的意见。然而第二天，我又见到他向别的拳友控诉老王的卑鄙行径。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坚持认为，倘若拳友们都能像我那样严守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对其进行耐心而又不讲情面的教育开导，恐怕事情就不会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的地步。但是，尽管大多数人不当他的面与我的看法基本一致，当了他的面却都太想扮演仁厚长者。有的说，小阿弟，做这种事是缺德的，这种缺德的事我想他是不会做的。有的说，吃一亏长一智，你下次要当心。这次就是吃亏也吃进了，不要再去想它了，反正你年纪轻，本钱足，还可以再练。有的说，小阿弟，我补点气给你。我能理解这些年长的拳友们的苦心，他们希望顺着他的思路说，能让他多少听进去一些，慢慢地让这件事淡化、冷却。也许他们已经察觉他的人格异常。这些拳友一般都比我大三四十岁，毕竟经验丰富。回忆起来，X君平时说话就很急，以致吐词有些含糊不清。似乎不这样急急地抢着说，他就没有力气或勇气把话说完。因此他们不想再刺激他。但从他消化了这些意见的后果来看，跟那些善良的愿望相反，他只吸收其中有利于强化他的思路的成分。他终于理直气壮地去找老王算账了。据他后来对我说，老王面对他的责问很慌张，连连说，我又没有偷你气，我又不会偷气！他说，你自己亲口说会偷气，怎么偷走我的气，又说不会偷了？老王无言以对，后来只得说，我把气还给你吧。X君说，老王把手按在他的命门上，当时他的确感到丹田里的气又鼓了起来，可是回家后气又一点点瘪了下去。“我被偷走的是元气，”他说，“他还我怎么还得足？‘十补九不足’！”X君借用了一句样板戏《龙江颂》的台词。从此以后，老王就不在小花园里露面了。我想他一定吹嘘过几句“偷气”的牛皮，所以腰肝子硬不起来。X君还是到处向人控诉老王的罪恶。老王给他“还气”后，等于招认了以前确有过“偷气”的丑行，他对自己丧失了元气是确信无疑了。如今他不仅是让别人摸他瘪瘪的肚皮，而且还要别人摸他的小臂。“你看，我现在手臂上的肉多么松啊！以前我肉很紧的。”唯有我还是坚决地否认有“偷气”这一说，但对转变他的思想越来越缺乏信心，以致后来看到他走过来就有些怕。跟他辩论吧不值得，不跟他辩论吧有违诤友之道。不过要是那时我能预计到日后有一天他会因此而发疯，那么我一定会不惜一切唾沫抓住每一个机会跟他辩论到底。他发疯是在我去农场以后的事。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在上海度休假，也许那次是到小花园去看人下棋。我忽然看见一大群孩子又叫又嚷地簇拥着一个疯子走来。孩子们向那疯子吐唾沫，扔砖块。我看见那疯子扭过脸来，是他，X君！他的脸更白，一点血色也没有，因浮肿而有些变形，不知是被人打的还是吃激素所致。他的两颗眼珠像空洞，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手里执着一根长长的柳条，嘴里呜哩呜哩不知唱着什么。看到一位昔日的小伙伴变成这副样子，我非常地痛恨唯心主义。

他恢复健康后我又见到过他几次。他对自己的发疯有些不好意思，因此不再坚持被偷走气的说法。不过他还是让我摸摸他的手臂：“你看，我现在的肉是不是很松？我以前的肉很紧的，我以前推手也是推得很好的，这你知道。我现在不行了，我是大伤元气了。”

就他的病例，我后来请教过精神病医生。那位医生认为，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是因练气功发生偏差而引起的精神病。从症状看，这更像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研究表明，遗传因素所占比重很大。对精神分裂症来说，诱发因素并不重要。例如对“花痴”来说，失恋并不是个重要原因，虽然“花痴”似乎常由失恋而引起。根据这样的观点，练气功也不能与X君的发疯构成因果关系。既然气功没有责任，那么老王与其他好心的拳友就更没有责任，何况唯心主义呢？

然而X君的身影，确确实实将我与气功隔开了将近二十年。大概从过了而立之年以后开始，我渐渐地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世间万物原来是非常复杂的，对自己喜欢给人给事下个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的毛病慢慢有所省悟。但是，观念的转变并未能使我一下子摆脱笼罩在气功上的X君的两眼空空洞洞的阴影。我从气质上来说是个现实主义者。对我来说，形象的力量远胜予抽象的思辨，经验的力量远胜于哲理的沉思。要不是我以后又亲眼见到相反的事实，也许我至今还是—个坚定的否认气功的斗士。

四、窗帘一动，有序的世界被颠覆

1985年春天的某一日，北京东路一条弄堂纵深的一间小屋里。

我翻阅了日记本，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记录。说来惭愧，我一直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只是在遇到或听到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事的时候（大多是可能成为小说素材的事），才往本子上记几笔，以备查考，因此一本100页的硬面抄可以用几年。我只能从本子上有记录的事来推定，此事大概发生在那年的三四月份。该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部分省市青年作者座谈会，会上我曾举这件事为例，来说明我们对未知的事物应该抱一种谦虚、探求的态度，不要急于以已知的经验与理论为根据去作一种先入为主的推论。由此可见，这件事的印象在我当时的头脑里还像刚出笼的馒头似的热乎乎、香喷喷的，大概相隔不会超过3个月。然而，尽管我在那次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会议上引用了这个例子，却没有把它及时地记到日记本上去，也可见我对这件事将给我生活造成的“直接”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当时更为关心的还是它的“思想”意义。我并没有因之而产生涉足气功领域去探险的冲动。

没有在日记本上加以记录是件憾事，但兴许也是件好事。我发现记忆除了常说的“好记性不如赖笔头”这样的规律外，似乎还有这样的特性；当你把信息记到纸上时，脑子也开始同步地减轻它的负担，把印象逐渐地从记忆的磁带上抹去。现在我偶尔翻阅日记本，发现记在上面的一些事，有许多印象都非常淡漠。而那天在小屋里与赵伟先生等会面的情景，却是历历在目。我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说不出确切的日期，而怀疑以下陈述的细节的真实性。

先描写一下屋子。这是一间搭在弄堂里的棚户，比许多搭建在人行道或新村空地上的让拆迁户临时居住的简易房还要低矮，还要窄小、还要粗陋。然而它是有正式门牌的，看来它的历史不会比我的年龄短。室内除了一张双人床，一只五斗橱，一只小方桌外，可供活动的余地就很少了。那天中午我们六个人围着方桌吃饭（两个人坐床沿），起坐进出都不是太方便。由此推算，这间屋子的面积大概不会超过8平方米。屋子的窗与门都在西边。窗是关着的，门也关着。从这点可以印证当时天还不热。我还记得那天我穿得不少，因为我首先注意到赵伟先生与另一位徐雀山先生都穿得很单薄。后来徐雀山说，他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只穿一件单衣，而在三伏天穿棉袄。能够自动调节体温，这是有功夫的表现。

我是由我的小学同学、农场里的同寝室战友刘洪基引领到那里去的。说起来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长大后又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但是一别四五年见不上面却也惯常。前此不久我们在路上邂逅，见面后我们就像当年在农场逛大堤一样一口气在马路上荡了四五个小时。那回我们的主要话题是气功。他新近拜了一位气功师做师傅，就是赵伟先生。最早把赵伟先生引进家门来的是他的父亲。他父亲一直是气功爱好者，跟我差不多时候学的太极拳，他学的就是那种不断绕圈的拳架。刘洪基一直未能遵照其父的愿望学拳学气功，他不大相信那一套。然而这回他是真服了。他向我绘声绘色地介绍赵老师的种种神异之处。他亲眼看见赵老师表演过三次。一次是在他家里，赵伟先生指端发气打毛巾，指尖离毛巾有l米远，毛巾如被微风吹拂似地飘动起来。第二次也是在他家里，赵伟先生酒足饭饱后来了兴致，叫倒一杯冷水来。赵先生捏住杯口，叫刘洪基与他父亲等将手放到杯底下去（与杯底隔开几厘米距离），他们都感到手很烫，受不了。还有一次在公园里，赵先生将手按在一棵大树上，手突然往回一吸，枝叶抖动沙沙有声。（我不知道这一项赵先生是怎么表演的。关键在如何“按”。如果将手按在树干上又慢慢地加力，加力时树身与枝叶看不出任何变化。而突然减力，即“往回一吸”，枝叶是会抖动并发出声音的。我做过实验，有把握在直径20厘米的梧桐树上复制这一现象。内劲大的人，则应能在更粗的树上复制。倘是这样，那么还是力学而不是气功。倘若手是轻轻地抚着树皮，甚至不接触树身，那才能算是气功。）刘洪基说，他对人能放出气来打动物体感到非常惊讶。他看到《报刊文摘》上摘引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有一科学家认为，气功都是心理作用，与催眠术及催眠疗法相类似。人决不可能真的发出一种“气”来。他以前也很赞同这一观点，所以他认为赵伟先生的表演将在科学上引起一场意义十分深刻的革命。他说，赵伟先生曾参加上海气功代表团到北京中南海里向中央首长表演过。他多次打过各种仪器，证明人确实能发放外气。他在上海激光研究所的地下室里参加过两千多次实验，要不是他功夫深，体质好，这样大的能量消耗是经受不了的。如今他已过古稀之年，腰板笔挺，健步如飞，两目炯炯有神，体型像年轻的田径运动员。“我已经拜他为师学气功了，”他说，“学了几个月，气感很明显。”他热心地要安排我与赵伟先生见一见。这次见面，就是他热心安排的结果。

这间小屋是他的师姐金秀英的。一般的妇女都不喜欢别人问她年龄，小金（刘洪基这么叫）却相反。见面后听说她已经是个退休的人（尽管是提前的），我吃了一惊。因为从面容、打扮、神情等方面，都难以将她和一个退休工人联系起来。一般地看，她至多四十刚出头。但据说她以前浑身是病，跟赵伟先生学气功后，不仅将自己的病练没了，还能到气功康复门诊去给别人治病，一天给几十个人发功也应付得下来。赵伟先生有个这样的徒弟，可以说是他的功法的活广告。

那天是小金请赵先生吃午饭。同来的徐雀山也是一位气功师，几年后担任“日月气功研究会”会长，隶属于“道明拳社”，据说功夫也是非常了得。除了能自动调节体温外，还能让人灵魂出窍，到远方去旅游。刘洪基曾带两位外国留学生到他那里去过。两个人闭着眼睛，一个说回到了久违的故乡，看见亲人到机场来迎接；一个说到了西藏，看见金顶的大佛寺；刘洪基将他们说的英语译成中文（他当时是上海交通大学科技英语研究生）。后来我同刘洪基一起到徐大师家里去，想替他安排一次与新闻界见面的现场表演会。我希望徐大师能当场使我的灵魂也出窍一次，可惜这次没有成功。联系到后来我在万体馆的主席台上，离开中国屈指可数的气功大师严新仅十几米，抱着极其虔敬的心情想有所感应而除了打个瞌充外别无所获，那回的不成功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何况那天上午徐大师是刚下夜班在酣梦中让我们叫醒的，恐怕功力要大打折扣。徐大师那时已担任“日月气功研究会”会长职务，然而这个会长是不脱产的。维持生计还要靠他厂里的那份工作。他不主张靠气功去赚钱，去发财。他很重德。

我自己搞了一些气功实验后才体会到，尽管气功治病、授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操作、可复制的，但是这种操作、复制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我想不会高过一般通过鉴定的新药的近期效果百分比。它的成功率要受“施者”与“受者”两个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它的操作与复制不像机器生产产品，而像作家写小说。即使一个技巧纯熟、生活积累厚实的作家，也很难保证每篇小说都获得成功（维持在他的平均水准线上），甚至不能保证在某段时间里一定能写出一篇小说来。当时，我对气功师的要求还太苛刻，所以那次现场表演会后来就没有热心去组织。徐大师还有一手绝招是能立时叫一杯白开水变味，变成带牛奶味或酒味，我因此至今未获机会能亲口尝一尝。

与赵伟先生同来的还有一位姜庙桃先生，我忘了是螳螂拳还是通臂拳的拳师，与赵也是老朋友。我那天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亲眼看一看赵伟先生发气打动物体。物体不可能受心理暗示，也不会主动与人配合。在刘洪基的一再要求下，赵先生破例在吃饭前表演（我后来听说有好几个人亲眼见过赵伟先生表演，其中包括沈俊盛伯伯，但表演一般都在酒酣饭饱之后。据说赵伟先生喜欢别人请他吃饭。那天他说练气功消耗很大，他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定量。参加实验时，科研单位补助些粮票也是涓涓细流，难解久早。他希望我能设法呼吁一下。七十多岁的人能有这样的好饭量使我吃惊，我觉得这就是有功夫的表现。廉颇当年不是以“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来显示他威风不减当年吗）。赵伟先生经常表演打悬挂物，如毛巾、手绢、报纸，那天表演的是打窗帘。我是聚精会神地看，看有没有作弊的可能。好在空间很小，我这近视眼足以观察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靠近床边的地方，我站在窗前。他的右臂伸直，捏一个剑诀。伸出的食指与中指离开窗帘将近1米。窗是紧闭的。窗帘不是一上来就动，而是在隔了大约一分钟以后才开始动起来。动的幅度不是很大，倘若在室外的话，相当于1～2级风在吹拂。我仔细看了一眼赵先生的嘴，不可能用嘴在吹气。整个过程大约是两三分钟，窗帘动起来以后，动幅没有增大。但它真的是动了，是被人发出的外气推动的！

窗帘一动，本来在我眼里组织得井井有序、条理分明的世界被颠覆了。

如果不得不在这个已知的世界里引进“外气”，而这“外气”又是由意识直接发动的，不是已知的任何一种物质运动的结果，那么，我们过去知道的“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界限是否会消失呢？“外气”将给科学理论与哲学理论带来怎样的混乱？在那间低陋的屋子里，我不禁产生出杞天之忧来。

幸亏那年头是1985年，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童叟皆知、深入人心的时代。我由此想到，赵伟先生若在“文革”中表演这种“邪术”，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能与别的气功师一起进中南海去作汇报表演，这件事本身标志着政治风气的转变。而我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担心，则正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我一向认为自己思想不僵化，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有时可能还快半拍。现在看来还是有点僵化，这是经过文革十年风风雨雨反覆“捶打”所免不了的吧。这种担心确实幼稚可笑。如果没有正视事实的勇气，怎么能称得上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唯物主义者至少应该知道人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因此永远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又想到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所表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人类新的认识成果应持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七想八想，我的担忧就渐渐变成一种兴奋。

那天赵先生的兴致也很高。饭桌上，他又让我摊开左掌，感受他的气流。他的指端离开我的掌心有两尺远，我感到有股明显的冷风随着他的指尖的转动而在我的掌心里转。不过我对这种感觉有点吃不准。因为练太极拳与推手，使我长期以来只要意识注意到自身某一部位，该部位就有不同于其它部位的感应。或麻，或胀，或痒，或酸，或热，或有压力感。当然这些感觉都很微弱，似有若无，但你用意识去搜寻、显影，它的确是存在的。既然感觉对我来说是可以“想”出来的，故而，我一直怀疑感觉的可靠性。我具备那种一想便有感觉的本领大概至少有十多年了，习惯成自然，我几乎要认为这种本领也许每个人都是天生就有的。只是我还记得，刚习拳3个月，指尖上出现那种麻胀痒感时的欣喜；还记得发现那种感觉可以由意念来调动、指挥，“想到哪个指头麻到哪个指头”时的兴奋，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不是因为腹泻而是由意识引发出来的肠鸣音时的激动；还记得一边行路一边叫下丹田不断地翻滚兜圈的快乐；因此我可以推定（却难以忆起）有一个“想不出什么感觉”的“史前阶段”存在。我称这种感觉叫“内感觉”，即由意念从体内激发出来，而不是由外来刺激所引起的。比之内感觉更让我困惑的是超常视觉。前面已经说过，我至今没有开天目，不能看见自己与别人的气，更不能透视别人与自己的骨骼与内脏。但是，我将两眼闭起，哪怕在黑暗的环境中，眼前也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图像。只是这些图像变幻不定，不像我在后面章节中将谈到的，有些人在我给他们发功的时所看到的图像那么清晰与稳定。然而，我听到更多的人对我说，他们闭起眼睛眼前就是一团漆黑，这使我大为惊讶。因为我记得这种超常视觉（如果能称为超常视觉的话）是与生俱来的。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看见那些图像。最常出现的一种图像，开始是星星点点的红光，就像夜里在山头上看山脚下密集的篝火堆。接着在黑色的背景上出现一排排绿色的云霓。云霓由右向左成30°角倾斜，并递进着从左上角消失。图像约能持续一分钟左右。这种图像非常美丽，小时候我就希望能随时唤起它，后来果然让我办到了。我最初使用的方法是用力地闭紧双眼，以眼皮压榨出那点点星火来。现在我只要运用意念，随时可以复制那个图像。其它的图像都太不稳定，稍纵即逝，我无法捕捉住，无法叫它们多停留一瞬让我辨认清楚，更无法复制它们。然而，在我观看这些图像表演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些图案是多么奇特呀！这些颜色是多么鲜艳，搭配得又是多么巧妙呀！这些图案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到过的，要是能依此印成花布多好啊，要是有种摄影机能将我脑屏上的图像拍摄下来该多好哇！怎么会有许多人闭起眼睛就什么也看不到呢？我真不敢相信。所以我将我的感受详细地写在这里，让更多的读者来鉴定一下，这种“视觉”是否“超常”。

我这样写着不知不觉触及到了我常有的一种困惑，当一种气感反覆地出现，就会逐渐演化成自然的感觉，与自然感觉的界限便会消失，以至到后来会分不清刺激源来自外界还是来自意念。这种感觉的混淆，在测气与测病时常常使我无所适从，因此导致我在测病方面停滞不前。

那天我用手掌感受赵伟先生的气，属于最基本的测气方法，应该是任何人（无论会不会气功）都能作出明确的回答的，但偏偏是这个最简单的“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叫我没有把握。然而刚才我亲眼看到窗帘动了，所以我相信我手心里盘旋的冷气的确来自赵先生的指端而不是我接受了某种心理暗示的结果。赵伟先生听我回答说有冷气后，高兴地说，我放出的是冷气，别的气功师多数只能放热气，我能放冷气。姜庙桃先生在一旁补充说，根据仪器测下来看，大多数气功师发出的是红外线，老赵发出的是粒子流，这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功夫是很少见的。姜先生又说起在激光研究所的地下室里配合赵先生做实验的一些故事。我至今记得的是赵先生发气打面粉。姜先生拿一只筛子将面粉均匀地筛下来，赵先生发气穿过这团“面粉雾柱”。在强光的照耀下，可以看见两条夹带粉尘的白色气带急速旋转着射出几米远，摄影机拍下了这样的镜头。据姜先生说这场景十分壮观。赵先生还拿出一些照片来给我看。一张是翻拍中华医学会出具的证书，对赵伟先生到中南海表演气功表示感谢云云。其它都是赵伟先生作表演的情景。其中有一张拍赵伟先生弓步推掌，向插在一条长桌上的十几支蜡烛发气，可以看到烛火都歪向另一边。这是在空军某部作表演时照的。摄影者站在舞台的后侧，赵伟先生在照片的左侧。据说与赵伟先生相对的是一台功率很大的鼓风机。在开始发气前，烛火原来是被风吹得往赵先生那边倒的。赵先生是顶风发气而压倒了风力，可惜在照片上鼓风机看不到。还有一张照片上是一把尺在量一条裸露的大腿上的划痕。据说赵先生另有一手绝招是将手凌空一挥，即可使表皮上出现一条红印。以往他都在自己的大腿上做表演。那天在科学会堂表演时从台下跳上来一个不怕死的小伙子，一定要赵先生在他的大腿上试一试。拗不过他的坚决请求，赵先生破例表演脱空打人。手指离开那腿20厘米左右从上往下一划，撩起裤管来看，果然是一道显明的红印，用尺一量长10厘米。这张照片就是量红印时拍的。

奇迹，真是奇迹！有窗帘为证，有照片为证，我凭什么还可以说不相信？我心里痒痒的，终于斗胆问赵先生，您看我是不是也有气？接着，我介绍了自己练拳时的一些感受。赵先生说，打了那么多年的拳，又是童子功，气总是有的。不过太极拳只讲收不讲放，所以练拳的人一般肚子都比较大。你看我的肚子很小，但里面的气还是很足的。我们讲究收收放放，有收有放，新陈代谢。放掉一点气不要紧，我马上可以到大自然中采来。练气功不会采气不行，不会放气也不行。姜庙桃让我用劳宫穴对着他的劳宫穴放气试试。他试后说，你有气的，但有点浊，不够清。主要是没有放惯。你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那次会见，确实重新鼓起了我对气功的热情。我试着站了一两回桩，也打了两三次座，结果都因为心猿意马，杂念太多，静不下来而作罢。X君在我心中投下的阴影太浓重了。过去我不相信有气，现在我相信有气了，X君的例子又可以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去作解释。我们习惯把发精神病叫神经搭错，这神经也并不那么容易搭错的。在平常生活中，一个人往往在受到重大的精神打击后才会突然迷失本性，而练气功出偏差却也能达到这种强烈的效果，由此可见气的能量有多大。我已经亲眼看到气流怎么打动物体，如果这股气失去控制，指向本来工作正常、秩序井然的中枢神经呢？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按照气功的理论，气开始是在意念的引导下，慢慢从周身向下丹田聚集拢来，形成气团的。气团再在意念的指引下沿着一定的经络路线作运行。要是气团有了一定的规模，跟中枢神经指挥部闹起独立性来怎么办？在没有找到绝对可靠的驾驭气团的方法前，我想自己不应贸然造次。发精神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像我这样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脑力劳动者资格的人。

要不是不久之后我又跟气功发生了一次碰撞，那么这次会见也许在我生活中就仅仅是一份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附注：此章中写到的刘洪基，去年已经归天了，至今我还是常常会想到他，本博客上有纪念他的文字。他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农场的上下铺，《正常人》里的重要人物洪流就是以他为原型。后来他去了南非，是约翰内斯堡上海商会的终身名誉会长。我最感遗憾的是，他把我引进气功之门，但最后死在不相信气功能治好他本不怎么严重的病，给现代医学将他治到带着别人的心脏去见上帝。在表明给婴幼儿吃的奶粉里可以添加三聚氰胺，为了蝇头小利，可以毫不愧疚的杀人的语境下，这样来为他一条龙服务到死，也属正常，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所以，我今天不忍重看这一章。但我还是要借他的例子对人们说一声，只有你自己可以救自己，包括你的灵魂和肉体！

五、信息耦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一年（1985年）秋天的某日上午，顾绍文与我一起从巨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协大门里出来，沿着陕西南路向延安中路走去。其时，他已经调入《收获》杂志社，而我则还在《工人创作》编辑部里。那天，我是到《收获》社去看他，他复送我上71路车站去。我记得是在经过蹲着两尊白石狮子的团市委的大门对，他突然说：“你的气功大概是有点道理的！”

我愣了一下，一时不明白他何以这样说。

他是明确地向我指出我有气功的第一人，尽管他用了个“大概”。

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那句话竟成了一种象征。

迄今为止，我的功夫如何如何，我的“气”怎么怎么，都是由别人来告诉我，或通过别人身体状况的变化来得到印证的。而我对自己的功夫，对自己的“气”，则基本上处于懵懵懂懂，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状态。这是否能算“大智若愚”，抑或是“大愚若智”呢？难怪比较了解我的赵长天曾对人说，沈善增的气功我不学，他的气功练来只能给别人治病，对自身的毛病却没有什么办法，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式气功。诚如斯言！1988年5月，我已经借别人的躯体向自己证明了我确能发放外气给人治病，然而，在机关的定期体检中，验血报告单却向我显示了GPT略有升高（62），甘油三脂与·脂蛋白的指数都远远超出正常值上限的一倍以上。做B型超声波检查时，屏幕上我的肝区为一片白糊糊的光亮所遮掩。联系到数年前的迁延性肝炎史，不用麻烦医生，我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戴上一顶“脂肪肝”的帽子。虽然GPT指数在两个月后就恢复了正常，但甘油三脂与·脂蛋白却一直居高不下，吃了一年多的中药，花去了国家几百元药费，也无济于事。后来我幡然猛醒，干脆停止一切药物治疗。这并非因为我走投无路，便死心塌地地信赖气功了，而是核计下来，每星期跑老远去医院求诊，回来再辛辛苦苦地煎药，硬着头皮喝药，所付出代价与所得收效太不成比例。从那以后到现在我还没去验过血，也并非对血脂恢复正常那么有信心，相反，我已经对之不抱任何希望。这只要看最近两年我的体重有增无减，已在向85公斤大关频频冲刺，即可明白。验血徒然增加自我心理负担及传染艾滋病等可怕疾病的危险，还要给抽血的护士增添麻烦（因为我皮下脂肪太厚），给国家增加公费医疗的支出，想来想去是件损人不利己的事。气功给予我的好处，也许就是使我在这类问题上能放松些，达观些，听其自然，听天由命。否则，自己给自己造成紧张空气，也许会加速疾病发展的进程。要使自己惶惶不可终日还不容易？譬如说，这两年，我的功夫（倘若这真可以算得上是功夫）也许正处在一生的最高峰上，要是我现在不能奈肥胖与脂肪肝何，以后一旦走下坡路，等待我的将是何种结局呢？这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明智的办法就是不去作如是想。我现在是寄希望于我身上的功夫能有效地提高我的血的流速。这样，我血中的杂质尽管多，在高速血流的冲刷下，却不会于血管壁上沉淀下来，也不会形成血栓，或有血栓也堵不住血管，反正，我可以放心地胖，却不会得高血压、动脉硬化、脑血栓、冠心病等症，或者说，在这些病赶来夺我生命之前，我已经寿终正寝了。不过，这些还仅仅是我的理想。这样的理想能否实现，我没有把握。就像我走上文学道路，也许是个历史的误会一样，我走上气功之路，更像是个历史的误会。说句颇为忘恩负义的话，我自身从气功中得到的实在太少。前些日子，我与妻子说起，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一般都有胃病（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窦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或腰痛病（腰肌劳损，腰椎盘突出等），而我至今没有这两种病，可以看作是得益于气功。仔细想想，这样说论断是不太充分的。首先，并非所有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都必与这两种病沾边；其次，我不能保证今后就绝不会染上这两种病。所以这话我只可对妻子说，倘拿出去作为宣传气功好处的现身说法，是要被人嗤之以鼻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好像对气功有满腹牢骚似的。其实在平日生活中，我对气功不说痴迷，至少也可说是很喜爱、很感兴趣的。但是，我答应读者要实事求是，所以，我不能为了将读者的兴趣吸引到气功方面来就“为贤者讳”。我必须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我已经糊里糊涂地被它钓住了，而且觉得即使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式气功”，内中也自有乐趣，单凭这难以言表的乐趣，我就不能说没有受到气功的恩惠；但是，我愿意给读者诸君提供一个客观、冷静的选择机会。我不愿听到有人说是受了这本书的煽情作用的影响，因而误入歧途。我要负责地告诉诸位，到目前为止气功的优越性，在我自己身上基本上没有体现出来。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观，一是客观功效方面，一是主观感受方面。

先说客观功效方面。我身上已有的疾病，如深度近视眼、脂肪肝、慢性咽喉炎、牙龈出血，经常性口腔溃疡、偶发性失眠、脚癣、晕船晕车，倘按现代标准还可以加上肥胖症（超过标准体重20多公斤），一样也没有因气功而得到克服、根除。得到克服的只有一种病，肛裂出血，回忆起来大概有两年没发了，但不知道这是否与近两年来生活节奏有所放慢有关，更不知道这病是否可以说是根除了。我只能用这样的理论来安慰自己。年过四十生理上就开始走下坡路，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现在能维持住原来的健康水平，控制住本来有的疾病不发展，让本来没有的病一时上不了身，这就可以看作是在前进了，就可以看作气功在我身上起作用了。当然，我也不能说气功对我自身的病一点也没起过作用。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77年春节过后。我的迁延性肝炎再度复发，GPT跳到历史最高水平120，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住进了打浦桥地段医院隔离病房。入院后我表现得信心十足。我对医生说，我不需要用什么好药，尤其不要用专降GPT的垂盆草、五味子之类，只要给我些肝水解片等保肝药就可以了，我保证一个星期里就把GPT降下来。病房里多的是已经关了三四个月，GPT一直上上下下不肯正常的老病号，他们对我的狂妄持极大的保留。医生果然每天只给我打两针银黄注射液，辅以几片肝水解片与B6。我的治疗方案是每天早饭前、晚饭后打一套太极拳。一周后，我的GPT就降到48，二周后即恢复正常出了院。但出院后半个月，我利用病假跟几个同学到苏州、无锡去玩了三天，结果GPT又跃到105。虽然我通过打拳又立刻把GPT打了回去，侥幸逃过了“二进宫”，但由此可见，气功（太极拳）对付GPT固然能立竿见影，却并非能一劳永逸。最近，我才似乎找到了一种用气功对付自身疾病的办法，这一点留待后面章节再详述。

再说感受方面。且不论祛除疾患、恢复健康的种种快感与幸福感，就是在练功时的种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包括自发动功的感受，包括眼前出现的幻像，包括高度入静、物我两忘的体验，我都只能听别的练功者向我描述，其中有许多还是我给以授功的人。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情况，每每叫我有点哭笑不得。无论怎么努力，我都不能从练气功的过程中直接得到乐趣。所以，我几度下决心要练气功（练站桩或练趺坐），结果都浅尝辄止。推手有瘾而练气功无恒心，可见我还是个受情绪支配的人。我练气功的最大障碍，就是自始至终心猿意马，千方百计都进入不了“以一念代万念”乃至“万念俱灭”的状态。多少回练功的痛苦经验，促使我对“入静”进行研究，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见解。我还为这种见解找到了古人与洋人的话作佐证。这点我也将在以后论及。然而，理论上的突破却并没能反过来克服感觉上的魔障。我依然只能在气功洞府的大门外彷徨，依然只能听别人，包括许多我给以授功的人向我描绘洞内种种奇妙景象。我只能相信一点，他们说的都是真的，特别是由我授功的人向我谈练功体会。因为不管我怎么向他们解释，他们对我的浑浑噩噩的不自觉状态总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都宁可认为我是谦虚，认为我一定对种种境界都有所体会，他们绝不会也毫无必要来欺骗与愚弄我。以后的文字中将有大量的别人对于气功功效的描绘，请读者像我一样相信这些陈述。

综上所述，我想，我在气功方面的经历一定显得非常奇特。我与一般练功者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一般的人，无论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第一步总是先把自身调理好了。使阴阳平衡，将周天打通；或练筋骨皮，或练精气神，或者练静功，或者练动功，或者自发动，或者采外气，或者念咒语，或者结手印，或者重意守，或者无意守；其间总有或热或冷，或麻或胀，或响或香，或痛苦或舒服的种种明显乃至强烈的感受（气感），到头来可以觉得自己是脱胎换骨，除旧布新，水到渠成，炉火纯青，然后才用种种手段把自己的功夫显露出来，造福于人，也收惠于己。总之，他们对自己的功夫都心中有数。就拿治病来说，哪些病自己能治，哪些病力所不逮，哪些病治了要反受其害，治得了的要治几次，能不能断根，一天能发功治几个人，大体上能有把握。而我却不然。我已经说过对气功如何作用于自身十分懵懂，同样，对气功如何作用于他人，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带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对我来说，每次治病与授功，都是一场冒险。只是多次操作、复制成功，才使我增长了一点信心。我可以说是一个盲目的实践者，只是命运让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摔斤斗。但我确实没法知道，这种突然附身的功夫，哪天会不会突然消失或者当我自己生病、衰老的时候，这种功夫能否用来自救？当然，我到现在还可以算是个唯物主义者。尽管功夫于我显得有些来历不明，但我相信它是有源可寻的，在第二章里已经表明了我追根溯源的努力。既然不是凭空而来，也就不会莫明而逝，到急需时，我大概至少能像当年用来对付GPT似的利用它一下。否则，就只能相信有神的存在了，并且要相信神作这样的安排自有一定的深意。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顾绍文那天传达给我的信息，这个信息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

说它来得正是时候，还含有这么一层意思，就是我已几乎把那件事忘了；然而一提起来，当时的情形却又历历在目。我查了一下日记，那是1984年的5月4日。那天，我和顾绍文乘早车出发，到合肥去采访一个会议，是晚宿在合肥市中心的江淮旅社里。我们两个住一间房。我记得是9点左右，顾绍文对我说，他觉得胸闷心慌，很难受。我给他搭脉。从1973年底到1976年上半年，我为了写小说一直在医院里深入生活，因而略知一点医学常识。搭脉的结果使我大为吃惊。我发觉他的心跳约隔十下左右即有一次停搏。我屏息静气地反覆“听”了几遍，似乎还是停搏而不是早搏。我的那点医学知识刚好够让我知道，停搏的医学名称叫传导阻滞，比早搏要危险，严重的会发展到急性心力衰竭。有些身强力壮的人一觉睡去再也不肯醒来，大多是因为突发这种病。倘在上海，可以马上到医院去挂急诊，如今身处异乡客地，该怎么办呢？我也顾不上他的情绪受影响与否，实事求是地将病情向他和盘托出。顾绍文的表现比较勇敢，具体怎么说我已经忘了，反正是不想上医院去。推想起来，大概一是天晚了找医院麻烦，二是不太相信病情真有那么严重，不愿大惊小怪地麻烦会议组织者。这样，便给我提供了一个用气功来治疗心脏病的机会。“让我用气功给你治治看！”当时我肯定是这般言之凿凿地提到了“气功”，否则，顾绍文不会在时隔一年多以后郑重其事地来表彰它。但我现在难以说明我当时何以会这样地大胆，因为其时我不仅对自己的气功毫无把握，而且对人能发出一种外气来给别人治病基本持否定态度。用一种自己既无把握又不相信的手段来给朋友治一种性命攸关的毛病，我这不是草菅人命吗？也许我对得自道听途说的医学常识并非那样深信不疑，或者说理性知识并没有实际转化成感性体验，所以，我没感到他正面临着死神的威胁，觉得当务之急只是要解除他心中的难受。也许我长期以来受太极拳文化的影响，又学过一点针灸、推拿，调到药厂以后还接触过一些中草药知识，到这时候一并出来左右我的行动。总觉得被西医说得十分严重的病，中医往往能举重若轻。也许我认为心率正常与否系受中枢神经控制，因此我寄希望于心理暗示能起到奇妙的作用，我把气功作为心理暗示的一种手段来使用。也许一天两套太极拳降下了我的GPT，已使我在潜意识里产生了对气功的信赖与向往。总之，我当时真可谓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很轻率地毛遂自荐，提出用气功来对付频繁停搏。尤其是几年后，我从一本书中读到，一位神通不知要比我大多少倍的大气功师，把心脏病列为他的气功的禁忌症，我不禁非常佩服我那时的勇气以及羡慕顾绍文的运气。要是我在1984年5月4日之前就读过那本书，还敢不敢如此造次？我想多半我是不敢的。就像今天我对给癌症病人发气治病就疑虑重重，尽管取得了一些明显的疗效，却因为缺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而浅尝辄止，这点留待以后的章节我再详述。这固然暗合了古人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然而，我总觉得这种偶然性里似乎露出了一点有意安排的痕迹。但那是不可实证的，在这本书里，我主要是讲自己亲身验证的事实，即此打住，言归正传。

在我说了用气功对其治疗后，却还不知道这气怎么个发法。我想了一下。既然中医在手腕的桡侧诊脉，那么该处也许和心脏有一条通道。我还依稀记得针灸有“左侧的病灶在右侧取穴，反之亦然”的原则。于是，就我把定他右手的“寸关尺”，然后，根据太极推手中用意念领气的原理，眼睛对着他的心脏部位瞧，集中心思，想象着我的气从我的手指汩汩流入他的“寸关尺”，循着他的手臂源源不断地奔向他的心脏。对这个操作方法我印象很深，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用无形的“气”给人治病，化费过我的一番脑筋。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如法炮制。倘按操作方法来给我的气功发展过程划分阶段的话，这是我第一阶段的标志。这种操作方法的特征是，虽然已经加进了意念的活动，但对这种活动的功效我还不大敢相信，作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补充，我的手必须和病家的病灶部位或相关穴位接触，似乎“气”只有通过肉体的接触方可传递。在这种操作方法里，对“气”的理解停留在生物电流的水平上。骨肉是传递这种电流的导线，意念的作用是使这种平时散布于全身的电流向自身的一个目标（如手指）集中，再向客体的目标进发。这些特征以及对这些特征的理解当然是我在以后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也可以看到，我从一开始就把气功认真地当一回事对待，并不是为了对病家进行心理暗示而摆摆样子。我不排除当时有对顾绍文使用心理暗示疗法的潜在动机，但老实说，我对怎么使用心理疗法更是一窍不通。我能使用的只有从太极拳、针灸、推拿中学来的一点皮毛，而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将我引上了气功之路。所以，我说用气功治疗，现在看来，是让我瞎猫逮死老鼠似的碰巧撞对了。

大概过了一刻钟左右，我“听”出顾绍文的脉搏已趋于正常，他的自我感觉也好多了，治疗就此告一段落。他马上就去睡了。这时，我反倒有些担心起来。本来，要是气功治疗不见效，立刻可以去找医院，我并没有什么责任。而现在要是他睡下去后即此长眠不醒，我至少在良心上要背一辈子的包袱。当然，那时候我比现在要年轻气盛得多，实际上不会患得患失地担太多的心思，但是，我的确关照自己夜里要警醒些，多起来几次察看他的动静。当晚10点多钟，上海籍的安徽作家曹致佐、严歌平来看顾绍文。顾绍文睡过一觉，显得精神焕发，跟他们一聊就聊到12点多。其间也说到他的病，他说没问题，不用再上医院去。不过那夜我还是睡不安稳，起来了三四次，凑到他的脑袋边去听听鼻息。第二天早晨起来，看他谈笑如常，我这才放了心。我们一直呆到5月9日才离皖返沪，这几天里顾绍文的心脏再没有出过乱子。不过我关照他不可小觑了这起病变，回沪后要到医院好好作番检查。作了这样的例行医嘱后，我就把这件事彻底丢开了。

就这样隔了一年多以后，顾绍文又突然向我提起了这件事。他说，在那次发作之前，他已发过几次病，虽然发作的程度都不及那一次，时间也短，一转眼便过去了，但是，前后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感觉也越来越严重，直到那一次，难受的感觉非常明显，持续时间又长，他相信自己的心脏真是出问题了。但是，自从我给以气功治疗后，一年多来，他的心脏一直安全无恙，他不得不将此归功于我的气功。

现在可以说到“这信息来得正是时候”的另一层含意了。要是这信息来得太早，我很可能一笑置之，听过就将它忘了。因为当初使用气功本是情急生智，如今“无心插柳柳成荫”，也完全有理由看作一件偶然的巧合。天下比这更巧的事多的是呢。譬如我曾经做到过事后得到应验的梦，但我并不能因此而确信果真有命运、梦兆一类超验现象的存在。严格地说，这件事作为病例缺乏说服力。首先，这频繁停搏是我搭脉搭出来的，而我的诊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足为据。其次，顾绍文自述这以前发作过几次也只是凭感觉，同样没有医学检测的结果给予认可。再则，即便是频繁停搏，发作一次后也可能出现长时间的活动静止期。这种静止期的出现难说与气功有什么必然联系（当然也难说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也不能保证从此就不再发病。所以，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这件事的本身，而在于它向我展现了一种可能性，即凭我现有的条件，不需要冒险再去练什么功法，我已经能发放外气给人治病。获得这一信息后我是多么高兴，并非我是那么高尚，那么迫切地想用自己的气去解除别人的病痛，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安全”（不会走火入魔变精神病）进入气功神秘的殿堂的途径。以后，我只要找到过硬的病例，来设法证实“气”的客观存在便可以了。而这种能够得到证实的“气”是由我发出来的，那么，我对自身的了解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境界。这样，我对气功进行实验、探索的思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都是那个适时到来的信息引起的耦合效应。接下来，我所需要的就是过硬的病例。不过那时我对自身的气功还缺乏信心，所以对病例只能持守株待兔的姿态。

终于，有一只兔子撞到我这棵树上来了。

六、瘸腿的兔子说，气烫得像开水

撞上来的兔子是瘸腿的，那是我们作协上海分会第二期青创会讲习班的学员陆棣。

陆棣的腿本来一点也不瘸，非但如此，他还强健得很。他来自嘉定，文革中在当地农村插过队，干过繁重的农活，练过哑铃与掷铅球，是讲习班学员中身坯比较结实，算得上文武双全的一条好汉。他的腿完全是由他自己乐极生悲给弄瘸的。

那是1987年的3月21日晚上。

青创会讲习班是3个月一期，学员以写稿改稿为主，在创作实践中学习有关理论。前面的两个半月里，学员大部分时间在自己家里写稿，每星期集中两个半天，或交流，或听辅导讲座，或参观访问；最后的半个月，则要将队伍拉到外地去，找个环境幽静的地方，集中改稿定稿。第二期讲习班的集中点选在安徽泾县的泾川山庄。我们是3月11日从上海乘船赴皖的。经过10天的紧张奋战，到3月21日，大部分学员的稿子都基本完成了，于是，我布置在3月22日晚上开个联欢会，放松一下，要求每个学员都能出个节目。那天夜里吃过晚饭，朱耀华就上陆棣与张旻住的房间去串门，中心话题乃是准备第二天联欢会的节目．朱耀华那年才28岁，比陆棣整整要小10岁，是讲习班学员中年纪较轻的一个，正在血气方刚的时候。朱耀华提出，他明晚出的节目，一是拳击陆棣的肚皮（因为陆棣说他的肚子有气功，不怕重拳打），另一是和张旻扳手腕。他们之间说着说着，不知怎的竟动起手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决不是为了排练联欢会的节目。因为联欢会上朱耀华和陆棣出演的是“打肚皮”，而那天晚上，他们两人玩的是摔交。据朱耀华的日记里记载（为了写这一章节，我烦请他从中摘抄有关部分寄给我），此举是“为了轻松一下”，纯属友谊比赛。而我猜想，陆棣也许对朱耀华有意无意地炫耀武力有些不买账，因为朱耀华的日记里又写道：“在摔交之前，陆棣说他学过摔交。”而在摔交时，陆棣却让朱耀华从后面抱住了腰。对一个学过摔交的人来说，这个破绽未免露得太过头了些。我不怀疑陆棣曾学过摔交，我们这个年龄的男子汉，在文革初期十有八九学过摔交、拳击、武术什么的，因此，我更有理由相信，陆棣并没有把挑战者朱耀华认真放在心上。朱耀华的形象也具有某种欺骗性。他虽然身高1米80，却显得过分苗条，文弱有余，孔武不足。谁知道这回文弱书生却动了真格。他两臂抱住陆棣的腰就拚命地用力，以致绷断了自己腰间的皮带，同时也把陆棣摔倒在地。“陆棣输掉的时候脸色刷白”，朱耀华在日记中写道．这并非由于羞愧，而是因为痛苦，陆棣在倒地时将右脚踝扭伤了。

我是翌日早晨上食堂吃早饭时才知道这件事的。张旻来替陆棣拿馒头，说他已经不能下地，脚肿得像馒头一样，连皮鞋也套不进去。我立刻赶到陆棣房间去看他，其他学员闻讯也都跑来慰问，陆棣的房间里一下子挤满了人。我一看陆棣的脚，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脚扭伤最严重的病例。整个脚背全都肿了起来，布满了乌青。手指在表皮上轻轻一碰，陆棣这条硬汉就痛得皱紧眉头“嗷嗷”叫唤。讲习班很快就要结束了，原计划3天后全班就要上黄山去游览。现在陆棣这副模样，别说上黄山，怎么把他送回上海，送到嘉定，还是个十分棘手的题目呢。我对陆棣说，你们怎么昨天晚上刚扭伤时不来叫我？我这倒不是说风凉话。在这以前，我曾用推拿法治好过几例脚扭伤，但都是在扭伤后不久就给以治疗的。关于脚扭伤，我倒是认真读过《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医书的。因为在农场种田时，脚扭伤是家常便饭，学一点这方面的医疗知识很有用武之地。以我的经验，治疗脚扭伤第一要点是快。要用推拿、热敷、药敷等方法，迅速地消解皮下淤血，改善受伤部位的供血情况。中医说，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应用于这种病是最适合的。如果延误了时间，受伤部位因发炎肿胀而引起组织粘连、增生或钙化，那么治疗起来就要困难得多。有句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意谓严重的伤筋与骨折一样，要3个月时间方能痊愈。眼前陆棣的脚就已经被耽误了，然而这种耽误也在情理之中，我多埋怨又于事何补呢？

面对肿得那么高，青得发紫发黑的脚背，我心里真是一点底也没有，但是舍我其谁，没有底也得治。我作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拉过张凳子坐下来给陆棣治疗。按常规，第一步我先探阿是穴（即压痛点）。但是，陆棣脚背上的压痛点是这样地明显，以致我的手指轻轻碰上去他就有触电似的反应，而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硬汉形象又不好意思多叫痛，这反而叫我更下不了手。本来，在推拿方面我是以“心狠手辣”自居的。因为我开始学针灸时，最先接触到的是文革初期风行的由解放军军医发明的“快速进针法”。这种方法与“旧”的针灸方法的区别，就在于它手法重，进针深，提插猛，刺激强，而据说治疗效果也加倍地好。我在农场时用金针给人治坐骨神经痛，将2寸半长的针从承山穴（在小腿肚正中的“人”字形尖下）里直插进去，往往一针叫人触电似地直麻到脚趾尖。有时忘了按住患者的腿，他的脚猛一抽搐，还会把插进皮肉里的针弯成“S”形。然而也确如书上说的，治疗效果很明显，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让我扎过一回针后又第二回来求教于我的。当然，我不能保证内中没有因为害怕这样的“强刺激”而不敢再来领教的。但是，我对“强刺激”的信奉却从此牢固地确立起来。上调回沪以后，我不再用金针给人治病，因为这样要随身携带一套针具，很不方便，就改用推拿给人治疗。我发现我的手指的压力同样能够达到2寸多长的金针的刺激强度。我将它归功于我的太极功夫。因为太极拳要求劲“发于腰腿形于指”，长期的套路与推手练习，已使我比较善于将腰腿劲贯注到指尖上。这个发现使我沾沾自喜，在我的观念里，刺激强度已经与有效程度建立了正比例关系。所以在我给人推拿时，看到患者酸痛得吡牙裂嘴往往感到高兴，觉得自己正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赐给患者最人道的福果，因此而有类似卫道者与救世主的优越感。不过，对眼前的陆棣我却下不了狠心。一则因为他的痛苦太大，远远超过我所见到过的脚扭伤者的痛苦，而我又没有把握对他这样说，你咬咬牙忍一忍，我可以保证治疗后你疼痛全消。二则是我担心他的脚也许骨折了。尽管从扭伤经过来看似乎骨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二十多年前一个小学高年级学生让一个莽撞的教练弄骨折的情景给我印象太深（见第二章），我怕自己蹈那个教练的覆辙。所以我给陆棣的治疗一改我过去雷厉风行的硬派作风，小心翼翼，充满了温情。阿是穴不能碰，我就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先在能够碰碰的外圈穴位解溪（脚弯前面正中，两筋之间的凹窝中）、三阴交（胫骨后缘，内踝尖直上三寸处）、昆仑（外踝后缘和跟腱内侧的中间）、太溪（内踝后缘与跟腱内侧的中间）、太冲（第一、二跖趾关节的后方）处用劲按摩。这里揿揿，那里捏捏，摸弄了一阵后，阿是穴处居然可以碰碰了。我就用拇指肚、掌根与掌心在那里揉、滚、按、推，渐渐加力，直到陆棣的表情证明他已忍无可忍，我就再回到外线作战。这样来来回回、进进出出往返了几次，终于在阿是穴处我可以故技重演，随心所欲地使出我的硬派手段了；而陆棣的脚背虽然还是肿着，却似乎低下去了一些，最明显的是表皮的颜色已由青紫转为赭红。

到这个份上，第一次治疗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和以往一样，叫人去帮着找一张伤筋膏来。接下来，我应该关照陆棣用60度左右的热水浸浸脚，然后把伤筋膏贴上。但就在伤筋膏到手之时，我突然来了灵感，就临时改变主意，对陆棣说，现在我给你发气试试看。此语一出，引起了屋子里围观的人更浓厚的兴趣。我将伤筋膏在压痛处贴好，就把左手掌整个地盖在上面，因为我已听说过从劳宫穴（手心）放出的气最多。我还是照给顾绍文治心脏病那样地操作，调整意念，将自己的整条手臂直至掌心放松再放松，想象着我的“气”由手臂这条管道源源地注入伤处。我不时地询问陆棣有何感觉。大约有一刻钟左右，他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这便使他显得有些为难。今天来推想，既然他能无师自通，练出一肚皮“气”来经受重拳的捶打，那么他对气功就不会像一般人似地迷信、敬畏。尤其对我能否放出“气”来，更应该持保留态度。但碍于我是讲习班辅导老师，他又不想让我在大庭广众输得太惨，所以他在对自己的伤痛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表现出愿意给我的气功以积极配合的意向。我问他有什么感觉，他就反问我应该有哪些感觉。老实说，那时我也不知道“气”放进去会产生哪些感应。我只能凭打金针与推拿的效应来推想，告诉他，可能会有热、胀、痰、麻、痛、痒等感觉，但这些感觉因人而异，你感觉到什么就告诉我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伤处好像有点热，但他吃不准这是不是我掌心固有的热量。我也很想知道这点热量是来自我的“气”还是我的皮温，于是，我就叫学员中对气功也有些研究的朱卓鹏与丁保德来试试。我让他们先把掌心搓热，然后照我的样子把手掌贴敷在伤膏药上，也放10分钟左右。试验下来，陆棣并没有感到伤处温度有升高。我再来放“气”，这回5分钟左右他就觉得伤处热起来了，而我也觉得手心里热辣辣的，仿佛站桩站久了，两脚掌紧紧贴地时的感觉。因此，我猜想这种热感的产生，是因为我的整条手臂完全放松的结果。朱卓鹏与丁保德之所以不能复制，是因为他们未达到这样放松的程度。但是，很快我就感到手心里像有千万根细针在戳，陆棣也觉得皮温越来越高，乃至达到烫的程度。他又皱紧眉头倒抽冷气，我问他，有那么烫吗，吃不消吗？他说，我知道这是你的手，不然，我真怕皮肤烫起泡了，就像从沸水里拎出来的热毛巾敷在上面。我说，那好呀，可以活血。然而我心里也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烫呢？伤筋膏我贴过，刚贴上去皮肤会有灼痛感，但这灼痛中带有阴凉，感觉并不是烫，更不会像沸水中拎出来的毛巾那样烫得让人受不了。再说如果是伤筋膏的药性反应，应该是刚贴上去的时候最明显，不会时隔半个多小时后越来越厉害的。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的手太放松，以致整条手臂的份量都压到了伤处，产生出了强烈和持续的痛感，而这种痛感与烫非常类似。于是，我用意念将手稍稍提起一些，旁边的人并不能察觉，但我已经感到手掌和伤膏药有了间隙。这样又过了5分钟左右，陆棣脚上的烫感与我手心里的针刺感都没有减弱，且似乎有更增强的趋势，这使我相信烫感与手的份量无关。我又起身让贤，请朱卓鹏再来试试，关照他要让手绝对地放松。朱卓鹏的手贴上去，陆棣立刻觉得脚背上不烫了。按了五六分钟，陆棣还是不觉得烫，反觉得脚背似乎在冷下去，说得朱卓鹏不高兴再试下去。我再坐下去如法炮制，这回不到1分钟脚背就由热变烫。要不是我自己的掌心里也是火辣辣地针刺感越来越强，我可能会怀疑陆棣是有意给我捧场，或者是受了某种心理暗示，建立起了条件反射关系。过了一会儿，我感到他脚背的肌肉深处“突突”跳了两下。我问陆棣感到没有，他回答说没有。但过了1分多钟，他说感到了，脚里的筋跳了一下。又隔了几分钟，我又感到两下跳动。这回我故意不说。也是隔了1分钟左右，陆棣叫起来，又跳了，你感到没有，我的脚里面的筋又跳了一下。我笑笑。有了两回的经验，很容易得出一条推论，我的感觉要比患者的感觉快一两分钟。在以后几次放气中，我有意验证这条推论是否成立。经检验，不仅跳动感是如此，就是热感、烫感也同样如此，而且，我掌心里的感觉阈值高的区域与陆棣脚背上的同类区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感觉高阈值区域（烫感区）在前后6次放气治疗中，越缩越小，从第一次的手掌那么大，到最后一次的蚕豆那么大，边缘在感觉上相对是分明的。第6次放气结束时，陆棣已不再觉得有烫点，只感到整个脚背暖融融地非常舒服。而我的掌心里也不再有针刺感，只是觉得手心比平时要热好多。由此我又得出结论，那烫感区就是病灶，换言之，在注气的条件下，病灶区域一定会有与正常组织不同的反应。需要说明的是，在感觉高阈值区域缩小的同时，感觉阈值也在降低，而我的掌心里的感觉阈值降低幅度也要先于患者。当陆棣通过仔细搜寻，还能找到一块蚕豆大的烫感区时，我掌心里的针刺感已经相当模糊，以致我不能肯定以后勉强找到的对应区域是否因为受了他的暗示。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的手掌与他的脚背，通过皮肉的接触，可以传递一种非肌肉活动产生的运动着的物质，这是确凿无疑的了。这种运动着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形式就是“气”。这“气”是在我意念的作用下发出功能来的。精神没有借助于传统意义上的中介条件直接转化成了物质。我感觉到，这个事实，将对我的世界观产生巨大的爆炸性的影响。同时，我也感觉到，我或许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看不清，理解不透，消化不了这起事变所包含的意义。但是，它将紧紧地缠绕着我，或者说，我将紧紧地缠绕着它，它也许就是我的斯芬克司之谜。这个斯芬克司之谜当然不仅仅是“气”的机制，它将几乎涵盖与人的生命有关的一切方面。如果说，赵伟发气使窗帘一动，同时颠覆了在我原先看来合理得滴水不漏的世界，那么，我现在发气叫跛脚发烫，也同时激发了我参与构筑一个新的有序世界的热情。

也许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就以这天为转折点，谁知道呢，走着瞧吧。

第一回放气结束后，陆棣的脚痛感已显著减轻，中午，他能一瘸一拐地自己跷到食堂里来吃饭了。我关照他要多用热水泡脚，活血化淤。这天午饭后正值锅炉间输送热水到客房，我们都舒舒服服洗了个澡。下午我再去看陆棣，他告诉我，洗澡时脚上的伤筋膏怎么也扯不下来．泡了半天，好不容易把膏布揭下，一看，药膏都还牢牢地粘在皮肤上，揭下来的只是一层布。这就愈发证明我的“气”是实有其事了。据此我决定以后的治疗不再推拿，只凭发气，看看“气”到底有多大功效，能不能胜过推拿？这样，我半天给陆棣去治1次，每次发气半小时，前后3天，一共6次。3天后，3月25日，我们就全班人马上黄山了。泾县离黄山很近，一早出发，10点左右到黄山脚下，乘缆车上光明顶，中午我们已经在北海招待所的食堂里吃饭了。我们运气很好，隔夜下了一场大雪，当天是阳光普照。在黄山顶上赏雪景，踩着半尺厚的玉屑，尝尝黄山松枝头的琼淞，与戴着白帽子的观海猴子留个影，确实别有一番情趣。陆棣的脚不能说完全好了，但已能在滑溜溜的结冰的山道上独立行走，不要别人搀扶，第一次就取得这样的成果，我是相当心满意足了。高兴之余，我在黄山顶上又随手解除了第二个人的痛苦。那是沈嘉禄，因为山顶上冷，他在吃午饭时多喝了一点白酒，结果醉了，胃里翻腾想吐。硬忍着到始信峰兜了一圈回来，就躺倒在招待所的铺上不能再动身。我在他的两手内关穴（手臂内侧腕纹线上两寸，两骨中间凹陷处）上狠掐了几把，然后就将手掌直接贴在他的胃部。因为对治酒醉既无把握，又无兴趣，所以我没有多问他的反应。一刻钟以后，他搬开我的手，说，感觉好多了，没事了。说着起身去倒了杯热水来喝，喝完水又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狮子峰玩了。

从黄山回上海，我已经确信自己是个有“气”的人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此我就不再满足于这一点，而是跃跃欲试地想弄明白自己的“气”威力到底有多大了。

七、途中捡得一条命

本章标题中所言之“途”，既指一次具体的旅程，又指从1987年春到1989年秋这一段时间。就气功而言，这个阶段给我的印象就像在匆匆的行旅中，已经从家里出发了，但尚未到达风景区。虽然照一些哲人的明智的说法，只要上了路，游览便开始了，不必等到了风景名胜处才端起架子一本正经地来“叹为观止”。但在我辈凡夫的心目里，在途中与到了风景区后的情感、精力投入，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黄山归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气功方面小心翼翼、三思而行，始终不敢贸然挺进，投入过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影响我的创作。这两年多里，我的主攻方面是长篇小说《正常人》。对这部作品，我看得比较重。因此，我总有一种怕不能完成，不能活着看到它出版的恐惧。故而对潜在的干扰因素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这种心理的阴影下，我预感到气功可能对之构成一种侵蚀力。这种侵蚀，倒并非因为气功与创作争夺时间与精力。诚然，在写这部长篇时我内心有一种紧迫感，似乎有谁拿着鞭子在背后监工，但在表面上我的创作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我并不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写出多少千字，也不强求自己除了吃饭、睡觉，就只能坐在书桌前。我知道“欲速则不达”以及“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我更知道放松的心态对我的创作，特别是对《正常人》这部长篇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倘仅仅把气功视为一种锻炼方式，在时间与精力上我将对之毫不吝惜。我所畏惧的气功的侵蚀力指向“斗志”，也就是我的对题材的创作热情与冲动。自从窗帘一动，我眼中的有序的现象世界遭到颠覆后，我预感到，随之而来的，将在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层次上引起一系列的“多米诺”效应。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而且就我的本性而言，我企盼着、也推动着这种事情的发生。说到我的本性，根据我长期以来对自己内心的审察（这也是我从事小说创作的职业需要），我发现我比同时代同年龄层的一般人，对人生的终极意义要寄予更多的关心与冥想。在现实生活的功利的激流中，我不是一个劲头十足、竞技状态上佳的游泳健儿，又缺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搏击精神，常常要爬上岸去休息一会，瞻前顾后，想想一直这么往前游是否值得、是否明智、是否有意义等等貌似深奥玄妙的问题，直到发现一批批的人已经游到前面好远的地方去了，又发觉自己决不会找到与众不同的人生蹊径，才又跳入激流，从众向前。这种本性，对我所选择的作家这一行当，倒是较为适合的。一般地说，作家很少是现实生活中的幸运儿，这样，才逼得他对现实生活、对别人与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种种质疑与挑剔，才能把人人都熟悉的生活写出一种需要重新审视细细品尝的陌生感来。然而，我的另一种本性，却又是我选择作家这一职业的很大的障碍。我对理性思辨的兴趣更甚于对情感的关注。我对一种现象不肯停留在感受到后即全身心地拥有这种感受的状态中，我总喜欢去穷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对我来说，一种现象，只有能对它作出解释，它才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理由，或者说，我对它的存在才感到安心。这种品性，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也许是很可贵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则像是患了色盲或视野狭隘症。综合上述这两种我的秉性，我明白我是不会放弃对气功奥义的探求的。但是，哪怕这种探求将把我整个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又将如何呢？高处不胜寒，要是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对人生的那么点体验、感慨，都因之而显得微不足道、幼稚可笑，或者像佛教说的都是些“颠倒梦想”，倘若我竟然失去了把它们写下来的热情与勇气，那对我来说，损失是太大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决定把气功的事往后拖一拖，先集中精力把长篇小说写出来，有点类似一个人打算遁入空门前，先了却尘缘，把家事安排定当的意思。大概因为我这个人本质上是个人中心主义者，所以我想到的是让我迄今为止的生命有个交待，写《正常人》就是这样一种交待。当然，我不是说从1989年秋到现在这两年的对气功的探求，已经使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异，或者说，我已经打算出家了，但是，我以后再投入全部精力、心血去写的长篇小说，决不会是《正常人》一类的作品，对这一点，我有把握这么说。只是对这样的小说有多少读者可能接受，我毫无把握，故而近年内它不会诞生。所以，当时的决定，．虽然从今天看来有些神经过敏，但也不是毫无必要的。

我对探求气功只是延宕，并非与之绝缘。特别是《正常人》第二部初稿出来后，根据有关人士的意见，我决定对之进行大改时，气功锻炼就与读书一起，作为调整心态的两大措施，被提刭日程的重要位置上。虽然我从事气功锻炼的方式还只是打太极拳与推推手而已，但是与过去相比，我更注意太极拳与推手跟气功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有意识地寻找我所发放的“外气”的来源。这样，一方面因生性使然，不由自主地对气功的兴趣越来越浓，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克制这种兴趣的发展，于是便形成了转瞬即逝、浅尝辄止的在途中的感觉。前面已经说了克制这种兴趣的理由，下面再详细说说这种难以压抑的兴趣的自然生长情况。

在这个阶段里，我对气功的兴趣表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

先说理论方面。我首先注意到气功对东方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引起我注意到这一点的缘由，是一位朋友向我透露的练功感受。他说，他在一次难得的气功境界里，体验到了一种类似性交的快感。这位朋友练气功的时间并不很长，练功也不是十分刻苦，十分追求，然而他虽不从事文学创作，却对分辨与描述自己内心情感十分擅长，且有这方面的嗜好。他在向我谈及这种体验之前不久，正从报刊看到一篇文摘，说外国科学家已经发现动物的脑子里存在着一个快乐中枢，向供实验用的老鼠的快乐中枢注射某种药物给以刺激，大白鼠就变得异常兴奋，竟至忘记了吃喝与睡眠，蹦达不止，直到20来天后因体力衰竭而死去。他认为，这种类似性快感的气功态的产生，也是刺激了这个快乐中枢的结果。由此可以设想，快乐中枢存在于脑中，平时像一个包着硬壳的核桃，外界给它的刺激需达到一定的强度方能将其打开。这种刺激一般来自我们的感官。从感官得来的刺激通常强度是不够的，所以需要刺激的积累或增大刺激源的输出量。除了感官途径，还有药物作用途径，这就是一切迷幻药、毒品的药理机制。药物作用迅捷，刺激程度深，然而它的副作用极大，对人体的戕害程度也非常之深。他认为，他的体验表明，意念力也同样能轰开快乐中枢这颗硬核。这种方式虽然得之不易，但是安全可靠，对身体非但没有伤害，反而能增进健康，甚至返老还童。历来认为享乐纵欲与健康长寿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气功恰恰可能使这对矛盾变成相辅相成的和谐体。所以，他预言古老的气功将在现代社会里焕发青春，成为现代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一种重要手段。

气功在现代社会中的前景是否真有那么美妙，我不敢像他那样断言，但他的体验与思考，却给了我这样一个启示：倘若一个人练功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能够随心所欲地把脑子里的快乐中枢打开，随时随地能够体验到人间难得的快乐、舒畅、幸福、宁馨，那么，他对外界环境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我们已经知道，练气功的人对食物的要求可以降到非常之低，有的基本素食，有的能长时间仅靠野果清泉维持生命，有的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里辟谷。我又听说有的功夫高深的人可以自动调节体温，也就是说穿什么衣服、甚至穿不穿衣服都可以无所谓。倘若再加上没有异性也可以得到性的满足，没有任何奢侈的享乐也能得到高度的快感，那么，人的生存需要就降到几乎等于零了。在这种状态下生存的人，他自身就是一个近于封闭的自给自足体，客观环境对他几乎没有影响，他又何必要吃吃力力地去影响、改造客观环境？因此，客体环境与主体人的关系是自然的、和谐的。这种自然与和谐，是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如果主体达不到这种自给自足，那么，为了生存，他只能向外界环境去强行索取，只能改造自然环境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于是主体人与客观自然环境的冲突对立就发生了，而且越演越烈。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东西方文化分流的根源。一般都认为，东方文化追求人与环境的协调，而西方文化强调人与环境的斗争，何以两种文化会在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一点上分道扬镳呢？我读过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先生在“译者序”中介绍说：“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种理论早在18世纪的孟德斯鸠，近至19世纪丹纳的前辈圣伯甫，都曾经提到；但到了丹纳手中才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的学说，并以大量的史实为论证。”由此可见，丹纳的学说在西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运用丹纳的观点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分野（倘若这种分野说能站得住脚的话）却不行。时代且撇开不谈，因为东西文化的这种分野似乎从神话传说时代就存在着了。你看希腊神话中的神与英雄们主要的活动舞台是战争与历险，而中国神话中的主角从伏羲、女娲到神农、黄帝、尧、舜，主要的活动是在领导人民从事生产、安排生活，甚至教人怎么得道成仙，战争（如黄帝之战蚩尤）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辅助性活动，从来不是作为他们的主要业绩来大书特书韵。而且常有这样的说法，“神农之时，天雨粟”，“苍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来说明天与人的感情是相通的。既然这种分野似乎是先天的，时代这一后天的坐标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再看环境。我们对远古时代的人文环境知之甚少，无从比较，只能看自然环境。丹纳在自然环境方面强调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如说某国北方寒冷、又多山地、耕作不易，故性剽悍，产生的艺术品也粗犷、强健；而南方气候温和，又是平原，收获颇丰，所以人民性情温和、快乐，产生的艺术品也明快、柔美。但是，没有根据说东方民族追求与环境的协调，是因为所处的自然环境本来就比西方来得优越。在西方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有灭绝人类的大洪水，在东方民族（印度与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样也有。而且，从历史记载、古迹遗址与出土文物看，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物质文明富庶程度决不会逊于古印度与古中国。于是只剩最后一个因素：人种。但是，按照19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理论，古印度人与欧洲的希腊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同属于“雅利安人”。这样，人种的根据也不推自倒了。丹纳先生的三大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失灵，从反面增强了我以气功作为解开这个文化发生学之谜的钥匙的信心。气功这种文化现象，在远古时代的东方民族中，之所以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宗教的形成。在印度，瑜伽术不仅是作为一种健身锻炼的方式，更是作为一种修炼成神的途径来认识的。这就决定了婆罗门教及以后的佛教，都以静心修炼，靠自身的念力使自己超脱尘世作为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与以向上帝祈祷为宗教活动主要内容的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面貌有根本的不同。在中国，从老子的《道德经》与儒家的经典中，都可以看到气功的深刻影响。天人同构，天人感应，这一最基本的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有理由认为是在大量的气功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张荣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一书中有很翔实的论证。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它是很有些偏见的。我认为作者也许是为了抬高气功的地位，牵强附会地到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摘些章句来加以印证。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是那么的丰富，而使用的语言又是那么的模棱两可，以致几乎任何学术观点都能从古纸堆里找到证据。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对作者很抱歉。他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立论推理都很周密。我不知道别人对他的观点信服不信服，反正我是信服了）。然而，恰恰在西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不到气功这样的文化现象。西方宗教文化中有禁欲主义，但禁欲是作为将自身奉献给上帝的一种苦行来理解的，它是以死后能进入天国，得到上帝的恩宠为报偿的。而在东方宗教文化中，修炼并非只是一种苦行，并非只能在来世或彼岸得到报偿。相反，它一再提醒修炼的人，在静修过程中，很快就会进入“恍兮惚兮”飘飘欲仙的自在无碍的心境，很快就能获得快乐与幸福感，很快就会产生种种特异功能，但你千万不可沉湎于其中，这样会妨碍你达到更高更奇妙的境界。有人称东方文化为“乐感”文化，若依此说，我认为气功就是这种“乐感”得以产生的自然基础。这种乐感的基本特征是内心的自由，内心自由的获得前提是不能“以心为形役”，也就是不能向外界环境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没有气功态的经验作为参照，人是不会自觉地将满足欲望的途径从外界转向内心的。

从今天来看，将气功作为东西方文化分流的根源，至少有两个问题尚有待探讨。第一，练气功，即使在远古时代的东方民族中，想来也不会非常普遍，会像吃饭、种地、打猎那么重要，它何以会在集体无意识中积淀下来，世世代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第二，气功应该也有个发生的原因，这原因是否可以用人种、环境、时代的因素来加以解释？若不能解释，那么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倘若认定它即是最初因，那么根据又是什么？不过，以我的水平，找到气功这个原因，七拉八扯来加以印证，以求自圆其说，已经是勉为其难了。再要往前追溯，非我之力所能及。况且我还是在“途中”，于匆匆一瞥中能够获得这样美妙的印象，我早已是喜出望外了。

理论方面的第二大收获，是我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看待气功现象（其实何止是气功）的思想方法的片面与颠倒。

在发放外气方面初步尝到甜头后，我就把当时正在上海医科大学念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弟弟找来，将我发现的新大陆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有意游说他把研究的目光也投到气功方面来。我对他说，如果对发放外气这一现象能用科学实验手段来加以证明，那么，这将在哲学方面引起重大的突破。因为，在发放外气这一现象中，精神（意念）是直接地转化为物质（外气），而非我们通常说“精神变物质”时，只是一种比喻。这样，是否就填平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鸿沟？精神与物质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融和，是否将引起人们重新构筑宇宙观？当时我很兴奋，充满激情与灵感的词句随着我两手的不停挥舞，滔滔不绝地从舌尖上涌出来向他冲击。然而他却不为所动。这没什么，他对我说，你说的这些现象，现代科学都能加以解释。人都能放出一种红外线，否则就不会有什么红外线摄像仪了。只是一般人发出的红外线，是自然状态的，均匀地散布在全身各处，而气功师则是通过意念将它集中到一点上发射出去，这样能量就大了。这当然需要经过锻炼，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但是，举重、跳高、短跑等世界冠军创造的纪录，也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一般人做不到，并非就能证明“人”绝对做不到。就算发射红外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发射粒子流则有性质上的差别，但是，已知动物中有许多是能发射超声波的，一样是血肉之躯，一样由细胞、组织、器官等构成，为什么动物能办到的事，“人”就绝对办不到呢？恩格斯说过，人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同时有许多功能都退化了。一种功能长期不用就会退化。譬如婴儿刚生出来，天然地会从母亲的乳头吮吸奶汁。但是，你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再从母亲的乳头去吸奶，他往往就不会吸了。相反，人若缺失某种感官功能，他的其它感官功能常常会比常人发达许多倍，这在心理学上叫感觉代偿。人到底具有多大的潜能，迄今为止的科学知之甚少，更不要说从理论上运用数理逻辑演算出人的能力的极限来。至于说到精神直接变物质，其实从物理学上看，任何活动都要消耗能量，也都表现为一定的能量，意识活动也同样。只是在通常的“思想支配行动”这种精神与物质的联系方式中，这种能量转换表现得非常复杂与十分隐蔽，因此人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对之进行研究。而在发放外气这一现象中，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比较直接，比较单纯，似乎没有什么中间环节，所以如何转换这个问题就变得突出、触目了。本来只是走了一条近路，并没有什么神秘。之所以会感到神秘，是人们被自己的常识、经验给束缚住了，就像几百年前，人们听到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感到不可思议一样。

弟弟又向我介绍了一些信息学、物理学、生物学、免疫学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但因为我的基础太差，听的时候就一知半解，过后也差不多忘记了，不敢在此妄加引用，以免贻笑大方。就是我前面引述的那些话，哪些是他当时说的，哪些是我自己过后想出来的，事隔几年，我也分辨不清了。倘若这些话里有科学常识方面的错误，应该一概记在我的账上。反正他说的中心意思是我少见多怪，这点错不了。他的这番话对我的最大的触动，是使我明白了自己的浅薄。我常常说“科学”、“科学”，其实对科学知识又知道多少？论正规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物理学方面只学了牛顿力学第一定理与最简单的一点光学与声学原理，化学还轮不上读。以后虽然自修过一点，但总的科学知识水平，大概超不过《十万个为什么》的基准线。以这么点可怜的科学知识，怎么能妄言“这个不科学”、“那个科学无法解释”？若说无法解释，只能说以我目前掌握的科学知识无法解释，或者说这个现象超出了我的经验常识范围。我不能解释，不等于科学家们都不能解释。即便是所有的科学家都不能作解释，人类的知识也不是发展到今天已经登峰造极了。以往的科学发展历程表明，有许多曾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的学说、观点，结果被修正、推翻、超越了。而这些“科学真理”之被扬弃，都是以无法解释的现象作为突破口的。因此，有西方哲学家提出，所谓科学真理只是未被证伪的假设。在科学研究中，一直是事实向理论提出挑战，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以我自身的条件，要想在理论上，尤其是哲学理论上有所建树，实在太不自量力了。这跟有些人凭着所谓的“哲学观点”，武断地将特异功能与气功等现象一概斥之为“骗术”、“魔术”、“催眠术”等，在思想方法上是一样的。我们一样地忘记了辩证准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的地位放得有多高，对事实的包容性有多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根据这一“唯一唯物主义观点”，世界上肯定会存在已知的原则无法解释无法包容的现象，但决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所无法接受的事实。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取一种最极端的说法，倘若上帝与鬼神能被实证，辩证唯物主义也不能以基本原则为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然而今天的现状是，还没有人能够实证上帝与鬼神的存在，相反，却有人不断提出证明，他能够做到以前认为只有神才能做得到的事。譬如让药片从密封的瓶子出来，在二千多公里外发气使样品水成分发生改变，叫天降甘霖浇灭森林大火，教瘫痪的人一下子扔掉拐棍步出会场，用遥感探测地下的矿藏，等等。倘若这些事情被证明都是真的。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应该是感到高兴还是惶惶不可终日呢？我说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就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不管这些行异能者说得如何神乎其神，但他们都没有宣称自己就是神。不管他们的特异功能或功夫是先天带来还是后天炼就的，他们都承认自己是母亲怀孕生下来的血肉凡胎，呱呱落地时没有红云罩屋，满室生香、百鸟来朝、大地震颤等异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跟别的孩童没有什么两样。即使有了异能以后，他们在很多方面跟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也毫无二致。大多数人，对他们的事迹再感到不可思议，也没有将他们作为神来顶礼膜拜。然而，时间往上推两千多年，在当时人的认识水平与文化背景上，倘出现一个这样的身怀异能者，他还不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作神吗？《新约》里虽然记载着耶稣在受魔鬼试探时，拒绝显示异能（吩咐右头变成食物，从殿顶上往下跳），并在聚众开讲时责备求看神迹者；但是，他医治好癫痫、瘫痪、血漏、麻疯、瞎眼等病，以及平静海上的暴风巨浪，在海面上行走，被钉上十字架后复活等神迹，毕竟对他在徒众心目中树立至高无上的威信起了莫大的作用。这样来思考的话，倒也许能解开历史上的真人被神化之谜。已经有位朱大可先生，按照这样的思路，写文章称耶稣是位气功师。在他的文章发表前一年，我也因为与他看了一样的书《耶稣在印度》（德国学者霍尔根·凯斯顿著），萌生了同样的想法，曾去问过气功师孙大法，他能不能如法炮制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情形，他说完全做得到。（据《耶稣在印度》一书中说，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手关节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在五六个小时里渐渐窒息而死，而不是由于流血过多而死。据《约翰福音》说，因为犹太人不希望在安息日看到十字架上有尸首，所以与耶稣同时受刑的两个犯人，是被兵士们打断了腿，才提前死去的。“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可见要重演十字架受难，一是要不怕钉、不怕扎；一是要能在一段时间里让呼吸与心跳降到不易察觉的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要闭气，近乎完全停止。而在孙大法的硬气功表演中，有一个节目，是用钢针穿过手臂，吊着一桶水甩圈。拔出钢针后不见一滴血，15分钟里针眼完全封口。同时他说自己能龟息。）神有可能被还原为人，哪怕我们对这些人的特异功能一时还解释不了，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还不应该感到高兴吗？只要不是作茧自缚，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应该积极地去研究气功与特异功能，而不应对之采取削足适履、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的态度。当然，不能说现在这么多气功师、特异功能者当中就没有玩魔术、骗术、催眠术的，但是，既不能一真全真，一假全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不能用理论、原则想当然地去下孰真孰假的结论。鉴别真假，只有靠实践。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明白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不会有什么作为，我就老老实实地把主攻方向放到实践方面去了。

“途中”的实践，与以后所做的相比，特点是零敲碎打。一是缺乏系统性，在操作方面没有预定的实验目标；二是缺乏主动性，撞着了就为人排忧解难，不像以后有段时期很愿意作自我宣传，去揽些生意来。但为了介绍的需要，我尽可能地说得有条理些。

“途中”实践的第一个收获，还是得自太极推手。从1988年5月我发现自己患了脂肪肝以后，就开始往公园里跑得比较勤。那时我正请创作假在家写《正常人》第二部，客观上也有跑公园的条件。跑公园我主要是去找人推手。在这段时间里，我忽然悟到了推手的奥义。在前面第二章里，我已经力图把自己悟到的东西归纳成几条介绍给读者。但是，尽管我在表述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认为自己的表述在同类文字中还是比较明确、比较科学、比较容易为人接受的，然而，我仍然觉得它远不能将我所感受到的传达出来。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我国的文艺理论界已经有人开始谈论直觉，提出在感性、理性之上，尚有悟性这一更高的认识层次存在；对这种理论，我由新鲜、疑惑慢慢转为赞同，并且身体力行地在上海作协的两期青创会讲习班的教育辅导工作中进行实验，以后又在《正常人》第一部的创作中进行实验；但是，直到那时之前，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悟”的体验。在这段时期的推手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开悟是怎样的一种心境。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原来这么简单明了！真的就这么简单明了吗？在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有新发现，同时又发现这些话老师其实早就讲过，但过去自己似乎懂了，其实根本没懂。还发现如果把老师的话（包括拳书中的话）按另一种方式来讲解，也许能使别人更容易理解，不必像我那样去走那么长的弯路。再进一步发现，不管我如何努力解说、示范，不管对方在我的横说竖说、正说反说的启发下似乎已经领会，已经能够照样操作。但是，我的感受实际上依然无法传达给他，结果，我的还是我的，他的还是他的。他依然只能像过去的我一样，承认有更高级更奇妙的境界存在，却无法在我的帮助下一步跨入。从已悟看未悟，不过一步之遥；而从未悟看已悟，却似乎高不可攀。然而，从未悟到悟的路，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就像在行进中无意间踏到一块石头，触动了机关，一下子将人弹射到一座峰巅上。因此，指导后来者再去精确地踏那块石头，就发生了一定的困难。困难还在于那个机关也许使用一次便失效了，别的人必须再去寻找新的机关，新的机关也许埋在距老机关很远的地方，你固执地要别人在老机关附近寻找，反误了事。或许要触动机关跟每个人自身的重量也有关，每个人必须自己去寻找适合自身条件的机关。故而，悟者对未悟者，只能向他宣说悟见的境界，悟后的开朗，以吸引他、激励他去追求开悟，却很少办法向他指明悟入的门径。但是，只有经过向未悟者千方百计地言说具体门径的多次失败，悟者方能强烈体验到自己刚跨过的一步是多么侥幸，多么弥足珍贵。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有把握对自己说，我悟了l根据从推手中获得的悟的经验，我认为“悟”的境界具有这样的特征。我确实已拥有某种智慧，这种智慧使以前所有的那方面的知识显得幼稚与笨拙；所以，我能随心所欲地复制以前无法实现或偶然才能实现的某种效果。但是，尽管我急切却无法将这种智慧传授给他人。我发现这种传授的困难局限不在我也不在被传授者，而在传授方式本身。人类通用的传授知识的方式主要是语言，其次还有形体的示范。我终于明白它们的承载能力极其有限。这次我不是通过它们获得这种智慧的，因此，我可以设想，尚有无数这样的智慧在我可怜的知识范围之外。我相对于如同昨天的我一样的人无疑是幸运的，然而我必须更加谦虚，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我从太极推手中悟到的一些具体的道道，对理解气功固然有一些帮助，但也有限得很。帮助更大的，是我从中得到了悟的体验（尽管所悟的东西层次较低），它对我以后探求气功奥秘的思想方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点读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公园里跑得多了，自然而然地会搭来一些治病的活。一方面诚然是因为我主观上好表现自己，知道自己能治些跌打损伤，不免技痒，有机会总想露一手；另一方面，也因为能天天上午到公园里来泡个一两小时至半天的，大多数不是老弱便是病残，而且往往是既老弱又病残，退了休也无力再去发挥余热，继续为儿孙辈做牛作马的。尽管打拳、练气功等锻炼对他们来说是卓有成效的，正在或已经使身体的衰败情况发生了逆转，但肩周炎、头痛、头颈痛、腰痛等病在这群人中还是有很大的市场，我这“英雄”颇有用武之地。我对付这些病，多用“强刺激”推拿法。对方若会推手，就再加些推手的手法与身法，让他蹦跶几下，“跳跳松”（这办法往往用来对付腰部的伤痛）。在这段时间里，我很少用放气的办法来治这些病。一则因为这些病只需推拿便可当场见效。二则因为我对气这种无形的物质到底有多大的功能持怀疑态度。虽然陆棣的脚让我主要用气给治好了，但我又想，倘若主要用强刺激推拿法，是否还能好得更快呢？从理论上说，每次作功形式的转换，如从化学能转为电能再转为热能，能量都会有所消耗。而现在的“气”的功能，是否是从生物电能转化而来，这种转换中消耗又有多大呢？有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发放外气是以损耗自身的元气（或真气）为代价的。对这一种说法，我既不愿相信，又不敢断然否定。我有心冒险试试，但在这段时间里不能投入过多，所以我定下了一条保守的原则，能不用气治病，就不用。这跟1989年11月以后，我将发放外气作为治病的首选手段，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这段时间里，我治过的病人，从数量上说并不比以后两年少多少。如今在公园里，我常常会碰上某个人，他（她）主动向我提起，在三四年前我曾为之治过肩周炎或腰痛。有次在100路公共汽车上，坐在后排座位上的一位中年妇女，不时地向我瞧瞧。见我注意到了她，她又向我笑笑。我实在记不起在哪儿见过她。她看我露出疑惑的样子，就问我：“你是气功师吗？在公园里……”我说：“你在公园里见到过我？”她说：“你给我治过坐骨神经痛，你忘了吗？”她这一说，车厢里周围的人都盯着我看，使我有些发窘也有些得意。我说：“我记不起来了。你现在病好了吗？”她说：“我现在上班了，公园里没时间来了。”回家后我仔细回忆，实在记不起近两年里我曾发气给她治过坐骨神经痛，那么一定是三四年前用推拿法给治的。坐骨神经痛这病，我一向看得比肩周炎等严重得多，而我竟把这个病例忘得一千二净。由此推想，在“途中”，我治过的人数量还真不少。

由于发气治疗的病人不多，所以对仅有的几个病例印象就比较深刻。这里我且说两例胆囊炎。一例是我在公园里撞见的，具体的日期已经记不清了，时间是上午8点半左右，地点在公园的中部，靠近小卖部的假山旁。那时我从公园后部向前门的空场上走去，看见路边有一老妇伛背站着，扶着绿色长椅，样子似乎很痛苦，旁边有一老翁，正一手在她背上摩娑，另一手拎着两只塞得鼓鼓囊囊的皮包。印象中这位老翁穿着件黑呢大衣，老妇似乎也穿一件黑呢大衣，那么时间应在冬季，推算下来大概是1987年的冬季。当时，我见状就上前去询问：“怎么啦？是不是腰扭伤了？”老翁回答说：“不是的，她胆囊炎发作。我们上女儿家去，从公园穿过，她突然发病了，路也不能走，怎么办？”看他着急的样子，我那初生之犊的豪气又油然而生。我对他说：“不要紧，让我来试试，先让她坐下来。”我和老翁一起扶着老妇坐下。老翁似乎对年纪轻轻的我有些不放心，就嗫嗫嚅嚅地说：“她的胆囊炎蛮厉害的，以前发作起来要疼得打滚，要疼一天两天……”我说：“你放心，我保证让你们能从这公园里走出去。”我这也算是心理暗示疗法吧。其实我并不知道拿什么来提供担保，不过我明白这保证即使不能兑现也没什么关系。这种大话说了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尽管放心大胆地去说。在以后给人治病时，我常说这样的满口话。其中一部分是有些根据的，我以前治过类似的病，也有一部分像此例似的并无根据，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类话基本上都没有落空。我这样立下军令状后，就拉过老妇的左手，在内关穴上按压。这样大概用了5分钟时间，老妇吐了一口长气，说：“痛好些了。”我放开她的左手，打算直接往她的胆囊发气。这时我有些犯难。按解剖位置，胆囊在肝的后面，也就是在右边乳下两三寸（同身寸）处。照我以前的放气法，是要用手掌心的劳宫穴贴到那部位上去。虽然是为了治病，虽然对方看来已年过花甲，但将手贴到陌生女性的那个部位上去，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妥当，而且在公园这样的公共场所，也有碍观瞻。考虑了一下，我决定试试有间隔的发气，看看我的气在两人的皮肤不直接接触的条件下，是否仍能传递过去，仍有穿透力。在发气之前，我对老妇说：“我现在要直接对你的胆囊部位发气了，这时候你也许会感到一些不舒服，感到胀痛或者烫什么的，你不要怕，这是气在冲，你要忍一忍。”老妇点点头。我说这话似乎得自灵感。现在回头来分析，也许是因为陆棣的脚在气的作用下有烫感，留给我的印象很强烈，但当时我是未加思索就脱口而出的。恰巧被我一语言中，我刚向她胆囊发气（手掌与她的衣服约隔一两寸），老妇那松开的眉头立刻又皱了拢来。5分钟不到，她说：“我要吐了。”我不知道这反应是否正常，但我作出胸有成竹的样子，说：“你吐罢，吐掉就好。”她弯腰向地痛苦地呕了几次，只吐出一点清水。我在她背上轻轻地摩娑，帮助她呕吐。吐了一会儿，她直起身来，靠在长椅背上，喘吁吁地说：“不痛了……出冷汗……让我歇一歇，我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说：“这不要紧，我马上可以叫你恢复力气。”于是，我就在她的两腿的足三里穴（外侧膝眼下三同身寸，距离胫骨约一横指尖处）用拇指尖狠狠地往里钻了几下。足三里穴人称补穴，有按摩或针刺足三里一次，赛过吃一只老母鸡的说法。她本来脸色雪白，经这样一折腾，果然两颊上泛出了淡淡的红晕。我问她感觉如何，她连声说，好多了，谢谢你。我觉得再呆下去有讨报酬之嫌，就说，你再歇歇，等会儿就可以走了，医院里还是要去看的，这段时间里不会有问题。我说罢就上前面找人推手去。这天恰巧前面场子里推手的人很少，一刻钟以后，我便离开那里又往后面走。路过郡张绿色长椅，已不见这两位老人。我一直走到后面的推手场子，路上也不见他俩的人影。我想他们是平安地离开公园了。当时我并没有写本关于气功的书的念头，所以日记中对此事没有记录。

但我的日记中有一则对胆囊炎患者发气的记录。在此例的治疗过程中，又伴随出现了类似针灸中“晕针”症状的虚脱现象，这是否是所谓“病气”的一种发散途径？那是1990年8月5日，星期天的上午，地点在鲁迅公园的鲁迅墓前。患者是一位73岁的老翁，姓张。他的老伴汪阿姨练形神桩气功有一年多，颇见成效，已开天目，能看见人身上发出的各种色彩的气，而且她是睁着眼睛看的，与另一些开天目者要闭起眼来才能看到有所不同。这位张老伯在老伴的多次鼓动下，也开始练形神桩。在这之前他练过几年鹤翔桩，但从来没有觉得过什么气感。改练形神桩还不久，尚未尝到甜头。那天，我请汪阿姨给我看气，谈得兴浓，张老伯这时提出自己胆囊胀痛，练气功也未能见效，于是，我投桃报李，提出给他治疗试试。我仍然先对他左手的内关穴发气。发气不到5分钟，他突然闭起眼睛，以手抚额，喊“头晕”。我连忙放开他的左手，站在离他1米多远处，用手从他的头顶向他的脚下引气。这时，他的身子开始摇晃起来，脚下踉跄了几步，觉得站立不住。汪阿姨连忙扶他到鲁迅墓前的石栏上坐下。他两手搭膝，坐姿基本如坐桩样。我站在距他2米多外处，用搬移法继续对他进行治疗。这样大约有20多分钟，眼见他的脸色一点点由灰黄转红（他的肤色本来较黑），额头也渗出了一层细汗。他终于吁出一口长气，举起右手向我摆摆，说：“好了，好了。”又说，“我人软掉了，一点力气也没有，让我坐一会儿。”10分钟以后，他走到谈话的人圈中来，对我说：“你的气真厉害，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站不住。后来觉得浑身发热，出了一身汗，衣服都湿透了。人像洗了个热水浴，现在很舒服。”我问他胆囊处感觉怎么样，他说胀痛感消失了。他又抡了几下右臂，说牵拉感也消失了，本来右手动作时总觉得筋绷紧着。以后我几次遇见他，他都说胆囊炎已经好了，没那回事了。我想，倘若胆囊炎真是痊愈了，也与他自己坚持练功有关，并非完全是那次发气的功劳。

我这么说不是故作谦虚。从“途中”时期另一例胆囊炎的治疗中，我看到，我发出的外气有把握很快地止痛，却不能一次性地予以根除。这一例的患者是我的岳母，时间是1989年的四五月间。我记得那时大学生刚开始上街游行，局部地区交通堵塞，我换乘了几辆车，从市区外围绕了一大圈，大概花了3个多小时才赶到岳母家。当时，我对自己的气功已经有了较高的信心，所以那天妻子下班回家来说，上午接到她姐姐打来的电话，岳母老胃病复发，痛得大小便失禁，我便自告奋勇地表示用气功去驱赶病魔。我没有测病的功能，岳母和大姨子认为是老胃病，我就当作老胃病来治。好在我治胃病与治胆囊炎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都先从内关放气，使疼痛缓解，然后再直接对着疼痛部位发气。在我治病的第一阶段里，操作方法很单调，治疗所需的时间也较长。不过，治疗时间之长短也许不仅与操作方法有关，与我本身的功力大小也有关。在早期的一些病例中，患者往往10分钟以上才能有气感（重、胀、热等）；而现在，气感的出现一般只要一两分钟，快的一两分钟内症状已消失。那天我治了大约有半小时以上。对岳母不用太多顾虑，我就用劳宫穴直接敷治在她的胃部发气。我离开的时候，她的疼痛感已完全消失，胃里也觉得暖融融的。然而时隔半年不到，这年的9月下旬，岳母又因为隔夜吃了大排骨，一早“胃”痛发作送了急诊。经B超检查，胆囊肿得很大，里面有许多结石。待我中午赶到中山医院时，岳母已收入病房，决定下午动手术。按照我的医学观点，不到万不得已时，一定不要挨刀。我认为岳母的病尚未到非挨刀不可的地步。但我的医学观点不便强加于人，即便此人是岳母。况且我大姨子原是华山医院皮肤科的护士长，在选择何种治疗方案这一点上，她无论如何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只在以后我妻子患珠网膜下腔出血后的治疗问题上，坚持说服她同意我的方案，这件事后面将专章论及。岳母开刀木已成舟，我只能提出在术后向她的刀口放气，减轻她的刀口痛，以表示我的一份孝心。发气能减轻刀口痛，在当时只是我的一种推想。既然发气能够活血消肿，那么它应该也能止痛与促进伤口愈合。实践的结果还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是手术后第二天上午赶到医院去的。手术当晚由大姨子秦剑兰陪夜，她用耳针为岳母镇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到的时候，岳母的刀口又在作痛，但还没有痛到忍不住要叫唤的程度，只是不大敢说话、吸气，右腿蜷缩着不敢伸直。我还是用劳宫穴敷贴在她的创口上放气。半小时后，她觉得吸气不痛了，右腿自由屈伸没有拉痛感了，本来冰冷的脚也热了起来。从这次放气后，岳母的刀口再也没有痛过，因此我没捞到第二次表示孝心的机会。医生对岳母的刀口愈合之好表示惊讶。因为岳母十多年偏瘫，术前身体营养状况较差，不说皮包骨头，也是够消瘦的。这样的身体条件，一般创口不容易长好。再加上当时正值阴历八月，天气还很热，这对刀口愈合也是不利的。但岳母的刀口却长得比一般身强力壮的小青年还好，不仅如期拆线，而且一年以后，该处皮肤上已不见凸起的“百脚疤”，只留下一线淡淡的白色印痕。对此，岳母和大姨子都认为，这是我发气的功劳。

除了上述的平居时的实践外，“途中”时期的较为突出的几次实践，则是在真正的途中——在我外出旅游或参加笔会的途中。我出差的机会并不很多，但每次出差，无论是参加笔会，或由某单位邀请，或作协组织参观访问，总要与一些文人结伴同行。而文人多体弱，因此我几乎每次都能捞到献技的机会。1986年11月作协小说组组织8位作家到温州去，同行中《文汇报》的周玉明，患有心脏病。在往大龙湫的途中，她觉得支持不住了，我用掐内关、足三里、合谷的方法，帮助她翻过了一道岭。临回上海的时候，陈洁发烧了，我又去给她按摩合谷、太阳穴。1988年5月底《上海故事》编辑部组织一批作家到深圳、海南特区去作走马观花的考察。行前，我在作协机关接受了一次定期常规体检，验血报告显示GPT稍为偏高，B超提示有脂肪肝，但报告都在我动身以后才送到机关，因此我在这次旅行中还是放心大胆地给许多人发了功。这次观光日程安排太紧，再加上这年的夏天似乎提前来到，我们踏上海南岛土地时，来接待的海南工会旅游社的导游说，已经有一星期连续不下雨，最高气温在摄氏37°以上，所以同行中有许多人头昏脑热，客观上为我的生意兴隆创造了条件。在这次旅途中，对两个人的发气值得提一下。一是《文学报》的江迅。在海南岛的第二天，我们住兴隆华侨农场。这天晚上他得了腹泻。次日早饭后，从食堂出来，我见他脸色灰暗，就问他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服药后腹泻已止，但胃很痛，小腹也有些隐疼。我就先在他内关穴上掐了一会，再将劳宫穴直接贴到他胃部上去。谁知两三分钟以后，他叫起来：“哎呀，头晕，不行，不行！”这时正巧陆幸生跑来，他俩昨晚住一间房，陆幸生连忙把江迅扶回房间去。一会儿，陆幸生跑来了，说把江迅扶到房间门口时，他似乎已神志不清了，浑身是汗，就像从河里捞起来似的。这时，已到了原定的发车时间，江迅这样子要躺到几时才能恢复过来呢，大家都有些着急。幸好10分钟不到，江迅就跑来了。后来他一路在车上谈笑风生，显得没事一样。我问他胃里感觉如何，他轻松地回答说全好了。这天是从兴隆农场纵穿全岛回海口市，下午还要乘飞机到广州，是在海南岛的3天中，最疲于奔命的日子。许多好汉，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瘟”了，反衬出江迅格外的精神。这是我发功中碰到“晕气”的第一例，此后，我看到这类现象就无所畏惧了。此行的另一例是对李良杰发功。那是在深圳吃早茶时，距此番旅行结束还有一天。于炳坤打算拖李良杰一起往福建去，但偏巧这时李良杰的腿部老伤复发了，那天早晨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路显得很艰难。我并非有意成全于炳坤，只是看到李良杰行走不便，动了恻隐之心。然而几天紧张的旅行，乘车多，睡觉少，天太热，再加上给不少人发了气，我觉得有些亏，因此这天多用了些推拿，少放了一些气。不料南方湿度高，人出的汗发粘，而我又太求胜心切了些，结果在叫李良杰的腿恢复了灵便的同时，搓去了他脚上的一块冬青叶大小的表皮。这样，虽然第二天李良杰被于炳坤拖着腿脚利索地告别大部队往福建去了，却从此也给他逮到了嘲笑我气功的话柄。他每每要抬出他的腿来，证明我的气功不怎么样。我向读者保证过写这本书要客观、真实，因此特地将这件事录下。

大概在这年的九、十月份，《上海故事》编辑部在上海郊县组织了一次活动，我又给人发了一次气。这次发气就病症来说没什么稀奇，但它使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发气是在午餐席间进行的。乡镇企业招待的午餐，烹调不是很精美，但用料很扎实。菜上到三分之二时，我已经饱了。这时，江迅来请我给旁边一桌的外籍华人刘淑娇女士发发功，她因为胃痛基本上没有动筷。我在她的内关穴按压了一下后，就采用由阿是穴向胃部发气的方案。两三分钟后，她打了两个嗝，说胃痛好了，就开始用餐。而我则发现本来已经填满的胃一下子变空了，又装了许多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进去。这种明显的落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以前给人发气不多，而且发气多在会议或旅途中，膳食供应都很充沛，所以对那种发气后的饥饿感没有很强烈的体会。从那次发气以后，我开始留意起来，发现这种饥饿感在我几乎是一种发功后的必然伴随现象。这证明外气确实是一种物质，它的能量是由另一种物质转换而来的。虽然我发功仅仅是靠意念来操作，从外部看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发功时还能跟人说说话，似乎轻松得很，但从消耗能量这一角度来看，这一运动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倘若我去参加三千米的长跑，恐怕还不至于一停下来就觉得肚子饿，而我平平静静地发了两三分钟气，胃里却立刻空出一半来。不过这一发现倒反而使我定了心，让我在以后放气时更少些顾虑。因为其一，外气是种物质，就消除了一部分对它的神秘感，使用它就像使用我的手、足一样，只存在如何调训，控制的问题，不怕它调皮捣蛋。其二，既然存在着能量消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不用太多顾忌玄而又玄的元气损耗说。所谓元气损耗，可以从发气后没有能及时补充营养这一角度去理解，或者虽然补充了营养而机体却来不及吸收。这样，问题就可从适当控制运动量与及时从最佳途径去补充营养这两个方面去加以解决。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一方面注意控制每天发气的量，一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气后立即进食，吃些水潽蛋之类易消化高营养的食品，试验下来的效果颇为理想。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我没有感到元气有很大的亏损，相反，功力似乎倒有长足的进步。

东拉西扯了那么许多，现在该说说途中捡得的那条命了。

那是1988年的10月19日。我被当时在《市场艺术》供职的诗人钱国梁与在《上海工业经济报》服务的作家朱卓鹏两位仁兄拖去，到岱山采访一家乡镇企业。又与到这家企业来参加新产品鉴定会的一批专家、记者们，一起上普陀山去逛了一天。那天上午我们从普陀山回沈家门，准备在那里用过午餐后，乘船回上海。午餐进行到最后一道汤端上桌面时，另外一桌忽然骚动起来。我循声望去，只见那桌上的人都站起来围向一位中年男子，那人两目紧闭，脸色刷白，脑袋搭拉下来歪向一边，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们这桌上的人也都立刻站起来，跑了过去。我跑过去一问，晕过去的是同济大学的副教授蒋觉先，这次他是与妻子，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应爱珍一起来参加鉴定会的。在一年多以前，他得了冠心病。刚才吃饭时他觉得胸口有些闷，吃不下，应工就让他靠着休息一会，等汤上来喝两口，谁知道一下子就晕了下去，嘴角也吐出白沫来。应工估计他是急性心肌梗塞，就在他衣服的口袋里找急救药，不料把上装、衬衣与裤子的口袋都翻遍了，急救药就是找不到。情况紧急，我挺身而出，指挥人把方凳拼成一长条，将蒋先生扶到方凳那边来。我本打算让蒋先生躺在方凳拼起的“床”上，忽然想到，这种症状也有可能是脑血管意外，而脑血管意外病人是不宜放倒的，于是，我就让蒋先生“坐”在方凳上，后面由几个人扶住，我则坐在他的对面给他发功。老实说，对心肌梗塞怎么抢救我一无所知。我只记得古小说中凡人昏厥过去都先掐人中，所以我第一就掐人中。人中被我掐出了一道指甲印，然而他还是毫无反应，于是我接着狠狠地掐他的合谷与内关。一般的人，经我在合谷上轻轻一掐，都要哇哇叫着跳起来，可是这位蒋先生却很沉得住气，依然闭着两目不予理会。我有些黔驴技穷了，但只治了两三分钟，还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我振作精神，集中意念，抬起右手来，在离他身体两三寸外处，从胸口向肚皮一遍遍地理气。我这么操作也并非完全毫无根据。20年前，我在湖北路小花园里，就曾见过有人用这样的办法，为练气功走岔、一股气堵在胸口那里不下来的人疏导，居然立竿见影。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心理暗示，但眼下情急无奈，管它什么办法先拿来用用再说。也不知是刚才掐人中、合谷，内关，要过片刻才慢慢显出作用来，还是这样理气真有功效，反正上下拉了十几次以后，蒋先生的脸色渐渐地由白转红，他的头也开始左右转动起来，但是他的眼睛还是闭得紧紧的。看见出现了转机，我就动作得更卖力，更有信心了。这时，蒋先生的手也开始动起来，艰难地伸向裤腰的表袋。他妻子应爱珍立刻领会了，马上从表袋里挖出急救药来。药片送入了蒋先生的口中，大家都松了口气。但这时钱国梁却发出了警告。我在给蒋先生理气时，他一直抓住其右手在把脉。钱国梁的脉案很好，在文人圈子里是有些名气的。“不行，看样子还要送医院，”他说，“心的脉完全没有，他现在心里非常难过，但嘴里说不出。”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足三里穴。他刚说完，我已蹲下身去在蒋先生的脚上寻找穴位。量准穴位后，我将腰腿劲提到大指肚上，竭尽全力地往里钻。就在这同时，钱国梁突然叫了起来：“咦，脉跳怎么正常了？”他把脉背对着我，我的操作他一点也没看到。我心头掠过一阵狂喜，足三里真是神穴，它对治心肌梗塞也有奇效！我连忙在蒋先生另一条腿的足三里穴上又加了一记。钱国梁直起身来说。“好了，好了，现在没问题了，可以一起回上海了。”似乎为了证实他的话，蒋先生也立刻睁开眼睛，撑着要坐直身子。云开雾散，大家的脸上充满阳光。

在船上，蒋先生同着应工特地到我们住的舱房来道谢。那时蒋先生已完全恢复，脸上毫无病容。应工介绍说，这次是自蒋先生戴上冠心病帽子以来的第一次大发作，所以虽然随身带着药，却没有事先约定放在哪个口袋里。还亏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现在蒋先生感觉良好，明天早上船靠码头后，他还要赶到学校去上课。

本来还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与惊险，后来在报上看到消息说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导演胡伟民是自己走着到华山医院去看病，在就诊时突然晕倒，虽经抢救却终于未能醒来，经诊断为弥漫性心肌梗塞，我方才觉得自己的鲁莽与幸运。所以我说“途中捡得一条命”时，不是想表现我如何地潇洒，面是想说明我是多么地侥幸，侥幸得似有神助，这点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八、天生我功必有用

1989年10月27日下午，我妈妈在家里登小搁楼取东西时，不慎从梯子上跌下来，躺在地上好半天一点也动弹不得。其年她正好迈过花甲的门槛。

次日上午，我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赶紧吃了午饭前去看妈妈。妈妈仰卧在床上，连翻身都十分困难，更不要说坐起来了。然而那时她还没上医院去求诊，因为她以为自己只是扭伤了腰，躺几天就会好的。她是从梯子上跌下来一屁股坐倒在地，本来最担心的是股骨颈骨折。1975年，阿爷就是这样一交跌坐下去，造成股骨颈骨折，后来一条腿牵引了两个月，终于以此为诱因使他的身体全面崩溃，呜呼哀哉。当然，60岁的妈妈比起当年85岁的阿爷来，身体各方面的条件要好得多，即使股骨颈骨折，也能顺利挺过这一关去。然而，股骨颈骨折这病给我们全家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似乎有些谈虎色变，所以能避开就感到特别的庆幸。然而这种过度的庆幸感却使我们不约而同地对妈妈的病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我们”包括我、妈妈自己，以及当时已研究生毕业，留在上海医科大学任教师的弟弟。其实妈妈的症状还是很严重的，除了腰部肌肉像铁板一样全都绷紧外，她的小腹部肌肉也抽紧了，像有钢丝绳狠狠地往肉里勒，说话透气都很疼。然而我们一致认为是腰部的软组织挫伤，至多是腰椎盘脱位，只要能站得起，可以开步走路，没有骨折，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弟弟虽然在念大学本科时学过外科知识，也到外科病房实习过，但显然他对腰伤的诊断与治疗并不太熟悉（也许西医离开了仪器就难以诊断，而离开了手术就很少治疗手段，所以他的本事施展不开），于是就自动地将治疗权拱手让给了我，我也毫不客气地站到了第一线。

我这次给妈妈治腰伤，比前面写到的几次重要的治疗要有把握得多。除了前述的给陆棣治脚扭伤的经验外，我至少还有四个病例可作为信心的资本。

这四个病例中，有一个是我自己的。1988年白露之后的两星期，一天上午，我在拍打一只蚊子时突然闪了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闪腰，故而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我记得自己去打那只蚊子时的姿势就有些怪。我是伸出右手去抓掠，这是我打蚊子的习惯手法，并不怪，怪是怪在蚊子飞到离地1米高处，我不是略弯下腰去打，而是伸直了腰，两腿弯曲如蹲马步，右手平伸出去抓的。就是这样的姿态，按说腰一点也没受力，却偏偏就闪住了。因此事后我推想其实腰在打蚊子之前已经出了毛病。所以打蚊子时腰会自觉伸直，腿会自觉弯曲，这是机体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可惜的是没能保护住。不过即使这回保护住了，下回拎一壶水，或咳一声嗽，还是可能闪腰。我当时是将闪腰的原因归之于天热贪凉快，白露过了一星期，还在水泥地上铺席睡。尽管水泥地上还垫着层丙纶地毯，但阻隔不了寒气。从今天回过头去审视，上述的可能固然不能排除，但也有可能是练气功过程中出现的气冲病灶的现象。我作如是观也有一些根据。我的腰尽管没有急性扭伤过，但是慢性肌肉劳损还是有的。在农场里插过秧、割过麦和稻，这种劳损是不可避免的。我的腰肌劳损的程度也许是最轻的。在水斗边洗半个小时的衣服，或者在写字桌前坐两三个小时，猛一下改变姿势，腰会有断成两截的感觉，不过活动一阵就恢复常态了；经常在晚上仰面躺下去的时候，腰间会有下坠的痛感，似乎那里应该填些东西，但是只要坚持躺刻把钟，痛感会消失，榫头又密吻了。然而，这些轻度腰肌劳损的症状，我今天都没有了，不知是哪天消失的，不会在那次闪腰之前可以肯定，是否在闪腰治愈后就不再有那些症状却不敢说。然而闪过一次腰后，腰的情况却反比以前好了，这是不是有些奇怪，值得引起注意呢？各派气功，大多有气冲病灶这一说。气冲病灶的特征，就是以前身上有的病，哪怕已经停止活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根除了的，还会重新“发作”一次。这个“发作”比起真正的发病来，程度上要轻一些，你只要坚持练功，无需其它治疗手段，很快就能对付过去。病根子浅的，冲一次就把病完全清除了。病根子深的，也许要反覆冲几次。关于气冲病灶的机理、现象以后在介绍“授功”时我还会谈到。以我自身来说，除了这次闪腰，近两年来，还有两次得病有“气冲病灶”的嫌疑。一次是鼻子闻不出气味。发病时没有伴随流清涕、咽喉痛、咳嗽等感冒症状。我是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本来我的嗅觉是很灵敏的，突然我觉得吃饭有点不对劲，辨别一下原来是没有香味。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去嗅麻油，嗅醋，发觉闻到的气味比以前要淡得多。一两天里病情发展很快，后来竟至连一点气味也闻不到了。本来我觉得几种感觉中，嗅觉是最不要紧的，而且丧失嗅觉，失去的痛苦要比失去的乐趣多得多，至少进厕所用不着皱眉头，作苦脸了。及至真的丧失嗅觉后，才知道原来的想法大错而特错。尽管我能通过对自己的情感作审美观照来减轻内心的紧张度，然而，我还是发觉心中有一股东奔西突的狂躁。我去看医生，医生说也许是一种病毒感染造成的，配了些滴鼻药水给我。我认认真真地滴了三天药，毫无效果。我灰心了，不再滴药，把鼻子交给上帝去安排。两天后，也就是发病的一星期后，失踪的嗅觉又翩然回来了。而且，从那次发病到现在，鼻子似乎也比以前更好了。本来我一到冬天就不间断地感冒，鼻子总在流清涕——堵塞——流黄脓涕的循环中受折腾，难得有一两天呼吸顺顺畅畅，发音爽爽脆脆的。晚上睡觉，经常是先翻到左侧，把位于高处的右鼻孔吸通了，再翻向右侧，把转到高处的左鼻孔再吸通。常常要辗转好几次后，或许勉强可以在两个鼻孔都透气的状态下进入梦乡。后来我坚持洗冷水脸，这种情况有很大的改观。冬天里一个月至多鼻塞一两天。从那次失嗅到现在，我记不得有哪次鼻塞过。鼻子遭过一回罪，耳朵也轮上了一遭。我念小学时得过中耳炎，不严重，但以后发扁桃腺炎或咽喉炎时，耳朵常要连着一起痛。199O年6月间，我突然觉得耳朵听声音像隔着一层膜，就像游泳后耳朵里的水没倒出似的。有人说是耳屎在作怪，教我用葱管去抠。我用去许多葱管，确实也抠出了一些耳屎，然而这种“隔膜”感虽有减轻，却不能根除。后来我用葱管抠得耳腔里表皮破损，痛了起来，才不敢再抠。也是一星期以后，“隔膜”感自动消失了。现在，我给被授功者打预防针，介绍“气冲病灶”时，将日期定为一星期，正是参考了其他练功者与我自身的经验。不过，我的闪腰、失嗅与“隔膜”感，就“气冲病灶”而言，并不是很典型的，原因在于我在这段时间没有一本正经地练过哪门气功。但照公园里结识的一批气功朋友的说法，我推手、治病、授功等，其实都是在练功。练功是从有形有法到无形无法的，无形无法是一种练功的高境界。我不知道冥冥中有谁在助我，让我稀里糊涂一步就跨进了高境界，然而若按这种说法，“气冲病灶”的推想倒显得更有了些根据。

是受寒引起也好，是气冲病灶也好，这一闪可实在叫我的腰够呛。足足3天，我起卧非常困难，一星期步履维艰，半个多月腰肢才灵便如常。不过坏事也能变成好事，闪腰的最大收获，使我亲身体验到了循径取穴的作用。我发现，只要用拇指按压住外关穴，僵直的腰立刻就松开许多，就可以俯仰、转圈。手腕外侧的一个点，与腰部真的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通道。虽然我以前给人推拿、发气，也按摩相关穴位，但我更重视阿是穴（即发病部位）。有了切身的体验后，我在治疗中开始重视相关穴位的作用。如上一章所述的抢救蒋觉先先生一例，足三里穴就起了关键的作用。为那位胆囊炎发作的老妇解围，我也是先从内关穴放气进去。这和为顾绍文治心脏病时按着寸关尺想着心脏，及为陆棣治脚伤时因为伤处碰不得所以先按摩外围穴位有所不同。我在闪腰以后给人治病已有了利用相关穴位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以后又发展成一套操作步骤，这在后面将详细谈到。

第二个病例是我的朋友，文学评论家戴翊的妻子王淑珍的手。戴翊患有慢性肾炎，这两年基本停了药，全靠气功来把尿里的阳性指标一个“＋”一个“＋”地克服掉。我与他以文学结交，以后又在气功方面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再加上乘车2O分钟左右即可到他的家，在上海说起来，算是彼此相距比较近的朋友，所以有段时间我去得很勤，平均半个月要去一欢，跟他一家老小都混得很熟。有一天晚上我去那儿，小王对我说，白天她在单位里写东西，突然觉得右手握笔无力，接着发现连个杯子也提不起来了。到医院去诊治，认为是急性腱鞘炎或腱鞘囊肿，嘱减少右手活动，静养一段时间以观变化。我用按压法找到压痛点以后，让她在上面贴一块伤膏药，然后用劳宫敷贴法给她放气。那段时期里，我一般放气都要在半小时左右。她的气感反应与陆棣大同小异，只是放气一刻钟左右时，手指可以摸到腕部皮下似有一个活动的水泡泡，同时患处有酸胀感。放气结束后，她的右腕即可以自如地转动，基本上无酸痛感，力气也恢复了，可以提起一只灌满水的气压热水瓶来。我记得那天放气结束后她立即去给我煮了一碗水潽蛋来，由此推想，这次放气应在给刘淑娇发功之后，因为我已经留意到发功后的饥饿现象，将此向戴翊提起过。放气后的第二天，小王的小臂就肿了起来，按压略有痛感，但比病发时的酸痛要轻多了，活动也无障碍。第三天晚上我又去，肿已消退，机能完全恢复，只是腕部重按下去还有酸痛点，不过“水泡泡”已摸不到了。我再一次给患处放气，这次治疗后就完全痊愈了。但是，过了两三个月，还是那只手，又撞伤骨折了。我对小王说，看来你命中注定这只手今年该有灾难。我是在她骨折后一个月上她家去的。为了能做家务，她自作主张提前半月拆去石膏，改用中医小夹板固定。医生说这样会影响骨头的愈合，并落下后遗症。其时她的手确感酸痛，心里颇有些紧张。我又用劳宫敷贴法对骨折处放气。这次放气后。她第二天即将固定的小夹板也丢开了。至今并无任何后遗症，就像根本没伤着过一样。不过医生的话本来留有很大的保险系数，所以这只手上我的“气”到底有几份功劳，还难说。

第三个病例是我妻子的手。1989年4月3日，她带着儿子，与她的母亲及哥哥姐姐们，一起送她父亲的骨灰盒回家乡崇明去安葬。在船上，她右手拉着儿子，左手拉着小侄女，到甲板上去看风景。天刚下过雨，甲板上一层水，滑得很。儿子又顽皮，不肯规规矩矩走路，蹦跳了几步，就一滑往地下倒去。妻子收脚不住，眼看要跟着往下倒，连同小侄女的身体将一起压在儿子的身上，就狠命将手往反方向一拉。这一拉，还是不能避免自己身体的倒下，只是没有压在儿子身上，同时保住了小侄女没有受牵累。代价是她的右臂从肩部到腕部都痛得不能动弹。她姐姐秦剑兰连忙给她推拿，情况略有好转，但到吃饭时拿着筷手臂伸不出去夹菜，晚上睡觉脱衣服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4月5日她回到家里，右臂的状况依然如此。我用推拿结合压痛点劳宫敷贴法给她治疗，3天里完全解除了她的痛苦。在治疗过程中，也出现了痛区游走的现象。我记得曾对她说过，伤痛只要动了就好，由此可以推断，治疗小王的手伤当在这之前。我这么快治愈了妻子的臂伤，换得了她对我从事气功探索的初步支持。探索气功的奥秘，实质上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客观上要少写几部中篇小说。当专业作家，不坐班，拿赤膊工资，全靠笔下生财方能维持日常开销，少写与多写，就像严冬的屋子里是否生火炉或点取暖器，冷暖是很分明的。现在一般的人看我差不多每天上午都泡在公园里，推推手，练练功，发发气，聊聊天，似乎活得相当潇洒。这潇洒若没有妻子的支持，我是混不来的。我常对妻子说，我研究气功，看上去只有输出，没有收入，其实我的功力也在实践中不断增长。一家人在我的气场影响下，可以免生许多病，即使生了病，也很快能痊愈，这样省下了许多医药费与营养费，加上少受的痛苦，变相地就是有收入了。妻子表示同意我的观点。但直到前不久我用气功治愈了她的珠网膜下腔出血症（脑溢血之一种）以后，她才坦白向我承认，以前虽然口头上没有表示反对，然而心里对我的做法还是有嘀咕的，连带着对我的气功是否真有那么神也有些怀疑。她表示现在是百分之百地信服我的气功了，以后要更加支持我的气功研究。因此，今天我的后院条件比往昔任何时候都要好。只是我自己觉得对气功的探索好像已经到了该暂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因为我本来的目的只是想弄明白“气”到底有没有，若有的话到底是种什么东西，而并不是想改行去当个气功师。所以到这本书写完之后，我想应当给自己的气功热降降温了。

第四个患者是我在外滩北端喷水池边推手时以识的，姓杨，年纪跟我差不多。认识的时间就在1989年的夏天。他也喜欢作导引推手，推手时架子盘旋得很低，活动范围也很大，看上去有点像跳“天鹅之死”或“孔雀舞”似的。他把推手纯粹看作是一种活动筋骨的锻炼方式与享受，因此总愿意扮演被动的与接受的二方。他觉得我的意气导引着他“走”（走劲）非常舒服。第一次交手进行到一半时，他就主动告诉我，他几年前出工伤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脱位、骨折，这些年来坚持锻炼，腰已经活络多了，但仍然有伤，酸痛，希望我能对他的腰伤处来几下。于是，我就捏住他的外关穴，配合推手的手法与身法，再加上一些按摩的手法，来给他的腰伤进行治疗。他在我的牵引下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连蹦带窜，蹦跶了5分多钟，他觉得绷紧的腰肌完全松开了，酸痛点也消失了。他向我描述，原来的腰部似乎有个很深的黑洞，现在一股白气将它填满了。这样地描述自己的感受使我觉得有些奇怪。经追问，原来他在受伤前已经练开了天目，而且练得元神出窍，能漂浮在上空俯瞰自己正在趺坐练功的躯体。他说的那回事，在我不能算是闻所未闻，但以前见到这类描述都是在神怪、武侠等旧小说中，以后虽然在介绍气功大师的种种奇迹的报道中也见到过，但我对此总有些将信将疑。他是言之凿凿地向我描述超视觉经验的活生生的第一人。我觉得他没有向我撒谎的必要。就在我犹豫是不是可以相信他的话的时候，他敏感到我的犹豫，也开始疑惑起来。他问我：“我说得对吗？是不是这样？”我老实地告诉他，本人什么也看不出。他一时显得更加疑惑。似乎我在耍弄他，我有那么大的功力不会看不到“气”，我的天目必定是开的，我是谦虚或者是装戆。类似他这样的疑惑，我以后也碰到过多次，并解释过多次。看来人认识世界实在是太拘泥于一己的可怜的经验。没有练气功经验的人，对气功现象的第一反应总是否定、排斥，认为是吹牛、魔术或骗术。有练气功经验的人，又常常认为自身的体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自己身上出现过的在别人身上一定会重现，在自身某种现象伴随某种现象，在别人也应该是这样。但是，人又能不能超越自身的经验？凭什么，如何地超越自身的经验？这是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不打算也无能力在这里对此展开讨论。好在小杨很快便明白我的回答是真诚的，于是，他便向我简单地描绘开天目与元神出窍时的感受，又说，这是相当累的，而且，元神出窍还有回不来的危险性，所以受伤以后，他就不再练这种功，而是调动全身的气去对付腰部的伤。久而久之，他的这种功能也已经废了。现在仅存一点残余的感觉，与真正的天日“看”是不同的。他劝我不必去练这种功，尽管像我这样大的功力，练这种功是很容易的。我理解他最后的话是安慰我，给我些面子，也算是对我给他治腰伤的酬报。这样我们就变得熟悉起来。以后我每次到外滩去，他见到了总要来和我“盘”上一回。总要用大幅度的动作，“喔唷喔唷”的叫声来表示他的舒服。结束后，他总要向我表示，现在他的腰比以前又好得多了。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在上述的四个病例中，只有他的伤情与妈妈的伤最接近，故而他给我提供的信心也最直接。在给妈妈治疗前，我先举了他的例子，说明即使骨折，我的“气”也有办法对付，这样，妈妈让我摆布起来就配合得多了。我又要说我是十分幸运的。

回头去看，我第一次给妈妈治疗，完全是错误的。错误的治疗来自我错误的认识。我当时只知道，这样跌落下去，尾骶骨与大腿股骨可能骨折。因此，我检查排除了这两种骨折后，就武断地认定妈妈的伤只是扭伤，于是，我就采用舒筋活血的方法来治疗。从日记中看，那时，我的治疗方法已进了一步。我的第一除段的治疗方法，可以概括为“劳宫热敷法”。尽管在有些病例不适用此方法时（如在前述的那个胆囊炎发作的老太身上），我也改用有距离发气，并取得了一定疗效，但我还是偏重热敷。这种偏重直到今天我还有一些。这一方面因为我是从这里出发的，人免不了有恋旧的情结，尤其像我这种生性偏于保守的人；另一方面，也因为热敷法与其它方法相比较，自有它不可替代之功效，这一点我留在本章的结尾处说。同时，我为人处世，一直信奉物理学的“省力不省功”原理，从实践中，我发现热敷法要比其它放气法消耗大得多，热敷半小时，至多三刻钟，脑子里就晕晕乎乎的，肚子也饿得厉害。这说明皮肤与皮肤直接接触，“导线”粗，通路短，在传输过程中损失应该也小，倘若“气”流与电流相似也有压力的话，那么在相同的压力下，我的“气”在单位时问里流入患者体内的量也应该多一些，作用于疾病的功也应该大一些。使用热敷法治疗伤痛，我对我的“气”的作用机理的假设是“活血化淤”，用一种类似红外线的能量来使淤血消散，并加快伤痛部位血液循环，从而改善细胞营养条件，促进细胞再生。运用这种方法来治疗脏腑疾病时，我对“气”的机制的假设又是“扶正去邪”。设想我的“气”像滚滚暖流进入患者的体内，把病气驱赶出去。我作如是的设想，起初是从给妻子治胃痛得到启发的。她胃痛多是因为受寒，我就将手掌贴在她的胃上，一会儿功夫，她觉得胃里暖和起来，接着肚子咕咕作声，然后放几个屁，胃痛就好了。在这个过程中，正气把邪气从上到下逐步驱出体外表现得很明显。后来我按照这种假设给人治病，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记得有一例是在作协创联室的同事麦穗奇的家里给他治哮喘。我从他的内关穴往里注气，15分钟以后，他觉得两脚都热了起来，一直热到脚心。其时在冬天，他穿一双绒布拖鞋，本来两只脚不说冰冷，至少也不觉暖，他认为这个热完全是我的气的作用。他同时觉得哮喘也缓解了。另一例是在作协给茹志鹃老师治颈椎肥大。她当时的病情是，由于颈椎神经受压迫，左手冰凉，指尖发麻。她请人定期上家里来推拿，已推了一年多，疗效不明显。我用手掌压在她后脖颈上，10分钟以后，她感到一股热流慢慢从颈部经肩、上臂、小臂，5分钟内热到指尖，一个个指头挨着发热、发胀。她说，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很明显的，看来这气真是有的。再一例是有次我到曲协秘书长李庆福家去串门，正巧他感冒，已病休在家两天了，我就将手掌敷在他的小腹上，从下丹田往他体内输气。其时也在冬天，他又畏寒，只觉得背脊上像有冷水不断地往下浇，所以穿得特别多。腹部那里，上下衣服交叠，连裤子加上衣，单的棉的绒线的羽绒的，至少有七八层。我有心试试自己外气的穿透力，就隔着那么多层衣裤往里放。10分钟不到，老李说，你的气是厉害的，隔这些衣服，热得像“汤婆子”一样。2O分钟，他的整个背热了起来，甚至觉得有些微汗。以上三例，都有一个热量在体内循一定的路线传递，使病气往体外发散的过程。总结了这些操作的经验，我进一步想到，何必费那么多的气，把病气赶得满身乱跑呢？能不能从最短的通道，直接将病气从体内取出来呢？我想到了拔火罐，想到了针灸的补、泻手法。我想，从理论上说，能进便能出，进气的路就是出气的路，对病气不用逼赶，而用抓取，应该是行得通的。怎么操作呢？我看到一本针灸书上说，右旋为补，左旋为泻，就照那个办法试试，效果不明显。后来我想，干脆就用一把把往外抓的动作。在公园里找机会在几个患者身上一试，十个里是七八个说觉得凉飕飕地有风往体外跑。我怕受试者的感觉被心理作用所歪曲，就尽量站在他们的背后操作，或者让他们把眼睛闭起来。在操作过程中，往外抽一阵气，再往里放一阵气，不断替换，每换一次，让他们说一次感觉。我发现，只要抽气时他回答说有冷风，那么放气时他一般都能回答说有热感。如果抽气时反应漠然，放气时一般反应也漠然，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气感差的人。但是，也有对热或冷特别敏感的人，那么，他对相反的感觉反应就会比较淡。例如，某人在抽气觉得很冷很冷，冷得透心彻肺，那么在放气时他往往会说不再冷了，或说冷得好一点了，但他不会回答说感到热。然而，从这样的回答中，还是可以看到热或冷的程度差异变化存在。对热或冷特别敏感，我猜想是与病气的性质或与受试者本人的体质有关。一般来说，抽气使人觉得冷，放气让人觉得热。这种热与冷的感觉，在大多数人身上，不是似有若无，似是而非的，是非常明显，非常肯定的。我在给王西彦老先生治颈椎病时，让他体验到了这种热与冷的感觉。那次治病，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说发点气救一时之急，不能根本解决他的陈年痼疾。然而，王老先生对那一忽儿冷一忽儿热的感觉却印象十分深刻，几天后还向作协的小车司机谈起这事，觉得很神奇，那位司机又在聊天时将这话传到我的耳中。倘若这种感觉是模模糊糊的，是可以凭心理作用想象出来的，王老先生怎么会对它难以忘怀呢？需要补充的是，我也遇到过抽气时觉得热，放气时反觉得凉的例子。我想，这是与病气的性质有关。特别是经多次实践后，我已能肯定我的手对抽出病气有感觉：一种是冷感，代表寒气，对应于由病毒与风寒引起的疾病，这种病往往是慢性病或退行性、萎缩性疾病，患者的体质也较为虚弱；一种是灼痛感，代表火气，对应于由病菌或外伤引起的疾病，往往是急性的，或慢性病急性发作，来势凶猛，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与之斗争也激烈，一种是粘涩感，就像手上涂了肥皂没有洗干净，又像湿度很高的闷热天憋出来的汗，代表湿气，对应于由自身免疫系统或内分泌系统发生紊乱而产生的疾病，这种病从每个局部看似乎都不是太严重，但合起来整体的情况很糟糕，而且常常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在治寒气重或湿气重的病人时，有反应的都是出冷进热，唯有在火气特别重的病人身上，才会出现出热进凉的反例。我这里用“凉”而不用“冷”，因为“凉”对这种病人来说同时意味着舒服。

日记中有“用放、拉疗法”之语，可见我当时已跨入治疗的第二阶段。但我已不记得拉（抽、拔）气疗法在给妈妈治腰伤过程中有什么明显的作用。日记中有一句，11月9日，也就是最后一次给妈妈治疗时，“在拉气时，旁侧电视有放电效应”。所谓“放电效应”，我想起来了，是记日记时我随意杜撰的一个名词，指的是电视屏幕上出现雪花，就像门外有大卡车驶过，受其发动机射出的莫名波（于我这科盲莫名）的影响似的。日记里特地写上这一句，可见当时我对能否直接把病气从患者体内抽拔出来还不那么有信心。从抽气的治疗作用角度来看，妈妈的腰伤并非典型病例。这个问题暂且说到这儿，我回头再来检讨第一天给妈妈治疗时所犯的错误。因为我认定她只是腰扭伤，我就用治疗我自己闪腰的办法来对付。在找到压痛点，用手掌贴在上面放了一阵气后，就捏住妈妈的外关穴，硬把她从床上拽了起来。然后强迫她作前弯后仰动作，同时不断地鼓励她，不要紧，咬咬痛，活动活动，让抽紧的筋松开来，使血脉流通，病就会好的。我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在公园里，我确实用这样的办法，使一些腰伤复发的患者在半小时内病情得到缓解。然而，妈妈的病不仅是腰扭伤，所以，在我的瞎指挥下，虽然像是比治疗前好了一些，但好转不很明显，远不能达到我预期的效果。于是，我又用很重的手法作了一阵推拿，推得妈妈呲牙裂嘴，却仍然收效甚微。我黔驴技穷，对自己的功夫不灵有些奇怪，但是，还没有怀疑到自己的诊断是否错误上。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叫妈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看一次，拍张片子，排除骨折，可以放心。隔了一天，我又到妈妈那里去，她已经到地段医院去过了，拍片结果，胸十二椎压缩性骨折，腰椎脱位。医生认为，腰椎脱位可能是旧伤，这次新伤是胸椎压缩性骨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硬板床上平躺两个月，不能动，待骨架自然长成后再说。这家地段医院的中医伤科还是比较有名的，医生给了些自制的膏药外敷，又配了些云南白药供内服。我一听这结果，心里就着慌。我不由想起那只被外行推拿弄得戳出一角骨头来的手（见第二章）。连忙问妈妈，现在腰里感觉如何。妈妈回答说，比第一天吸气痛好像减轻些，还是不能动，翻身也困难，要大小便只能慢慢地一点点撑起来。我听说病情没有变得更严重，暗暗松了一口气。又转念想，那么瞎弄，叫妈妈硬弯腰，也没造成不良后果，说明我的气还是能起作用的。于是我对妈妈说，骨折也不要紧，我的气功对骨折照样有办法，您放心，不会让您在床上躺两个月的。我口头上还是那么信心十足，实践中到底不敢再那么莽撞了。我杜绝一切强迫命令与推拿手法，改以劳宫热敷法为主要洽疗手段。照日记里写的应该还有抽气法，但印象中较为深刻的是我将内服的云南白药倒在劳宫穴上打进去。妈妈很快就感到一阵火烫，比劳宫仅隔着膏药放气感觉要强烈得多。我由此知道白药是种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此后我在给妻子治疗珠网膜下腔出血时，又选用白药，便是那时留下的根子，这点我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详述。给妈妈放气我是竭尽全力，每次至少半小时，最多到50分钟。半小时以后，饥饿感、眩晕感、喝醉酒似的飘浮感就非常明显，我愈发肯定放气的确是一种能量消耗，而并非心理作用。我平均两天到妈妈那里去一次，一共去了7次。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明显，我称之为“后效应现象”，就是我的“气”可以留下妈妈体内，在治疗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每次治完后，我总要让妈妈动作一下，看看即时的效果；下次我去，妈妈总要向我报告说，现在我的情况比你走时又好多了。11月9日，是最后一次治疗。日记中写道：“妈妈腰部已无疼痛感，起坐时腹左侧略有牵拉酸痛。先在腰部（命门处）放气，后于腰左侧找到压痛点，甚深，用放、拉疗法，压痛点消失，即起坐如常。……妈妈作并腿前弯硬，后仰腰，转腰，均无痛感，一切如常。前两天阴雨天也无酸痛。自摔伤至伤愈仅14天。”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为妈妈的腰作过任何治疗，问过几次，她都说阴雨天没有任何腰酸背痛的反应，可以说完全跟没有受过伤一样。

我不由得想到外滩的小杨。妈妈年纪比他大，骨质已开始疏松，又不会气功，但恢复得比他快，比他彻底，我觉得这是气功可以创造奇迹的一个明证。陆棣的脚扭伤，虽有“伤筋动骨一百天”之说，毕竟这是一种不可靠的说法，谁知其中有多少水分。而妈妈的骨折，既有“躺两个月再说”的医嘱，又有小杨的例子作参照，就有说服力多了。从此，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宣称，外气能取得常规治疗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别人相信不相信还在其次，反正我是相信了。在这之前，我只是想证明“气”到底有没有；在这以后，我更感兴趣的是“气”有什么实用价值。套用报上的说法，我的气功的研究，开始由基础理论转向应用方面。

转向以后，在一段时问里我变得很忙，忙着四处联系业务。我像个推销员似的，逢人便说，反覆宣传，送货上门，免费服务。最多时一天要跑三四处，治五六个人。当然这跑三四处，治五六人，很少是为了发功的目标直接跑去的，多数是日常的朋友间串门，或者参加有关文学的什么活动，但因为我这个人好炫耀，好表现自己，朋友间谈话常常是我说的多听的少，所以无论哪一路朋友，进行的是哪种活动，哪方面谈话，我差不多都能把话题引到气功方面去，还常常可以达到当场一试身手的目的。这样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招来一些善意的揶揄，我基本上能够坦然处之。有些牢骚是难免的，这在第一章中已作了披露，不再赘述。但牢骚一点没影响我的积极性，相反，倒刺激我去创造更多更过硬的奇迹，来叫曾经怀疑、嘲笑过我的人心悦诚服。从这点上看，我倒也许是个搞事业的人，因为我多少具有一点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度。我的勤勉还是有收获的，在这一章里，我再介绍几个跟妈妈的伤病比较接近的例子。于这段时间里（1989年11月初至1990年1月底）做的另一些有价值的病例，将在集中介绍治病的章节中再谈。

第一个例子是11月24日傍晚给李子云老师治脚扭伤。那天是巴老从事文学活动6O周年的展览在上海美术馆开幕。我在展览馆厅里看到李老师，见她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大约两个星期前，《收获》编辑部招待在上海电影局小放映厅里看电影，她坐在我旁边，那时就听她说脚扭伤了。我问她，怎么脚伤还没好？她说，那地方是老伤了，一直叫人在推拿，没办法。我说，以后找个机会我给您试试。凑巧，那天看完展览，出来时我又听说作协创联室的于建明查出胆囊有病，已登记住院开刀。我当即决定赶到于建明家去看望他。我去的目的，是想劝他能不开刀尽量不要开刀。乘48路车到淮海西路站时，我忽然想到李子云家就在附近，看表才过4点，觉得可以插进一档节目去，连忙挤下车来。上面我啰里啰嗦把事情经过讲那么多，是想形象地说明那时我在气功方面是何等卖力，何等投入。李老师恰巧刚回家，她见我这样追踪赶到不免有些感动，自然不好意思拒绝我给她治疗。治疗前她向我详细介绍了病情。是左脚大趾扭伤，已经伤了3个多月了。她认识一个推拿医生，他说，该处以前多次扭伤，软组织钙化，已经不能推拿。她遵医嘱改用注射局部封闭，结果引起血管萎缩，表皮上出现了白瘢。我检查了一下，伤处有明显的压痛点，大趾不能弯动。我让她在那上面贴一小块伤筋膏，然后放气。没想到她的气感是那么的好，我的手掌离开伤处还有两寸远，她就感到热，进而烫，一会儿肌肉深处又出现跳动感。我往外抽气时，她明显感到热辣辣的东西一点点往外冒，越来越浅，直至表皮，最终消失。我第一次感到给气感好的患者治病的愉快。同时，我又看到有距离发功与敷贴发功，患者的反应是一致的，而且李老师的反应比陆棣更快，证明气感反应与受治者的个体素质有关，与发气的方法（敷贴还是有距离）关系不大。这样，增强了我选择有距离方式发功的信心。现在回头去看，似乎发气时手是否与患者身体（哪怕隔着多层衣服）直接接触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时我一直在这个问题犹疑、徘徊了很多时候。因为这关系到是将“气”作为生物电流、红外线似的物质来理解，还是作为一种以我的知识水平无法解释的超物质或全新物质来对待，所以在这上面跨出一步去不容易。那天，我治了20分钟，伤处压痛点消失，大趾能自由弯动。李老师立即去找来一双本来不能穿的中跟鞋，穿上走路，一无障碍。她欣喜异常。我关照她如果以后出现反覆，可打电话给我。她以后没打电话来，但听说好景并不长，只持续了一个星期。那天，她高兴，我更高兴，立即赶到于建明家去。于建明说，B超检查出胆囊里有一个肿瘤，怀疑是恶性的。对这样的病情，我自然不敢再劝他不开刀。于是与他预约，他动手术后我立即去给他刀口发气，可以保证他不痛，愈合快。这样，我觉得还有点对不起他招待的晚饭。为了应付我这不速之客，他让妻子另外炒了两盆菜，开了一瓶啤酒，又将给他补营养的鸽子汤灌到我的胃里。于是，饭后，在我一再要求下，他让我给他的颈部发了气，效果很明显。我了解到他妻子因心动过速病休在家已有一段时间了，也连带给治了一下。“气”刚从内关穴注进去，她立即感到浑身一轻松，像放下了一块石头。再对着她心脏部位抽气时，她觉得有一阵阵清风在吹拂。那天对我来说真是个好日子，虽然很晚才回家，又给3个人发了功，却一点不觉得累。我由此体会到发功者的情绪也许对功力、疗效影响很大。

第二例是给我朋友、文学评论家董德兴的妻子庄芹治颈椎病。时间是在11月中旬，比前面那件事稍早些。但因为得到疗效报告在那件事之后，而此事的主要意义在于疗效，所以换到后面来说。董德兴跟我住得也很近，但第一次上他家去，却是因为在公园里遇见他，听他说起庄芹的颈椎病以后。他上公园来是跟人学形意拳，会跟我说起老婆的病，自然也是听信了我的“王婆卖瓜”之后。庄芹颈椎病的特点，是头颈一转动，就会咔啦咔啦地响，这响声不仅她自己可以听见，站在旁边的人也能听见；而多数颈椎有病，转动能闻声响的人，就像塞耳机听迷你收录机一样，对此只能一人独享。治疗前，我先让庄芹表演一下，果然响得很频繁，脑袋转一圈，要响两三下，声音比摁指关节略轻一些，但清晰可辨。治疗过程没有什么特色，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劳宫热敷法，两手轮换在她的脖颈上贴了三刻钟。她的气感反应就是烫，烫得像热水袋一样。当夜的最后结果是她觉得本来一直牵紧的脖颈与背脊都松开了，头颈要转两三圈才响一次，响声也轻了些。她已感到非常满意，认为一下子把响声全部消灭是不可能的。我本来倒有此雄心壮志，但到那时也觉得力不从心，乐得顺水推舟。临走时，我对董德兴说，根据我给妈妈治腰伤的经验，我用手掌贴着放出的气有后效应，残余的响声会在以后几天内消失，希望他们注意观察，把结果告诉我。大约过了1O天，董德兴又在公园里找到我，说，果然像我预言的那样，庄芹头颈里的响声在发气后一星期，彻底消失了。我听了很高兴，于是就把“劳宫热敷法有后效应”作为一条已被证明的定理归入我大脑档案库中。尽管我发现这种最原始的操作法消耗最大，却还是不能将它完全舍弃，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写到这里，我已感到这种操作法的存在理由仍不是很充分的，因为我没能证明其它几种操作法就一定没有后效应。这一点，正是我以后要加以研究的。补充说一句，庄芹的头颈，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再也没有响过，颈椎骨质增生的病，可以说是一次基本治愈了。

第三个例子是给《电视·电影·文学》的桂未明治腰伤复发。根据她1991年2月8日给我的信中提供的病历，她是1990年1月11日，一个阴雨天，“右腰突发酸痛，不能翻身，寸步难行。虽找人推拿，无效”。我是1月20日中午到沈嘉禄单位里去，在那里给《电视·电影·文学》编辑部挂电话，才知道她腰伤复发，已经一个多星期未能来上班了。我又给她家里挂电话，问明了地址，就与嘉禄一起赶去探望。路上，我就对嘉禄说，你看我今天创造个奇迹，你给我作个证明。有妈妈的腰、庄芹的脖颈垫底，我是没把老伤复发这类病放在眼里。到了她家，只见桂未明站在桌边看校样，我的信心就更强了。我对她说，今天我离开这里时，一定要叫你的腰转动自如。她对我的话显然有保留。她告诉我，这腰伤是文革中她在新疆时烙下的，以后经常要发作，发作起来就一点也不能动。现在站着，就不能坐下来，也不能移步，走路要扶着椅背一点点挪。坐下去了，就站不起来，也不能躺下。躺下不能翻身，不能起坐。这次发作很厉害，推拿也不见效，听说这病再发展下去会导致瘫痪。我说，你放心，不相信你就看效果，我有充分把握。这次治疗，在方法上我有所改进，也是在治疗过程中突然灵机一动想到的。我先按压她外关穴，原打算像治我自己闪腰似的，捏着穴位让她的腰先动起来，忽然想到是否可以从外关穴放气进去，引起她腰部的反应？桂未明的气感不像李子云老师那么灵敏，但也不算迟钝。她先感到外关穴微微有压力，我要她寻找腰部的反应，她很快找到那里有酸痛点。她问我，反应点是否就在原来疼痛的部位，应该有什么样反应？我其实不知道反应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想了想，就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不一定，可能在原来疼痛的部位，也可能不在原来的位置，反应也可能热，也可能烫，也可能冷，也可能酸痛，反正跟周围皮肤、肌肉有不同，各人情况不一样。她点点头，又认真找了一会儿，说，我觉得酸痛，在正中，比原来痛的位置偏下些，好像很深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段对话，与第一章中我与周雅的对话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在这里，我是运用了一些技巧，故作高深，而到给周雅治疗时，这权宜的回答已被总结为一种合乎实际的操作步骤，自觉地加以使用了。以后的操作过程与给周雅治疗的步骤很相似，不再唠叨了。可以说给周雅治病时的那一整套实践与理论假设，差不多都是从这一次治疗中总结出来的。这次治疗一共用了两个小时。一上来的半个小时，进展神速，她已经可以并腿弯腰两手及地，但往后仰腰却不行，只能后倾15°左右，就酸痛难忍。以后半小时我补充能源，吃了些点心。再一个小时就是千方百计解决后仰障碍，所以我获得了“挖根”难于大面积“割草”的感性认识。两个小时后我总算实现了让她的腰灵活自如转动的目标，得以踌躇满志地离开她的家。

这以后，我又给她的腰发过两次功。据她提供的病历，一次是在4天以后，1月24日，另一次是在2月6日。地点都在《电视·电影·文学》编辑部。这两次，都是清除一些残余的病根。她的腰部活动在1月20日治疗后即无任何障碍，只是觉得腰部隐隐有些酸痛，位置在第一次治疗时发现病灶的下面，2月6日的酸痛点已靠近尾骶骨。这再次证明病灶是会游走的。但游走的病灶很容易取出，两次治疗都只花了一刻钟左右。气功治疗腰老伤复发要比推拿、针灸等见效快，效果持续时间长，这一例我想还是比较雄辩的。从给妈妈治疗腰伤开始，我跨进了一个新阶段，但意识中我对这一点不是很自觉的。我主要还是凭兴趣行事。要不是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也许热过一阵后，兴趣自然就冷却了。站在今天看，我气功活动的高潮是在199O年春节以后，这个到目前还没有退落的高潮的掀起，与那位朋友的鼓动直接有关。

〇我的气功纪实（中卷）

目　录

九、天眼看我有光圈

十、治病，搬出来的是什么

十一、授功，先开路，后造车

简介

作品简介：这是一本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气功书。作者是个专业作家，长期来对气功抱有偏见，转眼间却成了上海文坛有名的“气功师”。他给不少亲朋好友治愈了重症难症，又发明了一套授功的方法，还制造出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本书详尽披露了这一转变的内幕。所记皆亲身经历，真人真事，全用真名实姓，表现真情实感，确凿可靠。文笔幽默，描写生动，议论风生，见解独到。作者老老实实地写来，却仍不断使人感到扑朔迷离，也许换一种眼光，世界就是这副面目？如果神秘事物是个客观存在，朋友，你是规避拒绝，还是平和地正视，大胆地进入？

作者简介：沈善增（1950—）浙江鄞县人。专业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第六、七届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品有《正常人》等。

九、天眼看我有光圈

在第一章开头，我就说过，沈霞、王红舒夫妇“在我个人的气功发展史占据着里程碑的作用”，在本章中，我将对此作出解释。

我与沈霞相识，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那时，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针刺麻醉长篇创作组里，他在公安题材长篇创作组里。1986年，我们一起到上海作协办在无锡的创作夏令营去住了将近一个月，彼此的关系更进了一层。从那以后，他就定期给我寄《民主与法制》期刊与画报，直到他请创作假，离开上海。再见到他已是1990年的春节前夕。在作协举办的一次活动中。他向我介绍了新婚妻子王红舒，说他们刚回上海，已经上我家去过，铁将军把门。我向他们表示抱歉，欢迎他们再来玩，反正我们两家住得很近。节后不久，一天下午，他们又来我家串门，这回没让他们扑空。王红舒是河北香河县人，爽直健谈，初次见面我们就谈得很热闹。她也是写作的同道，尤喜散文，其时，长篇处女作《紫葡萄》已经脱稿，交给漓江出版社了，正在酝酿一部新的长篇。我们开始的话题，自然是围绕着小说创作。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忽然问我：“你是不是会气功？”我回答说：“是的，你怎么知道？”她说：“难怪。我从进屋到现在，手脚冰凉，越来越冷，但是我身上直发热，背上都有些出汗了。我在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遇见一个姓周的编辑，他是气功师，我坐在他面前也是这样的感觉。他说我身上寒气重。我现在的感觉比那时还厉害。”说着，她伸出手来让我摸，确实很冷。不过我的手终年很热，冬天，摸上去手能比我热的人不多。她大概见我对她的话不够重视，就又起身把羽绒滑雪衫脱了，以证明她身上与手有着明显的温差。

对那次来访，我同样在日记中没有记载，为了写这一章，我特地找王红舒一起将当时情景回忆了一下，以上便是按照她的回顾记述的。我只对开头的两句话有些疑问。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不是由她“忽然”提到气功的，而是我说着说着把话题从文学扯到气功上去的。前面已经说过，我有这种习惯，也有这种本领，把任何话题都拉到当时我感兴趣的事情上，而不管对方于此是否有兴趣。但这次凑巧对方也有强烈的兴趣，以致在记忆中，她可能把当时憋在心中不好意思提出来的疑问，误记成改变整个会见性质的问话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立刻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

以下情景我记得很清晰，我们的回忆也很一致。

见她竭力要证明自己真的气感强烈，表现出对气功有一种热忱，我的情绪也高涨起来。我便不顾彼此是第一次见面，顺着她提供的台阶往上走，端起了气功师的架子。我对她说：“你站起来，我给你补点气吧。”我让她面向南窗站好，起身绕到她背后，右手在距她腰部两寸远外缓缓作顺时针转动，向她命门穴放气。不到1分钟，她就叫起来。“感到了，感到了，厉害，厉害！”我问她感到什么。她说，有一股气，热热的，“刷”地一下，从她的右手虎口直往里灌。“有那么粗。”她比划给我看，如茶杯盖那么大。我向她命门注气，她却回答说合谷穴有感觉，这使我对判断这回答的可信程度有些吃不准。但看她言之凿凿，不像作伪，再说，又何必作伪呢？我又记起曾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说合谷也是人体向自然界接受信息（吸“气”）的主要渠道，其作用不亚于气海（脐下1寸5分处）、命门（腰二椎下凹窝中），涌泉（脚底约正中处凹窝）、劳宫、百会（头顶稍后处）等穴。也许她的合谷穴比命门穴更敏感些？譬如两扇门，一扇关着，一扇开着，我的气就自动往开着的那扇门跑去了。王红舒问：“我的感觉对不对？你是不是在向我的右手发气？”我老实地回答说。“我是对着你腰部的命门穴放气。”她说：“那我感到是从右手的虎口里进，‘刷’的一下，很明显。”仔细辨别了一下，她又说：“还在进，还是这里。现在这气把我全身都流遍了。我的手脚都热起来了。你看，你看！”她又让我摸她的手，果然比刚才热了好多，尽管比起我的手来还凉些。这回发气5分钟还不到，我发觉她的气感比李子云老师还强。不仅得气快，而且还说得出进的气什么形状（她说像根柱子），有多粗。她见我点头认同了她的感觉，高兴了，说：“是吧，这不假吧。你的气是厉害！”到那时为止，我还没遇见过像她那样，发自内心地比我自己更热切地要肯定我的气功，我知道我是撞上知音了。

如今轮到我来问她是不是有气功了。她说，她是一年多前跟北京的一位气功大师学的气功。那位大师教功与众不同，她不教任何姿势、动作、要领，而是采用授功的办法，直接把功夫授到你的身上。我是第一次听说有“授功”这回事，觉得非常新奇，似乎比严新的带功报告更稀奇。但严新到上海万体馆来作带功报告时，我特意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朋友去觅来了两张主席台的票子，拖着赵长天，怀着很大的诚意去接受这位中国第一气功大师的信息，却没有得到什么了不起的感应。我确实看见场子里有人叫，有人跳，有人前仰后倒，有人满场乱跑，也有一个人当场魂灵出窍，但经我仔细观察，动起来的人大概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即1万多人中只有100多个人在乱说乱动。当然，在现场有气感的人要更多些，事后我听见有好多人说浑身发热，抖动，飘飘然，晕晕乎，闻到清香，精神焕发，病情明显减轻等，但这些气感反应在现场反应不出来。不过，那100多人造成的声势却很大。因为有很多人一动起来就拉直嗓门直叫唤，有的还高声唱歌，再加上那天进会场的1万多人，绝大多数有自己动及看别人动的充分思想准备，所以附近看台上有人一动，立刻会引发一片轰轰的潮声。也有人怀疑这些动的人是严新带来配合演戏，制造效果的，我认为这种怀疑缺乏根据。我在公园里亲眼见过许多练鹤翔桩、少林一指禅、八宝金刚功等功法，自发动或诱发动非常厉害的人。在杨浦公园里，有个女的练起功来，要在原地像陀螺似地打转两三个小时。更多的是站在原地前后晃动，有的被气功师用手一点，会像让无形的绳子牵着似地冲过来，或像被手推着似地退出去。我也曾在公园里一个练八宝金刚功的场子里试了一下，受试的老太太一样随着我的手动得厉害，动完后，她认定我是练过少林一指禅的。因为她以前练少林一指禅时，被气功老师牵引着动作起来时就是这样的感觉。由此，我相信她没有骗我。那些气功场子里一个遥控指挥，一个手舞足蹈，也不是为了招揽生意而在做假戏。这样看来，人群中自有一部分人对“气”特别敏感。而肯出12元钱买一张票（这在当时很贵，要超过在万体馆演出的任何一场歌舞表演。考虑到购票的大多是退休职工与长期病假者，这价格更是昂贵得吓人）来听带功报告，多数有一定的气功基础，对气过敏者的比例要比在普通人群中高得多，所以有百分之一者大约算不得稀奇。而且，在大会场里还有一种因交流引起的集体心理效应。这种交流，包括台上台下之间的直接交流与台下观众之间的相互交流。你看电影也许会唏嘘，会流泪，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大笑，但不会大声叫好，不会鼓掌，在剧场里你就可以这样做。同样，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各种刺激，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而且一般来说总是负面大于正面，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这样就造成紧张心理，造成精神负担，潜意识里便产生宣泄的要求，希望能跺跺脚，擂擂胸，喊几声，哭一阵。但平时我们很难得到发作的机会，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及家庭里扮演好一定的社会角色，保持角色需要的那种仪态。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就有可能被认为精神不正常。为了精神正常，我们就拼命把宣泄的要求往潜意识里硬塞，使之压缩成情结，最后变成种种身体疾病的病根。气功，特别是自发动功，为潜意识里发酵的能量释放提供了一个正当的借口。在自发动功中，任何离奇古怪的举动，都是合理的，好的，而且一些气功师，如严新，还将之形容为高尚的（他称自发动者是在为别人治病，为别人解除痛苦），这就鼓励人去追求这种境界。就像在剧场里，恰到好处地叫好、鼓掌，不仅不被视为干扰别人听戏的缺乏修养的行为，反而能显示这个人的艺术鉴赏水平；在带功报告会场里（在一些练气功场子里也一样），人们都只怕自己不动（气感差），于是，内心的发泄要求到此刻非但不被压抑，反而成倍放大了。当时，我就是这样来解释带功报告的神奇效果的。所以，我认为想出带功报告这一点子来的人非常聪明。他施行的是集体催眠术。这种集体催眠术，因集体心理效应，可以获得比个体催眠更惊人的效果。但是，因为潜意识中的超负荷有机会得到释放总是好的，对治疗疾病确实是有效的，所以，不能将此术称为骗术。而且，催眠需要权威，将这底牌亮给群众，未必对群众真有益处，所以，在一些报刊讨论严新的带功报告是真是假时，我没有写文章去凑热闹。现在看来，还亏我当时对此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因为上述看法虽然言之成理，却是十足的门外之谈。直到我给许多人授过功，亲眼见到许多非心理暗示、催眠术所能解释的现象后，我才知道自己以前的认识，就像用初等数学去解高次方程。这一点，我将在讨论授功的专章中详细谈。回头来说当时的情形，我听说“授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联想到严新的带功报告，认为也是一种催眠术。我有没有把这想法对王红舒明说，已经忘记了，但我肯定对授功问得很详细，问话中也透露出了这种怀疑的意思，所以，王红舒在向我介绍授功时，着重强调了它的客观性。

她首先举沈霞为例。沈霞坚持练鹤翔桩已经有好些年了。1986年夏天在无锡创作夏令营里，他就天天早上到楼下院子里去练功。那时他就有自发动功，动起来前后摇晃。对授功，他开始也抱怀疑态度。王红舒付了学费（30元钱）去受功，他站在场外观看。这位气功大师一次要同时给100多个人授功。授功开始前，她先挨个指向每个受功者，像点名似的。那天，她的手向沈霞站着的方向指来，他的右手中指根突然受到一下强烈的电击，身子站不住，踉跄倒退了两步，撞到他身后站着的两个老太，那两人身上也过了电。只此一下，使沈霞对那位气功大师的功力有了新的认识。他又看到授功场中有许多人做出各种各样平时不肯做或做不出的动作，当然也有一点没有动静的，但这样的人为数很少，授功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反映有明显的效果，他终于决定也去交学费受功。被授功后，他的自发动作有了改变，变成高频激烈地抖动。他在北京期间还发生过一次因脑血管栓塞引起的面瘫，也由那位气功大师一下子给治好了。老沈干过多年的公安工作，以后又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当编辑、记者，职业的习惯使他比我们一般搞文艺创作的遇事更客观、冷静，更重视证据，并且见识也广，江湖上三教九流、红眉毛绿眼睛的多有见闻，要糊弄他可不容易。由他来证实确有授功那么回事，比王红舒的话要有说服力多了。

这里也许透露出一点我的“重男轻女”思想，需要作一点说明。在实践中，我发现女的气感一般来说要比男的强，我认为这也许跟她们天生感情丰富，感觉细腻，易受暗示，易受情绪支配有关。另外，她们对带神秘色彩的事物，也不像大多数男性那样，往往以不合理性为由，作出加以拒斥的第一反应。她们很容易被神秘事物所吸引、所俘虏，表现出她们内心深处有种追求新奇、追求浪漫的倾向，这大概又与她们的思维习惯更重直觉有关。所以，我在听取她们表述的体验、感受时，常常要打些折扣，这是为了使这些活泼的感觉能与男性对同一事物的谨慎的反馈相调和，得到一个社会反应的平均数。

说到遭电击，王红舒又补充说，后来他们夫妻俩都出现过电别人的现象。但是，他们的放电都不受自己意志的支配，因此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麻烦。有一次，王红舒电了沈霞一下，叫他的手指肿了一个星期。在练功中出现这种自发放电现象的不只他们两个，王红舒说，他们的县太爷也有这种“特异功能”且比他们还严重。有时，伸手去拉小车门把，“啪”地一下闪出电火花，手弹了出来。有时，在社交场合跟来宾握手，也把对方电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吓得这位县太爷如今到场面上畏畏缩缩地不敢把手伸出来。听她说得那么有鼻子有眼，我实在想亲身领教一下，哪怕手肿一星期也在所不惜，只是他们没法叫这种本领召之即来。那位气功大师对这种现象作如是解释，说它是体内分子在练功过程中重新排列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待分子完全排列好以后，便自然会消失。功夫练到更高深的阶段，又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电，那跟无法控制的放电不可同日而语。

王红舒说，她的自发动姿势是转着圈跳舞，两臂还会平伸上举配合着做些动作。她说，我可从来不会跳舞，怎么练功时会作出这样的动作来，自己也有些纳闷。练功半年多后，她开始出现感应的功能。有一天上午，她的一位好朋友没来上班，她想，该不会是犯病了吧？这一想，她的心口就堵得慌。她一看表，9点刚过。隔天，她遇见那位朋友，问起来，那时正是她心脏病发得最厉害，人最难受的时候。接着，在有一天晚上练功时，她闭着眼，忽然看见面前自己的两只手，而这两只手都只有骨头没有肉，就像在X光机里透视出来似的。以后，这些功能就越来越强，能感应到“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她说，发现自己有“气”以后，就非常想给别人治病试试。这一点倒跟我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她的气功得自名师真传，她对“气”的存在深信不疑，给人治病，完全是出于纯真的利他的动机；而我的气功是偶然被发现的，对到底有没有“气”我一直疑惑不定，给人治病除了解救他人危难外，也有检测自己的“气”的打算，两种动机至少一半对一半，说得好也不过是一种“扩大的利已主义”。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她的利他主义却不如我的扩大的利已主义行得通，这是否能证明把功力与道德观挂起钩来的说法（如行善积德能长功夫，而利用气功去干偷盗、害人等缺德的事，会使自己功力大损，甚至危及性命）未必是真理？当然，我并非反对练功者要讲究修身养性，要有武德、功德。试想一个功夫很高的人，像一些介绍气功大师或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事迹的作品中所写的那样，能够分身、隐遁，呼风唤雨，想什么有什么，想到哪即到哪里，倘若他不受任何社会规范、道德准则的约束，存心跟整个社会捣乱，那还得了吗？但是，客观真理指的是事物内部与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必然的规律与联系，不能把我们良好的愿望同真理混同起来。真理是需要实证的。尽管在实际行事中，我愿意相信行善的动机对发功的疗效及功力的增长有帮助，但要说它是一条铁的规律，谁违背了谁就一定倒霉，就像造高楼不打地基房子一定要塌，我认为还缺乏根据。相反，我倒能举出例子来，说明功力（本领）与道德没有什么比例消长关系。在几大宗教的神话传说里，都有本领大到可与至高无上的神相匹敌的邪恶势力的代表，这种角色就被称之为魔。在基督教里，魔——撒旦，一直跟上帝争夺统治人间的权柄，魔鬼甚至去试探神的儿子耶稣，真是胆大包天。但俗话艺高人胆大，魔鬼若没有高超的本领，他能这样胡作非为吗？佛教中，对魔的产生作出了解释，说魔乃是已经修炼到很高层次的有情众生，只为心中一点情欲未泯，又自我满足，不肯再努力修炼下去，于是走岔入了魔道。所以魔自有很大的神通，能以假乱真，使人误以为他们就是真佛降世。对魔，佛除了感化他们，劝他们继续修炼，以证正果外，别无他法。魔若执迷不悟，那只好等他们报完了，入无间地狱。这个报确实是很重、很可怕的，然而，报完的时间也非常之长，相当于人间的千百万年，所以魔之中总是不听劝的多。况且，老的魔报完了，又有更多的新魔补充上来，故而作为佛的对立面魔，连佛也说不准到哪年哪月上才会灭绝。《五灯会元》中就有这样一则故事，说释迦牟尼到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说《大集经》，叫一切狞恶鬼神都来听，有不来的，四天门王用飞热铁轮去追赶来。集会结束时，听经的恶鬼全部表示拥护佛法，只有一个魔王对释迦牟尼直呼其名说：“瞿昙！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众生界空，无有众生名字，我乃发菩提心。”《五灯会元》中没有记载释迦牟尼对魔王如此狂妄的叫嚣是怎么给予答复的，这也许证明了佛的肚量是我们凡人所无法测度、无可比拟的。《一切经音义》中说他化自在天的魔王叫魔波旬，常率眷属到人间来破坏佛道，也可见敢如此口吐狂言的魔王能耐也是不小的。道教是吸收巫术文化最多的宗教，所以传说中的魔头就更为猖狂。乃至出现了一个把灵霄宝殿打得七零八落的石猴，还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成语。宗教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可见世间大有本领高强而道德败坏的人在。如果说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对功夫有直接影响，那么这类人物就不可能存在。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影响在一般功夫层次还不明显，到了高深功夫的层次，就显示出来了。老实说，我对有些报道中提到的那种高深功夫是否存在，是很怀疑的。譬如说，《大气功师》一书中写到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时，大气功师曾发功降雨灭火，我觉此说就难以令人相信。当然，《大气功师》言明是小说，小说就是允许虚构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写一本非虚构的纪实作品来介绍层次低得多的气功的道理。但是，在纪实报道中，我也见到过类似的说法。我不相信，不是说绝对没有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而是觉得这事发生得不合逻辑。大兴安岭大火烧了多少日子，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大家都从报纸及电视、广播中见到、听到了，既然大气功师有那么大的本领，何不在火灾刚起时就发功降雨呢？报道中没有说大气功师迟迟才发功的原因，小说中作了解释，说是因为不能违背自然之道。这话说白了，就是这场火本来一定得要烧，而且一定得烧这么些日子。“道可道，非常道”，用“道”出来解释，似乎什么都可以煮成一锅粥了。殊不知既然讲“道”，又要人力何为，又要气功何用？这里的“道”，并不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而是指一种宿命。早已命定有这场火灾，那么，同时也就命定这场火灾扑灭的日期，损失的规模，换句话说，到时候你不发功让天降大雨，火势也会以别种方式被遏制。或者你具有预知命定或预知风云变化的能力，或者你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两者只能取其一。你若要两种神通集于一身，就会产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所以说气功降雨缺乏说服力。但我说的是特定的大面积降雨浇灭森林火灾这件事，并非说气功绝对不能对一定范围的气象发生影响。在以后讨论神秘现象的专章中，我还会谈到有关这方面的见闻。再说，今天报道中的气功师的功夫无论多高，总不及传说中的魔的本领高强。你没有理由说今天形诸文字的一切皆真，以往见于典籍的一切皆伪。以此而论，说道德对高层次的功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无充分根据的。谁也不能说今天大气功师所有的功夫已经超越魔道，达到了佛的境界。不过，我恐怕把话题扯得太远了。我本来说王红舒的利他主义有点行不大通，只是一种幽默的表述，没想到借题发挥一下，说着说着自己反倒越来越认真了，还是狐狸尾巴没有藏好。

赶快回头来说王红舒行利他主义。她热心给别人看病，最大的收获，便是对方的病气立刻跑到她身上来了。她举了两个例子。一次是给他们县政协主席治胃病。治的时候，那老头尽搔胳膊，说怎么这么痒，怎么这么痒，一会儿胃里就舒服了，而她的胃却就此难过了一个多月。还有一次是一个半月前给人治右眼结膜炎。“从那以后，我的右眼就开始发痒淌眼泪，直到今天还没完全好呢，你看，你看。”她说着向我点点右眼角。我看了一下，那里似乎有些发红，就对着她的右眼角抓了几把。她说：“嗯，有东西出去了。”又眨巴眨巴眼睛，“嗨，好了，真的好了。刚才我还感到痒呢，现在没了。”效果这么好，连我自己也有点不敢相信。于是我说：“你回去再观察观察，要是又不好了，我再给你治。”

那次历时两个多钟点的会见很愉快地结束了，没过几天，我就上沈霞家去回访。在以后两三个月里，我去得很勤，大概平均每周有一次，两次之间最短的间隔只有两三天。到第一章写的4月15日晚给周雅、唐见端治病、授功，气功研讨活动进入高潮。开始去我们还谈一些文学，以后气功话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有几次纯粹是谈气功。我在王红舒眼中的形象迅速地变得高大、光彩起来，记不得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上他们家去，她就说能“看”见我头上、肩上都有一层金光，肩上的光层浅一些、薄一些，头上的光更浓更厚，有两尺多高，在脑袋后面像个光圈似的。为了提高她的话的可信度，她接着说，这么看来，过去画佛像头后面有个圆圆的光轮，是有一定道理的。听人把自己的形象与佛像相提并论，尽管我知道这种说法是罪过的，在她是不知者不罪，于已则应该更加谨慎，然而我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沾沾自喜。沈霞也来支持她的看法，说他也能看见我头顶上冒出两尺多高的光，白里带黄，但光圈的圆形轮廓看不见。他是眯缝着眼看的。老实说，他的支持反而引起了我对王红舒的说法的怀疑。因为我发现自己将两眼眯起来，也能看见手指头上似有一段光，而且颜色明显受衣袖颜色的影响。以后，我又发现若眯着眼看人脸，五官会发生变化，就像用暗房技术处理过的照片，对比度会加大，同时头后也会出现一层光。我不知道别人眯起眼来能否看到这样的图像，但我相信这只是光玩的把戏，与天目之类无涉。沈霞看见的光，我怀疑就是这一类的。以后我注意观察，她“看”时常常略低下头，似乎将额头对着被观察的对象。她还有叉开虎口支住眉额的习惯动作，在“看”的过程中，拇指与食指经常不自觉地搓搓眉额。她说，只要一闭上眼，她的眼前立刻就会出现一个被“看”的虚像。开始看气时是对像的人体轮廓，一般是上半身的轮廓，因为看气她习惯先看上身。如果有意要看下身的气，图像会下移。这情形很像X光透视机。以后看病灶，脑屏上又立刻出现病灶区域的图像，选择性很强。出现图像后，往往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于是就否定，这时就出现搓眉额、皱眉头等下意识的动作。否定不了，图像固定不变，而且越来越清晰，她才予以认可，表述出来。那天她还说，以前只能看见自己手指上的气，而且要在黑暗的环境中。在较亮的地方，看见别人身上的气，我是第一个。听她这么说，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的话。本来，我就没有理由不信她的话，就像我认为别人没有理由不信我的话。因为我们对气功都纯粹是出于一种爱好，都不想靠它去混饭吃或混些零用钱来花。以后，每次见面我几乎都要让她给我看看气，而差不多每次看我的气总有些变化，并且总是向着好的方面变。在这段时间里，我真是进步神速。这次我的气金里带红，红里带紫，下次我的两眼能发出两条气带来，再下次我眼里发出的气带有了力度，变成了两根气柱，又下次我全身的气也变得有了硬度，一条条金属般的弧线，织成了一张网，将我全身罩住……没几次见面，她就对我说，在她见识过的气功师中，除了给她授功的大气功师，我的功力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要超过那位大气功师的得意弟子。据说那位弟子治好了一位中央首长的儿媳妇的痼疾，在北京城里声名大振，从此改行挂出了气功门诊的牌子，每日门庭若市。她对我说，以你的功力，完全可以出去给人治病，给人授功。受到她的激励，我增大了在单位时间里给人治病的量，后来，又自己想出一套操作法，试着给人授功，居然也成功了。这时，她又对我说：你一天少说给10个人治病、授功没问题。对她这话我可不敢全信，不过，我也曾在一天之内给5个人授了功，倒还没有立竿见影地觉得元气大损。按说，王红舒天眼里看到的，应该是我自身早已具备的潜力。我的功夫不可能在几个月里突飞猛进。表面上看是明显增长，其实只是开发，我以前是身在宝山不识宝。但是，倘没有她来给我指出的话，恐怕这些潜力到今天不仅尚未被我开发利用，而且连本来有的那份热情、那点功力也被时间消蚀掉了。我了解我自己，谨慎有余，闯劲不足。当年我带弟弟一起去学针灸。学成后，我始终只敢在四肢的穴位上扎，胸腹部的穴位不敢碰，怕万一扎出气胸或者扎伤肠子；而弟弟却敢在插队的地方给个哑巴扎哑门穴，居然使那哑巴开口说了话。我听到那消息后，深感惭愧，却依然不敢向他学习。没有王红舒给我打气，保驾，别说授功这事我想也不敢想，就是治病，恐怕也只会限于颈椎病、腰椎病及跌打损伤等无后顾之忧的疾患。妻子珠网膜下腔出血，自然是往医院里送，怎敢把人命关天的责任大包大揽下来？因此，我是非常感激她的，特别是把妻子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以后，我更加感激她。这感激，不仅因为整整半个月的治疗，都是在她天目观照的配合下进行的，没有她“看”着，不要说我没把握治，就是妻子也不会放心把一条命交给我；更因为到那个紧要关头上，我能够临危不惧，阵脚不乱，都靠着一年多时间里给200多个人治病、授功积累起来的那点经验与胆量。这200多例的记录，若没有她的推动，我想是不会有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我的气功老师。

由于我这学生相对于她这老师来功力要强一些，所以对她的话我总不十分放心。我不放心不是怀疑她会撒谎，而是怕她“看”到的只是一种幻觉，与现实事物并没有真实的对应关系。因此，我总要想出些办法来对她进行测试。我的测试倒没有引起她的反感，她对自己的超视觉功能同样也不很拿得准，希望能有过硬的证据。几次测试的结果都表明她“看”到的东西是可靠的。这样，她很高兴，我更高兴。这以前，我在气功方面所有的思索，都围绕着“气”到底有没有，实用价值又如何等这样的纯客观的问题展开。从那以后，我的主观意识抬头了，开始更关心“我”的功力到底有多强，“我”能治好哪些病，“我”能创造什么奇迹。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我以前就是对气功有爱好却没有想到使自己成为一个气功师，当然，这里说的“气功师”并非指一种能赚钱的职业，而是指人在某一方面所能达到的境界。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不敢将这种想法当真，因为在气功方面我没有吃过萝卜干饭。如今，王红舒“看”出来我已然是个气功师，而且还是个功力很大的气功师，过去让我用理智硬压下去的野心，就一下子像吹气球似地膨胀起来。现在，我的任务是要向自己证明王红舒的“看”法是真的，我是个气功师，这就比单证明“气功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了更大的动力。对比起来，以前我对气功还只是有兴趣、玩玩，那以后我可把它当作正儿八经的一件事业来干了。我的一位农场同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妙言。“人啊，给你钱的你总不高兴干，不给你钱的你干得起劲。”真给他说着了！在我被发现是个气功师以后，我干气功活的确比写小说起劲得多，已经到了有些不务正业的地步。不过，我现在回头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本书，又可以将它说成是深入生活了。

十、治病，搬出来的是什么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来写的。从这一章开始，我将按事理分门别类加以叙述。本章要写的是治病。

在介绍具体的病例之前，我先要说一下我是怎么跨入我的治病操作法的第三个层次，即在第一章中已有涉及的“意念搬移法”的。

我尝试用意念搬移法是在1990年的3月中旬，是由一位姓许的中年男子教我的。

老许也是公园里的常客，他是因为心脏病休长假在家。他每天到公园来练练气功，打打太极拳，推推手。那时，一个星期里我大概可以碰见他两三次，算是相见较频繁的熟人了。那天上午，他痔疮发作，行走不便，希望我发功给他治一治。说话时他坐在长椅上，我让他起来扶着椅背站好。他说，其实用不着的，你可以把信息移出来做，做好后再把信息还回去。我一楞，忙问，怎么移？他说，就用意念把你要治的部位移出来，不管移到什么地方，可以放在桌子上，凳子上，也可以悬在空中，你认为怎么做起来方便就放在哪里。你也可以把本来直立着的横过来平放，把朝下的翻过来朝上，就用意念。信息移出来以后，你就像对着实际的身体部位一样放气，效果一模一样。不信你试试，以你的功力，完全办得到。

怎么，天下竟有这般事，而且我的功力能够办到？要是真能这样，实在太理想了。前此不久，我刚给一位70多岁的老人治过腰伤。我让他俯卧在床上，腰部朝天，这样不到10分钟他就吃不消了。他的股骨颈也骨折了，除了仰躺，只能取脸朝外，腰向里的侧卧姿。没奈何，我只得脱了鞋，跳到里床去给他治疗。要是意念搬移能行得通的话，我和他都不用那么受罪了。这种操作法，无疑给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的患者，开辟了一条生路。

我按照老许提示的办法，把他的病灶移了出来。我站在他身后两米外的地方，对着悬置在空中的假想的病灶放气、抽气。在这之前，我有距离地对患者发功，手掌离开对方的身体部位一般只有两寸。我问老许有什么感觉，他一会儿回答热，一会儿回答冷，倒跟我的放放抽抽的手法基本相符。无多片刻，他就说痔疮痛好多了，我就结束了治疗。

应该说是一次试车成功，可庆可贺，然而我却总不敢相信。因为直到那时为止，尽管我已接触到一些超出常识经验范围的现象，但我总觉得科学还是有办法对其作出解释。譬如说外气、超视觉等都是人一般已退化或没想到去使用的功能，把病气抽出体外也可以用强磁场改变弱磁场来解释。然而，那个可以用意念搬出体外，代替实在的人体接受气功治疗的东西又是什么呢？真是信息吗？然而这“信息”显然不是当代新学科“信息学”里所言之信息。信息一词，在不少有关气功的著述中，像万金油似地被到处涂抹，反正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统统都被冠之以“信息”一词，似乎这样一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古老文化中的神秘的谜，一下子与最时髦的科学攀上了亲家。一些气功书探讨功法机理，大谈信息，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信息究竟是什么？我这个科盲只能去翻书。

《当代新科学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中说：“迄今为止，信息这个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人说，信息是事物表现的一种普遍形式，信息就是消息；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不严密，信息应是具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有人认为信息和通信有密切的联系，随着对通信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信息概念：一是‘技术信息’概念，认为信息是物质属性的反映，二是‘语义信息’概念，认为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标记，三是‘价值信息’概念，认为信息是具有价值性、有效性、经济性及其它特性的知识。现代自然科学则把信息看作是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中分布的不均匀程度……可谓众说纷纭。”

不管怎么百家争鸣，我看那些科学家研究的“信息”，与我从患者身体中搬移出来的东西，毫无共同之处，也跟被一些气功师冠之以“信息”的超验现象不搭界。不是信息，那它又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证实一下，到底有没有东西真的从体内被搬出来了。

两三天以后，我又用搬移法，给公园里的朋友童永寿治了一下腿。关于老童的情况，我在下一章论及授功时再详细介绍。那天，他觉得右腿胫骨酸痛，走路有些瘸。我用左手朝他的右腿比划了一下，意念中把他腿上压痛的部位移到我的左手心里，然后将右手盖上去，就好像我的右手直接敷贴在他的腿胫上。只过了一两分钟，他便觉得小腿热了起来。我不相信搬移法真有这么灵，就用自己身体的相应部位——右小腿去感应了一下（关于感应现象，我将在介绍神秘现象的专章中再谈），似乎感到腿上有一块地方在发麻。5分钟以后，老童跺跺脚，说，好了，没问题了。我说，真的好了吗？他走了几步，说，真的好了，你看我刚才走路还有点瘸，现在一点也没啥了。我说，看来用搬移法比直接对病灶放气效果还要快，还要好。老童是看见老许让我用搬移法为他治疗的。他说，这个自然，信息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你看收音机，电视机，都靠信息。老童的话，很典型地反映出为什么“信息”说在气功研究中那么有市场。我当然不会同他去认真讨论“信息”的定义，即使我想认真，书上看来的那些话也记不住。老童那天有事上南京路去，先走了。他走以后，我找人去推手，没走几步，突然发觉自己右腿胫有些隐隐作痛。我注意自己的步履，再迈了几步，疼痛明显起来。尽管不太厉害，但的确是存在的。我又弯下腰用手指按压检查，也有压痛点。我早上出门，直到给老童治腿之前，都是好好的，在老童离开后的几分钟里，根本没别着碰着，除了老童腿上的病气传了过来，找不到别的解释。关于病气能“传染”，在这之前我碰到过两例，都比这回更为明显，所以对此现象，我取肯定态度，尽管我也说不清它的机理（对病气“传染”的详细介绍，我也放在论神秘现象的专章中）。从前面两例中，我曾得出结论，偶感上身的病气，很容易被排除，不值得紧张。但是，这一例的病气“传染”，却使我紧张起来，因为它发生在搬移法的操作过程中。搬移法是否必然会带来病气传染呢？这种主动去搬出来的病气，是不是也像无意中感染来的病气一样容易被去除呢？

这种对病气传染的恐惧，使搬移法的试验被搁置了一下。从日记中来看，这段搁置的时间并不长，至多20来天。而且在这20来天中，我还是试过几例的，因为我记得除老童，还有一两例也有病气“传染”的现象，只是程度更轻些，自然也有没发生这种现象的病例，可见就在这20来天中，我少说也要试过四五例。但是，在印象中，我对这种操作法是冷淡过一段时期，甚至准备弃之不用的。这也许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给人治病的频率相当高，一天两三个乃至五六个，数倍于我以前的工作量，所以造成了一种时间长的错觉。另一方面，也能说明我内心对这种操作法的向往，其中无疑包含由神秘感带来的刺激性，同时也由于它的实用价值，我实在舍不得放弃它。就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但前提当然要保护自己不受损害。安全第一，其次再考虑方便、省力，再去尝试尝试神秘。我想，毛病会不会出在由于信心不足，自觉不自觉地用身体去感应对方的病灶呢？

4月9日，我到文艺会堂去，恰巧在茶室里见到桂未明。当时她正患牙痛，我就用搬移法给她治疗，一刻钟左右，她的牙痛就消失了。后来又遇见《萌芽》的傅星、沈刚与《剑与盾》的张斌，我跟他们说起刚才用搬移法给桂未明治牙痛的事，他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张斌说，我有十二指肠溃疡，现在胃里正胀得难受，你能给我把胃搬出来治一治吗？我说可以。我们四个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坐，我与张斌面对面。我就用意念把张斌的“胃”搬到圆桌我这一边上，对着它放气、抽气。也不过一刻钟，张斌说，哎，我的胃现在倒是不胀了。傅星说，真的不胀了？会不会是你心理作用？我对张斌说，那你现在不要想它不胀，要想它胀，你再感觉感觉看，到底胀不胀？张斌认真感觉了一会，说，是不胀了。我问他，在我发功之前你胃到底胀不胀？他说，胀的，真的胀的。傅星说，我看你还是心理作用，你再想想看，想它胀，到底胀吗？张斌又想了一下，不胀，想怎么想得胀？傅星说，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把胃搬出来，弄一弄，就好了，我认为这还是心理暗示，催眠术。傅星从农场上调后在长宁区精神病防治所里呆过几年，虽然不是医生，但耳濡目染，对精神病学比一般人知道得多，所以他在事实面前敢那么顽固。

不过他的话倒提醒了我，要证明搬移法的确是真实可行的，必须找催眠疗法无能为力或不能一次收到显效的病例来实践。凑巧，第二天（4月10日）上午，我就在公园里找到了两个这样的患者。

一位姓陆，我们都叫她陆阿姨，60多岁，头发花白，但身体很壮实，脖颈很粗，肩背很厚，像个男子似的。她说自己年轻时干很重的体力活，落下了许多伤病。她现在每天到公园里来练跑步，再打拳，偶尔也跟人推推手。她的一手推拿技术在公园里有些小名气。我闪腰后，经她一番推拿，才彻底除了根。但推拿术对付自己的伤病却缺乏办法。那天她来找我，说右肩部的老伤又发作了。这伤据说是40多年前落下的。我让她动作一下。她向前伸直右臂举不过头，屈臂向后搭不到腰，不动作时肩部也一阵阵酸痛得厉害。我在她肩部按压一番，找到了几个压痛点。我正打算给她推拿加放气，忽然想到，这样的伤病，恐怕催眠法是不能将它一下子驱除的，如果我能用搬移法把它治愈，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为了与催眠术划清界限，我就站在她背后两米外的地方操作。我用意念将她的右肩移到我的小腹前半尺的空间里，对着它放气、抽气。每变换一种手法，我就询问她的感觉。她的反应跟我直接对着她肩部发功会有的反应相当一致。我放气进去，她就觉得热。我抽气出来，她就喊酸痛，而且能觉得肩部一块烫的东西随着放放抽抽，一点点由筋肉里往表皮跑，一点点缩小，最后肩部一团团暖融融的，找不到烫的点了。我再让她动作一下。她伸臂向前能一下举到直指苍天，屈臂向后也能摸到左边的肩胛角了。我要她挥臂抡圆，又要她向任何角度作动作，她都一点不感到有障碍，也没有酸痛感。治疗效果似乎比近距发功更为理想，我不禁大为兴奋。

给陆阿姨治病时有很多人围观，结束后，有几个在公园里有数面之交的朋友，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新朋友。他叫徐耀祥，原来是上海玩具模具厂的厂长，几年前出车祸，第三，四颈椎骨折，高位截瘫。后来经牵引、练鹤翔桩气功等，逐步恢复行动。但目前自颈至腰，肌肉都是板紧的，不能久立，像箍着一身石膏似的。右腿无力，抬不起，迈不开。左腿相比之下有力些，但又没有痛、热等感觉。几位朋友见我给陆阿姨发功那么灵验，希望我改天也给小徐治治。我说，另约时间也很麻烦，就今天试试吧。小徐与几位朋友都表示不好意思，发功很累，不要一下治得太多，伤了元气。我当时兴致正高，说，没关系，我不觉得累，会自己控制的，别客气，来吧。我还是站在徐耀祥身后两米外的地方发功，操作方法跟治陆阿姨时相似，搬出来的是他的第三，四节颈椎。发功不多一会儿，小徐就觉得患处约5厘米深的地方有铜钱大小一块烫的东西。我那时想到，既然一样搬，我何不直接把深层的东西搬出来呢？于是，我作了个手势，表示把第一次搬出来的东西还了回去。再作个切削似的手势，意念中想这次我搬出来的是表皮向里5厘米深处的东西。作这样的手势，神神道道，有点像张天师画符似的，我自己觉得有些可笑。然而，它却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是真实的，而且它又完全是受意念支配的，所以一有不严肃的念头，我立刻将它驱出脑海。直接搬出深层的东西后，小徐感到的烫感更加明显，直至觉得有些受不了。以后又觉得有东西从颈内被拔出去。最后整个肩部都热了起来，下丹田里也有气在翻动，但患处总有像黄豆大小一粒烫的东西去不了。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小徐感到颈部与腰部松开了许多。他和那几位朋友都劝我歇手，不要期望几年痼疾一朝根除。我趁势下台，也算是打了个漂亮仗。

陆阿姨与徐耀祥这两个病例证明搬移法不是催眠疗法，与心理暗示无关。证明了这一点，我不知别人作何想，在我却是吃惊不小。如果一个人的体内真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另一个人用意念搬出来，而且对其施加影响，引起实质性的改变，那么，即此推论下去，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至少没有根据说，施加的影响只能是好影响，所引起的改变只能向好的方面变；又没有根据说，这种影响、这种改变只有在接受者配合的情况下（如陆阿姨、徐耀祥都取一种放松的姿势，并随时应我的要求汇报感觉）才有可能发生；也没有根据说，这种影响、改变只能发生在有限的小范围内，如两三米的距离内。那么，这不是说，史书里记载的“巫蛊之祸”，《红楼梦》里写的贾宝玉被赵姨娘用巫术咒病，都有可能“真”的发生吗？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有些毛骨悚然。我第一次感到人的皮囊虽然不尽如意，却原来是一道安全的屏障。如果这道屏障被证明不过是纸糊的，那“我”又躲到哪里去呢？因此，我陷入一个矛盾的困境中。从治病角度说，我希望搬移法无所不能，神通广大，最好心念一动，把远隔重洋的某人的病灶搬到眼前的写字桌上，七弄八弄弄好以后，立即归还给他，同时在国际直拨长途电话里潇洒地跟他说一声，好了，你没事了，拜拜！而从安全角度说，我又希望搬移法有重重限制，就像打开一个保险箱，要有钥匙，还要知道密码。但我不敢相信道德就是对搬移法的限制，更不敢相信搬移法对别人要有钥匙与密码，唯独对我自动敞开大门。在本书中，我将专列一章来讨论我所见闻的气功中的神秘现象。搬移法已经在这里谈了，就不再列入其中。当然，其它现象也许从表面上看更加离奇，更加刺激，可要论神秘性，我认为它们都超不过搬移法去。

当然，搬移法之被证实，给我带来的兴奋要大大超过恐惧。毛骨悚然，即使有，也不过是一个人独坐冥想时瞬间的感觉，不可能发展成一种左右我行动的心理因素。而且我很快就想通了，巫蛊害人，要真有本来就有，要没有本来就没有，跟我知道不知道、相信不相信有搬移法这回事毫无关系。我不可能去证明巫蛊害人的存在与否，我还是应该继续去证明搬移法的存在及其机制。

从此以后，我又用搬移法治愈了几例腰老伤复发，这将在谈及腰伤治疗时再举例。这里，我想再说两个催眠疗法莫之能为的病例，以证明搬移法的客观性。

一例是治疗副鼻窦炎，时间是1990年4月16日晚，对象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辑陈如江，地点是在他家里。那晚，我是去看他的姐夫、《钟山》杂志编辑沈乔生的。谈话中说起气功，小陈就问我气功对副鼻窦炎有没有办法。小陈年纪不算大，患副鼻窦炎的历史却不算短，有十多年了。西医用了各种办法治疗，包括让他每周一次去医院抽出脓液，都告无效。现在终日鼻塞，什么气味也闻不出，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能闻到一点香水味。那天治疗前我让他先去凑着香水瓶闻闻，他说一点气味也闻不出。我先从他的合谷穴放气进去，一会儿，他就感到鼻翼上端的骨头中有两个2分镍币般大小的东西压着，从表皮往里约有2厘米深。我用搬移法把病灶移到桌子上（我跟他隔着一张方桌坐），对着放气、抽气，他的鼻腔里产生热感、酸痛感与麻木感。抽气时没有冷感，但能觉得有热的东西往外冒。他说自己火气很旺。我正是从他这一例中得到启发，认识到抽气时患者觉得冷或热，与其自身素质及病气性质有关。20分钟左右，他感到鼻腔里的这两块东西消失了，鼻子也畅通了。他又去闻香水，能闻到了。再去闻酱油与醋，也能分辨得出了，他高兴得了不得。我有过失嗅的体验，能理解这种心情。

但是，这样的好光景到第二天就消失了。数周后我遇见他，劝他到公园或上我家来，连着治疗几次，也许有办法扭转形势。他怕麻烦我，终于没有来。我想，他对那段短暂的呼吸自由、香气馥郁的时光，一定记忆很深刻。

另一例是带状疱疹。关于这个病，《辞海》里说：“病毒引起的成群水疱，沿周围神经呈带状分布。常为单侧性，患部疼痛。约3周痊愈。音频电疗有速效。中医学上称为‘蛇丹’，发于腰部者俗称‘缠腰火丹’。”1991年9月4日下午，我陪陆棣上《电视·电影·文学》杂志主编朱良仪家去，恰巧他正在受“缠腰火丹”的折磨。说恰巧，是因为陆棣发在《电视·电影·文学》上的第一部中篇《神奇的墨圈》，内中就写到了带状疱疹。我也是读了这部中篇后，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病。在小说里，经过艺术渲染，这种病就变得很可怕，不像《辞海》里写得那么轻描淡写。据说腰里的“带子”只要连接成一圈，就会要了人的命。对付它也没什么办法，只有用墨在上面画圈。陆棣这么写我想自有他的根据，也许还有他的亲身经验，这大概反映了在医疗条件差的农村里人们对这种病的恐惧。不过，在医疗条件好得多的上海，老朱也只是打针、吃药，并没有去接受过音频电疗，已经受了12天的痛苦。我问他病状，他说主要是痛，一抽一抽地痛，不碰也痛，不小心碰到痛得要跳起来，痛得人坐立不安，晚上也睡不好。疱疹是一点点发出来的。先在左边腰侧发出一块，接着向腹部蔓延，先后发出了两块，近两日背部左侧也发出了一小块。经抹药，最先发出的一块已结痂，但碰着了仍然很痛。我先用搬移法往他的太冲穴里注气（即用意念将他的两脚上的太冲穴提到适合操作的位置上。我操作时坐着，老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两人相距近两米），他腰际的三大块疱疹都出现了热感。我接着用搬移法从左侧向中央，依次给每一块发功。随着放气、抽气，每块都出现了热感，跳痛感。给一块疱疹治疗结束后，我让老朱自己用手指在上面按压，揿上去基本上不感到痛。稀奇的是，一块疱疹的治疗将近尾声时，邻近的一块疱疹就痛了起来。它们之间似有一条暗道相通，病气在这一块里呆不下去，就逃到另一块去了。这样一块接着一块，时间过得很快，到背后的一块上痛感消除，已经花去一个多小对。我与陆棣告辞的时候，虽然老朱腰间的那些疱粒还在，但他的自我感觉已经摆脱了缠腰火丹的缠绕。

几天后我去随访，老朱说，4日晚上及5日一天疱疹反而更突出了，呈红色，痛感也加重了，但他说这可能与他5日整天在外开会，没有涂药有关。到5日晚上他才涂药。6日早上起来，发现红肿已退，疱粒都瘪下去，发焦了，疼痛也大大减轻。从那以后，再没有用药，带状疱疹痊愈了。

一年以后，我给沈霞与萧关鸿母亲治带状疱疹时，也发现了这种治疗后病情出现“反跳”才痊愈的现象。我由此推测这是气功治疗带状疱疹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这也许是因为外气激发了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使免疫细胞集结起来对病毒发动总攻，将它们驱出体外。不管怎么说，用搬移法操作时，外气一样对病毒发生了作用，难道病毒在发功的时间里也被搬到体外来了吗？

有人说，的确是被搬出了，她亲“眼”看见的。

就在给朱良仪治病的次日，9月5日上午，刘洪基到我家来玩。在一起谈论气功，他听我已给许多人治好病、授了功，不禁刮目相看。谈得兴起，便一起去看他的师姐金秀英。就在那间叫我第一次感到有序的世界被颠覆的小屋里，我向金秀英介绍了搬移法，并作了表演。她说，她确实看见我把要搬的东西搬到桌面上来了。她说得那么肯定，不要说刘洪基将信将疑，就是操作者我本人也心存疑惑。大概过了10天左右（日记中没有记载），有个因腹腔肿块引起腹水的患者王菊华（关于她的情况，我将在第十一章讨论授功时详细谈到）病危住进了海军411医院的急救室。谢泉海先生（一位在公园里结识的年长的朋友）来向我告急。我想去给她治疗，但又怕她的病气会跑到我身上来，寻思最好有个天眼开的人在一旁协助看一下。我首先想到王红舒，但考虑到王红舒功底较浅，弄不好病气没能上我身，却先跑到她身上去，这可是不能开玩笑的。于是我想到了金秀英。她随赵伟先生远渡重洋到日本去传授过气功，功力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一向跟她交往很少，贸然跑去抓她的差，有些不好意思。然而救命要紧，刻不容缓，我只能硬着头皮跑去找她试试。幸好金秀英一口答应，立刻跟着我奔医院去。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与她约定，如果她“看”到那病灶碰不得，或者已经侵犯到我身上，就赶紧向我摇摇手，我便停止治疗。跑进病房，我吓了一跳，王菊华骨瘦如柴，两眼亮得可怕。隔着白被单，也可以看见肚子胀得老高，超过十月怀胎的孕妇，比我几个月前看到她的情形要严重多了。我先从内关、足三里、中脘等穴位往里放气，当然也用搬移法操作，但作用似乎不大。我想，救人需救彻，还是把病灶直接搬出来吧。我坐在王菊华的右侧，靠近她的上身。小金站在王菊华的左侧脚后半米外的地方“看”着。我用意念将病灶移到病床上，放在王菊华的右手下方半尺的地方。刚搬出来，我就看见小金皱起了眉头，又把脸扭了过去。但她没有向我摇手，我就坚持操作下去。治疗结束，走到医院大楼前的花坛旁，小金对我说，你赶快在这里排一排，你的左半个身子都是黑气。我说，你看见我替她拿掉了吗？她说，当然拿掉了，拿掉了许多。你刚才一搬出来，我不是马上转过头去吗？一股很难闻的气味，你没有闻到吗？你搬出来的东西又浓又粘，黄的白的灰黑的，很坏的东西。大部分都被你拿掉了。你的功力很强。一开始，你发出的气有那么长（她比划了一下，大约有1米），眼看一点点少下去，到最后只有那么一层（她又比划了一下，只有1寸）。听她说得那么有鼻子有眼，我不敢怠慢，赶紧就在花坛前排气。我也不知道怎么个排气法，就站个桩步，两手合十，用意念想左边的黑气统统从身上像垃圾一样扫出去。小金站在旁边帮我，用手抓了几把丢掉。大约5分钟左右，她说病气已经排除干净。这时已经是中午11点半了，我就请她到虹口公园大门对面的饮食店里吃炸猪排与三鲜馄饨，权充午饭。

可是第二天上午，我突然发现左脚若向外侧一蹭，脚背上便有些牵拉痛，但走路、奔跑却不受影响。我记不得自己曾别过脚，这痛也不像是别伤的，因为按上去没有压痛点。然而，比它严重的别伤，我自己按摩一下，过个三五天，至多一星期，也就痊愈了，而这牵拉痛却持续了半个月。时间即在给王菊华发功的次日，疼痛部位又在左脚背上。那天我排气时，加的意念是好气从百会，印堂、合谷里进来，把坏气从脚底下逼出去。这是我从某本气功书中看来的方法。金秀英在一旁看时，也先说我上半身坏气没有了，再说膝盖以上没有了，再说脚上都没有了。也许她没有看仔细，留了一点病气的残余在那里作怪。但从这点看，她说我左半个身子沾染了病气似乎言出有据。如果这点是真的，我更没有理由认为她说我搬出了腥臭的脓液是假话。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那次发功当场效果不太明显，但第二天王菊华的病情就大有好转，腹水也退下去了一些。本来，她的家属对她的病已经绝望了。那天我送小金上车以后，便乘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恰巧又遇见王菊华的姐姐。她对我说，医生已查明腹腔里有两个肿块，活检都有癌细胞，但有那么多腹水，无法开刀，只能苟延残喘，看上去是日子不多了。我对她说，刚才一位气功师看见病气已拿掉了不少，王菊华有希望康复，她表示不能置信。有两个肿块，她说，医生说可能已经转移了，怎么会好起来呢？然而事实是好起来了。几天后，谢泉海先生来说，王菊华已经从411医院的急救室里出来了。接着，听说她住进了肿瘤医院，准备接受手术。她已经能下床练功，与医生配合，让腹水早日消退。后来，又听说她动了手术，情况较好。直到现在，她还健康地活在人间。

从以上的叙述中，读者也可以看到，搬移法已经被我用得相当频繁了。但是，我心里对它总还有点成见，认为它的疗效应该不及劳宫热敷法与近距离放气、抽气法。我的理论根据一条是我一贯信奉的“省力不省功”原理（因为我发现用搬移法操作起来消耗要小得多，干一个小时，腹中也没有明显的饥饿感）；另一条是能量在传递过程中，距离越远，耗散越多的原理；还有一条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的原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用它来将前面两种操作法淘汰。但是，自从我在王红舒的观照下给我妻子治疗珠网膜下腔出血症以后，我对搬移法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搬移法在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替代前面两种操作法，而且效果更好。在与王红舒配合给江曾培先生治疗肝囊肿以后，我又对搬移法的操作进行了改进。再经实验，我发现能更省力，而效果也更快。这两个例子，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介绍。对搬移法的介绍，暂且先说到这里。

从现在开始，我要集中吹嘘自己治病的成绩了。在吹嘘前，我先要作一点说明。赵丽宏几次对我说，沈善增，你的气功，我听见不少人说你很灵，但也有人说你一点也不灵。我是很想接着他的话问一句，到底谁说我不灵，你能告诉我吗？我没有这样问，是怕引起他的误解，认为我气量狭窄，容不得一点批评意见，哪怕批评的不是我的作品，仅是我的业余爱好——气功。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的气功疗效到底如何。我能收集到的反馈信息太少。这一方面因为我发功的对象大多是萍水相逢的，即使有相熟的人介绍来，也往往是一次性的。他们不再找我，我也不可能去随访。另一方面，相熟的朋友，他们大多彬彬有礼，有隐恶扬善之美德。治疗不理想，他们就不再向我当面提起，免得我难堪。这样，我所能知道的，除了当场的效果外，近期疗效与远期疗效就大部分是好的了。但是，我在药厂里干过，知道一种药要取得显效、速效及较高的近期疗效还容易，要有很高的无期疗效，或者对一种病彻底根除就难了。对一种病的远期疗效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药，就可以认为是针对这种病的特效药。因此，我不相信我的气功对许多种病的近、远期疗效都会有那么高，似乎大大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前面说的为陈如江治副鼻窦炎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这里再举一例。1991年7月1日下午，我到顾绍文家去，给他的妻子褚临兰治牙痛。她告诉我，牙痛已有两个月。左边的上下大牙，不能咀嚼，稍一嚼就有牙齿向外别的感觉，好像牙根要别断似的。碰到流汁，如牛奶，牙齿也痛。两个月来一直敷锡类散，毫无作用。我先从她的右手合谷注气进去，再从她的左腿足三里穴注气进去。在往足三里注气时，感到手指上有火星灼痛感。于是，我同时向右合谷与左足三里发功，意念中让气从右手进，经过左边牙龈，然后从左腿出来。这样操作了20分钟，她的牙齿疼痛感消失。我让她立刻去吃一块西瓜，让左边大牙嚼，结果一点事也没有。吃晚饭时，褚临兰有意用左边大牙嚼饭嚼菜，也毫无异样感。可是，几天后我打电话去问，她对我说，第二天她的牙齿又照痛不误，她只能下决心等炎症消除后，去把牙齿拔掉了。常言道，牙痛不是病。在我的思想中，严重的腰伤尚且能立竿见影，手到病除，治牙痛还不是小菜一碟，况且当场的效果是那样地出色。如果我不打这个电话去，褚临兰绝不会为牙痛复发再打个电话来，那么，我就会将此作为一个成功的病例来报道。我想，在我下面要吹嘘的成功的病例中，像这样掺有水分的例子一定有不少。推而广之，在其它的气功书中，类似这样的带水分的成功病例一定也有。我并非想拖人下水。我提出这一点，只是想说明许多气功师跟我一样，在信息反馈、资料回收方面受到种种条件的局限，故而他们所报道的大多是治疗的现场效果与近期效果。据我的实践，气功治疗的现场效果与近期效果常常明显优于其它治疗手段，而远期效果则就难说了。也许开气功门诊，建立病史档案的，在这方面能有些发言权。许多气功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只要他们在宣扬自己的功夫时，说明奇迹是在怎样的一段时间里实现，又在怎样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我们就不能将以后的失效作为证据来证明他是在吹牛。如果他说经他一次治疗，就彻底根除，终生受用，那么以后旧病复发（还必须证明是复发而不是又生），我们才可以跟他去算账。我这是用要求医生的标准来要求气功师，我想不能说我有偏袒。

所以请读者在阅读以下文字时特别注意疗效的时间性。如果你这样读了以后还觉得气功神奇，那你就不能再说是被我的吹嘘所蒙骗了。

说治病我还是先从治腰伤说起。这方面的病例我做得最多，效果也似乎最好。前不久，为了写这本书，我上戴翊家去核实他妻子王淑珍腕伤治疗情况。戴翊对我说，你的气功治疗跌打损伤真是很灵的，你还替我治过腰伤，也是一次就治好，你也可以写进去。他见我一副茫然的样子，就问，你忘记了吗？我老实承认说记不起来了。他说，咦，你怎么忘记了？那天我从楼梯上滑下去，腰扭伤了，躺着一点也不能动。第二天你正巧上我家来，就帮我治了一下，当场就好，以后一点事情也没有。王淑珍在一旁补充说，那天是我休息，拖楼梯，水还没拖干，正好戴翊走上去滑了一下，从楼上滑到楼下。我问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一时回忆不起来，只记得是在小王腕伤之后。被他们这样一说，似乎勾起了我的一点印象，但也模糊得很，因为我治过的腰伤比较多，记忆中一般都能当场见效，所以对戴翊这样的病例就没有特别的留意。

在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样几例。

一例是在1990年3月12日，星期一。那天上午我到上海第二律师事务所去找郑传本律师，准备到他那里去深入生活。在这之前，我已经上他家去过两次，这天是第一次上他单位去。在那里，我又见到了事务所的副主任石钟祥律师。谈话中自然扯到了气功，老石说他正好在发肩周炎，手举不起来。我便当场献丑，半个小时，解除了他的痛苦。这时，老郑对我说，我哥哥腰扭伤，在床上已经躺了一个多月，你有办法帮忙治一治吗？我哥哥要比我大十几岁，已经74岁了，我们兄弟感情是很好的。看他生病躺在床上受痛苦，我心里也很难过。我说，可以，就今天晚上去吧。你放心，治腰伤我还是有些把握的。

老郑给了我他哥哥郑传根家的地址，约好晚上7点在那里碰头。那晚恰巧下起了大雨．我准时找到那里，郑传本先生已经在了，见到我显得特别的高兴。然而我一看病人，一问病情，心里却忐忑起来。我原来以为是腰扭伤，无论如何不会比妈妈的胸椎压缩性骨折更严重，所以在事务所里把话说得很满。谁知拿出医院拍片诊断书来，上面写的是“腰2、3椎压缩性变形”，并有老年性的“骨质疏松”症。我不知道压缩性变形是怎么回事，想来跟压缩灶骨折也相去不远吧．反正是骨头里的病，治起来就比一般的软组织损伤要难多些。而且他的腰扭伤是因右腿粗隆骨折后长期卧床引起的。第一次由剧烈的咳嗽所诱发，第二次却连咳嗽也没有，好端端地躺着，突然一下子就抽住了，肌肉硬得像铁板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骨质疏松症的典型表现。当时，我只是直觉到这种没有明显诱因的闪腰要比外力造成的损伤更麻烦。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原打算速战速决一次完成，恐怕是不行了，那就像对待妈妈一样来个七八次吧。于是我说：“论病情这病没有我妈妈的病严重，但论身体条件，我妈妈要好一些。试试看，也许要三五次，但我相信能治好。”我这样说，也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吧。我一直认为气功治疗不是心理暗示，但这种治疗与发功者和患者的意识密切有关，我又不敢说心理状态在治疗过程中一点作用也没有。因此，对心理作用，我是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在治疗开始前尽量先让患者与我自己对这回合作树立起一点信心来。要治病，先得让患者翻过身来，取俯卧姿。郑传根先生让我先到外间坐一会，让他一点点翻身。他的家人为他在床前梁上吊了一条很粗的麻绳。平时要坐起来，就用手拉着绳子，一寸一寸地慢慢地把身子吊起来。改变一下卧姿也是这样。我没有看见他的具体的操作过程，反正我在外面等了足足有一刻钟。然而我进去治疗还不到I0分钟，他就嚷吃不消了，不得已只能让他脸朝外侧睡，我跳上床去跪着发功，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样大约治疗了半小时．到用手掌敷贴上去，他只觉得腰部热烘烘的，找不到特别烫的点，我就告一段落。我坐到外间来休息，郑师母去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铺蛋。我一边吃蛋，一边想，按照他的气感反应，病应该已经治好了，至少腰部肌肉要松开许多，为什么他依然如故呢？我想起以前给小杨与妈妈等治腰伤，往往患者自己觉得最痛的地方，并非病灶之所在。最初的痛点经治疗消失以后，真正的病灶区才显现出来。我之所以知道后来显现的是病灶，而不是游走的病气，是因为它与拍片提示的骨折位置相吻合（在小杨与妈妈的病例中），而且，要使这一痛点消失，需要几倍于前的“气”。后来我在一本医学书上看到，人受伤后，局部肌肉立刻会板紧，这其实是人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为了使伤处能不再承受外力。因此，这种肌肉酸痛，不是病理现象，当然也容易消除。鉴于此，我在给桂未明治腰伤时，就发明了先从相关穴位注气进去，寻找病灶敏感点的办法，目的是擒贼擒王，消灭了病灶，保护性反应自动会解除警报。但是，病灶消除以后，保护性反应是否一定就跟着自动消失呢？保护性反应，是由中枢神经给予指令后引起的。要是中枢神经的反馈系统出了些问题，反馈不及时，那种不必要的保护是否依然可能存在？特别是已经被病魔折磨了好长一段时间，产生了恐惧心理的患者，这种保护性反应会不会转化成一种类似神经官能症的病理反应呢？我从板壁上的窗向里间望去，只见郑传根先生仰躺在床上，慢慢地呼吸着，神情小心翼翼的，似乎有些紧张。于是我问：“你觉得现在腰里怎么样，好点吗？”他说：“现在还好，这痛是一阵阵的。”我说：“你撑起来试试看！”他对我看了一眼，似乎有些惊讶。我再说了一遍，郑传本先生也鼓励他试试。他屏了一口气，两手将身子撑起一点点，又连忙躺下说：“不行，撑不起，不行！”我说问：“为什么不行？是不是撑起来痛？”他说：“痛倒不痛，我不能撑。”我说：“你放心大胆地撑，如果腰痛了，你再放下，不痛不要放下，我在旁边，你放心。”他的家人也一起鼓励他。他再次开始。起初动作极慢，身体仰起超过45°后，他的胆子也大起来，竟然一下子坐直了。我问他：“痛不痛？”他坐着体会了一下，摇摇头说：“咦，真的不痛了。”这番情形，证实了我的猜想，于是我对他宣布说：“你已经好了，可以下地了，你到外间来坐一会儿。”

在这个瞬间里，他们一家人简直把我当神仙了。郑传根先生有了刚才的经验，动作起来也自然多了。他穿好棉裤，拄着双拐来到外间。为了考验一下他腰部的耐受力，我又在他家里坐了三刻钟。看他没有任何不适，我才起身告辞。送我去车站的路上，郑传本先生对我说：“不是亲眼看见，我是不会相信的，气功真是神了。”他是从这一次开始对气功刮目相看的，后来据说当上了气功科学研究会的法律顾问，与更多的本领高强的气功师有了接触。

郑传根先生那里我又去随访过两次，并给他授过功。授功时他的身子像筛糠似地抖动。至少在几个月内，他的腰没出问题。骨质疏松症是否得到控制甚或有改善，我不知道。

这一例以其戏剧性令我经久难忘，而另外两例则是因为纯用搬移法使我记住了它们。

前一例是在1990年4月13日的晚上，也就是在第一章写到的给周稚，唐见端治病，授功的前一晚，对象是《文汇报》萧关鸿80岁的母亲。在说这次治疗腰伤之前，我先要说说给她治头晕病的事。那是在1989年的11月中旬，我刚给妈妈治愈腰伤，正在高度兴奋之中。那天傍晚，我上关鸿家去串门。我们住得很近，但因为他是个忙人，很少在家，所以我们彼此走动不多。那天去肯定有件什么事，也许事先还往报社打过电话，知道这时候他在家里。我进门后，就看见萧关鸿在拣菜。他说，最近3个月，他母亲得了眩晕症，头不敢转动，一转就晕，要转头只能连着身子一起转。本来她母亲年事虽高，身子骨还很硬朗，烧饭等家务活都由她操持。现在只能躺躺靠靠，烧饭炒菜就要由他承担了。他原以为母亲的病是美尼尔氏症，躺几天就会好的。几个月下来未见好转，他就请了一位有名的老中医来看。那位医生说，这是由脑血管硬化引起的，开了十帖中药，价钱很贵，然而吃下去却未见起色。我说，让我用气功来给她治治看。萧关鸿把母亲扶起，坐好。我走上前去，两手悬空往她头上一罩，两分钟后，我收了功，对她说，好了，你把头转转试试。老太太与关鸿都朝我看看，那么容易？我说，你不要怕，把头转转看。我说得很坚定，因为我这样说是有一定根据的。就在两三天前，我在公园里，有个50多岁的妇女，说她经常头痛头晕，问我能不能治。我问她，你现在头痛吗，晕不晕？她回答说，痛的，晕的。我就将手在她百会穴上方放了两分钟，再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她想了想，又晃了晃头，说，哎，现在好像头不痛了。也不晕了，这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说，那好，你现在想它晕，想它痛，不要想它不痛不晕，看它怎么样？她想了一两分钟，说，现在没什么。我说，那你去兜一圈再来。如果又痛又晕起来，再来找我。半个多小时后，她特地跑来对我说，现在没什么，谢谢你。有这样一个病例作后盾，我说出话来自然掷地有声。老太太小心翼翼地开始转头，起初向左向右至多30°，接着转到45°。我说，你别怕，大胆转，能转到多少就多少，转得快些，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你现在没事了。老太太听了我的话，头转动的幅度大起来，也快起来，直到向左向右差不多都到了90°。我问，怎么样？她说，晕倒是不晕。我说，好了，你可以起来走了，没事了。她说，这么快好了？她说着站了起来，走了两步，又过来坐下，说，我脚软唻，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说，这容易。我蹲下，找准她的足三里穴，按了两下，再手指悬空1寸放了一会气，说，好了。老太太站起来，颠颠地往厨房间去。我坐下来与关鸿谈话。这中间，关鸿到厨房间去了一次，回来说，我姆妈正在洗菜，看样子真没事了，你的气功倒真行。我说，在公园里我治过这种病，你放心，应该是没事了，如果再头晕的话你来叫我。那天我离开时，老太太已经炒好了一碗蛋，这3个月来她第一次上灶台。一星期后，我在一次会上碰见萧关鸿，他对我说，自从你上次放气以后，我姆妈一天比一天好，精神好多了，又能干家务活了。你什么时候有空再来放点气，巩固巩固。听说自己的“气”有奇迹，我当然来劲。这月26日，也就是为李子云、于建明及其妻子治病的后两天，我就上萧关鸿家去再发了一次功。这回发功比较地道，上一回两分多钟，这次20多分钟。不管巩固疗效是否需要那么多“气”，反正士为知己者死，心理上也要对人对己交待得过去。这以后，我上萧关鸿家去就不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平均大概也要3个月去一次。凑巧的是，我几次去，都是在她母亲刚病过一场，心中正在想念我的时候。老太太说是跟我有缘，关鸿说这大概是有信息相通。4月13日晚上，我去时恰巧两天前老太太发了一次烧，躺在床上，她只怕头晕病又要犯，幸好没有，可是几十年前落下的老腰伤却又发作了。坐着也感到腰里酸痛，坐不住，只想躺下，走动起来，只觉得棉裤像铁铸的一样重，直往下沉。那天，离开我在公园里用搬移法给陆阿姨与徐耀祥治病不过3天，新操作法像刚拔下的鸡毛菜一样鲜嫩可爱，于是，我在老太太身上又试了一次。结果令人满意，老太太立刻觉得棉裤又恢复了原来的份量。我趁热打铁，接着给她授了功。她站了半个小时，身子前后晃动，结束后浑身发热，精神倍增。她对我说，自从上次发头晕病以后，楼下一直不敢去（她家住在6楼），她很想能到外面去走走，一直闷在家里也不好，她问我以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说，只要坚持练功，我保你几个月后可以下楼。后来她果然能下楼外出了。听说有海外亲戚来沪时，她还去掌勺烧了一桌菜肴。

后来我把这事连同我在气功方面的另一些赫赫战果，去说给文坛老前辈孙家晋（吴岩）先生听。孙先生说：“我也有腰老伤，每年都要发一次，发起来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总要十几天。往年这个时候总要发了，今年还没发，如果发的话，请你给我试试。”我说，如果你腰伤发了一定打电话给我，别客气。这样说了不多久，大概一个月左右，孙先生打电话来请我了。这事日记中没有记，我记得也是在春天，治疗时孙先生衣服穿得很厚，应该是在5月间。我用搬移法给孙先生治病，除了考虑到天气冷，衣着厚，用热敷法与近距离放气法功力可能受影响外（虽然我的“气”能够透过厚厚的衣服，达到热水袋的温度，但我总觉得这样会增加消耗，相应地也就减低了功能。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尽量减少手掌与受体之间的隔层。给妈妈与郑传根先生治腰伤时，我都是让他们撩起衣服，只隔着一层贴身棉毛衫进行操作的。给萧关鸿母亲用搬移法治疗，也有这一层考虑），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在治疗时会较少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如果搬移法在他身上试成功了，那就更有说服力，说明它与催眠术没有关系。那天，我让孙先生骑坐在靠背椅上，两臂趴着椅背，我坐在他身后的沙发上操作，之间距离将近两米。他的气感反应与我的操作手法很相吻合。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操作时经常要问患者的感觉，看上去有点像催眠疗法中作暗示与诱导，至少好像是要患者的意识进行配合，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问患者的感觉，是因为我天目没开，“看”不见病灶在哪里，在治疗过程中它是怎么变化的，病根是不是挖干净了，治疗能不能结束了等等。心中无数，只能借患者自身的感觉当“天目”来派派用处。遇到气感好的患者，我攻击目标明确，进退适度，操作起来就省力些，时间能短些，效果也好些。如果患者气感差，我只能盲目地狂轰乱炸，往往事倍功半。但也有碰巧炸中的，效果也一样理想。倘若能有天目开的人与我配合，就像我后面要写到的在王红舒的配合下给我妻子取脑子里的病灶，以及给一个脑瘫的3岁小孩治疗时，我就毋需患者汇报感觉，操作起来更为简捷。所以并不存在患者意识配合有助于治疗的问题。患者的气感反应对我的外气功力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我只是询问，只要求患者反映其真实感受，并不对这种反映作任何评判。而在催眠治疗中，医生一般不询问，而是发出指令，强制被催眠者接受，如“你的眼皮现在很重，很重，睁不开了”，“你的两只手向中间靠拢，靠拢，现在已经粘在一起了，粘得很牢，你怎么用力也分不开”等。催眠医生在被施术者处于深度催眠的情况下，才发出有关疾病已被治愈的指令，如叫麻痹的腿抬起来，以达到治疗的效果。这与我在治疗告一段落时，让患者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做些动作，检验一下疾病是否已被治愈，也是完全不同的。那天治疗的效果是十分理想的。直到今天，一年多过去了，孙先生的腰老伤，没有复发过。而且，他对我说，以往即使不发病时，腰伤也总是能感觉到它存在的，晚上睡到床上总有一阵酸痛。自那次治疗后，连那种感觉也消除了。“我现在好像已经忘记有过这种病了。”

患者能忘记长年缠身的痼疾，我认为这是对我的功夫的最高评价。同样的话，我还从朱晓琳那里听见过一次。她是我的朋友，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方克强的妻子。一天晚上，我到克强那里去聊天，时间大概在1990年的五六月间。我才进门不多久，大概8点刚过，朱晓琳向我打招呼说，我胃痛，先到前面房间里去睡了。我同她，你胃痛得厉害吗？她说，我是老胃病了，隔一个多月总要发一次。我说，我用气功给你治治吧。她说，气功神神道道的，我有点吓老老的。我说，你怕什么？又不痛又不痒，也不碰到你，你试试看。我让她站着，用放气抽气法给她治疗。抽气时她的反应特别明显，觉得很冷，一直冷到贴身的羊毛衫里面，冰冷冰冷的。等这种冷感消失以后，她的胃痛就好了。一年多以后，我又问起她，她说经过那次治疗，十多年的老胃病再也没有犯过，她已经忘记有胃痛这件事了。

我的气功治疗胃病，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当场见效，持续时间也较长。1990年的10月下旬，上海大众文学学会组织鄞县籍作家回乡参观访问，我这个填了四十年“籍贯鄞县”的人，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这次参观访问活动，鄞县方面由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周时奋全程陪同。他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作家，采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在“中国潮”征文中得了奖。他是个性格很活跃的人。第一天接风宴上，他举着小杯来敬酒，就声明在先，我这杯里是雪碧。我本人喜欢喝酒，而且爱喝白酒，但最近胃不行，喝一口啤酒下去就痛，平时胃也一直胀痛，我已经约好到医院作胃镜检查。你们来了，我要陪大家，把做胃镜往后拖一拖，你们一走我就去医院。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我只能用雪碧来向大家表示敬意了。我听了他的话，当时就有为他治疗的念头。但因为出差前夕我刚干了一个通宵，拼出了一篇报告文学，自己觉得元气有亏，所以没有贸然请战。休整了两天，到10月28日晚饭后，我对小周说，我可以给你治一治胃病。我把小周请到我们的客房里，用搬移法给他治疗。没想到他的气感反应特别好，接近于内视功能。他闭起眼睛，不仅能“看”见病灶的形状、大小、深浅，还能说得出颜色，看着它在逐步变浅变小的过程中，由黑色变为深咖啡色变为粉红变为红色，最终为一片白光。他先后看出胃里有四块东西。半小时里，我将它们逐个清除干净。治完后，我对他说，你马上去喝几口白酒，看看胃还痛不痛，如果痛，我再给你拿掉。一会儿，他跑来说，我已经喝了三口白酒下去，不痛，没事了。我问他，你怎么看得见颜色，以前练过气功吗？他说，我以前只学过两天气功，后来一直没练过。我说，你这人有特异功能。我给你授一下功，你坚持练，不仅身体能练好，还能出功能。第二天晚上，县政府举行告别宴会。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周时奋举着一大杯啤酒来我们桌上敬酒。他对我说，我已经干了三小杯白酒，三大杯啤酒，一点没事。我不会喝酒，所以对喜欢喝酒的人重新获得那份享受的欢欣就难以体会，只能告他喝酒还需有些节制。1991年春节，鄞县政府到上海浦江饭店来举办答谢各界朋友的宴会，又将我们这些鄞县籍作家请去，我见到了周时奋。他说，我后来没有去做胃镜，胃到现在一直很好。那天宴席上，我看他喝的酒确实不少。

这是一例患者意识配合比较好的，再说一个在治疗过程患者始终将信将疑，用一些气功师的话来说，有“意识抵抗”情况的例子。1991年2月7日至8日，崇明东风农场请原来场部文艺小分队的部分成员回农场去联谊聚会，我也忝在其列。7日晚上，我与王铁龙、王新生同住一室。铁龙本来跟我同一连队，也在场部小分队当过编剧。他还能上台演戏，在乐队里当伴奏，是个全才，现在在上海水泥厂当工会副主席，据说又干起了作曲与合唱团指挥。王新生是原来场部小分队的作曲，虽然他直到今天还在业余文艺团体中混，但我们都早就把他归在专业档子里了。王铁龙在《康复》杂志上见过沈嘉禄写的介绍我气功的文章，所以在吴淞码头候船室里一见面，他就向我表示不相信。也许老天为了惩罚他的不敬（当然是对气功而不是对我），到晚上10点多，就让他发起频繁早搏来。他立即取出保心丸来吞服，可见他的心脏病已经有了点根基。我趁机给他露一手，让他幡然醒悟。我从他右手内关放气进去，两分钟，他就觉得早搏缓解了。我再直接对着他心脏部位近距放气，5分钟早搏消失。他有生病的经验，知道保心丸的药效没那么快，似乎对我的气功有些相信了。他说，我经常发胃酸，这你有办法治吗？我又从他内关发气进去，这回让他寻找胃里的病灶。一会儿，他找到胃部很深的地方（从表皮进去约5厘米），有个酸痛点，大约黄豆大小。我就用搬移法给他治疗，这时，他的气感反应就不太明显了，或者可以怀疑他的意识在不自觉地作抵抗。我只能凭自己手中的感觉。我作抽气动作的左手的食指与中指根部，先有一阵阵灼痛感，以后又有一阵阵冷感，最后感到有些粘涩。我对铁龙说，你胃里的东西不太好，以后要注意观察。这样操作了近一个小时，我手上基本没有感觉了，同时也感到十分吃力，就宣告治疗结束。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他说，我这胃对乳腐最敏感，吃一点就酸，你的气功有没有效果，一试就知道。我说，你尽管放心吃。到上午10点多时，他对我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胃酸，看来你的气功有点道理。这天，我们乘的10点半从崇明南门港开往吴淞的船脱班，直到下午两点多才靠码头。我们这群人就在吴淞镇的一家小饭馆里凑份子摆了一桌，直到3点才进餐，吃到下午4点半方散。临别时，我问铁龙胃里怎么样，他说，没有酸过，看来是给你治好了。十来天后，春节里，我到孙家晋先生家去拜年出来，在弄堂里碰到铁龙，他是上他岳母家来的。他对我说，上次治过后，胃一直感到很舒服。就是这两天又有点酸，这是我节日里吃得太多了。过节说是休假，其实比平日更觉得累人，所以我没有再给他发功。其实，气功师发功的对象大多数是不懂气功或不相信气功的，就像小说的读者大多不是先读了《文学概论》、《小说修辞学》等著作，再来找小说看，进戏院看戏的，也很少有人先去学过戏曲美学。所以，如果意识抵抗之说能够成立，气功将失去大部分群众，也就大大降低了它的实用价值。真正的科学，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应该经得起怀疑。我在实践中感到，气功疗效与患者气感反应无肯定的关系，与患者意识抵抗与否也无关系。再说一个这方面的例子。1990年12月30日晚，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的小客厅里，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赵水金老师治颈椎肥大。治疗前，赵老师对我说，我这个人气感很差的。我们社里组织过练气功，我去练，一点感觉也没有。气功师叫我不要练了，说我气感太差了，不适合练功。我说，气功治病跟气感差不差没关系，我们试试看。我问她症状，她说头向后仰时，大椎穴左边好像有一条手指宽的东西撑着，很酸痛，左手指也发麻。我先从她左手的神门穴（豌豆骨后缘桡侧，当掌后第一横纹上）放气进去，她感到有冷风。我说，你气感不是很好吗？她说，可能是你在那里揿得很重，酸痛，所以有冷的感觉。我要她寻找一下颈部的病灶。她说，有，酸痛。她动了一下脖子，又说没有了。过了一两分钟，她说找到了，有鸭蛋那么大一块，比划了一下深度，约4厘米，是一种压力感。我向她颈部作近距离放气，她感到那块东西在扩散。我开始抽气，她立刻觉得有一阵阵冷风。她回头看看我，说，这是不是跟你的手在动有关系？我向她作了下解释，继续抽气，我的手心里有灼痛感，她觉得一股股冷气从筋肉深处直往外冒，开始相信这冷气来自她自己的脖子。5分钟后，冷感减轻了。再过了一会，觉得冷感与压力感都没有了。我让她仰头，可以比刚才抬高些，但还是有酸痛点。我改用搬移法，把那一块搬到我左手上，手心里立刻有明显的刺痛点，我知道她的颈椎病还不轻。我用右手压到左手上，这就意味着我的右手直接贴在她的脖子上。她立即觉得后颈上有股压力，好像有拇指在用力往里揿。这种压力感向里渗透，她开始说进入表皮里有拇指那么深。以后又说有食指那么深。她又说这是不是心理作用。我用右手对着左手抽气，她又觉得后颈上有冷风。我说，这不是因为我手的动作吧？抽了一阵气，我再将右手压到左手上放气，她马上又感到有压力，还有拇指那么深。再抽气，再放气，仍有拇指深。再抽气，我手心里灼痛感消失了，再放气，她觉得压力感在皮肤表层，有拇指大小。再抽气，再放气，觉得颈部一片都有压力感。放气两三分钟后，原来的酸痛点出现烫感。再抽气，再放气，几分钟后觉得颈椎处有一条东西。再抽几下，又放气，她找不到什么异样的东西了，活动一下脖子，自己觉得情况改善多了，已没有酸痛点，只感到稍稍有些牵拉。我认为这是残留的肌肉保护性反应信息，于是，就用两手对着颈部作近距离放气，放到她感到整个头颈都觉得热烘烘的。我再替她按摩几下，拍松，牵拉感便消失了。

因为整个治疗过程我恰好记在日记中，所以现在就能报道得比较详细。从改用搬移法开始，就进入我在前面说过的“挖根”过程。从此例中也可以看到，挖根要占去整个治疗过程的一半。

也许因为根挖得比较彻底吧，七八个月后，我再次在上海见到她，她说，颈椎从那以后一直很好，不过，她一直坚持在做颈椎活动操，与之也有关系。

赵老师自称气感很差，但在这次治疗中表现出来气感并不差。然而因为有这样的自我评价，所以有气感还一再怀疑，显示出意识抵抗是很厉害的。实践证明这种抵抗没有给治疗带来什么困难。从治疗时间与效果来看，与意识配合好的没有明显差异。我还碰到过确实气感反应较差的例子，这往往与治疗不对症有关。1991年10月14日中午，我去《文学报》社给郦国义治病。他是在听说我给赵长天治愈了因颈椎神经受压而引起的眩晕症后，于《电视·电影·文学》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跑来向我挂号的。他说他的症状跟长天很相似，只是更严重，还曾昏厥过。但是，那天治疗时，我从他右手合谷穴放气进去，他找来找去，在颈部找不到病灶。我只能用搬移法，将他说的平时酸痛的部位搬出来。放气、抽气，我的手上没什么感觉，他的脖子上也没什么反应。身为总编，他的事情也多，一会儿功夫就有几个人来找他，他将气感不强归之于心神不定。我认为这关系不大，但对他气感反应何以这样差也有些纳闷。我只能请他以后抽时间上公园来找我，我授功给他，让他自己练。他下午1点半还要开会。见离开会议时间尚有10分钟，他说，我的胃也不好，你能不能给我治一下。由于时间仓促，不可能从内关注气寻找病灶开始按步就班地来，我就用搬移法从他的足三里穴里放些气进去，他立刻感到胃里热了起来，肚子里也咕噜咕噜一阵叫。后来一直没见到他上公园来找我。一个月后，《文学报》的胡良骅为约稿上我家来，他告诉我，你当场放气后郦国义没什么明显的感觉，他到我们办公室里来说，好像沈善增也不过如此。回去不对了，晚上感觉就来了，胃口开了，睡觉也好了。过几天他来说，沈善增气功有道理的，我见到颜色了。我们对他说，既然这样，你去公园找他给授功，自己练练，不是很好吗？他说，实在太忙，实在路太远，抽不出时间去。郦国义直到今天还没来找我，我想他的日子一定还对付得过去，还能享用上次治疗的那点成果。像他这样身负重任的中年干部，即使授了功又能坚持练多久？我很同情他们的处境，也很想给他们添把柴，然而我还没有找到能使他们一劳永逸地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办法，所以我也没有再去找国义。不过将胡良骅的话结合治疗过程来分析，我认为他的病与赵长天的病并非一路，他的病根似乎应在脾胃中。

要说意识配合，在给我已授过功的人治疗时，才会真正出现这种情况。于对象这是一种多少带有些强制性的自发动。比较典型的是1991年9月13日下午在王周生家里给她治颈椎。王周生与我曾在一个农场里工作过，后来我上调后从工厂借到出版社写小说，她也从农场借到出版社来写小说，在那里又见过几次面。现在她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搞理论研究，又写了许多散文，并开始写小说，我们之间的联系又多了起来。那天，是因为我听说她刚动了甲状腺手术，前去探望她。本来我打算给她颈部的刀疤放些气，看看能否像我岳母的伤口似的变没了，但她一定不肯让我效劳，觉得耗费我许多气取得些“美容”效果不值得。于是我们谈文学。在谈话过程中，我见她不断地用磁榔头敲左肩膀，问她怎么啦。她说左肩深处酸痛，酸痛感会游走，医生说这是因为颈椎神经受压引起的，她的颈椎病也很厉害。我听她这么说，就坚决表示要给她的颈椎发一次功。我从她右手合谷注气进去，她的左肩膀立即就感到不痛了。接着从腰部往上热，背脊开始冒汗，然后颈部左后侧发热，直至左耳垂发烫。我改用搬移法，无论放气、抽气，她都觉得热。我觉得她的颈椎病跟腰椎病有关系，根子还在腰里（我早在公园里听到这种说法，在授功时也多次得到证实，特别是给我妹妹授功时，表现得很明显。我给她授功，是因为她在机关定期体检中查出心电图ST段改变，同时，颈椎有增生，脖子经常板紧着不能灵活转动。授功前，她的颈部就很牵强。但在授功时，她却拼命地弯腰。她平时并不觉得自己腰部有不适，然而，作这样的自发动作时，她的腰却很痛。动作半小时后，她觉得颈部就完全松开了）。于是，就从颈椎开始沿着脊柱向下放气，直至腰部。从这时开始，王周生出现了意识配合现象。她的头像被我用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似地往后仰，仰至90°，然后开始自左向右转圈。转头时她的眼睛是闭着的。我治疗时一般要求患者闭起眼睛，这样可以集中注意，体验感觉。授功时要求受功者绝对闭上眼，这样要求的理由，我留在下章中细述。王周生被授过功，因此动起来后很自觉地遵守闭眼的规定。说起给她授功，还有一段故事。1990年的5月24日，《小说界》编辑部的郏宗培陪我回崇明东风农场去采访，也拉上王周生一起去。候船的时候，我跟她说起气功（可见我的自我宣传有多么频繁）。她说，她有位堂兄是某省的高级气功师，有证书的。到上海来教功，给她姐姐发功，气一打上去，她姐姐就不断地跳跃；给她发功，她毫无反应。她的话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听她说浑身毛病不少，按我的理论假设，身体越差，毛病越多越重，授功时就动得越厉害，我想看看我的理论在她身上到底是否行得通。但因为我前几天正水泻，隔天才止住，水泻的原因我怀疑也跟给人授功，吃进了寒气有关，所以当天我没有给她授功。不过那天晚上，我给采访对象，东风农场总畜牧师陈桂生授了功，因为他第二天就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农垦局的党员干部轮训班。这晚授功效果很好，我自己也没感到明显乏力，我的信心又恢复了。第二天中午，我就向王周生这座顽固的堡垒发动攻击。谁知堡垒不堪一击，刚开始授功，往她的天目穴放气，她就开始动了起来。后来跌跌撞撞，在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施展不开。我只能用手不停地去挡住她。授功结束后，她说眉心处胀痛，接着见到一团红光，后来又转为黑色。那天，她从中午12点一直睡到下午3点，我们去敲了半天门才把她唤醒，她说午觉还从来没有睡得这样香过。不过从那以后，她并没有坚持练功，大概只练了三四次就放弃了。这在我给以授功的人中也是普遍现象，关于这一点也留待下一章再谈。没想到一年多以前授的功，到这次治疗时还会发生作用。王周生出现自动现象后，她丈夫周鲁卫就饶有兴味地跑来参观，并问我能不能拍照与摄像。我说没有关系。这样，世界上就诞生了关于我发功治病的第一份录像资料，我希望它还在王周生家里被保存着。王周生一面转头，一面对我说（同时也是向周鲁卫作解释），我的头颈很痛，但就是要往后仰，要转，我要控制它不转是可以的，但我想这样不好，就让它转。于是，我用手在她颈部按摩了几下，又敷贴着放了一会气，她觉得痛减轻了。我把手拿开，在她身后1米远的地方放气，她继续转动，一会儿从左向右，一会儿又从右向左，转动幅度越来越大。她坐在钢折椅上，到腰部也转动起来时，我担心折椅会不会倾倒，幸好没有。可见这种自发动的动作还比较协调，重心很稳。发功是从下午5点进行到5点3刻。结束后，她觉得颈部与左肩都松开了，很舒服。3个月后，我问起她，她说左肩部没两天又酸痛如前，但颈部却似乎能经得起考验了。有次她一天写了20多封信，写得脖根发酸，以往这样劳累颈椎病即会复发，且时间也在这病发作的季节。然而第二天醒来，颈椎没有不适，她觉得已经很满意了。她认为左肩痛也许跟颈椎病关系不大。

在治病中，我发现气感好的人，从相关穴位放气进去，反应就很明显。1989年下半年，我去参加长篇小说《红舞女》讨论会，与《解放日报》记者姜小玲坐在一起。她告诉我，因为哥哥不久前去世，她心情悲痛，近来一直失眠，头痛，精神恍惚。正在开会，我不能大模大样地发功，就让她把手伸过来，我用食指和中指悬空给合谷穴发点气。谁知她立刻挤眉弄眼，低声叫道，酸，酸！我对她说，真酸得那么厉害，我又没碰到你？她说，是酸，像金针在里面戳。我又将手指悬空提插了两下，她又皱起眉头来吸冷气。我不敢再放气，怕干扰了会场秩序。我问她头里感觉如何，她说现在脑子清爽多了，好了。我说如果几天后又头痛了，可以上我家来找我。后来她一直没有来。几个月后我遇见她问起，她说从那以后头痛、失眠等都消失了。后来，我在给王周生、陆星儿等从合谷穴放气时，都出现过类似反应。不知道是因为合谷穴属于人体敏感穴位，还是因为女性的气感反应较强。

网球肘与颈椎病一样，也是西医外科较少对付办法的顽症。我用气功给钱谷融先生治网球肘，当场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时在1991年7月8日。我上钱先生家去，本是约定为他授功的。授功时钱先生反应不明显，这也在我预料中。给老年人授功多如此。授功结束后，钱先生说起他正为网球肘所苦。本来只有左手，不能提重物，已经作了4个月的封闭治疗。现在右手又发起来了，两个月来疼痛明显，写字也受其累。我先给治右肘，让他用手指按压痛处，我对着放气、抽气，直到他摸不到压痛点。我再让他在左肘上贴一块伤筋膏，也如法炮制，最后使他能提起一只热水瓶来。治疗过程将近1小时。

我不敢说这场治疗就将钱先生的网球肘根除了。按照我的经验，恐怕不那么容易。如果能一次根除，说明病根还浅，但即使是根除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再生。颈椎、腰椎病与网球肘，在西医都属于外科；从气功角度来看，我认为都应属于内科。它们不是在外力打击下突然发生的，而是由人体内一点点滋生出来的。这种种滋生，我觉得与人体的内分泌改变、免疫功能紊乱或中枢神经的指挥功能失调有关。所以治疗一定要与练功相配合，疗效才能巩固。而真正的外伤虽然看上去伤情似乎更严重，治起来却容易。1991年8月5日，我到作协参加专业作家座谈会，看到孙树菜左脸上擦破了皮，走路腿脚也有些不灵便。一问，原来是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左侧身子都跌伤了。那段时间，我虽然已能从给妻子治脑病的事务中脱出些身子来，对别人放放气，授授功，但毕竟能匀出的气不多，而欠下的账又太多，所以常有捉襟见肘之感。因此我对老孙说，我不能从上到下都给你治，你什么地方最痛，我给你解决。他说肋间最痛，碰上去痛，透气也痛。我从他右手外关穴放气进去，他立即感到左肋间凉飕飕的。我改用搬移法，抽气时，他觉得凉气直往外走。一刻钟左右，凉感消失。我让他深呼吸，肋间不痛；再用手拍拍，也不痛。这样的疗效，我认为必定能一直保持下去。

因此，对气功治疗来说，伤痛，最重要的还不是伤在什么部位，痛到什么程度，而是此伤痛因何而起。试举两个腕伤的例子。一例是1990年4月17日晚，给赵长天的爱人陈颖治左腕伤。她是春节前在门上碰伤，当时就红肿。肿退以后，动起来酸痛。不能拎东西，不能用力撑，绞毛巾也有困难。酸痛点不在原来的红肿处。我先对酸痛点发功，治后效果不理想。再按原伤处，有压痛点，对着放气，片刻后有一般酸痛感游走到肘部。设法使原伤处压痛点消失后，她的手腕活动即恢复正常，拎重物，绞毛巾，用力揿都无问题，以后也没有出现反复。另一例的患者是《民主与法制》社的记者周静汶。时在这年的12月14日。她说是在月子里半夜抱婴儿把尿时听见右腕处咯哒一声，以后手就开始痛，拿杯子、握笔等拇指用不出力，以后拇指又伸不直，关节不能转动，不能搓衣服，织毛衣，严重时不能写字。用封闭治疗后好了3个月，以后又痛。我给她治疗时只觉得寒气直往外冒。发气l小时，再给按摩，疼痛消失，拇指活动基本恢复。19日，她又来求治，说上次治疗后好了几天，一点也不痛，后来腕部腱鞘又开始痛了，不过拇指关节依然活动自如。这回贴了伤筋膏，无论我放气还是抽气，她都觉得伤处发冷，抽气时冷得更厉害。用劳宫穴敷贴放气也不能使她右腕热起来。半小时后，腕部疼痛感消失了，然而右手指明显比左手指冷。一般的伤，淤血、粘连，我抽气时手指有灼痛感，患者在我放气进去时也应感到热、烫。这回，不但她反应是冷，我抽气时手里也觉得冷，甩掉时不小心气擦到左膝，立刻感到寒气砭肤，好像打开冰箱门似的。我即怀疑她的腕伤另有来由。我问她，她说腰椎、颈椎都有病，人也十分怕冷。于是，我安排几天后给她授功。授功后她的情况颇为奇特，这留待下一章再说。而她的腕伤，自此后没有再发。如果不是授功让她自练，那就很难说了。

在治病中我碰到最有趣的例子，是给我家邻居吴寅菁治食道隔塞。那是在1990年的6月14日。晚上9点多，她来敲门，说实在难过死了，求我帮帮忙．她3天前囫囵吞下一块没煮酥的鸭肫肝，堵塞在食道里，不能上不能下。3天里，她大口吞咽大米饭、排骨，想把这块东西压下去，都没有成功。现在吃东西就痛，喝水也痛，无办法，只能找我用气功试试，若再不行，她准备上医院请医生动手术了。这病叫我怎么治？我没什么好办法，就对着她疼痛的部位（在锁突下1寸处）作近距离放气。她立即感到热，一两分钟后，觉得里面有东西在拱动。接着开始嗝气，一下接着一下，觉得那块东西直往喉头冲。嗝气猛烈时如打呃。10分钟左右，她感到那块东西落到胃里去了，警报解除了。但是她回家后还是不停地打呃嗝气，直至12点以后，引得上她家来玩的几个年轻朋友也一个个打起呃来，不得不提早打道回府。

一年多以后，我参照这回经验，给妻子去除了一根鱼刺。那天中午，我们就着面条吃扁鱼，妻子不小心让一根鱼刺给鲠住了。那根鱼刺很大，鲠得她满面通红，舌头抽筋，不能说话，吞面条，喝醋，都无济于事．想到医院去，一则她怕痛，二则天正捅漏似地泻着大雨。1991年8月，是水灾闹得最凶的时候。我就叉开虎口，近距离地对着她喉咙放气。她也立刻觉得喉咙里有股东西不断往外涌动。一会儿，似乎觉得那根鱼刺没有了，但咽口水还是很痛。再放了一会儿气，吞咽时痛感减轻。又向邻居家借来半碗饭吃下去，痛感便消失了。化险为夷，虚惊一场。

以上两例，可见外气能激发患者内脏器官运动，使之数倍于平时。外气还能使发烧者体温立刻下降。作协同事张健文，曾患肺炎，十多天里体温一直在38°左右徘徊。我与沈霞、王红舒一起去探望他。我给他发功，治疗前先让他量一次体温，治疗后再量一次，退下了0.5°。第二天体温即恢复正常。发功还能醒酒。一天傍晚，我到一位当供销科长的朋友家去，他中午去给两个客户送行，刚回家来，喝得烂醉，进门便和衣倒在床上。他妻子说，不睡到明天早晨，他不会醒过来。我叫他，推他，拍拍他脸颊，果然没用．我就用力按压他合谷，终于把他弄醒了，他睁开眼来一时还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再给他合谷、内关放了点气，又用搬移法给他足三里穴放了点气，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他对我很表感谢，说要不是这样，明日醒来他会头痛欲裂，胃翻欲吐，如今他没有什么不适感。他有胃病，知道不能多喝酒，尤其不可喝烈酒．但在酒席上，客户往往不肯放过他，有时还说不干下多少杯去不谈生意，他只能舍命陪君子。我那位朋友以前喜欢写诗，至今仍为无暇写诗感到遗憾，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并非为自己贪杯辩护。有这样苦衷的人想来也不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许在一段时期内，被迫酗酒者还会越来越多。因此我将此事写在这里，说不定还能成为气功的一种新用途呢。

总的来说，自从开辟授功这条途径，我给人发功治病就越来越少。我现在治病的原则，一是救急不救穷，二是选择没有尝试过的疑难之症；三是能治能授功的，尽量授功让其自练，或者治病与授治功相结合。我觉得气功这种能量太宝贵，也很有限，能用物理、化学等技术手段解除的病痛，就尽量不用气功。应把“气”用到更加需要的地方去。

十一、授功，先开路，后造车

授功要与神鬼签约吗？

回首授功，犹如做梦。

我的治病功能，虽然一样来历不明，但好歹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也有六七年的历史了。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回头去看也能数得出几步脚印，也算有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几个螺旋形的循环往复。而给人授功，在遇见王红舒之前是从未闻说。即使她告诉我了，我心中也是怀疑居多。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我怀疑这是种催眠术，就像我怀疑带功报告是种集体催眠一样。就是站在神秘主义的立场上，我也怀疑这是种邪术。王红舒曾对我说，那位气功大师有可能到上海来，到时候让她给我授授功，让我体验一下。我当时表示很乐意。回家考虑了一番，觉得有些不妥。我就跑去对王红舒说，我不想让她给授功。理由一，我这个人气感很差。许多气功师发功让我感受，我都没有明显的反应。去听严新的带功报告，离那么近仍接不到信息。有人说这是因为我本身的气场很强大，别人的气打不进。要是授功时我一样动不起来，叫我硬动我不愿意，也动不好，倘若像木桩似地插着不动，而那位气功大师又测出我有很强的场，以为我故意跟她捣乱，或者要跟她斗斗气，特别照顾我给我一下杀手锏，我被她打伤了还要落个自讨苦吃的名声，那又何必？理由二，我总觉得她的那套操作法，什么念宇宙语，唱宇宙歌，有点邪乎。我听一位老先生说，他有一位朋友，也有一些特异功能。他亲眼看见那位朋友表演过一招，能无风叫檐下铁马叮叮作响。那位朋友说，这些本领是通了鬼以后才有的。所以每年除夕，他都要到荒郊坟冢中去，丢抛鲜肉，答谢那些给他神功的鬼灵。这话听来叫人有些胆战心惊。后来，我又听一位朋友说，他亲眼看见一个人用咒语立时叫晴空中落下雨滴来（此事将在下一章里详说）。到公园里去的时间长了，结识了一批七八十岁的“老”朋友，听他们谈起来，大多在青少年时见过祝由科、扶乩等巫术。就算那些都是魔术吧，反正这些魔术几十年来他们都拆不穿。而且，他们反以这些巫术为尺度来衡量今天的气功与特异功能，认为今朝那些人玩的，统统都是雕虫小技。他们的这种思想方法起初令我很吃惊。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最基本的逻辑规则到哪里去了？科学与巫术是水火不相容的事物，怎么在这里稀里糊涂地和平共处了呢？巫术反而跑出来帮科学的忙，证明气功与特异功能的不地道。相反的例子也有。气功应该设法证明它不是魔术，但是，却有人跑来表演“气功魔术”，我实在不知道他要人们相信他玩的是气功呢，还是玩的魔术。我这不是指的傅腾龙先生表演的“心灵感应”节目，因为他一再声明这只不过是魔术。据说美国有一批魔术师站出来说，凡气功师与特异功能者能显示的异能，他们都有办法同样做到。我很欣赏这种挑战态度，也很想能从电视屏幕上亲眼见到这样一场擂台赛。他们至少在逻辑上不含糊，气功就是气功，魔术就是魔术。至今我未能看到这样的节目，但我却目睹了荧屏上如此的表演。一位女性，口能吞火喷火。节目主持人问她，这是气功还是魔术？她说，你看呢，你看是气功就是气功，你看是魔术就是魔术（大意如此）！回答的何等玄妙，何等超脱，何等潇洒，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据我观察，大多数人没觉得“气功魔术”有些什么不对头，把它当作一件很好玩的新鲜事物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下来。更有一些人由此得到启发，认为那些魔术大师都是会气功的，没有气功他们不可能把魔术玩得那么出神入化。呜呼，那批要用魔术来拆穿气功西洋镜的美国魔术师（倘真有其事），听到这些中国人的高论，不知会不会昏过去？不过，要是他们昏过去了，醒过来后即会发觉，他们已经被套进了一个怪圈。他们有办法证明自己绝对不会气功吗？

（我曾看见过报道，中国已有人用魔术来拆穿气功的把戏。我认为这种现身说法还缺乏说服力。它至多只能说明在今天表演的气功中，有些不过是魔术。这没有什么稀奇。马克思主义者尚且有假的，何况气功师。“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句话我们不是早已耳熟能详了吗？气功有假的，不能证明一切气功都假。老实说，我倒很想证明气功即是催眠术，或者外气能被机器有效地复制出来。因为这可以给国家节省大笔的医药费开支，又能使全民的健康水平大幅度地提高，这就意味着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现在气功师的这点外气，相对于困扰人们的疾病，不啻是杯水车薪。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到这方面的令人乐观、令人鼓舞的证据，相反的证据倒有不少。尽管这样，我仍然认为气功与催眠术有可能包容，有可能沟通，机器复制“外气”有可能达到理想的程度，因为在逻辑上，它们之间不矛盾，不排斥。而气功与魔术是绝对对立的，也许只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才能使它们化干戈为玉帛。）

虽然我一点也没有为中国的辩证逻辑战胜了外国的形式逻辑感到高兴，然而，我毕竟是个中国人，时间长了，也慢慢地见怪不怪了，也逐渐受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浸染，或者说，从后天接受的西式思维方式（什么矛盾律、排中律、三段论式等等）复归到先天承袭的中国思维方式。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滋生出这样的想法，也许这世界上真有鬼道存在？这鬼道就像黑社会一样，你不嫖，不赌，不走私，不吸毒，不想发横财，就一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你若有非分之想，那就可能跌进它的陷阱，被它牢牢地控制，狠狠地榨干。西方小说中，不是有很多与魔鬼签约，将死后的灵魂出卖，以换取生时享乐的故事吗？这种唱着宇宙歌，念着宇宙语的授功，其力量会不会来自鬼道呢？会不会她念的咒语，就是代表受功者在跟魔鬼签约呢？要是真有魔鬼，我倒不一定拒不跟它合作。然而，要签约，也得由我自己跟它直接地明明白白地签，不要其他的中介人。这倒不是怕中介人居间揩油，而是担心错过了见识魔鬼真面目的机会。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觉得我这种想法很滑稽可笑，或者认为我是在玩幽默。我在此认真地声明，我这样说是极其认真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去对王红舒说的，甚至没有想到这样可能会冒犯她。她是被授过功的，我不等于变相地在说她已经跟魔鬼签了约了吗？然而她很能理解我的顾虑，一点也没动气，一点也没惊慌，甚至一点也没为那位气功大师作什么辩解。她的虚怀若谷，说明在气功方面，她跟我一样是个探索者，到现在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准备接受也准备否定任何理论。或者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的格物致知方式，跟着感觉走，理论无关紧要，或者可以随便找些自己也不太明白的理论来对现象作一通越说越糊涂的解释。所以，我担心读者可能对我的想法产生误解或许也是多余的。反正，刚听王红舒向我描述授功时，我是怀疑居多。但是，一到她对我说，你完全有能力给人授功，其时离开第一次听说授功那回事至多一个月，离开我去对她说授功的力量可能来自鬼道大概只有七八天，我却一下子完全相信了她的话，并开始认真考虑起如何给人授功的问题来。而到1990年4月10日（这是我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有关授功的记载），我已经给20多个人授了功。我记不得给第一个人（我弟弟）授功是哪一天了，推算下来，在4月10日之前至多只有1个半月。1个半月里给20个人授了功，差不多隔天就要给一个人授功，而且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所以到4月10日认为有必要记上一笔，到了4月14日给唐见端授功以后，又萌生了写本关于气功的书的念头，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积累的材料已经足够，谁知道以后又看到许多比这更加令人惊异的现象，就是唐见端身上，变化也越出越奇，这一切，回头去看，不像做梦一般吗？

因此，在叙述授功的时候，我不能像介绍治病那样，说明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授功的操作方法，从发明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要说认识有深化的话，只是对自发功机制的认识有些进展，而这种进展也只是量的变化，局部的修正，无关大局；不像治病的操作，从敷贴到放气、抽气再到搬移，每一步都有质的突变。叙述授功，我只能让你不断地惊异。我在给人授功时就是这样不断地惊异，惊异的结果，证明了一点，给人授功并非必需宇宙语和宇宙歌，所以用不着先跟神或鬼签个约定。

授功理论：先开路，后造车。

在授功方面，我取的路线与治病不同，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也是被逼无奈，我对功怎么会可授，授给人的功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听王红舒的描述，被激发出来的是一种自发动功。气功界对自发动功的评价差异很大，有的认为是功夫练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可喜现象，或者是练功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有的则认为自发动功练不好容易出现偏差，所以练这种功时必须有师傅在旁照看、指导，就像服药必须要遵医嘱；有的则干脆认为练功应入定、入静，自发动功就是出偏，就是走火入魔。沈霞与王红舒当然反对后两种说法。他们自己练功后觉得非常舒服，健康情况有明显好转，王红舒还练出了特异功能。他们又亲眼看见几个患不治之症者把病练没了。沈霞练过鹤翔桩，有过自发动的体验，他觉得两种自发动的感受不一样，授功后的自发动动作更大，练后的感觉也更舒。我到公园里将这种授功现象说给几位练功的“老”朋友听。童永寿说，这没有什么稀奇，完全是好解释的，不通则动，不动则通，动是因为体内阴阳还没平衡，气在冲病灶的缘故。到病灶冲掉了，阴阳平衡了，它就不动了。老童数年前身患肝硬化腹水、心肌梗塞、频繁缺搏、肥厚性胃炎、复视等多种疾病，不得不提前退休。最严重的时候，他从家里下楼来（他家住在新工房的2楼），在楼梯上要歇3回。他就靠着自己练功、打拳，在五六年里把一身痼疾都驱除干净。他练过少林一指禅气功，也出现过自发动现象。他说自发动是因气冲病灶所致，完全是经验之谈。我认识他时他在练静功太极拳，是公园里一个静功太极拳场地的义务辅导老师（任务便是带着几十个人一起打拳），有时也给人发功或推拿治病。因此，他说的阴阳平衡，不通则动等话，都受到了静功太极拳的传人吕济棠先生理论的影响。

听了沈霞、王红舒、老童等人的话，我又翻阅了一些气功书，开始构成我对“授功”一套理论。

我发现，许多派气功，不管是强调意守还是不强调意守的，第一步都是要求练功者把气聚集到下丹田。有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尽管这种说法跟许多中医、气功理论一样，似乎只是一种譬喻，一种不严密的类比推理），认为不练功的人气是散布在全身各处的，练功就是要将这种散漫的气收集起来，使之凝成一团，受意志支配，产生功用。因此，在许多派气功中，都把下丹田产生热感、火烫感，作为练功第一阶段完成的标志。有了丹田气以后，第二步就是通小周天。现在一般说的小周天，就是由任、督脉构成的一个循环。小周天通了以后，再通大周天。所谓通大周天，一般是指沿着十二条经络路线，将气（聚成团的有能量有功能的气）运送到四肢的梢端，各自形成循环圈。通小周天与大周天，也有强调意念与不强调意念等多种方法。无论强调意念与否，许多派气功，都谈到在通大、小周天时，有几处气较难通过，例如命门、大椎（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中）、玉枕（枕骨粗隆上缘旁开1.3寸处）等，有的气功干脆将之称为“关”，有前三关、后三关等说法。有“关”便有“冲关”。在鹤翔桩、少林一指禅等气功中，就在“冲关”的阶段出现了自发动现象。有的气功师，很明确地把自发动与冲关联系在一起，认为身体的剧烈动作，由气冲关隘而引起，并且能帮助气冲过去。自发动是由内动引起并对内动有促进作用的外动。这种说法的根据是：1．自发动现象不产生在练功的初期，而是在下丹田产生气感（除热感外，还会有胀感、蠕动感与肠呜声等，因人而异）后。2．气感明显的人，在自发动的同时，也能感到丹田气沿着一定的路线（通常表现为一条热线）达到了动作的部位，也就是说有形象的气冲关隘的感受。3．气冲过一关后，自发动的动作即有改变。譬如原来主要是腰动，后来改为颈动。动作部位的改变，一般按照气行路线的先后次序来。气感强的人，同样能感到气冲到哪里，动到哪里。4．待大、小周天冲通后（有的气功认为只要待小周天冲通以后），自发动现象便会消失。但这时候恢复不动的状态，是螺旋形地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由外动变成了内动。经过一段时间剧烈外动者，到那时候练功虽外部处于寂然不动状态，一般都能感到气在体内循环流转，感受更加宜人，效果也更好。

我基本同意这种观点。同时就在这种观点中，我看到了一般包含有自发动阶段的气功所存在的不足，所隐伏的危机。既然无论是否用意念去引导，自发动都是气冲关隘的产物，那么，练功是否会出偏，就与气能否冲过关去有直接关系，而与用意是否失当关系不大。用意失当，只不过起到了欲速不达的帮倒忙的作用，或者将冲关时一种难受的感觉放大，造成一种类似神经官能症的病理性反应，练功者一般称之为“轧气”；这些都是表象，不是根源。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气冲不过关去呢？气冲关只是一种比喻说法，实际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然而，在练功过程中，出现“轧气”现象，常有气功师帮助导引，领气过关，每见奇效。由此可见这种比喻说法尚有一定的可信性与可行性。按照这种比喻说法来推想，气过不了关，无非因为气太弱或关太坚固。气正面攻不过关去，就可能另找旁门左道，以便绕关而过。谁知道这些看似平坦的捷径，却是陷阱与死胡同。所以练自发动功必须有师傅在旁指导，我想师傅的首要作用就是在学员练功出现“轧气”与“走岔气”时及时给予纠正与导引。有一种说法，认为练鹤翔桩、少林一指禅等带有自发动功的气功容易出偏差。确实听起来这些功法比其它气功练出偏的例子似乎要多一些。其实，我认为，有许多被认为是出偏的现象，也许正是气冲病灶的正常反应。关于气冲病灶，我将在后面详细论述。在这里，我只想告诉读者，根据与病灶相关的穴位比较敏感的原理（如胃里有病，胃俞、中脘、膻中、足三里、内关等穴就比较敏感），在小周天线路上的许多穴位，会出现。“关”与病灶敏感点叠加的情况，这便使气感反应更为强烈，造成出偏之假象。从这个观点来看，倒可以认为这些功法是得气比较快的功法，它在较短的时间里就使练功者进入了气冲病灶的阶段。问题是因为这些功法得气快，又易学，所以推广比较快，这样就出现了缺乏具有导引纠偏功力的辅导老师的情况。一旦学员出现偏差，辅导老师往往束手无策，如是，不仅出偏差的学员病情会更加严重（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心理暗示的负面影响），而且会在一起练功的学员群中造成紧张空气，把一些不是偏差的气感反应也误认为是偏差。因此，出偏差率高低与是否有自发动功没有必然联系，与普及功法的条件是否完备倒有一定关系。同样的道理，一些功法以不用意守来证明本功法的安全，打消练功者的顾虑，我认为也是缺少理论根据的。

我将上述的功理，归纳为一句话：“先造车，后开路”，路是靠那辆车的车轮去碾出来的，无论这辆车的装甲多么坚固；路上的大石头还是可能将车头撞扁了。即使不撞扁，也会碰得遍体鳞伤。难道不能找到一种更为安全、更为简捷的办法吗？

我的授功理论就在这一点上建立起来，即“先开路，后造车”。先开路，凭什么力量？当然只有凭授功者——我的外气。我设想用我的气将受功者的大、小周天从头到脚走一遍，初步开出一条路来。然后，留一点气在受功者的下丹田里。这点气就像药引子，又像大雪球中最初的那团冰核，带着受功者的气在大、小周天已开通的道路中运行。每运行一遍，雪球就大一圈。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自发动现象，但这只是因为某些路段相对比较狭窄，车辆通过有些困难，与前头没有路，需要车辆一步步去冲开有根本不同。授功以后，受功者自练，依然会碰到车与路的矛盾，但这种矛盾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解决，而且用不着辅导老师在一旁随时准备帮忙导引，因此，从理论上说，它可以一次授功，终生受用，安全可靠，不会出偏。

授功操作过程。

写到这最后几句，有点像广告语了。但我已经声明，这只是从“理论上说”，而所谓“理论”，又只是一些假设，一些建立在比喻基础上的类比推理。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更加需要实践来加以检验。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实践证明这种“理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下面的主要篇幅我将用来介绍实践检验的结论。在介绍实例前，我先把我设计的授功操作过程说一下。

首先，我要求被授功对象朝南自然站立，两腿分开如肩宽，两脚平行向前，两膝微曲，两臂松垂，舌舔上腭，这是站桩功最一般的姿式。接着，我告诉对象，在授功时，不管眼前出现什么图像，不管身体作出什么动作，不管体内产生何种反应、感觉（如酸痛、咳嗽、呕吐、哭泣、大笑等），都是好的，正常的，都不要紧张，不要人为地抑制它，也不要跟我说。什么感觉，都等授功结束后再告诉我。然后，我要对象把眼睛闭起来，在授功过程中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要睁开眼睛来看。直到我说“好了”，对象睁开眼睛，授功就结束了。我从一开始就要求对象闭眼受功，是基于这样几个原因：1.我要排除心理暗示因素。对象睁着眼，看到我的手指向哪个部位，就会跟着想到哪个部位。若出现较强反应，我就分不清到底是外气的作用，还是暗示的效应。2.我要设个安全机关。自发动功出偏的一种重要现象，就是动起来以后收不住。这种偏差，我认为主要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是一种神经官能症。心病还需心药医，所以我就用建立一种条件反射的手段来对付它。我使闭眼与练功，睁眼与收功建立对应的联系，防患于未然，试验下来，十分有效。若说在气功实践中有意利用心理暗示手段，这是仅有的一例。在其它方面，我为了证明气功的客观性，特别注意与心理暗示、催眠术等划清界限。为了安全，我只能不得已而为之，发出了一个指令。安全第一，在我考虑授功问题时这个思想很突出。那位练功而得精神病的X君，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尽管从今天来看，他之患病也许不是练功出偏的结果，然而，我一定要把练功出偏的危险性减到最低限度。我要发明的首先是种安全的功法，其次才追求速效与高效。

后来，我在采访一位离休后发明了一套新功法的老干部时，也听他谈到了类似的想法。他发明的功法中也有一节是自发动功，他把开关设在两腿上。两腿弯曲，在135°以下，即开始练功，两腿伸直，自发动停止，恢复常态。我没有转而采用他的办法，一是练功者保持两腿一定的弯曲度比较吃力，二是我授功后有的自发动幅度非常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主张练功者要尽可能地动足，这样有利于身体的康复，功力的增长，所以将两腿一定的弯曲度作为开关是不可能的。当然，闭眼受功似乎也有一定的不安全因素，动作太大会不会因盲目而自伤或伤人？沈霞与王红舒都说，在气功状态下，再摔再碰也不痛，实践下来果然如此。而且，我还看到闭眼练功的人，自发动时有自动避人与避物的现象，故而一般来说，安全不成问题。为了保险起见，我一再叮嘱受功者，在倒地时不要害怕，听其自然，不要人为地去撑地保护。这种由意识支配的保护动作，反而可能对自身带来伤害。后来确实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由于警告在先，因此伤得都不重，而且练功时气一冲，很快便好了。

我授功路线的起点选在两眉中间上方。这个所在，气功书上称之为天目。医学上说那里面有个松果体，是人脑里的黑匣子。它又被称为泥丸宫，上丹田，有“泥丸为神之府，气精之原”之言。我不把起点选在下丹田而选在上丹田，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其一，在《性命圭旨》等书中，有上丹田采气，中丹田炼气，下丹田藏气的说法，我现在是把气注入对象体内，应该由上丹田开始。其二，我自己天目未开，故而对超视觉功能有种崇拜与嫉妒，希望在受功者身上激发出这种功能，同时证明这种功能可以由我的外气所激发，因此没什么了不起。其三，研究特异功能的科学家认为，松果体是特异功能的仓库与生产车间。我的外气首先作用于松果体，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对着天目发气片刻后，就沿着任脉而下，至膻中穴（以下言明“至”的每个点都要发气片刻，不再重复）。如果对象的心脏或肝、胆等脏器有病，也连带对着发一下功。再沿任脉而下，至下丹田，然后经会阴、长强沿督脉而上至命门。由命门沿夹脊缓上至大椎、玉枕，途中若知对象胃、肺等有疾，在相关俞穴稍作停留。再循督脉至百会，百会再至天目，小周天毕。即自两眉头边缘之攒竹穴分叉，两手左右沿鼻而下，循颈至肩髃（肩端两骨间陷中），然后沿手臂内侧至内关。翻向手臂外侧至合谷，再至外关，经手三里、曲池，再会于大椎。由大椎至命门，再左右分叉，至环跳（侧卧屈足，股关节外侧之后下方陷中）。再至委中（膝腘窝横纹中央陷中）、承山（腿肚下分肉间），然后转向腿内侧，至三阴交（足踝上3寸，当胫骨内缘陷中）、太溪（足内踝后，跟骨上陷中）。再绕至太冲（足大趾本节后1寸半，大趾与次趾的歧骨陷中），沿腿外由上至足三里。然后汇入下丹田，大周天行毕。这样大、小周天走一遍一般要20分钟左右。

接下来就是对着下丹田灌气，作造车的工作。造车时，往往根据需要，手在对象上丹田至下丹田之间移动。这需要，一是根据对象告诉的病情，一是根据对象受功时动作透露的身体状况。

灌气结束后，我有时还让对象在不受外气影响的情况下动作10分钟至15分钟。这样，授功一般需要半小时至三刻钟。

对大、小周天里气的运转线路，有许多种说法，我设计线路时，虽然也参考了一些气功书，但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只求操作的方便。选择停留的那些点，大多是我以前学针灸时比较熟悉、比较常用的穴位，有的则听取了对针灸有研究的同志的建议。我认为，只要能构成回路，使气得以在其中循环运行，目的便达到了。线路怎么走，先走内侧还是先走外侧，在哪些点上应停留，都不很重要。实践的结果，也基本如此。

她跪倒在地。

操作方案设计出来了，就要找志愿者来实践。尽管我认为自己的方案是万无一失的，我的气可以给人治病，那么，沿着受试者的大、小周天走一遍，在半小时里从许多重要穴位给对象补进大量的气去，自然应该有百利而无一弊；然而，我还是先选择亲人作为实验对象，这恐怕跟我在药厂工作过，知道新药试制人员在动物实验后，往往将自身作为第一批接受临床实验者，以测定新药的毒、副作用有关。第一个受试者是我弟弟。一则他小时候跟我一起学过太极拳，后来又学过针灸、中医，在气功方面有些基础，出现一些反应不致大惊小怪。二则因为他现在的头脑基本为西医理论所武装，对气功持一种怀疑与贬低的态度，总认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所以不易接受暗示。在意识拒斥的条件下若还出现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就比较过硬。实验的结果，当时我觉得十分满意，因为从我往他上丹田注气开始，他便前后摇晃起来，摇得厉害的时候，脚站不住，往后退了几步，一会儿又往前走了几步。尽管在授功结束后，他说，也许人闭起眼睛，放松站着，就会这样摇晃，但他也承认摇晃时感到似乎有股外力在推动他。同时他觉得在整个过程中眼前一亮一亮地闪现白光，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肯定不是幻觉（这“幻觉”是指主观想象出来的东西，如你想念恋人，闭起眼睛来，面前会出现恋人生动的笑脸）。这以后，我又给母亲授功，给妻子授功，她们的反应跟弟弟大同小异。若要用气感来证明“功”已经“授”过去了，他们的成绩都不够理想。前后摇晃不是一种典型的自发动作（所谓典型的自发动作，是指在一般情况下，大脑若不明确发出指令，不会发生的具有一定力度的主动性动作，如举臂，踢腿，转腰等；很典型的自发动作，是指受功者在非气功态时做不出来的动作，这将在后面举例）。虽然一般放松站桩不会出现前后摇晃，但前后摇晃毕竟太接近身体失衡时的自我调节。可以设想，因为在授功前我给了受功者一个可能出现自发动的暗示（为了预防受功者在身体出现剧烈动作时惊慌失措，甚至因以前听说过练气功会出偏差，接受负面的心理暗示，造成一种神经官能症，我作这样的提示是必不可少的），对象就将身体失衡的感觉成倍放大了，以致造成摇晃与移步。至于眼前出现光亮（母亲看到的是红光，妻子看到的是白光与黄光），我怀疑是眼球颤动的结果。我自己闭起眼来，眼前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又变成绿的、黄的、白的、紫的、灰的、青的等，我注意到每次光色的变化，都与眼球颤动有关。在授功时，我多次见到受功者眼球在高速颤动，因此，我觉得这种见光的报道价值不高。比他们的气感反应更能说明授功有效性的，倒是他们以后自己眼睛一闭，就能把授功时的动作复制出来，而见光的感觉却不能复制。这说明这光跟我发出的外气有关，或者说我的外气引发了受功者服球的高速颤动。

这以后我又给沈霞与王红舒授功。他俩经我授功，自发动作都有了改变，以后再练功，就承袭了这种新的动作。给王红舒授功时，授者与受者之间的交流表现得最为明显。我的手指指到哪儿，她就动到哪儿。我的手顺时针划圈，她的身子顺时针动，我改为逆时针划圈，她逆时针动。我作水平方向划圈，她的身子横扭，我改作垂直划圈，她的身子竖转。我在她背后导引，效果与站在她面前时完全一样。后来我试着手不做动作，只在心里想象划圈，她的反应也跟我手做动作时完全一样。授功结束后，她说看见了许多图像。我现在只记得最后是一片晶莹的绿光把她的整个身子罩住，使她产生一种像婴孩睡在摇篮里的舒适感。她的气感反应，使我相信，我设计的操作法，的确能把“功”输入到受功者的身体里去。但是，授功的效果如何，跟受功者的本身素质（气感灵敏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倘若对气感好的人授功效果才好，那么授功就只能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它的意义便不怎么大了。

第一个让我看到典型的自发动作的普通受功者（即以前从未练过气功）是庄芹。我在她家里给她授功，开始时也只是前后摇晃、移步，当气行至委中穴时，她突然一下子跪倒在地，5分钟后才站了起来。授功结束后，她对我说，当时的感觉是腿里软，站不住，似乎有股力量推着要跪下去。她觉得硬撑一下是可以挺住的，但她想起授功前我关照她不要人为地阻止自发动作，因此没有硬撑，结果一下子跪倒在地。在跪下去的同时，她感到一股热流刷地涌到脚底，很舒服。这以前，她的两只脚一直是冰冷的。冬夜睡前浸脚，要不断地往盆里加开水。授功正在冬末春初，一段时间里她坚持自练，脚冷的状况有明显改善。

七想八想等于不想。

自发动作不是意念支配的结果，但可以用意念加以控制，许多受功者都有这种经验。比较典型的是王周生。授功的次日，她自练时，有意控制自发动作，发现能够办到。但思想一开小差（控制动作的意念稍一放松），身体又不由自主地转动起来。其实，许多受功者都曾试图用意念对自发动作加以控制，只是不像王周生那样意识明确。许多人被授功时动作幅度不大，但结束后反映腿部肌肉紧张、酸痛。有的人承认心中害怕，怕跌倒，怕撞痛，怕做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动作来给人看笑话；有的则说自己已完全放松，一点也没有用意识加以抵抗。然而，经解释，举例，打消顾虑，多数回去后自练一两次动作幅度与强度就猛然增大，自我感觉也舒服多了。这说明意识抵抗是普遍存在并能起作用的（对功效来说是种反作用），问题只在自觉与否罢了。

这里又涉及到练功时是否要用意念的问题。前面我已经谈到，我认为是否用意念与出偏差的概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还是主张在练功中不要用意念去导引。我这样主张是从功效方面来加以考虑。二十多年前初习太极拳时，我也曾试着练过几天站桩功。那时，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不能入静，脑子里充满了杂七杂八的念头，哪怕用数息法，用一念代万念，都无法使它们平静下来，更不说使之消失了。而且，常常站着站着，突然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思想又在开小差了，于是吃了一惊，心尖上颤动了一下，赶紧集中心思去数息或默念“松……松……”我就是因为克服不了这重障碍，怕走火入魔，才放弃练站桩的，后来几个练气功的小伙伴先后患精神病，使我更不敢去尝试。八十年代接触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大概是在读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一书时。在这本书中，那位心理学大师提出，生活节奏高度紧张的现代人，如果每天早晚至少做20分钟的“集中”训练，即在这段时间里不读、不听、不抽烟或不喝饮料，做到个人独处，将对身心大有好处），气功的治病功效，也许与释放潜意识里的能量有关。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就像一只垃圾桶，种种为社会、道德、文化所不允许的思想，统统被塞进这个垃圾桶中（弗洛伊德将之称为“压抑”，“遗忘”）。一旦垃圾在桶内膨胀发酵（形成某种“情结”），或者垃圾桶里容纳不了那么多垃圾，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得神经官能症，形成心理障碍，患精神病等）。心理治疗就是创造条件让垃圾桶里的垃圾得以部分清除（主要用回忆已遗忘的创伤性经验来使情结解体，让潜意识得到宣泄）。意识平时的任务是塞垃圾与看管好垃圾桶盖不让垃圾从桶里跑出来，在清理垃圾桶时，只能请它暂离职守。从气功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理解也许太片面。那里面除了消极的东西外，可能还有松果体这个黑匣子里藏着的特异功能。然而，消极的东西与积极的特异功能一样受到意识的管制，却是无疑的。所以，无论从治病还是从出功能考虑，都需要有一段时间让意识走开。因此，不论何门何派气功，都把“静”、“空”、“万念俱息”作为练功的上乘境界与追求目标。“万念俱息”的境界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因此，就提出在练功时“意守”或“以一念代万念”，以求能逐步深入。这种设想本来是不错的，也有许多人沿着这条路走到了“物我双忘”、“浑然无觉”的高深境界。但是，对大多数人无法摆脱缠身俗务的人来说，“意守”或以一念代万念的方法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它又悄悄地把“意识”这个看守人请了回来，让它来监察“我”是否有杂念，有没有在思想开小差。这样，为了全部排除“意念”，却反而强化了“意念”。它的消极后果，比较轻的是使练功者丧失信心，重的还可能导致神经官能症。譬如我当初站桩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在心猿意马时，有种偷窃被逮住时的惊慌与羞愧感，严重时产生怔忡感。倘若硬着头皮练下去，很可能在“千万不要出偏差”的心理重负下真的出了偏差。能不能不走“意守”与“以一念代万念”的路，同样达到心念寂然的境界呢？这就牵涉到对“念”如何理解。气功书中常有“排除杂念”的说法。何为杂念？杂念与正念相对，弄清楚了正念才能弄清杂念的概念。从“意守”与“以一念代万念”的操作来看，正念就是一心只想练功的事，想着下丹田那里有何感觉，想着气在体内如何运行，或者想象着胸口开出一朵莲花等等，总之是一种意识，是积极活跃的思维活动。与之相对，杂念就是与练功无关的思维活动。正念与杂念是按与练功是否有关这一标准来划分的。我的观点，则参照弗洛伊德关于任何心理活动都需要能量这一假说，从思维活动所需能量的多寡，对“念”作另一种划分。我将需要很多能量的围绕着一个目标层层展开的积极活跃的思想活动称之为“思维”，将基本上不需要能量，无目的，无条理，散漫的，随意的，像云影一样掠过心际，不能留下什么可供回忆、追寻的痕迹的思绪，称之为“念头”。这样来看，练功时的杂念绝大多数属于“念头”，它们对潜意识宣泄的妨碍，比身为“思维”的正念，实际要轻得多。思想开小差时出现的众多“念头”，一如梦境，待觉醒以后，往往只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或几个梦，却对梦的内容毫无记忆或只记得零碎的片断。弗洛伊德认为做梦正是趁意识放松管制，潜意识纷纷出笼的大好机会。既然这样，用“思维”，哪怕只有一种“思维”，来管制众多的“念头”，不是请黄鼠狼来给鸡看门吗？据此，我提出一句口号，叫做“七想八想等于不想”。这句口号，后来我从古书中找到了佐证。韩非子在《解老》篇中说：“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所无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善哉，善哉！这句口号，在发明授功前我就提出来了，记得钱谷融先生向我咨询练气功如何排除杂念时就曾对他说过，得到了他的首肯。发明授功以后，我看到气在人体内在需要的指挥下进退得当，游刃有余（这个指挥系统也许正在潜意识里，林中鹏主编的《中华气功学》中将之称为“元神”，定义为“先天的”“和谐的调节功能的总和”。认为与“识神”——“人生下来以后逐渐积累的‘知识’”既矛盾又统一。练功的目标“就是使‘元神’和‘识神’之间达到高度的协调，保证两者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虽然‘元神’的保护，始终是练功家的第一目标，然而，‘识神’干扰的普遍存在却不能不予重视，因而无论何派的练功家，都将降低‘识神’对‘元神’的干扰的程度作为下手功夫”），我又何必再去把“意念”请来，弄把虱子在头上搔搔呢？

“元神”与腰肌。

工艺美术家赵艳林是第一个对我说授功后感到浑身舒服的人。我是在1980年采访她父亲——工艺美术大师“面人赵”赵阔明先生时，与她和她丈夫——象牙微雕大师陈恩华结下友谊的。关于陈恩华，我在下一章中还将提到。1990年初，我上他们家去串门，得知赵艳林因严重的美尼尔氏症刚住过院，仍病休在家，觉得头颅沉重，浑身酸痛，我即为她作了推拿治疗，当时觉得她轻松了许多。隔了一段时间，我又上他们家去，见赵艳林还是在休病假，身体状况无明显好转，就提出给她授功。授功时她的动作主要为高频抖动，结束后，她的第一感觉是吐出了一口长气，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落掉了，本来绷紧的背肌松开了。眼睛发亮，说话的声音也一下子洪亮多了。她的舒服感这么明显，与她原来的起点较低有关。以后，我在患有慢性病的、体质较差的受功者口中，多次听到这种反映。再举两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一例是1990年7月15日下午在我的朋友陈思和（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家给其妻子授功。她当时的症状是毫无食欲，只能靠西瓜度日；皮肤火烫，但电风扇一吹到就痛；晚上说话一点力气也没有，然而不是疰夏（她本人是厂保健站的医生）。我给她授功时，她没有出现什么大动作，只觉得站不住，要坐下，脚底痛。授功后也没练过，但症状却于当夜逐步减轻，第二天就感觉恢复了正常。另一例是在3天后，7月18日，由一位“老”朋友介绍，我给形神桩的一位辅导员袁阿姨授了功。她自诉口内苦，无津液，嘴角有粘物，明显乏力。我看她的舌头，很胖，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而腻的舌苔。授功20分钟，身体也无大动作。但结束后她的舌象立刻改变，两边的白苔消失了，只剩中间一小块，并且明显减薄。她的嘴巴里也分泌出了唾液。以上两例，是否说明授功可以立时恢复“元神”的协调功能呢？

“元神”的说法有些玄乎，腰部功能的改善就比较实在了。这年8月6日下午，傅星请我去给他岳母授功。其年她62岁，自诉颈椎、胸椎等都有病，最严重的是尾骶周围疼痛，不能久坐。这是10年前受的伤。以前练过站桩功，有前后晃动的自发动现象，后因右肋间“轧气”疼痛而中辍。在授功前我先让她并腿弯腰试试，两手不能点地，有半尺距离。授功对她的身体先前后摇晃，接着左右摆动，然后腰大转圈。授功结束后她最强的感觉是人觉得非常轻，很舒服。她承认怕跌倒，因此当脚前掌或后跟掀起来时，她还是用意念去加以控制，所以小腿肚里有些酸。我再让她并腿弯腰试试，她的两手一下子能触到地面。两天后，8月8日，公园里练太极拳的76岁的于阿姨，对我说这两天她腰背牵住了，希望我帮着松一松。我让她弯腰给我看，也是手离地半尺余。我记起傅星岳母的情况，想再检验一次，就提出给她授功。授功时她的晃动幅度很小，结束后她对我说，眼前很亮，好像开着日光灯，又好像一面小镜子在照，后来又变成淡紫色与紫红色。我再让她弯腰，她也一下子能两手抵地。由这两例，我得到启发，有些腰部疾患，能通过调节全身情况迅速加以改变，说明它的病因也是全身性的。

紫色球、龙凤尾及羊头石雕。

朱卓鹏告诉我他在受功时看到的景象，使我确信超视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依赖于我发出的外气），并非一般眼球颤动所致。我与卓鹏始以文字交，后来发现彼此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很多，因而来往日益增多。他除了写作外，在书法、集藏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尤为可贵的是，他比我年长10多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沉浸得很深，却极富现代意识，论事处世，似乎比我这刚跨进中年门槛的人更有锐气。气功也是我们的共同话题之一，但他却更倾心于硬气功与武术气功。我给他授功，不指望他改练我的功，也不指望他会手舞足蹈（按我的理论，身体好的应该动作小），只想让他检验一下，我的功是否足以影响他。他跟我一样，气感不是很灵敏。有位气功师，在上海也有相当的知名度，作过许多场表演，办了很多期培训班，放出气来能使水银温度计立时升高三五度，又能一会儿放热气，一会儿放冷气。他发气让我们俩感受，我们都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因此，我找他说明我是很把气功当一回事的，用高标准严要求来衡量自己。授功时他一如我预料的基本不动，但他没等我说“好”，就睁开眼来说，你的气有的，我看见东西了。我想他或许也是安慰我，就像我们向那位气功师所表示的一样，就问他看见了什么。他说先看见一片绿色，然后在右前方看到一只紫色的球，不断地往中心打来，未到中央又荡开去，再打过来，形成一个椭圆形的轨迹。最后一次，那个球打到最接近中心的地方，突然炸开，爆出一道耀眼的白光。他吃了一惊，就把眼睛睁开了。这番景象不含糊，又有情节性，比看到白光红光等要有价值多了。我的“气”能对他发生作用，使我对自己的评价又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我说朱卓鹏的话“使我确信超视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我觉得王红舒的话可信度不高。我这样说只是为了遵循科学实验最起码的要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在这以后】，但不是propter hoc【由于这】。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末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550页。编者对最后一句话的注解是：“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末这就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必然的因果联系。”）

我的实验条件很差。一方面，我得不到仪器的帮助；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科学知识有限，实验设计与观察都受到很大的局限，漏洞在所难免，还可能有致命的错误。因为我一心坚守气功研究的业余性质（一则我觉得它无法取代我对文学的爱好，再则我怕专业化以后反会使兴味索然），所以实验条件不可能且我也不想去争取有所改善。我只能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尽可能客观，当自己希望见到的现象出现时能对之持一种谨慎的怀疑态度。尽量排除干扰因素，尽量不取孤证，尽量能使现象得到复制，以证明它确实存在。即使这样，我知道离开严格的科学实验要求还相差很远，因而，据此得到的结论被推翻的可能性就很大。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出得到某一结论的根据与经过，就是为了给深入研究者提供方便。我很愿意在气功研究方面起一点人梯的作用，只要后来者踩上我肩膀时，不要说我是黄牛肩胛。

在100多个受功者中，授功时即能“看”到图像的为数很少（仅看到光色变化的不计在内）。我觉得超视觉功能也许需要一定的气功基础，王红舒、朱卓鹏都有这样的基础。1991年1月24日上午我给魏淮（《上海商报》记者）授功时，他也反映说“看”到了东西。他以前同样练过一段时间的站桩功，并有自发动现象。那天授功时，我刚开始布气（授功前的准备动作），他的身子就出现微微摇晃。才从天目处注气进去，他的晃动幅度便明显增大。行气至中丹田、下丹田，身体都有相应的动作。行气至命门时，他的腰扭动起来，脚步也开始移动。气经夹脊行至大椎、百会，他的动作幅度更大。主要是身子往后仰，偶尔也前俯，又转圈。行气至腿部三阴交等穴位时，他向后退步。我用意念往前拉，他即改变原来的动作，随着我手指的方向转过来，身子向前倾斜，像被线牵着似的，但牵引的力量尚不足以使他向我走过来。授功完毕后，我让他站了一刻钟，然后拍拍手说，好了。他睁开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感觉好像刚从梦中醒来。授功时身体的感觉与眼前的图像交相出现。他先说身体的感觉。开始觉得右膝骨头里有一团气在拱动，有痛感。同时，胃里有一股气往上顶，很闷，感到恶心欲吐。右膝的气团突然跳到右肋间，又跳到左肋间，接着似乎一分为二，同时在左右两肋间作痛。然后集中到左肩，痛了很长时间。最后突然跳到胃里，与胃里的一股气汇合，一冲而出，打了一个嗝，人才觉得舒服。他眼前先出现网络状的红光，继而“看”到两条叠合在一起的尾巴。一条像龙的尾巴，金色。一条像凤的尾巴，青蓝相间。接着又看到白色的莲花，花瓣层层叠叠，中间升腾着一缕缕青色的气。然后，他听到我嘘气的声音（授功完毕，我要嘘6声长气，嘘气时两手从头到脚将受功者的气捋6次），这时看到一只动物的头，白色，又似牛又似羊。他想仔细分辨，这动物的头化成一座石雕，但非常的白，晶莹光洁，比汉白玉还光洁，似乎光可鉴人。接着，他看到一个太阳似的很亮很亮的白色的光球。他说，出现的图像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一会儿在正前方。这些图像不是他想象出来的，都比较稳定，可持续几分钟。有的很清晰，有的不太清晰，出现与消失都很突然。

关于超视觉现象我在下一章中还将讨论，暂且打住。

她最后摩娑了两下脸颊。

第一个让我看到高水平的自发动功的受功者，是《上海文论》编辑部的陈惠芬。对这次授功情况，我没有及时地加以详细记录，只在此后大约两周，写日记录下给周雅、唐见端治病、授功情形时，连带补记了几句。也没有写明是哪一天，可见当时我对日期已模糊了。我没有详细记录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件事不重视，而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形象记忆能力太自信。这种自信，已使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我不能像描写给魏淮授功情况（有日记可据）一样来描写这次授功，而印象中这次授功要精彩得多。只能请读者用想象来丰富它。

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算起来大概是1991年4月7日。陈惠芬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戴翊给我说过多次，陈惠芬希望我给她治一治。那天上午10点左右我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先是给她治病。当时，她觉得病情最严重的是颈部与右膝盖。我给她治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将颈部与右膝的病治好了，关节可以自如地转动，行动不再有障碍。治疗中，我发现她的气感很好。在社科院食堂里吃了午饭后，我觉得精神很好，没有疲劳感，就提出趁热打铁给她授功。因为她气感好，又体质差（其时我还没有在气感与体质之间建立起反比例关系来），怕她自发动起来范围很大，又怕在社科院的院子里授功，人们上来围观，她有心理障碍，会影响授功效果，所以我提出上淮海公园去。淮海公园人很多，又局促，理想的授功场地难找到，不得已，只能在公园中部一小块泥地上授功。授功前我再三告诫她，一定要旁若无人。授功一开始，她就动了起来。几乎是我的手指到哪儿，她动到哪儿。因此，她的动作不断地有变化，这跟我给王红舒授功时见到的相仿。但她的动作更具有舞蹈性。有一段时间，她踮着脚走圈，就像京戏里花旦碎步走圆场似的，活动范围直径在4米左右。好像她还蹲下来，单腿半跪了片刻，我记不准了，但没有倒地打滚，可以肯定。过来围观的人很多，但这时候在公园里的多是些老伯伯老太太，再加上她动得不可怕，没有让人怀疑是发羊癫疯或歇斯底里，故而没有人大惊小怪地议论。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动作，是将结束时，她双手轻柔地摩娑了两下面颊，动作做得很有美感，像京剧青衣在表示欢喜或害羞似的。睁开眼睛后，她第一句话就说，我刚才摸了两下脸是不是？真奇怪。我发现动的地方都是有病的地方。我最后摸脸，大概因为颞颌关节也有病。我这地方经常痛的。我与她边说边走，赶快离开那些围观的人。她又说，我以前练过鹤翔桩，也有自发动，动得也很厉害。但那时动与这次动感觉两样的。那时动下来觉得人不舒畅，现在我人感到很舒服，一点也不吃力。我今天还有点拘束，还没有完全放开，以后找个好点的环境，你再给我来一次，好不好？我对她说，应该没有这个必要。今天没有动够，回去自练时充分放松，动作还会发生变化。几个月后我在社科院又见到她，她说练了几次，总觉得不能达到授功时的感觉，就没有练下去。她希望我再给她授次功。这次就在社科院的院子里，动作与感受与第一次大同小异。听说以后她仍没有坚持练。我想，这一是因为惰性，二可能被冲病灶的反应给吓住了。反正这是较为遗憾的，当然，令我遗憾的受功者决不止于她一人。

陈惠芬的例子向我提供了两条经验。1．自发动作与身体疾病有关。2．我授功激发的自发功与练鹤翔桩出现的自发动有所不同。

以下我介绍这两条结论的佐证。为叙述方便，我先说后一条的佐证。

授功与鹤翔桩自发动之区别。

1990年10月8日中午12点，我在作协的草坪上给于建明授功。他以前也练过鹤翔桩，有自发动现象，但动后不舒服，并有眩晕感，于是停止。他的病症主要是颈椎牵紧，经常头晕，另外胆囊手术摘除后，肝与胃也一直有不适感。授功一开始气注上丹田，他的头就转动起来。以后行气至中丹田、内关、合谷、大椎等处时，他都有明显的气感反应。最明显的是行气到他腰部以下穴位，他开始跨步走动，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一样。我因此断定他的主症是肾亏。这样步履踉跄一直保持到授功结束。我对他说，依他的情状，应该是要倒下去接地气的。倒下去，对他的身体大有好处。之所以几次欲倒未倒，是因为他有意识屏住了。他承认有这情况。我让他闭起眼睛来自己再练一会儿，不要怕倒。他问我，倒下去后怎么办，躺一会儿再起来？我说，听其自然。不是我要你倒，也不是你想让自己倒，而是气的需要要你倒。气要你躺着，你就躺着，要你打滚，你就打滚。躺够了，它自然会让你起来。你一点也不需要去指挥和控制。他按我的话去练，跌跌撞撞走了十来步，就歪着身子慢慢倒了下去。躺了不过一两分钟，就打起滚来。滚来滚去，两端距离有五六米。那天他穿着一身白衣白裤，授功时撑住不倒，与这身洁白的衣装也有关。眼下经我劝说，固然能为身体不惜牺牲衣服，但我想潜在的抵抗不会消灭干净，因此那样的滚动实在是不由自主，并且已打了折扣。一刻钟以后，他躺在草地上睁开眼睛，由衷地感叹，啊，适意！站起身来，他又补充说，我头一点也不晕。

作为这次授功的副产品，是我发现他的白衣白裤拍过后居然没沾上什么脏。虽然作协的草坪草长得还算茂密，但也不是一点不露泥的。就算草将泥地全部盖没，人在草上走，草不能不沾灰。是不是授功时对象身上裹有一层气，对灰尘有排斥作用呢？以后，我经多次观察，结论是肯定的。好几个人在授功或自练时，穿着淡色或白色的衣服，在公园的泥地或房间的地板上长时间地俯卧、仰躺或打滚，起来后一拍灰，除了沾上的湿泥不能拍去外，就跟没倒过一样。这也许可以为“练功时怎么摔也不痛”提供一点理论根据。

陈惠芬与于建明，说到我授功的自发动与鹤翔桩的不同，谈的都是练功后的主观感觉。其实，从两种自发动的客观表现，也能看出之间的明显区别。首先，鹤翔桩一般都在练功一段时间后才出现自发动，由我授功的人，要动的十之八九都当场动了起来，有的一下子动作就很大。少数人在授功时动作不大，回去自练动作大起来，这往往与授功时心理未完全放松，有意无意地控制自发动作有关。这样的受功者，授功结束后常有疲劳、腿酸的感觉。即使如此，也只需自练两三次，即可动作到高峰状态。其次，鹤翔桩的自发动，一般动作单一，但这一动作可以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的可以保持一两年。而由我授功的人，在一次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种动作变化。自发动很少是单一的动作，而是一组动作。如果以一组动作的顺序及细部变化论，则每次练跟上次都不相同。若以一组动作的主要动作发生质的变化论（例如从倒地变为不倒地，从捶胸变为腾跳），那么改变的周期一般也只有三五天，最长不超过20天。以倒地为例，一般都只有7天（每天练一至两次）。杨晓敏（上海三联书店）与陈颖，都在第7天时还倒在地上动作很大，到第8天就忽然能站住不倒了。王菊华、唐见端、周燕群（上海博物馆英语翻译）倒地的时间长一些，但王菊华的病情严重，而唐见端与周燕群的倒地动作则有明显变化（在本章“僵直的膝关节转了起来”一节中详述）。再次，鹤翔桩的自发功动作强度在短时间里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以后能长时间地维持稳定，而由我授功的人，一般都在当场或两三次内达到高峰值，以后迅速呈下降趋势，一般坚持练功一两个月，就基本不动了。许多人因此怀疑是不是授进的气用光了，希望我给他们加气。其实，如果坚持练功，有的人又会出现第二次自发功，但这是更高阶段的自发功，具有与第一阶段明显不同的特点（这留待第十二章“第二阶段自发功”一节介绍）。最后，鹤翔桩的动作改变，是按照气冲关的先后顺序出现的；而由我授功的人的动作改变，则主要是根据气冲病灶的需要。一般来说，急性病与慢性病，先冲急性病灶。易治的病与难治的病，先冲易治的病灶。根源性的病与枝叶性的病，先冲根源的病灶。扶本与去邪，先扶本后去邪。一个人常常会同时患几种病，而这几种病又往往相互矛盾，这就使医生在用药时大伤脑筋。从实践结果来看，若气冲病灶的步骤真是由“元神”来安排的话，那它实在是位非常高明的医生。它机灵巧妙地引领着病家绕出疾病的地雷阵，一路有惊无险，使你所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气功有时能胜过药石的原因之一。

两种自发动功有这些明显的区别，我想，这可以证明授功是将气冲关这一步替代了。

气冲病灶的安全问题。

附带说一下我对气冲病灶的认识。

首先，我在受功者身上发现有这样的现象，授功后自练的最初阶段，一般是半个月到一个月，他（她）的自我感觉非常好，几乎是天天换个样，明显感到病魔像一个个包袱似的被甩掉。到这个阶段的后期，受功者的自我感觉是已经恢复了健康，有种被解放、重获自由般的欣喜。同时，动作幅度也有所减小。但这段好日子为时不长，特别是病情较重、病程较长以及长时间体质虚弱的受功者，很快身上又难过起来，症状类以旧病复发，练功时动作幅度也增大了，有的甚至超过第一阶段。老童依据他自身的经验，告诉我，这是开始气冲病灶了。后来，我又看到好几本气功书上，谈到类似“气冲病灶”的反应。如庞明主编的《智能动功功法普及教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中，就谈到练智能功有“排病毒反应”、“气冲病灶反应”及“长功反应”等三种练功反应。其中“排病毒反应”便有腹泻、便血、便脓、尿浑浊、月经和白带增多而有异味，咳嗽、痰多、呕吐、吐脓血、流鼻涕、鼻孔出脓血，眼睛分泌物增多，发烧、出汗，出皮疹、生疮块、出现类似脚气症状等反应。当然，这些反应一般练功者都只轮上其中一项、两项，统统一起来谁也受不了。但是，据书上说，有的排病毒反应还是相当剧烈的。如辽源市一位直肠晚期癌症病人，在22天学习班中，腹泻达300次，第3天就开始腹泻，第7天一天腹泻37次，排泄物有浓、血及腐臭之物。这样排毒后，本来一天勉强只能吃2两饭，上下2层楼需人搀扶，到学习班结束前，一天能进食1斤2两饭，可以自己上下5层楼；还有一个西安市的血小板增多症病人，练功后出现严重咳血、吐血现象，有时一吐半痰盂，并夹杂很多紫色血块。书上还说，因高烧引起的病，排病毒时往往会出现持续高烧至40℃甚至4l℃，但人头脑清醒，不会眩晕、胀痛，不会昏迷（类似情况，我在最近给一脑瘫小孩治病时也已观察到，且留待结束语再介绍）。与上述的排病毒反应相比，我所见到的气冲病灶反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看了这本书后，我甚至怀疑我见到的是否够得上“气冲病灶反应”的资格。但从这本书上列出的气冲病灶反应的特征来看（打破慢性病的暂时性的病理平衡，冲击潜伏病灶，清除早已痊愈的疾病的残留信息，冲病灶时有种病情加重或旧病复发的感觉，不用其它治疗手段，坚持练功即能使症状在短时间内消失，并有疾病根除、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之体验），这些反应应该属于气冲病灶反应。由我授功的人气冲病灶的反应，还没有超过智能功的剧烈的排毒反应的。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是因为本来病情的差异，也可能是受功者一见反应就知难而退。老师不在身边，他们毕竟感到没有保障，缺乏安全感。这大概也是我授功100多人，只有少数几个能坚持练下来的一条重要原因。不过，我观察到几个气冲病灶的实例，都比我听说的练智能功的相应反应要轻得多。公园里有几位智能功形神桩的辅导员，都在一年半载中有很大的收获，有的能“看”气，有的能用身体感应，但他们进而去参加五元桩学习班，都因气冲病灶反应太厉害而打了退堂鼓。由此我想到，这也许跟气冲经脉与气冲病灶的反应叠加在一起，并且气受意念或一定的功法支配，而不是由“元神”来掌握尺度、指挥方向有关。所以后来我在给人授功时，都先将“气冲病灶”的问题讲清楚。告诉受功者这是正常的反应，是原有的疾病象征性地发作一下，跟发病相似但程度要轻得多，而且会表现出一些本质的不同。我结合治病中所见的“挖根难”现象，对“气冲病灶”现象作如是解释。发病好比鬼子下乡扫荡，看来气焰嚣张，其实缺乏依托，故而容易大面积高速度地将之歼灭。“挖根”与“气冲病灶”就像攻据点，敌人龟缩在坚固的堡垒中，看看点不大，要攻下来牺牲却不小。“挖根”时有的患者会觉得酸痛，“气冲病灶”时有的受功者感到难受，这都是气在爆破堡垒。前者靠我施放的外气，反应小些，但突进程度也许浅些，一次常难彻底除根。后者靠受功者内气自冲，若真有“元神”在指挥，它对敌情与自己方面的战斗力当比我了解深得多，一时反应可能强些，而效果却应该好得多。我从受功者自发动时对外能够有效避免伤害这一点（我将在本章“她的腿比铁还硬”一节中细述），推断气对内也不会造成自伤，劝受功者放心大胆，而且越是气冲病灶厉害越是应该抓紧多练，增加练功次数与时间，以求缩短感觉难受的天数。虽然我觉得这话是有根据的，是负责的，但“气冲病灶”的安全系数问题，一直还是我心头的一个结，特别是我亲眼看到一个人在听严新带功报告时当场“动”死之后。尽管这两件事难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谁也没有去追究严新的责任，但设身置地，如果严新换了我，我内心一定非常难受，非常不安，不知如何排遣。当然，这主要还应通过提高我自身的修养水平来解决。但有没有办法防患于未然呢？最简单的是将安全系数提高。听说死人的次日，严新就在作报告前一再强调，希望有严重疾病的人回家去，让家属留下接受信息也是一样的，而且安全。据王红舒说，给她授功的气功大师，就将严重心脏与癌肿等列为授功禁忌症。那位大师能“看”，她在授功前先巡视一遍，将队伍中不适宜授功者剔出来，退钱让他们回去。王红舒有位好朋友，得了癌，轮不上授功，王红舒为她去托人找了那位气功师几回，才答应。后来练功居然把癌练没了，现在成了经商的女强人。由此可见，那位气功师先前还是留了一手的。留一手一点没错。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一些性命攸关的病，谁能保证气冲病灶的那种“象征性发作”（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绝对安全？又谁能截然分清哪是“气冲病灶反应”，哪是真的旧病复发？而且谁敢说练功后旧病就不会再复发，出现复发现象都是气冲病灶？“气冲病灶”的安全问题，任何推理证明都不绝对可靠，要绝对可靠只有用穷举法，用穷举法等于说无法证明。但是，气功对人有吸引力（特别是对我），主要是因为它对一些疑难杂症乃至绝症似乎有办法。倘为了安全将一些亟需气功的阳光与雨露的患者排除在外，气功也就大大贬值了。而且我还观察到，对气冲病灶的认识如何，信心足不足，对练功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有事实证明，练功时能否动足，效果明显有差异。按此推理，气冲病灶时也应该动足。若练功者有顾虑，敢动足，能动足吗？动足以后真的绝对不会出问题，真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吗？难呀，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中。要走出这两难困境，我想需要两方面的积极性。授功（教功）者方面，一定要实事求是收集分析受功（学功）者的反应，不放过一点危险苗子，认真考虑能否改进授功（教功）方法，或设计出一定的防范措施。在受功（学功）者方面，在受功（学功）前最好对功法、功理有所了解，研究自身的条件对此功法是否适应。如果认为舍此功法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不能拯救自己的命，那么，要有点豁出去的牺牲精神，要充分相信授功（教功）者的话，要敢入虎穴取虎子。我认为，疑者不用，用者不疑。在练功过程中，出现一点反应就打退堂鼓将前功尽弃，如果一边硬着头皮练，一边心里忐忑不安，则更加危险。很可能会将不适感放大，造成神经官能症性的“偏差”，反而病上加病。到目前为止，我还认为由我授功的人出现的“气冲病灶”反应是很安全的。因为涉及例子较多，我将在介绍授功个例时分散地提到，请读者注意。

授功不是催眠术。

现在我再来介绍“自发动作与身体疾病有关”的佐证。

我注意到这一点，首先因为有的人在授功时不动。其次，动的人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动，而是气行到某一穴位时才出现明显的动作。而且，不论要授功一段时间后再动的，还是从一开始就大动的，在行气到一定穴位时，动作又会发生大的改变。最多的人在整个授功过程中，动作要改变四五次。动或不动，一般气功师的解释是与个体的气感——一种先天素质有关，有气感好与气感差的说法，暗含有褒贬。我试验下来，认为老童的说法比较有理，体质差的动得厉害，体质好的动作小或基本不动，当然，前提是完全放松，听其自然。这种说法，可以从受试者练功一段时间后身体康复、动作减小的一般趋势中找到证据。这种说法与一般气功师的说法的价值取向是相反的。有趣的是，我在美国人海洛·薛曼写的《奇异的人体——第六感》（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2月第1版）一书中，找到了相似的论点。这位据说实验成功纽约与北极之间长程传心术的作家，认为施行传心术，难的还不在发射心像的人，而在接收心像的人。他认为，“人脑周围有一层‘电磁盾’保护着，否则将终日受其它的能量所干扰。只有在生病，情绪激动，受到催眠，酒精、麻醉物的使用，以及疯癫等状况下，电磁盾才会破坏。”另外，“一个人在入睡或知觉意识在休息时比较容易收到感应”。自觉接收心像，就是有控制地将自己的“电磁盾”打开。他介绍的方法，很像我们的练静功。他还认为“身体与灵能有一种互为消长的倾向”，因此，“增进灵感力的最好方法是禁食”。他的这种看法与我国气功师的说法又正好相反。道家气功认为，“辟谷”对身体强健大有帮助。但这位热心推荐、提倡传心术的人，肯指出这样做也许要以牺牲一点自身的健康为代价，我相信他说这话的态度是老实的，不是生意经。然而，不管对气感作怎样的解释，它与我——授功者的意志无关却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动与不动，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受功者。按此推理，怎么动，也应该取决于受功者。我只在个别例子，如前述的给王红舒，魏淮授功时，看到我的意志似乎可以对受功者的动作进行调节，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我的意志不能起作用。从这点上，可以看到授功与催眠术的本质区别。被催眠者的一切动作及身体情况的改变，都受催眠者的指令支配，没有指令便没有一切。而成功者的动作，与我的指令完全无关。授功时，我不仅完全不发口头指令，而且在意识中一般也无指令发出（假定意识能发出指令），因为我无指令可发。授功前，我对受功者动不动，怎么动，毫无所知，更毫无所求。有时，受功者的动作影响我的操作了，如在屋内授功，受功者一步步走过来，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想让他朝后退，甚至作出驱赶的手势，往往不能奏效。我还观察到这种现象，有的受功者，授功一段时间后，到我身边来练，动作会增大，会出现新的变化，然而，如果我有意向他发功，他的动作反而会变小。这是否说明，他的动作能受我气场的影响，却不受我意识的影响？前面已经说过，受功者的动作可以为其意识所控制，却不受其意识所支配。不受意识支配，受什么支配呢？从老童说的不通则动的一般原理出发，我推测具体的动作与具体的疾病（不通）也有一一对应关系。我在授功时留意加以验证。动作分发生时间与内容两方面，我更多注意的是时间方面。如对象在气行至内关时开始前后晃动，行至大椎时转头，行至三阴交时全身出现高频抖动，我根据针刺特定穴位治疗特定疾病的原理，询问他是否有胃病（肝炎或胆囊炎也包括在内），颈椎病与肾亏或生殖、泌尿系统疾患，一般皆有验。以下介绍的两例佐证，都带有一定的预测性，更能说明这种联系是客观的。

一例是1990年6月22日在公园为周燕群授功。她是这年3月因迁延性肝炎休病假的。她的肝炎很怪，GPT正常了，蛋白电泳不正常；蛋白电泳正常了，GPT又不正常了；两者此消彼长，跷跷板似的。授功前她一直在练静功太极拳及站桩。大概因为有静功桩的基础，在授功将近一刻钟里她的身体只是微微晃动，不注意看不出来。行气至三阴交时，却突然开始走动起来。她本来是面向南站的，先是转身向西走出几步，然后转身向北，走过一棵小樟树与一张东西向放置的绿色长椅，再折身向东走了几十步，又转向北朝前走了几十步，直到距一棵大樟树一米左右处前后踏步了好一会儿。总共行走十来分钟，加起来约走了50多米。根据这一条，授功后我问她，你是否有妇科病？她说没查过。有关节炎，两膝冬天都要带护膝。但是肝炎是在做人流手术后不久得的，不知这是否有关系。后来，她练了两个月，GPT与蛋白电泳都正常了，自我感觉也明显好转，9月份就开始上半班，不久就恢复全天工作。上班1个多月后，她到公园来对我说，练功时突然感到小腹痛起来，经检查，有两个子宫肌瘤。这之前，她已有过气冲病灶的体验，两膝酸痛了将近一个星期，很像本来要到天冷后才发作的关节炎，但程度要轻一些。冲过病灶后，自觉病症消失了，这年冬天也没有再带护膝。我对她说，这也是气冲病灶，看来是冲到病根子了。你只要坚持练，相信不用动手术，肌瘤能冲掉。果然痛感没几天就消失了，再去作检查，就没有找到肌瘤。1991年上半年，她被派到澳大利亚去工作了3个月，回来后给我来信说，若不练气功，她是难以胜任这项任务的。

另一例是在给周燕群授功几天前，6月18日上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编辑部办公室里给江曾培先生授功。在行气至合谷时，他出现手指屈伸动作。直到行气至委中，他的两脚开始踏动，至三阴交时，动作增大，原地踏步，跟离地趾不离地，伴有腰胯动作，像跳老年迪斯科似的。授功结束后，老江说他感觉到手指麻，背后热，脚麻，耳中有轰轰的声音。他的胆囊动过手术，我觉得从动作来着，手术后恢复很好，没什么问题。手指动，且麻，似乎颈椎有病。但从最明显的踏步动作看，再参考耳鸣，我认为主要毛病还在肾。因为中医所言之肾，除实体的肾脏器官外，还包括内分泌功能等许多方面，故而我当时只能认为是肾亏，由术后体虚等原因造成。没想到几个月后老江就查出了肾结石，再次住院。听到这消息后，我立刻联想到授功时他的动作，恍然明白其实那时人体动作已传达出了疾病的信息，可惜我水平有限未能破译。

俯卧仰躺与先后天之本。

我想，要由自发动作来准确推断体内疾病，必须从动作发生时间（行气至何穴位）、动作内容及动作强度三个方面来综合考察。第一方面我的划分很粗疏，第二、第三方面我留意更少，因此近期内我不可能达到这一水平。但是，只要花功夫下去，要达到准确测病水平是可能的，因为自发动作与疾病的联系是真实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再介绍一下从动作内容来测病的例子。

从庄芹开始，我就看到受功者在第一次授功或以后练功时有往地下躺，及在地上打滚的动作。王红舒说这是躺下去接地气，老童也持这种观点。我观察到，受功者在地上躺过几天（一般为7天，最长不超过半个月），病情即有明显改善，觉得接地气之说很形象，有根据。由于最初几个自发躺下去的，都在授功行气至腰部以下经穴时有较大动作，因此，我又将接地气与肾亏联系了起来，认为肾亏较严重者都会躺到地上接地气，接地气对改善肾亏大有裨益。这种观点，我一直保持了一年多，似乎也屡试不爽。因为中医言之肾亏，是个覆盖面很广的病。肾为先天之本，一个人得了慢性病，很少与肾没有关系的。让我觉得有必要对这结论进行修正的，是1991年11月13日我在儿子练功时见到的现象。这天零点时分，他在梦中呕吐。至早晨7点起床时，他再次呕吐，说头晕。我从他的合谷与内关穴注气，他昏昏欲睡，说夜里一直想吐，因此没睡好。白天我就让他休学一天，在家睡觉。中午我买了他喜欢吃的红肠面包给他当午餐，吃下去当场无反应。下午1点多我出门去办事，晚上7时回到家，他已经吃过晚饭了，说下午我离家不久他又吐过一次。待我吃罢晚饭，8点，他又吐了。摸摸他的额头，没发烧，也没有流清涕、鼻塞、咽喉肿痛等上呼吸道感染现象。要说是急性肠胃炎吧，算来也没吃不洁食物，而且即使是这病，一天放气洽疗也是够了。其时，正在流行一种新的病毒性感冒，特征就是只有胃肠道反应，病程要一星期。询问儿子，他说班里已有几个同学得了此病，据此判断，患上新流感的可能性最大。对付病毒，我的外气就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我“看”不见，高射炮打蚊子，太浪费。于是我让他自练。我早就给他授过功，也反复向他宣传练气功的好处，并督促他练过几次，然而他总不肯认真练。常常一练起来就喝醉酒似地满屋乱走，分不清他是真是假。这天，他刚闭目站了不多一会，就卟咚跪倒在地，接着又头顶触地，像要翻前滚翻似的。一时我也辨不清他是否又在演戏，只能忍住笑看着他动作。他以头顶地5分钟左右，身子抬了起来，一会儿，又俯下身去头顶地。如此又重复一遍，直至半小时练功结束，他额头上出现薄薄一层汗，说头不晕了。大约过了不到10分钟，他又喊头晕，并说要大便。这天他还没大便过。大便后，他就说头不晕了。我让他立刻上床去睡，第二天早上，他就没事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触发，他的病明明在胃里，为什么要倒地去接地气呢？难道说这胃病也跟肾亏有关吗？我想起受功者倒地接气分往前倒与往后倒两种。会不会往后倒是因肾亏所致，接的是水气，而往前倒则是因脾胃虚所致，接的是土气呢？中医里不也有“脾胃乃后天之本”的说法吗？也许调节“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都需要直接从大地中得到滋养。我回忆了一下，练功时出现往前倒动作的，如周燕群、贾鸿源（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作员）、唐见端、于建明等，脾胃（消化系统）都有毛病。像于建明、贾鸿源还在地上打滚，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肾与脾胃都虚亏，两面都要接气，因此“元神”用打滚的动作来加以协调呢？我又记起在这之前不久，11月1日，我在公园里给老同事陈锦荣（市工人文化宫）的妻子授功，刚开始布气，她就踉跄着往前冲了几步，倒在地上，向左侧卧，脸冲地大口吸气，整个授功过程中保持这姿势基本不动，我只能用搬移法给她授功，她的主要毛病也在脾胃。有了这种对倒地的新的认识，我就在实践中加以检验。11月15日上午（我儿子练功倒地的两天后），我在公园里为外国语学院的日文教师曾宪凭授功。他练少林一指禅气功已有一年多了，腰椎与颈椎的疾患有明显改善，站桩时身子前后摇晃，脚会往后移步。我行气至他百会穴处，他跪了下来，随即全身向前贴地，基本不动，直至授功结束。我觉得蹊跷，按我刚归纳出的结论，他腰椎有病，应该往后倒才对，怎么反往前去了呢？他睁眼起身后，我问他，你是不是胃里也有病？他说，我的胰腺、胆囊都已手术摘除了。我心头一松，这么说新结论没有错。他往前倒，正说明消化系统疾病已成为他身体的主要矛盾，看来“元神”确实比意识对自身了解得更全面、更清楚。三周内她退尽了腹水。

从我儿子练功治愈呕吐的例子，可以看到授功后自练不仅能治疗慢性病，还可以对付急性病。在这方面，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王菊华腹水的消退。1990年5月27日，谢泉海先生找到我家里来，说他女儿的要好朋友，上海险峰电影机械厂的工人王菊华因腹腔癌肿引起腹水，在海军411医院观察室已住院治疗了1个多月，情况未见改善，希望我能介绍个气功师给她治疗一下。我说，气功师是认识几个，但不敢介绍。因为这样严重的病情，没有一二十次出诊治疗难见功效，而且很可能这么多次治疗后仍然没有起色，但出诊费却不能不付。刘洪基为其父高位截瘫，让我替他请一位气功师。那位先生第一次去放气后说有把握妙手回春，可是10次1个疗程治下来，除了肺部感染有所改善外，其它不见动静。刘洪基却因此付了300元出诊费，另外还管饭。那诊费据说看在我的面子上，还便宜打了个六折，本来一次要50元。刘洪基自己在气功界有不少朋友，知道行情，认为这价钱不贵，我却一直为了让他白掏了这么多钱感到有些不安。故而我决定从此之后不再给人介绍气功师。不介绍别人去治，由我自己去却又不敢。我怕她身上的病气真会跑到我身上来。这之前，我已经见过两个病气传染的例子，但都是伤痛，染上了也无关紧要，如果让癌传上可不是玩的。两个月前，我听说吴强先生从美国探亲回来因小中风住进了华东医院，就赶去为他发功。他那时的症状是右偏瘫，脑子尚清醒，但说话含混，并且句子不完整，要掉落关键的词，如将“不痛”说成“痛”。我从他右手合谷放气进去，他能感到左脑有块东西。我用抽气法将这块东西拿掉后，他当场可以用右手握匙勺水喝，右脚趾也能弯动，并说了三句完整的话。他夫人非常高兴，我也信心十足地表示这病有望在短期内治愈。出医院后，我打个电话到作协，毛时安接电话，我向他报告了这消息。毛时安说，吴强先生不是小中风，是脑癌，家属已知道了，就瞒住他本人。一听是癌，我就不敢再去发功。后来，吴强先生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听说我的治疗给他家属带来了一丝希望，他们又去请了一些专业气功师来给治。但由于病情发展迅速，后面的疗效都未能超过我这次。有的能“看”的气功师，干脆进门“看”了一下就束手告退。由此可见，怕癌病气传染的气功师，不是我一个。我将不能介绍又不能自告奋勇的理由向谢老伯说明，他表示充分的理解。他说，王菊华是他女儿最要好的朋友，他也将她当女儿看待，看到她年纪轻轻得此重病，因为腹水不退又不能开刀，心里着急，所以跑来找我。他也不希望我去给她治。他说得淡然，但神情愀然，使我心头不免为之所动。另外，因为怕病气传染，不敢再去给吴强先生发功，我心里总感到有些负疚，也有趁此机会甩掉包袱的潜在冲动。所以，在谢老伯转身要走时，我突然说：“或者我给她授次功，让她自己去练，练得好最好，练了不见效，她一定要请气功师治病，我们再想办法。”谢老伯说：“授功病气会不会到你身上来呢？算了，我另外再去想办法。”我说：“不要紧的。授功时我把气打到她身上去，我的气是向外膨胀，把我自己封住的，我想问题不大。”谢老伯推辞了几次，看我态度坚决，终于答应下来。说好第二天上午在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面前的草坪上见，走前再三关照我一定要注意安全。由于思想准备很充分，所以见到王菊华时，觉得她比我想象中要显得有精神些。人精瘦，肤色黄黑，肚子明显的大，据她说，原来的裤腰扣不上，要差一虎口。我看她的舌苔，红中带黄，但不腻，也不太厚。授功开始，她就大幅度前后摇晃，渐渐后退。因为怕传染，我就没有跟近去操作，这倒让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气能在多远的距离发挥作用。她越退越远，退时常倒地，倒下了很快就站起来，继续动作。她的腿行走的不是直线，而是一条弧线，因此，她的身子慢慢地在转变方向。结果，在半小时里，她在草坪上走出了一个以我为轴心，半径有四五米的大圆圈。其间至少摔了五六次。授功结束后，她说感到有一股热流从她右手虎口灌进去，再达腹部，浑身发热，出汗，觉得非常舒服。次日上午我再见到她，她说已经练过两次，一次是授功当日下午，一次是第二天早上。动作与感觉和授功时差不多。出现了饥饿感，食量增加很多，腹水却开始退了。5月30日下雨，5月31日我有事没去虹口公园，两天没见到王菊华。6月1日上午我特地到虹口公园去找她，没见她人影，见到了谢老伯，就同他一起上411医院去。王菊华见到我说，她一早已经上公园去练过功了，因为7点半以后医院里要查房。下雨那天她没练，肚子又胀得难受，一练功，肚子就不胀了。练功后吊药，手背肿得很高，她要求停止吊药。已经两天没吊药，腹水却明显地退下去，医生触诊，觉得肿块也缩小了，感到很奇怪。这以后，她服退腹水的药片也觉得难过，就悄悄把药片倒掉。因此，授功后不久，她实际上已停止接受药物治疗。到两个星期左右，她的动作幅度与活动范围已经很小，不再跌倒。自己觉得一开始练功就很热，头顶上如有强光照耀。腹水退至原来的裤腰能扣住了，腰围要缩小将近20厘米。肠镜检查，也见肿块已缩小了。到6月19日，授功后的三个星期，她腹水退尽，离开了411医院观察室。前面第十章中已经说过，几个月后她病情反跳，似比以前更为严重，我在金秀英的照“看”下，用搬移法为她治疗。病情反跳据说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若单就退腹水来说，在这三个星期里，授功自练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现在我可以吃冰淇淋了！”

就病情的严重程度论，王菊华在受功者中当然是屈指可数的；但若论疗效之显著、迅疾，那有许多人可以与之相比。以下试举几例：

1990年4月14日，也就是第一章写的那天下午，我在作协给外联室主任徐钤授功。他自诉血压居高不下，头痛得厉害。授功时，他的身子向左倾斜，前后晃动，接着转圈，走动。结束后，他说浑身很舒服，舌头似乎短了一截，眼前有杏黄色的光芒闪耀。一周后我见到他，他说血压很快就降下来了。他坚持每天清晨练功20分钟，站着觉得人很舒服，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20分钟不一会儿就过去了，自我感觉似乎才5分钟。

这天，4月21日，我是上作协去参加《小说林》约稿座谈会的。会后我去随访了老徐，出来到创联室，正与几位仁兄在吹嘘我的气功，李子云老师推门进来了。她是来参加文学基金会的一个会议的，其他人尚未到，她就到楼上来了。我说，听说您的脚一星期后又不行了，怎么没打电话给我？她说，路这么远，不好意思再来麻烦你。这脚是老伤，一下子不容易治好。我说，那我给您授下功吧，您自己练，脚伤能练好，其它的病也能练好。她说，我们下次再找机会吧。我说，我不大到市中心来，要授功就趁现在这次机会，以后再约时间不容易。她看我这么说，就答应了。授功后她承认，之所以这般推辞，是怕一旦控制不住大动起来，在众人面前出洋相。而我那样迫切地要给她授功，首先也是因为她气感好。那时候，我很需要有唐见端那样的“奇迹”多多益善地来支撑我从事授功的信心。其次，我想挽回给她治脚伤所留下的遗憾。只好了一个星期，我总觉得是个失败。那次授功只进行了20分钟。李老师果然从授功一开始就动了起来，动作越来越大，有点像跳迪斯科。结束后，她说，看到金光将她的人牵来牵去。怕丢丑，她没敢放开动，但已经觉得人很舒服。回去后她坚持每天练功一次。半个月后，我接到她电话，说脸上浮肿已经消去，慢性肠胃炎痊愈了，脚与膝盖的伤痛已明显好转。其中慢性肠胃炎痊愈一项，最令她兴奋。因为她在北京陈荒煤先生家，曾见过一位气功师。那人测病非常准，把她10多年前受过的伤也说了出来。那位气功师说，她身上的病，慢性肠胃炎是要致命的，必须认真把它医好。故而她回上海后到处求医，然而效果不明显，仍然稍沾油腻立刻腹泻，浮肿也长期退不下去。“现在我可以吃冰淇淋了！”她在电话里高兴地嚷起来。在那个瞬间，我真觉得当个气功师比写小说要有意义、有价值得多。当然，这个念头只是像闪电那样亮了一下，亮过以后，天空还是旧天空，云层依然厚云层。

在给李子云老师授功后不久，我又给沈霞的邻居小徐授功。她是严重神经衰弱，常常到半夜二三点还睡不着，头很痛，白天工作打不起精神来。我给她授功是在中午，授功时动作较大，主要动作是蹦蹦跳，还拍手拍脚的。授功后，她就去睡觉，睡到傍晚才起来，说白天还从来没这样好睡过，照王红舒说法是睡得死沉死沉的。从当晚起，失眠症就与她告别了。因为授功前后泾渭分明，在一段时间里，大概有一个多月，她练功不敢怠慢，人也明显地胖出了一圈，肤色也红润多了。虽然大趋势女同志热心减肥，但她本来太苗条，所以胖起来非但不焦急，反而喜滋滋的。她儿子曹浩捷还在幼儿园念大班，对气功却似乎天生有缘，几次托王红舒求我给他授功。给小孩服药药量要酌减，我不知道给小孩授功“气”量是否也要酌减，又不知道怎么个减法，故而我几次托词婉拒。后来王红舒对我说，那孩子真是迷气功，听说不给他授功他很不高兴，快要哭了。让我给他试试，说不定能诱发特异功能，于是我答应下来。小浩捷听说给他授功，立刻眉开眼笑。授功开始，他就在沈霞家里东倒西歪地乱走起来，像喝醉酒似的。那天我带着儿子上沈霞家去玩。给小浩捷授完功后，我接着让儿子受功，他也一样这么乱走。小浩捷的动我相信是真的，儿子的动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从日后观察来看，假的居多。从我儿子的表现，我更觉得小浩捷对气功热情之珍贵。那个小孩也有病，膀胱功能较差。白天在幼儿园里，刚有尿感，一边报告老师，一边裤裆里就湿了。晚上他父母要起来给他把尿三四次，仍然三天两头会把床尿湿。但是从授功的当晚起，他就不再为遗尿症所苦。三四天后，他晚上拿着一瓶饮料到沈霞家串门，对王红舒说，老师，你看我能喝水了！小脑袋美滋滋地直晃。以前，为了防止他夜里尿床，晚饭后就不让他喝水。小徐母子俩都是授功当天就摆脱了长期缠身的疾病，比徐钤与李子云还要见效快。当然，他们的病情也要轻一些，不过，授功前他们没少求医服药，却一直不见好。授功对不很严重的慢性病能收速效，这两例我想是有说服力的。

小徐母子俩在卖力地练过一段时间后，渐渐松懈，现在都不练了，但失眠症与遗尿症没有再犯，至今已有一年多，能否说它们已被根除了呢？

身体、病情与动作不成正比例。

以上是就疗效说的，若论授功的当场反应，要数杨晓敏比较显著。时在1991年某月18日上午。我从公园出来顺道上她家去，恰逢她隔天刚发过头痛病，浑身无力，觉得心口那里好像有个空洞，脚踝处骨头中像是空空的，从楼梯上走下来就气喘吁吁的。授功在她家的客厅里进行，活动范围大约有20来个平方米。气行至膻中处，她就开始走动，越走越快，不停地绕圈子。后来又急速后退，脚跟嗵嗵着地，身子往墙上猛撞，响声很大。授功20分钟结束，她浑身发热冒汗，说人觉得很舒服，知道自己撞到墙上，也听见响声，但一点也不痛。经如此激烈的运动后，乏力感反而消失了。她跑上楼去拿东西，下楼来说，现在不喘了，那种空的感觉没有了。就精神状态看，授功前病恹恹的，授功后容光焕发，简直判若两人。别的受功者说自己觉得如何舒服都只是他本人的主观感受，在这一例中我见到了客观形象的变化。单就舒服程度而言，我想它也抵得上一次桑拿浴加全身按摩。

从上面这一例子还可以看到，授功自练的第一步，是先调节好身体各部分的机能，改善素质，然后再集中力量去攻病。因此，授功走的是先扶正、后驱邪的路子。这一点其实从王菊华的病例中也可以见到。王菊华是先觉得浑身发热，有饥饿感，食欲增长，然后才感到腹水消退的。但在大多数受功者身上，疾病吸引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而且练功初期积聚起来的能量，很快就被用去攻病，因此，身体素质的增长就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少数病情不严重，或者主要为神经官能症的受功者，在这方面的变化反倒突出了。1990年的九十月间，我应陆棣之请，到嘉定为县文联主席赵春华的妻子授功。她的症状是因胆囊炎引起的胃痛，并伴有浑身不舒服，东痛西痛，明显疲乏，很像更年期综合症。授功时她动作很小，虽然结束后她反应轻松多了，我总觉得她是在安慰我。我本来以为她不会坚持练功，没想到一个月后陆棣上我家来，报告说她练得很好，不仅原来的病症都祛除了，而且健康状况显见改观。面色红润有了光彩，不像以前那样黄碜碜的。尤为注目的是头发，过去干枯发黄，现在变得乌溜滴水了。我听到这消息很高兴。我记得在一本《柳庄相法》中见过，“男以精神富贵，女以血气荣华”。人以双目为精神，故男人要眼黑，光彩照人；而发乃血气之余，故女人要发青发厚。古代相术，有些是吸取了中医理论的。像这一条，富贵荣华难说，但若论男人眼明、女人发青是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标志，我认为不无道理。有了这一标志，我觉得要说授功自练能使人体质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强就比较站得住脚了。

按照“不通则动，不动则通”的原理，似乎可以推导出“身体越差，病情越重，动作幅度越大”的结论。但事实上，虽然受功者中王菊华的病最沉，但动作幅度与烈度超过她的大有人在。如我原来单位市工人文化宫的老同事陈锦荣，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慢性病，只是感到身体虚，精力不济，脸色不好，易患小毛病等，这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屡见不鲜的。然而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在公园给他授功时，他的动作就比王菊华猛烈得多，活动范围也更大。授功开始直到行气通过玉枕关，他基本上没有动静，行气至百会，他的头开始微动，接着晃圈，晃动幅度越来越大。行气至内关、合谷，他抡臂拍击后颈，至外关，他的腰大转圈。一两分钟后他站不住了，身体像陀螺似地快速旋转出去，转到距我四五米处摔倒。躺了两三分钟他又撑起身来，继续再旋转，又跌倒，再爬起，如是再三，最后一次，他旋至离我站立处10多米外跌倒，就躺在那里不动，直至授功结束。他跌倒的地方，离开授功开始时他站立的点，要有20多米。跌下去的动作，也比王菊华要猛，但他并不觉得痛，反感到非常舒服。他说，最早眼前有白光闪耀，头开始晃，脚下开始动，他心里都很明白。后来动作越来越大，他觉得有些害怕，但又控制不住，及至摔倒后体会到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快感，方始放心。又如贾鸿源，我于这年6月18日下午在市工人文化宫的创作室里给他授功。授功时他就前进后退不停地来回走动，身体几次撞在玻璃墙上。他只有30多岁，从外表看，个子高高的，体型也很好，胖瘦适中，皮肤白净，除了眼圈发黑外，看不出病态。他自诉胃不好，人感疲乏，但这点病到医院去还混不到一天假条，当然他也无此需要。那天他要受功，主要是看到文艺科的陈心豪受功后体质有明显变化，也想亲身尝试一下气功的滋味。他主要是冲气功来，而不是冲自己的病来的。授功后，我对他说，看来你是灯笼壳子，身体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差，希望你能坚持练。他当场表示感觉很好，一定要坚持下去，但过后不久，我即听说他没有信守诺言。一年多以后，1991年的10月10日，我才在市工人文化宫再次见到他。问起，他说，曾坚持练功半个月，动作由大到小，后来又增大，身体旋转，摔倒。他在室内练，怕碰坏东西，碰伤身体，忍不住睁开眼来瞧一下，只觉房顶旋转，恶心要吐。他怕走火入魔，就停练了。在这半个月中，动作变换了多种。有一天突然猛击左胸，击打后又按揉，他不明白是何故。过后不久，便觉左胸隐隐作痛，才忆起该处数年前曾碰伤过。3天后，胸痛与击胸动作均消失。他由此相信气功真有道理。那天，我再次向他解释气冲病灶反应与出偏差的区别，对他说，像他这样，应该到公园草坪上练，摔倒接地气，不用多久体质就会明显改善。他表示一定要再练，不过停了一年多，怕第一次授的功都耗散尽了，希望我给他加点气。我就在市工人文化宫舞蹈室里对他发功。他踉跄几步后，即向前缓缓倒地，向右侧卧，并缓缓地伸手踢腿。写滑稽戏的傅骏在一旁观看，说像只刚割断喉管委之于地的鸡，倒是十分形象贴切。10月22日，我又在市工人文化宫见到贾鸿源。他说，加气后他每天坚持练功，都向前倒地，口鼻深深地吸气，觉得非常舒服。但20日那天，倒在草坪上便打起滚来，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很快滚到草坪边缘，滚出有几十米。他怕滚到草坪外去，又睁眼看了一下，即出现恶心感。21日停练了一天，这天仍然感到头晕，欲吐。我对他说，吐也不是坏事，吐同样是排泄体内病气的一条渠道，应该越是有反应，越是练得勤。我让他坐在对面的扶手椅里，闭起眼睛，用搬移法向他的合谷与足三里穴注气。向合谷注气时，他的头拼命往后仰，改向足三里穴注气时，他又向前弯腰，直至右手指点地（左臂弯曲，像吊着绷带似的）。这样动作了一刻钟，头晕与恶心感如烟消散，自我感觉与练过一次功相同。他同时觉得身下坐椅在高速震颤，因此说我的功力较之以前又有猛进。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他自己身上找原因。那天，他与陈心豪约定，明日早上到他们家附近的长青公园去练功，让陈心豪在一旁保护。后来听陈心豪说，贾鸿源在草坪上打滚确实动作非常快，一个很大的草坪，似乎不够他滚动，而且情状很痛苦，表情恐怖，像在挣扎、搏斗。那天练功后他没有不适感。但几天后，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我想他这番向气功高一层次的冲刺，一定又泡汤了。

如陈心豪说的“挣扎搏斗”状，我在唐见端身上多次见到。他有支气管哮喘与胃病，但都应该算是轻的，然而他的动作烈度，却在受功者中屈指可数。4月14日授功后，在3个多月里动作幅度逐渐减小。但7月9日晚在我家练功时，又大幅度动作。用手急速地拍打胸膛与后颈，又跳起蹬地，声音震耳。过后问他，他说并不感到自己在用力蹬地，只觉得自己的脚很轻。拍后颈动作以前曾有，拍胸膛前所未有。拍打时只感到手心火辣辣地痛，胸膛却不痛。到8月8日晚上，他希望我能给他加点气，争取在伏天里把哮喘病练去，冬天可不再犯。起初我在家中发功。我让他坐着，用搬移法从他的内关、合谷穴进气，均无反应。改从足三里进气，他坐着动作起来。于是我同他到户外，在附近新村里找到一块较大的空地，让他按练功姿势站立，我对着他足三里注气。他大幅度动作起来，剧烈一如授功时。20分钟后收功，他说胸口那里感到更加闷了。这之前，他胸口略有气闷感，有点像发病征兆，但程度要轻得多。我想恐怕是外气加进去太多，气冲病灶反应太猛烈，他吃不消，因此叫他闭目自练，我不去管他，让灌进去的气在他体内消化一下，与原有的气整编成一支部队。自练时，他开始的动作要柔和些，向前，向后，向左右两侧各弯腰几次，像做广播操似的。后来就一个劲地向前弯腰，越弯越低。我说，它（气）要让你下去就下去，不要屏住。我话音刚落，他就跪倒在地。接着，他头磕地。先是额头在泥地上狠狠地碾，然后是百会穴拼命在地上碾动，似乎要钻出一个洞来。跟着他手推，腿弓，好像要作一个前滚翻。终于没有翻过去，向右侧倒地。后来他说，这时候他自觉最舒服，胸口廓清了，完全和正常人一样。倒地不久，搁在右脚上的左腿开始猛烈抖动。这时，他觉得气闷感又涌上胸口，以后就像潮涨潮落似的，胸口一会儿松，一会儿闷。其间，他几次起来，又几次跪倒，作磕头状。刚收功，他感到胸闷有所缓解，一会儿又气闷起来，好像比加气前更闷些。3天后，8月I1日中午，小唐又来我家，要在我的气场里练午时功。那天我就坐在转椅里看他动作，不对他发功。他从12点练到下午1点半（夏令时），足足练了1个半小时，他的自我感觉却好像只过了半个钟点。动作层出不穷。有跪拜，有侧卧，有像打拳，有像拉开架势跟人搏斗，有捶胸，有猛蹬足（左、右脚轮番各蹬数次，蹬得下面水泥预制板咚咚响，我坐着感到震动。如果我家住楼上，楼下人一定抗议），有如讲演时挥臂斥敌，有痛苦的呻吟，有往空中抓一把东西往胸口里塞，有用手指猛点天突、膻中、命门等穴，点得胸口皮肤血红，略有擦破，但他不觉得痛。那次练功后，胸闷仍无明显改善。9月9日下午，小唐又来，同去公园，看他练功。这次除重复上述大部分动作外，又出现跳跃动作，并腿跃起，离地1米多。就在这一次，我注意到，我对他发功，他的动作幅度小，似受拘束，我不管他，离开远些，他的动作反而大。但他说，他自己单独练，怎么也动不到在我身边练的程度。类似现象，以后我在其他受功者身上也见到过。陈心豪、陈锦荣等甚至说，他们练功时只要一想到我的形象，想象我在对他们授功，动作幅度就会明显增大。这能不能说只是一种心理作用呢？我觉得还难以对此下结论。

经过这段时间的练功，这年冬天，小唐的支气管哮喘就没有真正发作过。但是，由于工作与学习的紧张，有段时间他放松了练功，健康水平又有所下降。1991年10月26日下午，他又来找我，说近两个月来身体不适，头晕，胃胀，肝痛，乏力，练功时精神也不能集中，基本不动。我让他坐在沙发上，闭眼感受一下，我将十方气调来后，有什么变化（关于调气，留待第十二章“换气”一节再谈）。他的身子即刻就扭动起来，后来从沙发上站起来动作，动作中又出现大鹏展翅的招式。即身子用力向前弯，上身与两腿夹角在30°以下；两臂伸直向后翻举，与上身的夹角要达到甚至超过90°。这一动作具有一定难度，很吃力，我曾试着要把手向后伸直翻举那么高，没有办到。有意思的是，这是我见到的受功者出现第二阶段自发动功时的一个重要动作。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会谈到。不过唐见端那天作出的其它动作，还是比较生硬，表情也较痛苦，带有第一阶段自发动功的明显特征。那时已接近吃晚饭的时候，他一定要回家去吃饭，说好晚上再来。那晚给他加气，他又作出大鹏展翅动作，并向西跪拜，站立向南躬腰，大呃气，如喷出。大动后顿感胃部舒畅，头脑清醒。

痛哭流涕最舒服。

许多受功者在动作时观其表情十分痛苦，或者咬牙切齿恶狠狠的，其实那刻往往是他自我感觉非常好的时候。1991年10月21日上午，我在公园给王红舒的同事，上海卫生教育馆的汪季萍授功。开始布气时人即出现摇晃，行气小周天毕，她大口透气，往后仰头，似备受煎熬，向天呼吁。大周天毕，往其丹田里灌气，她就抽泣起来。越哭越响，眼泪也哗哗地淌下来，她举起手背不停地去擦。许多游客走过来围观，询问出了什么事。她丈夫不断地作解释，把好心人劝走。时至25分钟，她用两手反复地抓胸口。到半小时，我对她说“好了”，让她睁眼收功，她还抽抽答答一时不能刹车。同时，她两手发白，冰冷，痉挛。我给她按摩了两下才得以松开。她丈夫问她，你哭自己知道不知道？她说，我知道。我也听见旁边有人在问，心想人家要笑话死了，但我控制不住。我觉得气从头顶上向体内灌进来，分成一股股细流一直流到脚底，真是非常舒服。哭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这样舒服过。

读者一定注意到，我在描述受功者的练功体验时，反复使用“舒服”、“非常舒服”这样的字眼，显得词汇很贫乏。这在我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在报道时不能添油加酱，或者发挥我的想象去作一番形容。难得有个别口头表达能力强的，如王红舒，她能绘声绘色，我也得以笔下生花。不过要将一种感觉形容得贴切、生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姚育明，善写散文，她兴奋地向我描绘在内蒙被异人灌功后的体验时，也只能说，我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大宁静。有了这种体验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宁静。以前所谓的宁静其实都算不上宁静。我好像缩成一个婴儿，躺在母亲的子宫里。我又生出一种感激、欢喜的心情，觉得这世界是多么的好，人是多么的好。像那位老师，跟我素不相识，就给我灌功，使我获得新生。读者读了上面那段话，是否能领略到其中一二分光景呢？在我，只能相信她的确有过异乎寻常的体验，同时知道到目前为止我还站在门外。感觉只有说给有相似体验的人听，才能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没有这种体验，不敢妄加猜度，以免弄巧成拙，反而影响了报道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只能请读者继续忍受“舒服”与“非常舒服”之类的感叹。

气感是先天差异吗？

以上这些例子，都能说明病情与自发动作量之间，没有确定的正比例关系。那么，到底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自发动作量的大小呢？是不是要在“不通则动，不动则通”这条基本原则外，再引进气感这个因素呢？

从我的实践来看，要将气感作为一种先天性特质差异来确认其存在，根据不足。理由有三：

其一，一些被有的气功师认为气感很差的人，在我给他们治病与授功时，他们的反应在一般水平之上。前面我已举过给赵水金老师治病及给王周生授功的例子，这里我再说一个给宗福先授功的例证。我是1990年5月5日上午在作协给他授功的。授功前他已跟一位气功师学了一个多月，那套功法也有自发动。大多数跟他一起学的人都动了起来，唯有他岿然屹立，那位气功师判他为气感极差。但授功刚开始，他的身体就向右倾斜过去，形成一肩高一肩低。行气至下丹田，身体便前后晃动。行气至命门，腰开始转圈。行气至三阴交、太溪、太冲、足三里等处，动作都有明显改变。腿渐渐弯成30°角，几乎跪下。接着两臂左右甩动，继而又改成前后抖动，像在练文革中风靡一时的“甩手”操似的。头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在转圈，越转越大，越转越快。他问我同时练两种功是否冲突。我说不会冲突。第二天他又到原来的练功场地去，一摆好桩步就大动起来。那位气功师还以为他是一夜之间实现了飞跃，非常高兴，连连夸奖。他怕有损老师的面子，也没把实情相告．一个多月后，他在家中练功，头转得太厉害，突感一阵眩晕，跌坐在沙发上。他害怕了，给我写信来。我打电话告诉他，这是正常的气感反应，让它倒，不会跌痛。摔几次就会不摔的。然而他终究不敢继续尝试，怕出偏，吃文字饭的人对自己的脑子特别看重。从动不起来到不敢再动，前后不过一个多月，若气感是娘胎里带来的差异，怎么能改变得那么快呢？

其二，一些在授功时没什么明显动作的人，自练不过几天，就会手舞足蹈。即使一直没有什么动作，只要认真练，身上疾病也能很快驱除。1990年5月14日上午，我在公园为《电视·电影·文学》编辑部的唐绍其授功，他们的司机小蔡也要参加，我就试着同时给两个人授功。结果，唐绍其前后移步，小蔡纹丝不动。但一个多月后，我到他们编辑部去，见到小蔡，他说，本来三天两头他要发头痛，练功后头痛就没再犯，然而他还是站着不摇不晃，像插蜡烛一样。由此可一见动作与疗效没有什么可比关系。如果说动作大即气感好，那么像小蔡这样毫无动作却收效明显的，气感如何打分呢？

其三，有的人治病时气感反应很好，授功时却毫无动静。也有相反的，治病时气感反应不明显，授功时动作很大。先说一例治病气感好，授功反应小的。我曾在1990年7月初在第二律师事务所给郑传本先生授功。整个过程他毫无动静。结束后，他说在中间曾听见脑子里发出一阵叫声，似蝉鸣，又觉得头发梢上（他剃的板刷头）似有一样东西掠过，别无感觉。他有糖尿病，按说应该有些自发动作，但他就是没有。这以后他也站过两次，还是不动，并觉得练功后筋肉有些板紧，就又恢复做“练功十八法”操．我由此推溯他对自发动功心存疑虑，练时不够放松，但根据不足，我也没对他说。这年10月21日上午，他突发坐骨神经痛症。出门上汽车，左腿搬不起来了。下午，他给我打来电话。我赶到他家，他躺在沙发上，经检查，腿伸直仅能抬起10°左右。我发功三刻钟，他的腿就能自动伸直抬至90°。在这过程中，我放气、抽气，他的热感、冷感都很明显。他的职业习惯是重证据，因此他不时要求我再操作一遍，让他认真体会一下。有时将自己的手对着自己的腰放放、抽抽，作个比较。最后肯定这些感觉是客观存在，并且不是每个人都能制造得出的。

再说一个相反的例证。那是董德兴的朋友王新建（市教育局职业技术教育处），因坐骨神经痛已经在岳阳医院里住了4个多月，疗效不明显，医生要他动手术。他听说手术不好有可能导致瘫痪，不敢下决心，从医院里出来，在家疗养，打听有没有更稳妥的治疗办法。董德兴听说后即来找我。我自己感到对治疗坐骨神经痛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坐骨神经痛的病根在腰里，而治腰伤正是我气功跨上一个新台阶的立足点。在此之前半个多月，1990年4月18日，我在公园里治了一例坐骨神经痛，效果很明显。那人说病程已有半年，接受过电按摩等多种治疗，均不见效。症状是举步维艰，酸痛，走10分钟就吃不消。他还说以前曾有过尾骶隐性骨裂。我给他治疗后，让他到公园各处去兜了半小时，没感到酸痛。因为他说接受电按摩后，疗效至多只有两小时，故而我让他两小时后才离开公园，到那时他的感觉仍然很好。给王新建治疗的次日，5月13日，我又到岳阳医院给一位姓王的中年男子治坐骨神经痛。治疗前他上床要借助小凳子，举腿疼痛。治疗后腿能自动伸直抬至90°，走路疼痛感消失。然而，给王新建治了半个多小时，他的气感反应及疗效都不太明显。无奈，我提出给他授功。他家门前有个大院子，只是水泥地的，并且停着许多自行车。我原以为他治疗时气感不强，授功动作也不会很大，这点空地已绰绰有余。谁知他很快就动了起来，先是头转圈，接着腰部大转圈，然后人一边转腰，一边东倒西歪地满场乱走，几次差点把靠墙的自行车撞倒。半个月后，5月28日晚，我顺路去随访了王新建。他说，由妻子陪着上公园去练了三四次，动作非常大，摔了几跤。有朋友知道了，说，你开什么玩笑？坐骨神经痛，要静卧保养，不能让腰受力，能够这样剧烈地转动、摔跤吗？他听了这话，就停止不练了。不过自己觉得三四次练下来，腰腿痛减轻了许多。我问他，你这动，是你要它动、想它动，还是它自己动的？他说，是它自己要动的。我说，那就对了。这是气的自觉要求，不是外力强迫它动作，动后只有好不会坏，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动。他经我这么一说，又恢复了练功。据董德兴来说，不久后他即能跟妻子一起上雁荡山去旅游了。

以上两例，都是气感忽而好，忽而差，这又怎么解释呢？

同时，在治疗过程中，还能明显观察到气感随病情的改变而改变。举个最近的例子。1992年1月1日晚，《解放日报》记者朱中民陪他妻子李国琴上我家来串门。小李说起她近两天突然觉得右臂举起很痛，我让她动作试试。她将臂抬至与肩平时最痛，再举上去就好些，手向后弯则无妨碍。用搬移法治一刻钟后，举臂即不痛，但手臂向后直伸却痛起来。先往后伸，再前举，又痛，并能感到肩关节腔里咔嗒一响。我用劳宫对着她右肩关节敷贴放气，又用手指点着阿是穴放气，折腾了20来分钟，效果不明显。近的不行我改用远的。我轻捏她右手外关，她一下子皱紧眉头直嚷酸。于是我捏着她的外关穴让她抡臂，她顿时感到疼痛减轻了许多。这样捏着抡臂不方便，我改捏她左手外关，气感反应同样很强烈。但等右肩关节疼痛全部消失，左手外关穴的气感也变迟钝了。再捏右手外关，捏得很重，她也觉得不怎么酸。在中医针灸理论中，疾病都能通过一定的经络敏感点反映出来，耳针仪等就是按此理论制造出来的，所以这种现象并不稀奇。但一些气功师，却将经络敏感点反应与气感混为一谈，使气感显得有根有据，像煞有介事，所以有必要辨析一番。

根据以上三条理由，我认为作为一种先天性特质差异的气感是否存在尚属可疑，将它引进来讨论自发动功机制，只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与混乱。如果说气感只是一种临床反应，没有进一步的质的规定（如先天性差异），那么，也失去了将它引进讨论中的必要。

气感对于解释自发动量的机制无补，那么又该怎么来回答“病情何以跟自发动量没有对应关系”这一疑问呢？我想了一下，也许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去寻求答案：

其一，从“车”与“路”的关系来看，车大路狭才会有矛盾，才导致动。车大路宽，车小路宽，车小路狭，矛盾都不那么突出，因此动得都不那么厉害。车小路宽，车小路狭当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车小路狭，那种平衡只是一种病理性平衡，虽比无车无路要稍好些，但健康状况不能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这种不理想状态一时不能通过自发动的程度表现出来。我给几位70岁以上的老人授过功，论身体条件总要比中青年差，但他们没有一个出现剧烈动作的。其中固然可能有心理因素，老人骨脆怕跌，下意识对动作幅度加以严格控制，但是，他们练功后并没有出现腿部肌肉酸胀，而且有的健康增进很明显，难说他们一定不够放松。我想，还是从本来车小，一时也没条件迅速增大这方面去解释，比较合理。从这方面来看，有些重病人，也是气供不应求，所以动作量一时达不到所需指标，只能慢慢来。而一些病不重的入，很快可以聚起大量的气，于是一上来便轰轰烈烈，忙着拓宽道路。

其二，对病情轻重的衡量，我们一般是依据它对生命的威胁、对日常工作学习的妨碍程度来定的。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可以判定，急性颅外伤引起脑水肿，要比多发性血管痉挛性头痛严重得多，或者阑尾炎穿孔也要比浅表性胃炎严重。但若从发病机制来看，有些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如某些癌肿，是由外来因素造成的，在体内没有根，或根子不深；而有些病程很长、发展缓慢的疾患，如支气管哮喘，却可能是由自身免疫功能或内分泌混乱所致，它的根子很深。从中医角度来说，有些很严重的病经络堵塞可能不太严重，有些不太重的病却是因为经络严重阻塞所引起的。外邪入侵，内气虚耗，都可能致病，也都可能达到很严重的地步，但他们练自发动功时，动作量就会不一样。因为自发动依据的是气的大小与经络阻塞程度，与习惯衡量病情轻重所取的标准不一样。

因此，我们只能就具体的每个人而言，在自发动的第一阶段，一般随着身体状况好转，动作量会逐渐减小。要进行横向比较则很难。

僵直的膝关节转了起来。

在授功中，我还见到，有些人能做出平时作不出的动作。我说的“做不出”，不包括平时不肯做的动作在内，如贾鸿源在草坪上快速地从一头滚到另一头，唐见端对着自己的胸口猛打（至于在练功时做这样的动作是否会对自身构成伤害，将在下一节中再讨论），而是指在非练功状态下想复制也办不到的动作。如唐见端并腿跃起离地1米多，汪季萍哭得手指痉挛，有些接近这类现象，但还不够典型。另外，有些动作，明显不是受意识支配而作的，但是，在非练功状态下可以摹仿、复制，我也不将它们归纳在内。如1990年4月21日在岳母家给大姨子秦剑兰授功时，她出现的自发动作像打太极拳似的，又如陈心豪练功不久即做出螳螂拳里的动作，他们都没有习过拳，陈心豪甚至没有见过螳螂拳（是他的一位练过此拳的朋友向他指出这一点的），显然不是经验的复现，但他们可以演示。真正的超常自发动无法演示。1990年4月5日上午，我在作协给阮海彪授功时，就见到了这种现象。阮海彪患有血友病，据说以前也曾练过气功，后来出现偏头痛，他怕走岔气，就放弃了。那天是专业作家业务学习，结束得早，我就先给萧岗授了功。萧岗是个气功怀疑派，但授功时他身不由己地转腰甩臂，动得像个拨浪鼓似的，这给了海彪以很大的激励，使他克服了对气功的恐惧，愿意当个受试者。授功前，我让他两膝微屈，他说，我的膝关节腔正在出血，僵直的，不能弯。但在授功时，他的两膝关节却弯了过来，又像磨盘似地不停地转动。授功结束后，我问他，你的膝关节怎么转了起来？他说，是呀，真奇怪，怎么会转的？他尝试着再转几下，膝关节又僵直如初，一点动弹不得。这以后，他坚持练功一段时间，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5月20日晚上他到我家来，面色白而红润，像涂了油彩似地富有光泽，似乎胖了许多。他说，练功最明显的效果是脑力提高，文思泉涌。练功时他觉得丹田里有气在转，两胯不住地扭动，就是牙龈出了3天血，不知要紧不要紧。我说，气冲病灶，病会象征性地发一下。血友病发作就是出血。牙龈出血，是各种出血症中最无关紧要的一种，正说明气是很会选择的，所以不用怕。他当时满怀信心地说要继续练，准备用气功去向血友病挑战。但过后不久，他又头痛起来。他怕脑子里出血，这可不是玩的，就恋恋不舍地再度与气功分手。因为病情特殊，我也不敢“逼”他一条道上走到黑。但气功曾叫他僵直的膝关节立时灵活转动，我想这颗留在他记忆中的种子，有朝一日还会发芽。

另一例出现超常自发动作的是周燕群。1990年6月22日为她授功后，不久即变走动为转腰。7月17日，她上公园来找我，说前两天转腰又变成了转膝，只觉得人站不住，要往地下去，只能练到一半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练。我说，你就让它往下，听其自然，不要人为地阻止身体动作。我让她在我面前练功。刚站下，她两膝就开始转圈，边转边身子往下蹲，5分钟后跪倒，两手撑地。又过了一两分钟，她的头往下，头顶点地，就像在庙堂里五体投地地拜佛。接着，她头顶点着地向左向右转动，以后，点地的部位又往后移到百会穴，这样保持跪姿有10多分钟。其间，可以见到她的腰部一胀一缩的，仿佛在呼吸。10分钟后我将她腰部的气往她脚跟处引，约过了5分钟，她慢慢地抬起头来，前额与头发上都沾着泥土。但不多一会儿，她的头又冲下去点地。我对她说，好了，小周，你起来吧。她睁开眼，又闭上，过了一会儿才撑起身来。她说，我人很软，起不来。当中我曾经想起来，起不来，一点力气也没有。几次人好像要往前面翻过去，我怕别伤头颈，用意识控制住，才没有翻过去，但头颈里感到拉痛。最后起来前我眼前一团血红。从那天以后，她练功就往下跪，以后又干脆整个身体俯贴在地上。练功中出现这样的姿式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她的感觉。这样躺着，她觉得整个身子是轻飘飘的，底下像有一层气托着，唯有膻中一点紧紧地贴地，支撑住全身的重量。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膻中穴在两乳的中间，即使俯卧，也不可能点地，但是，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任意识怎么否认，它依然如故。然而，这种奇事还只是存在于她的自我感觉中，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到7月24日，她真正做出可供旁人鉴定的超常动作来了。那天，她是平平稳稳地坐了下来（不像前两天是膝盖转着圈摇摇晃晃地坐倒），然后两脚掌相抵，两腿外侧完全贴地，再慢慢地伸直，接着身子向后缓缓仰天躺下，躺下后只觉得背部胃俞穴附近有一点着力抵地，身体的其余部分飘飘浮浮。这个姿势，她想在不练功时做给我看，无论如何办不到。两脚掌相抵，两腿外侧贴地再伸直，恐怕让舞蹈演员来摹仿也困难，然而她却在练功中使之复现了四五次。

此外，陈心豪在授功（1990年6月2日下午）后不久，即出现向后仰天倒地，然后靠背部的弹力跃起的动作，如此再三再四，也是在不练功时无法复制的，似可以归入这一类中。

她的腿比铁还硬。

在第一阶段的自发动作中，有些动作是相当猛烈的，但是，它不会给练功者带来伤害。最典型的是周静汶。1990年12月24日在公园给她授功，授功时动得不太厉害，她承认是怕摔跤，有意屏住了。于是我让她自己站，不要加任何意念去控制动作，不多会儿，她就开始前后走动起来，来来去去，最远走出20多米外，几次差点倒下，指端直往外冒冷气。有了这样的经验，她觉得自发动并不太可怕，以后练起来就放松多了。没几天，她的动作就改为后跟着地，人急速地往后退。她到沈霞家去表演。人刚站定，闭目，只听“嗵、嗵、嗵”声，她的人已“嗵”地摔在床上。沈霞家的床板是席梦思，那天搁得稍往里一些，铁档子露出了一条边。周静汶的腿撞在铁档子上，立时将它撞得弯了过去，两个插脚几乎折成直角，然而，她的腿却完好无损，连乌青也不见一块。在气功状态下，她的皮肉竟然能硬过钢铁，叫沈霞、王红舒都大开了眼界。以后，沈霞费力敲打半天，才把床档插脚勉强校正。我去参观，见那插脚大概还有15°的弯势。因为他们夫妻都是授功的热心提倡者，周静汶又是他们向我引荐，并且她是去向他们汇报练功成果的，所以他们只能将此苦事转化成一桩趣闻来谈。

我亲眼见到的惊险的一幕是在陈颖练功时。我在1990年5月5日就给陈颖授了功，算是比较早的。这以后，她也坚持在家里练功，虽不能说无一天间断，但还可以说是比较用功的。然而她的病情却不见减轻，反倒似乎在加重。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出现气冲病灶反应，她就害怕，停止练功，不能乘势驱邪，二是在室内练，场地太小，不敢动足，又接不到地气，正气增长太慢。至1991年10月14日，她再度腰痛，我给她治疗后，动员她到公园里去练功，硬着头皮摔它个七八天，我保证她身体立刻见起色。惊险的场面出现在她到公园练功的第三天，1O月17日上午。她先是转腰甩臂，以后人倒退着转圈，越转越快，卟嗵倒地。她倒地后我走上前去，意外发现泥地上露出一个木桩头，离开她的头颅只有两厘米。好险啊，要是摔倒时脑袋碰在木桩头上，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时，陈颖躺在地上还不安分，打起滚来，脑袋就在木桩头边上擦来擦去，几次眼看要碰着了，她的头忽然变了姿势，安然地与木桩擦边而过。练功结束后，我问她是否意识到头顶上挨着样东西，她说一点也不知道。我指给她看这块木桩头，她觉得这样的巧合真有点玄。

后来，我看到宋连方在公园里练功，才敢肯定这并非侥幸，而是人的一种超感官的自我保护功能。老宋已经50多岁了，年轻时下苦功学过形意拳，本来身体是很结实的。1957年从部队退伍后，出现面神经瘫痪，全身麻木等症状，大热天不能睡凉席，只能躺在褥子上。回想起来，是在部队参加抗洪救灾时受了寒。四出求医无效，他就自己练功。先是站形意拳中的三才式桩，后来又改练静功，求空，出现自发动功。他的全身麻木病给他练好了，同时练出了功夫，可以给人治病。他治病的两个最显著的例子，一是对自身，一是对女儿。1988年，他经胃镜活检查出癌细胞。他想用练功来对付，但拗不过家人，还是接受了手术。手术与胃镜活检仅隔两个月，谁知术后做了100多个病理切片，没有找到一个癌细胞。他说自己是冤枉挨了一刀，但也命该如此。手术后第四天，病房里进来一个股骨头骨折的病员，整夜地喊痛，叫得一房间的人都不得安睡，老宋就披衣起身给那人发功，一刻钟后便使他安然入了梦乡，即此可见他的功力。一年多以后，1989年12月14日，他女儿宋燕岚在某大医院接受脑垂体瘤手术，术后1小时即瞳孔放大，右侧瘫痪，头肿大。再拍片，肯定是颅内大出血，当夜再行手术开颅减压。第二天出现肺部感染，接着眼睛、鼻子、耳朵及大小便出血，深度昏迷，医生发出病危通知，估计最多只有两天可活。老宋请来了一位气功师朋友，两人联手发功，1星期后，使出血得到控制，喉咙里吸出的痰减少。1个月后，大小便有自觉，能够吃粥吃牛奶了。己巳年的小年夜宋燕岚出院，是用担架抬出来的。以后又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了3个月，老宋用中药、气功、推拿综合给她治疗。3个月后，一位姓罗的气功师不期登门，发功当场叫宋燕岚肢体可以活动，但那时，老宋自己已经累得病倒了。休息了两个月，他就带女儿到公园去练功。起初3天他用推车推她，3天后就搀扶着让她自己走。我是1991年5月上公园给妻子发功治病时认识他们父女俩的，那时，宋燕岚的右手右脚虽还不太灵便，但已能作出些自主动作，比起一年多以前来，真是有天壤之别了。老宋对我说，自从他钻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度”、“观”、“空”为要领来练功后，即出现种种自发动作，后来到庙宇里去观瞻，乃是菩萨各种手印。以后，这些动作又都消失了，现在他练功是以静坐为主。静坐双盘有困难，取单盘式。他在公园里一般是不练功的。1991年的9月22日，阴历八月中秋，老宋说那天气场好，破例在公园里练功，不料身子急速地旋转起来。以后，他就经常在公园里练功。开始的自发动作只是旋转，边旋边走，速度很快，像跳芭蕾似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要绕着草坪兜大半圈，行走线路总长约有200多米。他不光在草坪里走，旋着旋着会跑到草坪边缘的水泥路上去。草坪向东的一面有一溜假山，不断地有尖尖的石头向外探出，老宋练功也闭着眼睛，有几次旋得很靠近假山，眼看要撞到探出的石嘴上去，我赶快跑过去保护。但我的好心却得不到感谢，练功结束后他总是若无其事地笑着对我说，用不着保护的，你放心，决计不会撞上去的。被他泼了几次冷水，我的积极性大受挫折，以后他旋他的，我管我跟别人聊天。常常一眨眼，他已经从东边旋到西边去，果然没见他撞过什么东西。有一个星期天，大概是10月20日，公园草坪上人很多，老宋又练起功来，只见他闭着眼睛，旋转着在人群中穿行，居然游刃有余，绕着草坪整整兜了一圈，竟一个人也没碰上。这使我不得不相信，人在练自发动功时，具有一种超常感觉能力，可以避开不愿碰到的物体，这种能力，甚至比视觉更加灵敏。当一个人猛然跌倒时，眼睛瞥见地面上有块东西凸起，身体也许会来不及闪避，而陈颖仰天倒下，头却落在离木桩头只差两厘米的地方；有宋连方一次次大范围的旋转行走作佐证，我想读者也会跟我一样得出“并非偶然”的结论。

老宋在旋转行走一个多月后，又做出一套套的自发动作来。据他说，有些动作是他以前练功时就出现过的，有些则是新增的。在他做出这些动作后不久，我授功的徐耀祥、姜骏等人也跟着跨入这一层次。与以前的自发动作相比，这些动作更趋于有序化，舞蹈化，难度也要高出许多，并且，徐耀祥、姜骏同时出现了超视觉功能。因此，我将它视为自发动功的第二阶段。因为第二阶段的自发动功有涉神秘，我把它放在下一章里加以讨论。

父子俩的“场”叠到了一起。

最后说说同时授功的问题。据沈霞与王红舒说，那位气功大师可以同时给几百个人授功，这种效率令人向往。授功跟治病一样，需要消耗能量，我试过，一个个单独授功，1天授5个，有很好的营养补充，还是累得几天缓不过劲来。倘若能同时给几个人授功，效率不是能增长好几倍吗？会用搬移法给人治病后，我就试着同时给两个人授功。操作时，先用意念把一个人的“场”（故且称之）搬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使之叠合，然后对之授功。试了几次，效果不理想。“场”被搬移的那个人往往动得不明显，我吃不准功是否已同时授到他身上，只能对着他重新来一遍。直至1991年10月20日上午，在公园给黄元虎父子同时授功后，我才敢肯定那是办得到的。黄元虎是我过去在市工人文化宫时的老同事，身体虚弱，见陈心豪、陈锦荣练功后身体大有起色，就动了以身试功之念。那天本来约好是给他授功的，但他临时将刚念初中的儿子带来。小家伙得了乙型肝炎，希望我为之先授功，他自己以后再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让他儿子向南闭目站好，忽然想到，就对黄元虎说，你也站好，我给你们同时授功试试。黄元虎与他儿子站在一条横线上，之间隔开有3米远。我将他的“场”搬到他儿子身上，然后开始操作。在整个授功过程中，他儿子只是前后微微摇晃，授功结束后说浑身发热，小腿肚胀，可见不够放松，而黄元虎则从一开始就大墙度地甩臂，身子越蹲越低，最后跪在地上。我行气至他儿子身上的不同穴位，他的动作都会发生相应变化，一如在他身上行气。这次试验，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从理论上说，可以同时给两个人授功，也就可以给3个、5个、8个、10个，乃至100个甚至更多的人同时授功，而且，按照许多派气功提倡组场合练的观点，人越多，场效应越大，效果也越显著。但是，把许多人的“场”叠加在一起，是否需要消耗能量呢，这样做有没有个限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靠实践。我现在只能说同时给两个人授功是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发现，将会给授功带来一次飞跃。

〇我的气功纪实（下卷）

目　录

十二、神秘现象之我见

十三、脑子里的血到哪里去了

十四、结束语

简介

作品简介：这是一本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气功书。作者是个专业作家，长期来对气功抱有偏见，转眼间却成了上海文坛有名的“气功师”。他给不少亲朋好友治愈了重症难症，又发明了一套授功的方法，还制造出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本书详尽被露了这一转变的内幕。所记皆亲身经历，真人真事，全用真名实姓，表现真情实感，确凿可靠。文笔幽默，描写生动，议论风生，见解独到。作者老老实实地写来，却仍不断使人感到扑朔迷离，也许换一种眼光，世界就是这副面目？如果神秘事物是个客观存在，朋友，你是规避拒绝，还是平和地正视，大胆地进入？

作者简介：沈善增（1950—）浙江鄞县人。专业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第六、七届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品有《正常人》等。

十二、神秘现象之我见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实际的人。讲究实际，一般来说不是缺点，但就我所从事的文学创作这一行当而言，则往往意味着缺乏想象与激情，或许会成为一种致命伤。一度我很为自己的这种本性感到沮丧。我发现自己哪怕在梦中也非常实际，所见之场景、人物，极少奇异怪诞之处，都是现实主义的。后来我不再沮丧，因为经一番研究，我觉得沮丧对本性产生不了一点积极的影响。我的这种处理方式又是相当实际的。然而，大概就从那时开始，我内心深处有了追求神秘的倾向。人总是缺什么便想要什么。在上一章里我已经说过，只要有机会见识魔鬼，我也许会考虑同它签订出卖灵魂的契约。我记得自己早在60年代末下乡时就曾当众说过，黑夜独行，我只怕遇见抢东西的歹徒，不怕遇见勾命的鬼。这世界上倘真有其鬼，我就不怕死了，反正死了还有鬼可做。我还不愿再投生，只愿常做鬼，因为做鬼即使再痛苦，再寂寞，至少还知道自己的来由，知道自己做鬼前是个什么东西。若重去做人，便又不晓得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去。十七八岁，青春年华，我却开始为身后事作杞人之忧，恐怕只有这一点算不得太实际。从那时开始，我就在周围生活中搜寻神秘事物，找不到神的踪迹，见一下鬼也行，但结果是找到了许多失望。在气功实践中，我似乎挨到了神秘的边。由于我对神秘的要求不严，故而一开始也曾喜出望外过一阵。但热过一阵以后，我的讲究实际的本性又苏醒过来，对着神秘现象横考证竖推理，研究结果，神秘的又似乎不神秘了，或者部分可以得到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只是一种假设），这样，失望便又重新袭上我的心头。我今天的心情，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有神秘的事物存在，但终究不能相信真有神秘事物存在。我正是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来写这一章的。因此，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少见多怪，又觉得我墨守成规，这在我实在是出于无奈。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介绍神秘现象，取大众与我个人的双重标准。也即有些一般人认为神秘我认为可以作出科学解释，及我认为神秘一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现象，都一概收罗在内。即使这样，跟一些介绍气功大师种种奇迹的报道相比，还是不能望其项背。

我所见到的种种神秘现象中，我认为最难解释的搬移法，在论治病的第十章中已作介绍，以下我把其它诸现象分类述之。

默念经咒发功。

我在发功时默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回忆起来，最早应该在1989年的九十月间。这年11月10日的日记，记录给妈妈治腰伤，最后有“在放气、拉气时我均默念心经与回向咒”句，由此看，我当时对此尚有新鲜感，所以推算起来试用这办法不过月余。怎么会想到发功时默念心经的呢？说起来有近、远两种缘由。先从远处说来。我的阿爷、阿娘是观世音虔诚的信徒，我从小就听他们在拜菩萨时念心经。虽然在意识层次上我对之一直是拒斥的，但在潜意识里却深深地打下了烙印。1986年11月，我上雁荡山去，在灵岩寺见到有《心经》。当时我正在酝酿写长篇，考虑到创作时或许有用，就买了一本。回家后一读，经文只260个字，却似乎非常玄妙深奥。不能说它一下子将我征服了，但至少让我觉得，以前自己对佛教实在是一无所知，又觉得阿爷，阿娘念了一辈子的经，他们好像也没跨进佛教的门槛。以后，我有机会到龙华寺去参观，向和尚讨了包括《阿弥陀经》在内的几本经书，又在书店里买了《金刚经》等，读了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如是我闻”，倘佛经上所记，真是释迦牟尼在两千多年前所说的，那他的思想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远远超过与他同时代及几百年以后的哲人，如老聃、孔子、耶稣等，堪称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我从小接受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教育，对佛陀所说四谛、八苦、十二因缘、六道轮回、三十三天等当然很难信以为真。但是，即便说那些都是假说与想象，这些假说与想象也是空前绝后的，令其它一些宗教教义相形逊色。譬如对宇宙的认识，《旧约》中说上帝7天创造了世界，道教说天上地下，天人合一，佛教则认为“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世有三”，而且一个佛世界之外有无尽数的佛世界，每个佛世界有生有灭，有始有终，由无穷个佛世界构成的宇宙则无始无终，无边无涯，无生无灭，这样的构想，不是在四维空间里进行思考，不是与现代科学对宇宙的认识非常吻合吗？又譬如几乎每种宗教都宣称自家拥有终极真理，这种真理是永恒的，因此，自家的宗教也是永恒的。唯有佛教，认为自家的教义教派，与世间万物一样，有生有灭，有盛有衰。对待自家创立的学派，能持这样客观、彻底、超然的态度的，我之所见，除佛教外，只有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说：“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敢于宣告“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这种气魄当年让我为之深深折服。作这样的类比也许有些不伦不类，然而这确实是使我对佛教教义产生敬仰心情的原因。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要信一种教，那我就选择佛教。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信一种宗教。不是不愿，是不能。中国有句老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或者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个人在信仰问题上最反对这种骑墙态度。我的原则是，要么不信，要么全信，若有不信也应有，若无信则也应无。如今我对佛经上所言尚不能全信，在我看来，也就等于不信。

说了远缘，再说近由。记得就在1989年，《新民晚报》副刊上登过一篇文章，介绍一位气功师（好像姓陈）就凭默念心经来发功给人治病。那位先生还有一种特异功能，对方在心中默念一些句子，他可以辨出不同的气味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念了两句“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位气功师立刻觉得恶臭难忍。这篇文章写得生动有趣，使我不禁跃跃欲试。因为心经不长，很容易背出来，要尝试念心经发功所花代价不高。我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经文背出来了。半个月后，我就背得滚瓜烂熟，发现自己一面背，一面思想还能开小差，甚至还能跟人说话，似乎脑子里在放一盘录音磁带似的。熟到这种程度，我就可以用来给人发功了。一试，效果居然非常好。这之前，我给人发功，多用劳宫热敷法，一般要10分钟以后，病家方始觉得有热感。我试第一例念心经发功，即用近距离的放气、抽气法，刚念完一遍经，患者叫起来，喔唷，感到了，一股热气涌进来。默念一遍心经只需1分钟多一点。若以患者出现气感反应作为功效的标志，那么效益提高了近十倍。以后我又试了几例，病家都是很快出现气感反应，而且治疗效果也比以前有明显的提高。读者只要仔细对比我给妈妈治腰伤前后病例的疗效，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但是，功效的提高，力量是否源自心经，却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其一，按净土宗的说法，经文不过是佛或菩萨向世人宣讲教义，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只有宣念佛号才能得到救助。而这种救助也不过是将你本人救出苦海，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没说你可以用念佛的方式得到神力帮助去解别人之难。再说念佛第一要心诚，我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心诚无论如何谈不上。倘若这样念经也有神力，那真正是佛力无边了。其二，发功是一种意念活动，念经也许能使人的意念迅速集中起来，产生较大能量。以这样的观点看，心经只是新建立起来的条件反射联系中的一个信号，换成别的信号，效果应该是相同的，问题是心经含有神秘性，也许容易激发某种心理因素，而这种心理因素又可能在功能产生过程中起催化作用。如今对意念产生气功功能的作用机制不清楚，这个问题也就只好多闻阙疑了。我只能如实告诉读者，1989年10月后，我给人发功、授功，都默念心经，1991年6月后，又改念《大悲咒》及《楞严咒》咒心，观察下来，效果很理想。虽然要从理论上判明念经咒与气功功能的本质联系有重重困难，在操作方面却十分简便，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一下，反正我觉得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见神见鬼。

这里说的见神见鬼不是我，我至今还没获得这份福气，但是，那些人能够见到神鬼的幻象，却都与我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节所述的其实是上一节的自然延伸。自从在发功时默念经咒之后，我一直想找到证据，证明念经与不念经功效有所不同。后来，我听到有几个受功者反映说，自练时他们见到了神鬼的幻象，这种说法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对我这样说的是赵艳林。她说见到了观音像，也见到过骷髅。她说这绝不是想象出来的，是突然出现在脑海里的，图像很清晰，很稳定，持续有一两分钟。见到骷髅时她很害怕，但意念不能使之消失，可是一下子又忽然没有了．因为她是搞工艺美术的，接触神鬼形象较多，形象思维又很活跃，故而对她的话我并不太重视。过了些日子，我跟弟弟说起这事，他说练功时也见到过观音像，确如赵艳林所说的，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图像清晰且稳定，不是想象的产物。他是搞医科的，也作如是报道，使我觉得这里面也许可能有些名堂。又过了一些日子，萧关鸿的母亲在练功半个多月、后也见到了神像。她说是3个人，好像年画上的福、禄、寿三星似的并肩而立，中间一个道士打扮，有须，旁边两个都无须。这3个人由远而近。她眼前的视野如同一个电视机屏幕，又像一个窗口。当这3个人移到很近时，就只露出3个脑袋。接着他们又退远去，越来越小，及至消失，前后时间约二三分钟。她说这话是在1990年6月5日，我是4月13日晚上给她授的功。

听到老太太这么说以后，我确信这是一种超视觉功能，而非一般的心理作用。它跟变态心理学中所说的幻视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由此想到找个具有超视觉特异功能的人做试验，看看能不能即时将此现象复制出来。5月11日晚上，我在沈霞家中，请王红舒看我默念心经时是否会出现什么图像。试验时她面南坐，我面北坐，之间相隔近1米。试验是分几次进行的。我默念几遍心经后，她睁眼描述刚才“看”见的景象。然后我再念，她再闭眼“看”，我说“好了”，她再睁眼报道，几次三番，前后将近1个小时。因为日记里是把她的几次报道并在一块记录的，现在我也只能一锅端给读者。她说，首先看见我在身子前方后侧，出现一条隧道，隧道中有一古装人物，模样有点像老寿星，顶上绾一发髻，髻上扎一条深色的丝带，身上挂着许多小物件，不断地往中心（我与她之间空间的中心）走，但总是走不到。后来，中心处出现了一尊白衣观音，1尺长，体态十分苗条。王红舒说她以前练功肘也曾见过观音像，体型没那么苗条。白衣观音出现后，那个老者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在我后脑勺的左侧，出现一辆上古时代的车辆，上面有两个人，一个模样像孔子（历史课本上画的孔子），一个是披甲韵武将。接着那车辆又消失了，我身子的右前方出现一个红衣观音。中央那尊白衣观音还屹立在那儿。接着出现无数四五寸长的小观音，一排一排，层层叠叠，在她的身前身后，将她团团包围，各自发出引力，使她的身体无定向地乱晃。最后，所有的图像都消失了，包括我的身体也消失了（这之前她始终能“看”到我的身体，并据此来定位），面前只有一尊比我们人体稍高大些的观音跌坐像，着白衣，白衣的边缘有一层金光，额前偏左有一颗直径2寸左右的紫晶宝石，眉心有一粒硃砂痣。

那次试验，王红舒说得活灵活现，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以后，我又找她一起试验过多次，每次她“看”见的图像都有所不同，但也都有些基本相似之处。相似处一是都能见到神佛形象，形象中多的是观音，也有弥勒佛。若出现高大的观音跌坐像，额头上总有装饰品。多为金色的网罩，形状有棱形的，也有蛋形的。二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图像变化也呈现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佛像一般是越来越大，出现的神像，也似乎开始是层次较低的，以后层次越来越高。这里所说的神的层次，是按照一般中国老百姓的观念。

除了找王红舒试验外，我还请别的一些人看过。有许多人看不到什么，但能“看”到的人说出来的东西却非常有趣。可惜的是有许多我当初未及时加以记录，现在我只能凭回忆来写，有许多精彩之处已被遗忘了，不过能报道出来的，也是印象最深的，它们的真实性我认为是有保证的。我记得在跟王红舒作第一次试验后不久，就上萧关鸿家去，请他母亲“看”我念经时有什么图像。那是傍晚时分，只有老太太一人在家。她坐在窗台下，背靠墙，面向北，我坐在她的对面。这回，我让她“看”到什么就说出来，一边“看”一边说，不要把眼睛睁开。一会儿，她就看到4个小孩，顶心一丛寿桃发，翘着独角辫，扎着肚兜，在地上玩耍。以后又好像走进了庙宇里，周围都是金身的菩萨，但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楚。接着，她看见中央出现一个莲花座。莲花座上慢慢浮现出一双脚，接着出现站立着的双腿，又出现上身躯干，穿的是白衣，但身体很高，头隐在黑暗中看不见。渐渐地，周围的金身神像从黑暗中凸现出来，身形、五官都能看得清楚了，然而中央站在莲花座上菩萨的头始终看不见，但她觉得那是观音。

像她所说的那样，中央的大菩萨由下往上，依次呈现，这样的过程，另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女孩也“看”到了。她的母亲也很迷气功，她受母亲的熏陶，在某一日也突然自觉练起功来，并在练功中多次见到有一穿白衣，戴高高尖尖的帽子的女人教她练功。她跟着那女人动作，于是出现自发动功，作出种种手印。然而那女人多是侧面对她，戴着帽子，脸就看不清楚。有几次偶然转过脸来，五官也是模模糊糊的。她母亲知道这情况后是又喜又忧。喜且不说，只说忧的是女儿若真的出现特异功能，怕不能再安安宁宁地过平常人的生活。所以，她母亲希望我在报道这一例子时一定要隐去姓名。对这一例我倒是有记录的，因此我可以说一下时间，是1991年6月5日下午。那次，我在发功前对小女孩许愿说，我有办法让那人转过来正面对着你让你看清楚。我也让她一边“看”一边说。发功后不久，她就看见了狰狞的鬼，但她害怕，没敢说，许多天后，她母亲才告诉了我。她当场首先说见到黄光、红光与绿光，以后又说见到彩色光圈，然后见到一只孔雀，她说是雄的，尾巴很长。接着孔雀开屏，羽毛非常漂亮，中央一块是金色的，放射出五彩的毫光来。以后她又说见到许多很大的雪花，但那雪花是彩色缤纷的。紧接着出现一个武士，金鸡独立，两手作出种种姿势，她闭着眼睛比划给我看，一会儿曲左臂平伸右臂，一会儿又曲右臂举左臂。她比划了几下摇摇头，说自己学不好。武士舞蹈片刻忽然不见了，这时她看见一朵莲花。莲花一点点绽开花瓣，变成一个莲花座。她说花瓣很大，很密，一层层的，尖上为红色，下部为黄色。接着她看见莲花座上双盘趺坐的腿，然后出现合十的手。一会儿莲花座旋转了180°，她看见背影，长着许许多多双手。这背影停留时间较长，约有3分钟，她开始有些信心不足了，莲花座又旋转起来，转到正面对着她。这时，她看清了观音菩萨的脸，眉毛很长，插入双鬓，眉心有颗硃砂痣。至此发功结束，整个过程，历时约20分钟。

试验时，她母亲一直在旁边。结束后，她母亲说，以前一直没带她上庙里去过，这些形象，在她的记忆库中不可能有，这又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根据不足。现在的孩子，接受信息的渠道很多，即使从没进过庙门，但却可能看过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所以要从潜意识里唤出这些形象没什么希奇。希奇的倒是这些形象，特别是中央莲花座上千手观音形象依次显现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她见到的周像与我发出的功有一种依存及同步增长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她的幻视并非纯主观的，与变态心理学中所言之幻视有根本的不同。

在与唐见端作试验时，我发现所见图像与受试者本人的文化背景有相当的关系。那次试验我也没有记录，记得是在1990年的冬天，我听说他生病了，上他家去探望，结合发功治病进行了实验。那天他是感到胸闷，有点像哮喘发作的前兆，同时胃里也不舒服。我对他念经发功，让他坐着闭眼“看”自己的胸口。开始他什么也看不见，大概5分钟以后，他眼前出现一小块白色的亮光。接下来的10分钟，他所见到的便是白色与黑色的斗争。一会儿白色把黑色挤扁，挤到一个角落里；一会儿黑色又卷土重来，把白色逼得进退维谷。终于，他“看”到整个胸膛亮起来了，像被灯光照亮的电影银幕，然后，这银幕上就开始出现图像。我现在已不能准确复述图像出现的前后顺序，反正其中也有十分可怕的鬼。他说从来没见到过这样可怕的形象，而且在银幕上舞蹈了好一阵子。但这不是最初出现的形象。他看到的图像具有一定的情节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看见一道壮阔的瀑布”，接着“看”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形象从瀑布的背景上升起来。他还“看”到一座宫殿，中央坐着一位国王，两旁侍立着大臣，国王面有愁色。又“看”到一座很大很大的厅堂，中央孤零零地放着一张床，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躺在床上，盖着白床单，似乎对旁边的人说着临终遗言。他“看”到的带优美性质的场景，除了瀑布外，还有一大片金色的沙漠。一个胖大和尚，弥勒佛似的，倒骑着牲口走来，对着一个对象哈哈大笑。那个对象又是个猥琐的形象，具体是什么我回忆不起来了。那个像弥勒佛的胖和尚，是这次实验中他唯一见到的与神沾边的形象。但这次发功，当场使他的症状明显减轻。

做了那么一些实验，使我产生一种设想。我觉得它跟有些因现实刺激引起的梦境有相似之处。譬如有人梦见一头狼扑在他身上，要咬他的脖子，醒过来发现妻子的一条手臂搁在他胸口上；或者有人蹬掉被子，即梦见自己掉进了冰窖。人具有将某种外来刺激，翻译成图像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在清醒状态下通常是被压抑的。我发出的功，既然能治病，能叫受功者作出种种动作，认定为一种刺激物，应该不成问题。但这种刺激在受试者身上产生何种反应，翻译成何种图像，则取决于受试者而不取决于我了。从图像的产生、变化受制于刺激的质与量，可以说这些图像不是纯主观的，不是纯粹的幻视。而从这些图像因人而异，受到“看”的人自身文化背景、心理因素、身体状况等多种条件的影响这点来论，它又不是纯客观的。从见神见鬼这一点上，哪怕见得非常真切，非常离奇，仍然推不出神鬼是种真实的存在的结论来。前面我已经坦白过，我内心有种寻求神秘的倾向。在第一次与王红舒合作试验后，以为可能找到了一条深入神秘堂奥的小径，着实兴奋过一阵子。后来冷静下来把几个例子作一番分析比较，发现自己以前太强调了这些图像不是纯主观的、可以制造的一面，忽视了它的并非纯客观的另一面，这种态度不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由此我体会到，从事科学研究一定要排除个人的感情因素。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理性思维强于形象思维，搞科学研究也许对我更适宜，现在看来未必如此。或者说，环境已潜移默化地将我改造成一个既不擅长形象思维又不善于理性思维的“四不像”了。所以，在得到那些奇异图像只不过与某些梦境相类似的设想时，我的失望是双重的。既有对那些充满诱惑的神鬼幻象的失望，也有对自身思维能力的失望。

不过，我还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在现实中，我又见到一个能够支持这种设想的典型例子。1990年10月中旬，我家楼上的邻居小刘查出患了晚期肺癌。他原是长航局跑南通客轮的水手，1989年劳务输出，到外国轮船上去服务了1年多。这年10月14日回沪休假，17日发烧，咳嗽，痰中带血。到医院检查，肺部有个拳头大的癌肿，已转移，因此院方拒绝收入住院作手术治疗。小刘年不过四十，身体非常壮实，17日那天毛病已经发作，他还骑着自行车出门去驮东西。知道自己生癌后，也认为是早期的，没什么了不起，照照光、吃吃药就能对付过去，决计死不了。11月7日，家属经人推荐，陪他上无锡一个老中医那儿去求诊，一路上他很不以为然。那位老中医已经80多岁，据说对治晚期癌症很有办法。他的诊断是寒入肺底，配给一瓶自制的丸药，并嘱每日要用热水浸脚3次，且绝对不能吹冷风，连到北面厕所间去方便都不容许。起初丸药服下去确有奇效，4天内退了烧，止了咳，痰中不再有血。本来西医说这烧与咯血到死不能止，只会越来越严重，结果止住了，家属自然喜出望外。他本人又认为自己的病本来没啥了不起，不肯再按老中医的话严格约束自己。没奈何，家属与他摊了牌。摊牌后，他老实听话多了，然而情绪也明显低落，每到下午4时至8时，就喊头痛，非服止痛片不可。我就是在这时听说他患了绝症的消息的，那是11月26日，离开他发病已有1个多月。新工房的邻居，本来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何况我住底楼，他住顶楼，他又飘洋过海出去了1年多。但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却一只脚跨过了死亡的门槛，听了不能不叫人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当晚，我就上楼去探望他，带着一张我书写的心经条幅。因为这张条幅，我让一些天目初开，能看得出气的人看过，都说上面的气很浓，有的还说耀眼，认为有驱邪之功效。让我给小刘发功治癌我不敢，怕致癌物质万一真会传染，不为我自家性命考虑，我也要为妻儿着想，故而且将这带气的条幅作为我的代表，聊表心意。我进他家门是6时半，除了他的妻子、母亲、兄弟姐妹，还有同幢房子的两个邻居，并有一个他插队时的朋友。据说那朋友的父亲也正在住院，他安排好了家中的一头，每天挤出几个小时来看小刘。看见这么多人这样真诚地关心他，可以想见他平日待人一定也很好，更加觉得对挽救他的生命自己应该尽到一份责任。我刚坐下来，没说几句话，就见小刘妻子端来一杯水，要给他再服二粒止痛片。我说且慢，一面站起来将条幅展开，让他躺着看。他说看不清上面的字，感到头晕。我叫他闭起眼睛来“看”，他立刻感到浑身发热，手心出汗，头痛减轻，并且感到痛觉区从额头向头顶上移动，往外冒，5分钟后头痛消失。初试锋芒立见成效，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就趁热打铁，坐下来向他解释中医气功治癌的原理，说明遵医嘱的重要性，又向他介绍我刚从《上海电视》上看来的一个美国人如何用瑜珈存想术治愈晚期癌症的体会文章。其间，他服了三次丸药，呕吐了两次，我对他的内关、足三里发气，总算第三次没吐。到8点3刻，我让他坐起来，对着已贴到墙上的心经条幅闭眼存想。他先“看”到了海，说很逼真，黑色的，这是印度洋的海水的颜色。我要他想象这海水亮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见到了码头，船在卸货，卸的是米包，吊车是黄色的，太阳很好。我让他继续想象令人愉快的事，他对我说：“你不知道，在外面，船靠码头是最开心的事。”他对着这番景象看了好长一会儿，说跟前越来越亮。我便要求他看着这光照到自己的脚心。很快他就觉得脚心出汗了，我就让他收功。我看了一下表，9时零7分。

本来我认为心经条幅确实有气，5分钟就止住了剧烈头痛。但第二天他妻子小张对我说，她认为他的头痛是心理作用，因为有时他吵得厉害，她将钙片冒充止痛片给他吞服，也一样能止痛。被她这么一说，我的热情顿减一半。以后我又去看过他多次，他的情况好好坏坏。家属怀疑他的头痛是癌细胞转移到了脑部，但又无法确定，而且按老中医的医嘱，不得出房间一步，因此也不能上医院去作脑部CT检查。再说即使查出癌细胞转移射了脑子里，又能有什么对策呢？只能把一条命全部寄托在老中医的神药上。在密闭的房间里，授功显然是不适宜的，而且，自从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后，他就失去了下床的力气。所以，我除了反覆对他说明“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既不要自暴自弃，又不要自以为是的道理外，只能在他特别难过时发功救救急。有一天，大概是12月2日，他的精神比往常要好，我去看他时，他已让妻子扶起来，靠在沙发上晒晒太阳。我就坐在他对面，合十念经，让他“看”图像。一分钟不到，他就嚷起来，一个鬼，一个鬼，太怕人了，太怕人了！一边说，一边打起寒噤来。我说，你不要怕，看见什么都不要怕，它会跑掉的。你看仔细，什么样子，说给我听。他说，我受不了了，从来没有看见过，太怕人了！我说，这是不是你心理作用，想出来的？他说，不是我想出来的，我从来没看见过。我让他描述，他只反覆地说可怕，可怕。大约3分钟，他说鬼跑掉了，松了一口气，哆嗦也停止了。接着，他说看见了一条河，像当年他插队处江西山区里的一条河，后来他又说就是那里的一条河，一模一样。河水清澈见底，他看见了河底的卵石，水里的游鱼。后来他又看到一些场景，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了。大约一刻钟时他看到了佛像，金色的，很高大。他说这是泰国庙宇里的佛像，他到过泰国。佛像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他看到熙熙攘攘的街市，也是泰国的街市。这以后我就收功了。

那天我离开时还确信他有救，谁知12月5日下午他病情突然恶化，出现谵语。那天上午他的情况比发病后的任何时候都好，头不痛，也不吐，起床到阳台上去晒了半天太阳（阳台已装了玻璃窗，窗仍然是密封的）。中午睡去，神情也很安详。两点钟醒来，即出现谵语，并不时发出极恐怖的叫声。所言内容，所作动作，似乎都与神鬼有涉，很像古代笔记小说中所记载的。一直闹到晚上7点多钟，他把大橱里装有金首饰、现金的抽屉拉开，才突然仰天倒下，呼呼睡去。睡到半夜两点，他又突然从床上跳起，瞪着两眼喊：“烧，烧！”喊完后，他又卟嗵倒在床上。他妹妹凑近去看，发现他瞳仁已经散大，再按脉搏，1分钟只有50多跳，且极其微弱。他妹妹立刻手忙脚乱地为他准备干净的内衣裤，同时，他母亲将刚才陪夜时折好的一叠锡箔倒在盆里烧化。锡箔刚烧完，只听他吐出一口长气，然后鼻息、脉跳等都恢复了正常。第二天早晨醒来，舌头不僵直了，说话也清楚了。第一句话就对他妹妹说，我昨天差点死掉，你知道吗？说得他妹妹高兴得差点掉下眼泪来。我在5日晚上8点上楼去看过他，他一点也不认识我。6日上午我去看他，他神志完全清楚，对我说，我昨天昏迷了，差点死去。我问他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回答说一点也没印象。经他这么一番折腾，他家属都相信这病是因鬼在作怪。现在鬼附身来索讨东西，也许表明它们准备放他一马，要走了。于是，这天晚上，他们请了玉佛寺的3个和尚上家里来给他念经。我没有亲眼看见他闹鬼的样子，对之确信的程度比他家属要差些，但十分中也有了七八。而且，如果这不是闹鬼，那就是癌细胞转移到脑部的明证，从感情上说，我宁可相信这是闹鬼。所以我在6日凌晨零点到1点40分，我在自己家里为他念了100遍心经，还按照在他家里听来的说法，找来一张元书纸，用筷子蘸着印泥，念一遍在纸上打个红印。这张纸上午我带上去交给小刘母亲。下午，我又在他家里给他念了100遍心经，他妻子在旁边往纸上盖印。这两纸连同他家属念经盖印的纸一起烧掉了。请和尚念经后，有几天，小刘的病情似乎真有明显的好转。小刘还认真向我谈过康复后他的打算。我也真希望他就此能奇迹般地痊愈，因为这样，或许能解决我对死后灵魂去向的杞忧。大概在8日或9日，我在公园听一个能气功的人说他擅长驱鬼，我就将他请到小刘家中，让他看看还有没有鬼。他看后说有鬼，一个女鬼，骑在他的脖子上。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发，他说念一遍经就可以赶走。我当即念了一遍心经，他说鬼走了，没事了。时近中午，我便让小刘家属招待他便饭一顿。那时候，我的心情跟小刘家属一样，只要能救他的命，管不上它迷信不迷信了。当然，他家属这样做是一心一意为了他，而我还有自己的小算盘，希望通过这块跳板能进入神秘。11日晚上，我去看望退休的《小说月报》编辑李蒙英老师。她住在姐姐李雪英家，李雪英是个内科医生。我说起小刘的事，李雪英说，这肯定是癌细胞脑转移。这种情况她以前在病房里见过多了，发出惊叫是因为突然失明引起的恐惧。脑转移并不像我这外行人想象的，呈直线式恶化趋势，而是时好时坏，反反覆覆，螺旋形地越来越严重。但是，她见过的脑转移病人，从出现症状到死亡，最长只有1个多月。听了她的话，尽管我不愿相信，但觉得还是有必要向小刘家属转达，让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神佛上，盲目乐观，放松了治疗。同时，我非常希望让事实来推翻李雪英的断论。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到12月20日，小刘的病情又恶化了。通宵不眠，渐渐又出现谵语。到23日晚，他家属来叫我上楼去，他已72小时没阖眼，神志迷糊，不认识人了。我看他眼球暴出，瞳孔放大，说话舌头僵直，明显有痰音，知道是危在旦夕了。到这天夜里2点，他因痰窒息，进入深昏迷状态，家属不得不将他用救护车送进劳保医院。到24日中午，小刘就咽了气。从出现脑转移症状（12月5日）到去世，竟只有20天。他的死，对于我想通过念经来进入神秘领域的热情，不啻是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在发功与授功时念经咒，有机会也仍然请人作“看”图像试验。除了我觉得它在操作中确实有效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内心那种追求神秘的倾向对我来说不可或缺。它能使我太现实的性格蒙上一层理想的色彩，它能使我对自我产生惊喜，给我带来灵感，带来审美的愉悦。

为了使读者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下面我举几个与王红舒合作实验的例子。

第一例是1991年3月12日中午11点30分至12点零5分，地点在她家里。那时，我刚读了南怀瑾在十方丛林书院的讲稿《心经修证圆通法门》，对其中的止观法有一些自己的体会（这点在下一节中详说），就想在王红舒天眼的观照下试一试。试验之前，我先向她介绍我对止观法的理解，让她“看”到什么图像就加意念将之空掉，并且一边“看”，一边说。关于后一点要求，她没能做到。她习惯“看”一阵以后，要睁开眼睛来细细地说，就像黄山石壁上的那条标语：“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所以整个过程是分5次来完成的。结束后，我觉得这次她“看”到的内容别开生面，就在她家里找了一张纸，把她说的简略地记了下来。现在，我就根据记录叙述如下：

第一次，她“看”见从我两手腕向上冒出光柱，1尺宽，高不见顶。接着从两腕向下也伸出光柱，深不见底。没有见到什么图像。

第二次，我要求她加意念将光柱空掉。她“看”见她自己坐在一个山头上，前面一片白茫茫的，是天空与大海，很宁静。她见自己两拳托腮，两腿蜷起。后来面前出现一道彩虹，她觉得自己能从彩虹桥上向彼岸走去，心中升起由衷的喜悦。

第三次，我继续要求她将彩虹空掉。她一闭眼就看到彩虹，加空的意念后，她觉得从中丹田那儿涌起一环环的笑波。她用“搅肠掀肺”这词来形容心头那种快感。她说笑波是无色透明的，但能感觉到，好像特大特大的弥勒佛在笑。但佛是无形的，也没有听见笑声，只是受到笑波的感染，从心底里发出无法形容的喜悦。笑波把彩虹逐渐冲淡冲掉。

第四次，我要求她把笑波空掉。笑波出现了颜色，好像从远处传递过来，在我的左肩上方，一环环的，灵芝形，紫罗兰色，不断向上蒸腾。并有花粉似的东西洒落在她的皮肤上，非常舒服。她感到一种从外到内的喜悦，这种喜悦，比笫三次感到的狂喜要来得平静。

第五次，我要求她把紫罗兰色的云霓空去。她闭起眼睛，看见紫罗兰色的云霓退远到了天际，还是灵芝形的，渐渐只剩下细细的一条边，最后消失。她又看到我只剩下了一双脚，她自己只剩下了四肢。接着我的一双脚消失了，她自己的上肢先消失，后来下肢也没了，只有一片白茫茫。没有时间与空间感，昏昏欲睡，半睡半醒，非常宁静。但她自我感觉不如第三、第四次有喜悦时那么舒畅。她觉得，如果第三、第四次的感觉交替有，对身体肯定大有好处。

这次空过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再念经让王红舒“看”，她只能“看”到各种颜色的气团、气柱，“看”不见任何图像。据老童说，这表明王红舒的功能有了长进。在无极静功等功法中，练功时看到图像，只是气感反应之一种，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不主张对之苦苦追求。老童说，看到了，不管看到神还是鬼，都要认识到这是幻象，要淡然处之，不惊不喜，不加理会。故而他对加意念将所见图像空掉很赞赏。听到王红舒功力有长进，我当然为她高兴，但从此可能失去一个“看”图像功能与语言表达能力上佳的合作者，我又不免有些遗憾。幸好她的“看”图像功能没有真的完全消失，又被我用新的方法唤了回来，并且这唤回的感觉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高兴读者是可以想见的。

那是1991年的9月30日。这天上午，我请她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一起配合给江曾培先生治肝囊肿。下午一路回家，我看出她神色有些疲倦，就请她先上我家坐坐，我给她补点气。那时，谢泉海先生刚送了我一本《楞严咒》。据这本小册子前言中说，此咒乃是咒中之王，但持诵者“须净口常素，住菩萨戒，发菩提心，至少能守五戒，力行十善，否则，花素者，俟值斋期，方可读诵”。诵咒时间也以寅卯时为最宜，“再迟则众生兴起，俗尘喧嚣，甚至涤除净器，杀生作食，种种秽气上冲霄汉，致干不敬（这前面说，诵此经时，上空一切神圣经过该处，均驻云合掌侍立，甚至有神跪听云中，以待咒终方行）。若过午则属恶道时间，更不宜诵此大咒，以免罪愆”。按这样严格的要求，我是根本不配念这咒的。但我对这种说法抱怀疑态度。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一切皆无。连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苦苦悟到的四谛“苦集灭道”，在《心经》里也说要以“无”观之，“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都“无”所谓，更何况那些不知什么人立下的规矩。我是信奉实践出真知的，不吃素、不在寅卯时能不能念，念后有无功效，实践下来再说。那天，她坐在靠院子门的藤椅里，面向西北。因为我才开始念《楞严咒》，不熟，念得疙疙瘩瘩的，一遍念了将近半小时，念到后面，我看她以手扶额，身子有兰摇晃。念完后，她睁开眼睛，神情有些像刚从睡梦里醒过来。她说，我念经后不久，她就看见一大片土地，她觉得那是一个国度。房子都是尖顶的，红黄相间。地平线是倾斜的：南高北低。中间有一幢房子最高，顶上有个高大的烟囱，有黑色的浓烟滚滚地向东北方去。随即又出现一个国度。房子都是巴黎圣母院似的建筑，美轮美仑，地平线仍是倾斜的。两个国度都裹在淡青色的云雾中。后来她觉得有股气直撞她的头，图形看不见了。最后觉得一个大气团将她整个身子笼罩。她感到自己人显得很渺小，但很舒服。

说起念经咒的禁忌问题，我与宋连方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那次，我是在公园里为一妇女发功治妇女病。她患有子宫肌瘤，每次月经来，冲得很厉害。这次又逢经期，大出血，已到医院打了几次止血针，尚未止住，脸色枯黄。我即用搬移法向她的三阴交、足三里及子宫部位放气，对她说，次日，最多第三天即可停止行经。后来果然如我所言，第三天早起停经，比原来的经期缩短了两天。发功后，老宋来对我说，以后妇女在经期中你最好不要对她发功，因为你发功是念经咒的。让污秽的血气冲撞神灵，这样不好。我说，我想过这个问题，觉得这种说法与佛教的教义不符。佛教认为境由心造，所以一切事物，无论好的、坏的，都是虚幻的，都是颠倒梦想。从这样的观点看，哪有什么污秽，哪有什么血气？所以《心经》里有言“不垢不净”。如果念经咒时真有神灵被请来，而这神灵又怕脏怕血气，那它就不是菩萨，更不是佛。假如遇见有人在茅坑里晕倒，要不要立刻对他发功施行急救，发功时能不能念经咒？倘若一个妇女行经时大出血，药石无效，生命垂危，要不要用气功去救？月经不调只是病的一种。任何病，在气功看来，都有病气，病气都是脏物，有何根据说神灵见别的病气都不怕，独怕血污。据我的实践，在经期中发功治月经不调，就像在其它疾病发作时施治，效果格外明显。我的理论是发病时病气向外扩张，就好像敌人跳出掩体发动一次冲锋，其势汹汹，但也容易被消灭。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刚念初中就来了月经，周期很短，最短只有半月，最长也不超过20天，而经期很长，要8天以上，弄得她人明显消瘦，精神疲怠，影响了学习。我在她经期中为她发功治疗，下一次来经就隔开了30多天。几个月后行经周期又短了，我再为她发功一次，此后就正常了。有这样好的治疗效果，我怎么能因为可能得罪神灵而放弃这种治疗方法呢？我认为，说血气会冲撞神灵，是道教的观点，来源于巫术文化。在巫术中，血污是种很厉害的东西，可以破隐身术、蛊术等种种法术。我当然没有资格说佛教的说法有道理，巫术的说法没有道理。或许真实情况是反过来的，或许两者说的都有些道理。当然，从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立场来看，两者都是无稽之谈。但我对宗教、巫术取实用主义态度，什么试下来有用，对人对己有利，我就取什么。至少我念的是佛教的经咒，用不着再拿巫术的观念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老宋听了我这番话，回家琢磨了一番，又翻阅了几篇佛经，第二天来对我说，他认为我讲得有理，符合《心经》时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原则。

还是回过来说请王红舒“看”图像。她眼前恢复出现图像后，我又让她看过几次，每次看到的图像都有较大的变化。其中最神奇的一次是1991年10月27日晚上在她家中。当晚我回家就将她所述内容记在日记中，另外，我请她在写一份材料。现在，我根据记忆，将这两份记录糅合在一起，贡献给读者。

那次，我念的是《楞严咒》末句“嗡阿那隶毗舍提卑啰跋者啰陀利槃陀槃陀你跋者啰谤尼泮虎蒂都卢瓮泮莎婆河”。这一句称为《楞严咒》的咒心。所谓“心”者，即精华的意思。据说诵咒心与诵咒有相等的功效。谢老伯赠我的那本小册子中说，每晨读《楞严咒》一遍后接读咒心108遍，功德无量。功德之说无法验证，我不寄厚望，我关心的是操作。《楞严咒》全篇有2620字，要背得滚瓜烂熟，在发功时随意运用，谈何容易。咒心只有34个字，倘念起来真与念全咒效力相差无几，岂不事半功倍？有效没效，我觉得请人“看”也是一种检验方法。因为她所见图像尽管不是纯客观的，却含有一定的客观成分。我这里发出的信号刺激越强，她翻译成的图像应该越奇瑰。那天，她是面向东南而坐，所以见到许多人像都是面西北或面东南的。即此可见，图像中人与景物的方向，是以“看”的人的位置为转移的。

整个过程仍然是分次完成的。

第一次，我念咒心至40遍。她“看”到一个裸体的男子像，两臂横向伸直，自腋窝以下有形无体，因此见不到双乳等，两腿并拢、伸直，如玉石雕成。这个裸体男子像又形成许多虚影，纵向依次叠起，每个影像中都有一泓多彩的光带，似红、似黄，似绿、似金。我听后对王红舒说，这是否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她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是吧，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我没见过。

第二次，我又念咒心20遍，至60遍。她见到一排和尚，面向西北，间隔横排。披金色袈裟，合十趺坐，面目相同，都较清瘦。背后好像是一堵高墙，又好像是一座山崖，一派辉煌的金色。这次见到的和尚尽管像是从一个模子里翻铸出来的，但却是一个个实体，不像第一次见到的是虚影。

第三次，我念咒心至80遍。她“看”到一个广场，有许多披金色袈裟的僧人，背向她在作跪拜。众僧前面站着一个人，形体要比众僧明显的高大，看不清他的面容，身上的衣服似乎有各种花纹。他面向众僧，好像在布道。

第四次，我念咒心至108遍。她见到的场景与第三次基本相同，只是看清了站在前面的那个人的面目。他面容洁白，清秀，光头，长眉插入额角，身着藏青底色的绣衣大袍。最奇异的是第三次中她曾见到广场外有青黛色的屏障围着，似乎是远处的山岭，又好像是飘渺的雾岚；这回她看清楚了，那是站在前面的那个人伸出的两只广大的袍袖。

第五次，我念咒心至148遍（第二轮的头40遍），她见到一个广大的世界。世界中心屹立着一个人，光头，披金色袈裟，背西北面东南，正在缓慢地转动。他脚下的世界，有无数个彩色的光点。这些光点组成许多排双行的轨迹，作类似“S”字形或“S”形的运行。光点与光点之间前后及横向的间距都相等（后来我说给宋连方听，老宋说，这运行轨迹也许就是“＋”形，是释迦牟尼的三十二相之一——“吉祥海云相”。几天后，王红舒也上公园来，老宋在泥地上划“＋”字给她看，她说她见到的轨迹正是这样的）。

第六次，我念咒心至168遍。世界中心的那个人把身子转到正面对着她，她看清了他的脸，觉得就是大雄宝殿里的释迦牟尼像。那人高举明灯，光芒四射，把整个世界照成金碧辉煌的一片。她说那明丽的色彩是现实世界中所不能见到的。

第七次，我念咒心至188遍。她见到一双巨手，并腕，手指张开，如萌芽状，手上托着一个光华世界，这个世界在旋转。那个世界的色彩更加丰富，更加绚丽，流金溢彩，漂亮极了。她脑子里跳出了“天上的街市”这样的譬喻。这一次见到的景色，是八次中最美的。

第八次，我念咒心至216遍（至此，第二轮108遍毕）。那双巨手不见了，那个光华世界仍在，并有无数道虹形的光柱，从东北角向西南方发射，光柱的强光，消融了光华世界的缤纷的异彩。

我不知读者看后有何感受，我觉得就像在读一首想象奇特的诗，或者在看一部场面恢宏的科幻电影。尽管我是间接地“看”到，但我已获得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因而，我估计自己还将乐此不疲。

“空”的奇效。

上面已经说过，我在读南怀瑾的《心经修证圆通法门》时似有所悟，因此形成一种以“空”为内容的自我疗法。这种方法是这样的：如果身体某一部位出现病痛，譬如口腔内出现一块溃疡，我就用意念对此作“空”观。作“空”观的对象要比病痛部位大一些。倘若是口腔溃疡，就想我整个嘴巴，甚至整个头是“空”的。倘若是胃痛，就想整个胸腹部是“空”的。作“空”观的时候，就想，自己身体这部位本来是空的，空的怎么会有病，怎么会痛呢？这样想一想，大概至多1分钟，即把那个念头丢掉，不去管它。过一段时间，再去注意那部位，倘病痛仍在，再作如是想。反覆几次，病痛就可能消失。

我是在读这本书时受到触发，思想开小差，一下子形成这套方法的。哪一天我忘了，反正在1991年的3月上旬。次日，我早上起来，发现下牙龈处有些痛，照照镜子，见那儿有块赤豆大的溃疡，隔着皮肤按按，痛觉也明显。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我立刻要服复合维生素B片，一般三四天后可痊愈，溃疡大的，要一个星期。这回，我想试验一下刚琢磨到的“空”观法，就按上述的办法想了想。我起床后的顺序是先解大便，然后刷牙，洗脸，吃早饭。那天，到刷牙时，离开作“空”观至多10分钟，意外发现下牙龈那块溃疡不痛了。照镜子，溃疡仍在，隔着皮肤按按，还有些隐痛，痛觉似减轻了些，但舌尖舔上去，却是一点也不痛了。吃泡饭时溃疡面碰到烫的食物，也一点不痛，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再作了一次“空”观，看看溃疡能在什么时候消失，结果睡了一夜，早晨醒来，发现那块溃疡已无影迹了。“空”观竞能收到数倍予药物的疗效！为了进一步验证，我就对右眼作“空”观。在这以前，我的右眼皮已经跳了1个多月，次数很频繁，跳得人心烦。我对着它放气、抽气，按摩，都不能奏效。我对它想了1分钟，就想我的头从面颊以上都是空的，既然是空的，怎么会眼皮乱跳呢，真是奇怪。想后把此念丢开，不再留意右眼。过了一阵，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右眼皮真的不乱跳了。骚扰了我1个多月的怪疾，顷刻间烟消云散，我始相信“空”观真的有奇效。

这种“空”观自我疗法，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一向觉得我的气功像手电筒一样，只能照别人，不能照自己。自己生了病，我的气一点派不上用处。有了这种“空”观法，我对自己的病也能对付了。此后，我得过一次水泻，两次胃痛（一次因为一天里喝了半斤花雕酒，另一次原因不明），一次感冒，许多次口腔溃疡及脸部的小疖子，都用“空”观法自疗，至少收到了与药物相同的效果。我妻子有段时间头面部与臂都常发小疖子，过去一发出疖子她就涂碘酒。改用“空”观法，小疖子1天之内即瘪掉，变焦，疗效胜过碘酒。而且用“空”观法消除疖子，没有“成熟后常自行穿破，排出脓液和坏死组织所构成的核心而愈合”（见《辞海》“疖”条释文）这一步，疖子的脓液与坏死组织是由内部自行吸收殆尽的。由此可以推想，意念具有启动、调控自身免疫系统这辆战车的功能，问题是要找到钥匙，掌握操作方法。为什么要对发病部位作“空”观而不直接作“去除”想呢？为什么作“空”观的对象要比发病部位范围更大些呢？这套操作法的形成根据首先来自实践。我以前对发病部位作过直接的“去除”观想，有时还辅以手法，然而效果并不好。后来，我看严新带功报告中说到，不要想到发病部位，不要想到身上的病痛，你越是想病痛去掉，病痛越是赖着不肯走，觉得他这话很有道理。“空”观法试成以后，我在理论上作如是的假设。意念，从功能角度看，它除了性质的区别外（如习惯所说的“良性意识”与“非良性意识”），应该还有量的区别。对发病部位直接作“去除”观想，可能用量太大，一般练功者说“意识太浓”，结果欲速则不达，反而把病痛固住了。民间有吃参会把感冒等实症补住的说法，不管对感冒这种具体的病来说吃人参是否真有害，那种补得不恰当，反会延误治疗的观点，总的来说是符合辩证法的。对病灶周围区域一起作“空”观，也许用量正恰到好处。随念随丢，也是为了不使意念的量过头。当然，我这假设仅仅是假设，很难得到实证。理论假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它具有可操作性。这个发现，对我的最大触动，是使我强烈地感受到，真理也许就近在咫尺，垂手可得，但我们却一直与它失之交臂。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我们一直以为对客观世界的知识已经非常丰富，有人称我们的时代为。“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我们知道的还太少太少。我们的认识方法也许还存在问题，我们还太需要像牛顿那样的对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感到新奇的良好直觉。

对“空”观法还需作两点补充。其一，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赶写这部书稿，我连续开了1个多月的夜车，平均三天里有两天写到深夜3点，故而虚火上升，口腔溃疡又频频发作，作“空”观效果也大不如前。后来，我运用中医肾水制火的理论，设想从两肾进气，这样一想，疗效顿然提高。我是睡午觉时作此观想的，午觉醒来，口腔溃疡已基本无痛感。这一经验，使我意识到，“空”观法与全身五行之气平衡结合起来，效果将会更好。其二，我一直以为“空”观法直接得自南怀瑾的《心经修证圆通法门》一书。这次为了写书，我将此书再从头翻阅了一遍，却找不到可供引证的句子。更严重的是，我发现我的“空”观法与他宣讲的“空”、“观”、“照”、“度”等观念及修行方法，似乎在根本上有抵触。这次重看，我有一种在看一本新的书的感觉。留在我记忆中的对形成“空”法有直接启发的语句，任我怎么仔细搜寻，哪怕断章取义，也不能找到。我一贯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捕风捉影任意发挥，这回让我自食其果了．尽管我是歪打正着，却不敢把这份成果挂到南怀瑾先生名下去，怕被他说我用旁门左道的雕虫小技去糟蹋他的“般若正观”，只能说是由我自己悟到的。因此，这方法不能送你进入高深的功夫境界，只能解除一点凡胎肉身的小痛苦。在我，因为以前哪怕对自身的这点小痛苦也束手无策，现在轻轻松松地空一空，即能念到病除，所以感到有些神秘。这神秘明显带有敝帚自珍的意思，望读者不要见笑。

第二阶段自发功。

上一章里，我已经简略介绍过第二阶段自发功，这里，我详细说一下几次亲眼所见的实例。

一次是在1991年10月25日上午。那天，其实是徐耀祥先练，然后宋连方再练的，两人的动作都属第二阶段自发动功，为叙述方便，我先介绍宋连方的练功情况。那天，他练了将近1小时，动作一套又一套的。有像陀螺似地满场旋转，有大鹏展翅，有各种各样的手印。最令人惊异的，是席地而坐后两腿作双盘趺坐，接着双手拇指与食指撑地，将身子撑起，离地5公分以上，共3次（二指禅）。又两臂平展，如鸟翅扇动，双盘坐着的身体同时离地腾起，也3次。然后盘坐着向前俯拜，头与胸均贴地，多次。又盘坐着向后仰倒着地，双盘的腿往上翘起，再靠背部的力量使身子重新坐好，如是也多次。这些动作，难度很高，老宋说在非练功状态下，他根本不能做到。做出这些动作，完全受气的支配。

徐耀祥那天练功，动作比老宋要少多了，只出现了一些手印与大鹏展翅及满场旋转，但他自己觉得已跨入练功的一个新阶段。我是1990年4月12日上午在公园给他授功的。授功后最明显的感觉是本来腹背部僵硬如绑着石膏，站立时间稍长就坚持不住，如今觉得越站越舒服，躯干的束缚解除了。授功的第二天下午，他到公园练功，一下子站了50分钟，若不是担心公园关门，他还要练下去。授功时他只是出现一些轻微的摇晃，几天后动作增大，有甩臂拍打颈部等，1个多月后，他就静立不动了。练功1年多，他的颈部、腰部状况改善明显，腿部力量也增强了许多，但左腿仍然无知觉。认识老宋后，老宋教他在练功时将中指与拇指环扣，他顿时觉得进气明显，几天后又出现自发动作，且是一个个手印。没隔多少天，他出现旋转与大鹏展翅动作。与此同时，他在家中加练盘坐功。因腿有病，只能单盘。到11月18日下午，他在家里练盘坐功时出现自发动作。先是用手把腿改成双盘，居然能盘得相当标准，两足心完全向上。接着，他觉得身子要腾起来，腾了几下，没有办到。然后，他的双手拍打两足心，跟着又拍打整个脚底板与踝部。拍打完脚部后，他以两拳撑起整个身子。撑了两下，他突然心念一动，想到自己以往颈椎受过重伤，这样撑会不会使该处再受伤。这样一想，第三下拳头刚碰到床板，接触面猛地一阵剧痛，就再也撑不起来了。这次坐着自发动以后，他站着练功也出现了双盘俯抑着地的动作。到11月26日，练功时他出现了哭笑现象。他发现哭笑现象与手印动作相配合。他先是左手曲举，拇指与食指捏圈，三指向上伸直，右手在腹前平放，这时候他哭，是干嚎，没有泪水。接着，他左右手的姿势颠换一下，这时他就笑出了声。27日练功，此情况跟26日完全相同。27日在哭笑以后又出现了一个磨刀动作。右手是刀，左手是磨刀石，反覆磨了几下后，“刀”便去斩右腰。斩过几下，右手再向腰部抓一把，然后往地下一甩。做完这动作，他意识到这跟传说中济公以手代刀割瘤有些相似，觉得很奇怪。又过了一天，28目，他在磨刀、斩腰。甩掉后，又伸出右手食指当笔在空中书写，写什么他不清楚，只觉得像画符似的。以上都是听他说。至12月8日，我才有幸亲眼目睹。果然双盘腿十分标准，前俯后仰的地道也与老宋差不离。撑身离地。哭笑等没有见到，这些自发动作在他身上已成明日黄花。磨刀，斩腰，抓甩，画符按步就班一一重现，我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亲跟见到后仍然觉得很希奇。

还有一个出现第二阶段自发动作的是姜骏。他在广东省驻沪办事处工作，跟徐耀祥原来是一个部队的战友。他的身体很壮实，以前练过少林拳，没有什么病，练气功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照一些气功师说起来是有宿根，因此他从第一阶段自发动功跨入第二阶段只有1个多月。我是1991年9月15日上午在公园给他授功的。徐耀祥陪他来找我，说他照书本上练某种气功出了偏差，．觉得气行到眉心那儿通不过去，胀得难受，并且脚底两次莫名地出血。老宋给他号脉及望气色、舌苔后说，他的体质本来是火旺水枯，这种气功要观想丹田里的气团像一个火球，这就加剧了不平衡，以后若要作观想，应想那是一轮圆月。在他之前，我曾用授功方法为戴翊的岳父纠过偏，他也是照书本练这种气功，出观消瘦、怔忡症状，授功后改善明显。因此，我对他如法炮制。果如老宋所说，气行至三阴交时，他的身体晃动幅度明显增大，以后出现转腰、甩臂等动作。授功结束后自诉见到三道白光，每道光都停留片刻，很亮，但不刺眼。几天后，他到公园来找我，说练功时出现猛烈捶打胸部及肩背等动作。他练过拳，知道这些拳头的份量，若打到别人身上，一拳就能将人击倒，但打在自己身上，却不痛。没过几天，他的动作就小下来。他就加练盘坐功，很快就出现第二阶段自发动作。但他出现的只是些手印与大鹏展翅等，没有盘腿腾起等高难度动作。很快这些动作又消失了，现在他练功站着几乎纹丝不动，但他已经能“看”见别人身上的好气与病气。补充说一句，徐耀祥目前练功也进入了静止状态。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第三阶段的自发动功。从理论上说应该还会有。我见到的功夫，与有些书上写的功夫，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前面的台阶多着呢，只怕我没有再亲眼目睹的幸运。

徐耀祥与姜骏都认识老宋，并接受其指导，而且都亲眼见到过他的自发动作。因此，我一直心存疑问，他俩的动作与老宋大同小异，是否由于受到了暗示。但是，1992年1月上旬，杨晓敏也出现了满场旋转动作，稍早一些，王红舒在一次练功时也旋转起来；她们在作出旋转动作前，跟老宋都不太熟悉；尤其是杨晓敏，她从未见过他，也许听我说起过，但她不是个易受暗示的人，跟我一样，对许多事，若非亲见，不肯轻信，即使见到了，体验到了，找不到理论根据仍不能安心；所以，我认为“受暗示”一说可以排除。但最终的排除，还要待更多的人复现那些成套动作后。第二阶段的自发动作，的确比第一阶段的动作更具神秘色彩，但是，要以此来征明神秘事物真的存在，理由依然是不充分的。然而反过来，说庙里塑的那些佛、菩萨的手印都是有根据的，由古代的气功师的自发动作演化而来；或者说种种拳术动作，种种动功功法，源出于古代气功师的自发动作，逻辑上倒更显得振振有词。但是这样一来，我心向往之的神秘事物只能再一次化为乌有，实在有些不太情愿。还是先不忙下结论吧。

换气。

1990年年初，陈恩华在一次与我闲谈时，说到他曾亲眼看见一个小青年用念咒的方法，叫太阳当头的大晴天当场落下雨滴来。那个小青年当时才16岁，曾在少年宫里跟他妻子赵艳林学过捏面人，我忘了那青年姓什么，为叙述方便，且称之为Y吧。Y的父亲也好气功，曾拜某名山的和尚为师。Y学功也许是受其父影响，但他是拜另一名山的和尚为师。因此，在家里，他跟父亲是两个门派，常常还会发生些门派之争。据陈恩华介绍，Y学的很像是密宗。他曾借给陈恩华一颗东西，形如卵石，据说乃是他练成的舍利珠，上面凝结着他的功夫。带着它，也就带上了他的功夫。他把舍利珠借给陈恩华，让他带去跟另一位气功师（也是陈恩华的朋友）斗法试试。这个细节，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新鲜，后来将它改造了用进我的短篇小说《狐坟》里了。Y还授给陈恩华许多咒语。这些咒语，各有功用，他都写在小纸片上让陈恩华看。他不读，也不让陈恩华念出声来，说这是规矩。关于Y神神道道的故事还有许多，在陈恩华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及亲身体验，在我毕竟隔了一层。我吃不准他的观察与体验是否经得起推敲，因此不在这里转述。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一般来说，密宗的神通是轻易不示人的，咒语及其功用与操作方法，更是不可与教外人道，否则此宗就不称其为密宗了。Y在陈恩华面前显演了那么多教内秘术，除了他与赵艳林有师生之谊外，更重要的，我听下来，他有把陈恩华拉入教内的动机。他曾对陈恩华说过，他师傅想请陈恩华上山，将一些佛教经典缩微铭刻在玉石上。陈恩华因为母亲信基督教，婉拒了这一邀请。演示用咒语唤雨，是在正式发出这邀请之前，其中包含有要陈恩华相信该教派神通的意思。然而事情是由陈恩华提起的。那天，Y到陈恩华的工作单位，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里来玩，陈恩华问他，咒语里有没有可以呼风唤雨的？Y说，当然有。陈恩华说，那你能不能当场表演一下，叫这大太阳天立时下一场雨？Y说，我的功力有限，下一场雨也许不行，下几滴大概可以。陈恩华说，下几滴也好，只要让我亲眼看见，我就相信你真有功夫。说话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Y点头答应，就坐着作起法来。他先将两手按一定规则绞了起来，接着默念了一通咒语，然后长啸一声。他说，这是老虎叫。但第一次“老虎叫”罢，天上依然一片明晃晃的太阳，不见任何动静。他再从头做起，又发出一声老虎叫，老天爷还是不理睬。Y有些发急，说，这回一定来事了！第三遍他做得更卖力，时间也更长，脸憋得通红，最后的一声虎啸，更响，更凄烈。皇天不负有心人。此声刚落，陈恩华即听见窗外的树叶发出“嗒啦嗒啦”的响声。他将手臂探出窗去试，臂上接到几颗豆大的雨滴，但是很稀疏。几分钟后，雨就停了。Y说，我的功夫只有这点，让我师傅来，他可以呼风唤雨。

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非常强烈，非常深刻，不亚于当年我亲眼目睹赵伟用外气打动窗帘。此事虽非我亲见，却是由亲见的人直接对我说的；而且他把过程描述得那么详细，一波三折，同时，他对气功一直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我不能对此事的客观真实性提出任何怀疑。但要是此事是真的，那么人的潜能就比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不知要大多少倍。不仅传说中的神仙可能是真的，而且现实中人都有可能变得这样神通无比。不就是念几旬咒语，捏一个手印吗？当然还有功夫的深浅。但功夫有深浅，同时也说明入门有路径，此径就在人世中。窗帘一动，鼓起了我追踪外气的劲头；晴空中掉下的几滴雨，激发了我寻觅通向神秘门径的热情。

前面已经说过，我找到了外气，但找神秘事物却基本是失望。然而，在意念影响天气（哪怕是很小的范围）方面，却似乎有了一点小小的突破。虽然这点进展，对我追寻的神秘这一目标而言，能不能算得上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对于我，一个习惯于将人的本质力量理解为运用各种知识、使用各种工具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却已经是够刺激了。使我注意到我的意念似乎能对天气产生些微影响，是在1991年夏天，我与妻子一起到公园练功时。有段日子气温很高。妻子练功还不久，刚尝到些甜头，离开“心静自然凉”的境界尚远，况且她脑子里还有积水。因此，我除了要求她在主观上确立“非气功莫能愈我”的信念外，客观上，也想尽量为她创造一些良好的外部条件。我想起陈恩华说的这个故事，也想起几位气功师曾对我说过，凭意念就可以把远方的树气调来为我所用，就产生了，试一下调气借风的念头。但我一不会念咒，二不会捏手印，这气怎么调，这风怎么借？我就设想，风产生于流动，如果我在身周围造成一个“空”场，就像河流中的一个漩涡，各方的气便会涌来补充，这样就会有风了。造成“空”场，当然也唯有凭意念。不会念咒，我就念心经，同时想象我的身周围是空的，是个气流的大漩涡。不会手印，我就装模作样地指东挥西，反正手挥动总不会比不动差。我一边指挥，一边想象，也即在心中念念有词。如指北边，我就同时在心里呼唤：“北方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树气”，指南边，就喊：“南方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树气”，指东指西指中央，亦复如是。说起来形同儿戏，但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操作的，不敢有任何妄语或隐瞒。谁知道这套我自己发明的土唤风法，居然好像很有效果。整个夏天，妻子没有一次因为热得难受而中辍练功。在她练功的时候，差不多一直有微风吹拂。有两天天气实在闷热，树叶纹丝不动，我再努力存想，努力作动作，也喊不到一阵风来。可是妻子练功结束后却说，她感到有一股很阴凉的气笼罩着她。自然，她练功是站在树荫底下，不是站在太阳地里。但在气温超过体温，并且气压很低，湿度很高，又没一丝风的日子里，即使在树荫下，别说练功，就是静静坐着，要感到很阴凉，也是不大可能的。然而话说回来，这毕竟只是她的主观感觉，就是加上我的主观感觉（我也觉得有一股阴凉之气），也还是主观感觉，难以加以检验。即使“唤”来风的日子，风有树叶动可以为证，但是，哪怕在我唤风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树叶一动不动，哪怕我刚伸出手去风就随之而来，我还是证明不了，这阵吹动树叶的风就是我伸手招来的，不是恰巧这时候自然而来的。因为一个夏天多次见到念动风来的现象，我在心中已开始相信这决非偶然与巧合，意念能够对气候（哪怕只有十来个平方米范围）产生影响（哪怕这影响极其有限），但是我缺乏过硬的证据。没有证据，不要说不能使别人相信，连我自己对此也不能安心。我需要一个证据，需要晴空中掉下几滴雨来！

1991年11月8日晚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据。

那是在董德兴的家里，我跟董德兴、庄芹谈我在气功方面的最新进展，说到我觉得自己能调气唤风，一时兴来，就主动提出，可以当场试验，把屋子里的空气给换一下。其时，他家厨房里正在煎中药，虽然厨房门虚掩着，但屋子里还是充满着浓烈的药味，用庄芹的话来说，是“薰得有点让人头昏脑胀”。他家是两居室。我们坐在外面作厅的那一间，他们的女儿己在里间卧室里睡了。两居室的门窗都紧闭着，因为他家附近有家染化厂，不时有难闻的废气排出，吓得他们不大敢打开门窗换气。整个房间，唯有北面厕所间的一扇气窗隙开着，但这点出路对散发那么多药味是远远不够的。隔天晚上他们煎药，对早晨起来，屋子里还为浓浓的药气味占据着。调气能否把那股药味调走，我的信心是不足的，因此，调气前，我要他们认真嗅几下屋内的空气，把感觉肯定下来。我本来的打算是，如果调气后药味仍在，但感觉上觉得空气变新鲜了，调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算是成功了。在一个近于密闭，空气基本不流通的空间里调气，于我毕竟是第一次，我不想一下子把标准定得过高。然而对这次实验我是认真的，调气前我特地看了一下墙上的钟，是9点10分。那时，我已读过《楞严经》，觉得其中“十方佛世界”的说法非常了不起，因此，那天我用意念调的就不是五方的树气，而是十方佛世界的气。也许十方佛世界的气果真要比五方树气厉害些，5分钟后，我们3个人都觉得药气味基本闻不到了，到10分钟，药气味就一点也闻不到了。那晚，我本来是上董德兴家去松弛一下的，准备至晚10点钟要回到家里继续本书的写作。看到调气的效果那么好，我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呆下去看看调气的效果能持续多久。我直坐到11点1刻才离开，再不动身，回家的末班车就要没有了。其间，董德兴进了几次厨房。一次是把药罐从煤气灶上端下来，滗出药汁；一次是把药渣端出门外去倒掉，另几次是到厨房里去冲热水瓶，换热水瓶等。他走进厨房就觉得药气味很浓烈，一如往常，一出厨房就觉得药气味消失了。厨房门口似乎拦了一道气的屏障。特别是倒药渣这回，他把厨房门半开着，又端着还在冒热气的药罐穿过房间，我与庄芹所闻到的药气味依然是淡淡的，且一掠而过。倒掉药渣后，我也走进厨房去体验过，那里仍有药气味，站到门外1尺远的地方，尽管门开着，药气味就几乎闻不到。再走远一两步，努力嗅也一点气味都没有。董德兴的家除厨房外共20多平方米，在这范围内，空气被换过了；而且在两个小时里，源源不断地在换气，这一点我们3人都觉得是确凿无疑的了。

14日晚上，我再去董德兴家，询问那天我走之后的情况。他们夫妻都说9日早晨室内没有一点药气味。庄芹还说，平时虽然不煎药，但因一夜门窗关闭，早上起来总觉得室内空气较浑浊。她通常总是家里第一个走出户外的，出门去买菜或取牛奶。迎着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她总要深吸一两口，觉得特别舒畅。这天早上，她没有那种感觉，觉得室内室外的空气好像差不多。

这次调气，实验条件、客观指标都很确定，这次成功，应该意味着我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许多次，要么我莫名其妙获得的能力又莫名其妙地弃我而去。但调气成功是否能推导出唤风的客观真实性，进而推导出意念影响大范围气候的现实可能牲呢？我颇踌躇。我发现逻辑在这类问题往往软弱无力，但舍却逻辑又能有什么更好的逼近真理的良策？我只有将事实与问题一起端给读者。

病气传染。

病气传染是诸神秘现象中最少神秘色彩的，因此我放到最后来说。因为最少神秘色彩，也就用不着多从理论上去对其神秘性加以反诘。我只想举几个例子，说明此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一次是我给魏淮的母亲治右肋挫伤，时在1990年初。老太太的气感反应不明显，所以我用了劳宫热敷法。放气后我便回家。魏淮家离我家只有公共汽车一站地，步行最多20分钟。快到家门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呼吸时右肋部有些隐痛。我又深呼吸了几次，肯定这痛确实存在。再按按肋间，有压痛点，虽然痛得不太厉害，但像是碰伤的，不像神经痛。我寻思起来，刚才还是好好的，一路走回来也没跟什么人或物件撞过，怎么突然痛起来了呢？我并没有一下子把这痛与老太太的伤挂起钩来，因为那时我对病气传染说基本持不信态度。待想到老太太的伤，再回忆一下她受伤的部位，发现跟我痛的地方正好一致。难道病气真的会传染吗？我想起在公园里听一些练气功的人说，病气上身来不要紧，只要用意念排除一下就可以了。我就按此说试了一下，想着病气被我排出去了。走进家门，我发现刚才还痛得很明显的部位一下子又不痛了。有了这一遭经验，我思想上再不敢认为病气之说是无稽之谈了。

另一次是在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这天上午，我终于把妻子动员到公园里去练气功了。我给她授功很早，她也觉得有效，但就是不能坚持练。那时，她除了每个月要发一两次头痛外，其它没什么毛病。头痛发作起来固然难受，常常要闹到一吐为快的程度，但与其他患严重头痛症的人比起来，她这样小打小闹，实在还排不上号．所以她练功缺乏动力。这天答应上公园去再受一次功，实在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也算对我不务写作正业、迷恋气功左道表示支持。我给她二次授功自然非常卖力。进行到一半时，一位姓陈的老熟人跑来站在她身后，离开1米多远。他举手给我打了个招呼，又指指脚下，意思希望我能允许他在这里站一会儿。我不明白他站一会儿想干什么，反正总是想借点我气场的光。这在气功圈内是有些犯忌的，然而一则我在1967年初学太极拳对就认识他了，他又正大光明地打了招呼；二则我当时对气场说疑多于信，对偷气说是绝对加以排斥；所以我觉得不好意思也没必要拒绝他的要求。妻子练功结束后，老陈上来跟我搭话，她就走开去。老陈对我说，几天前他在浴缸里滑了一跤，至今左侧臀部有块地方很痛，希望我给他治一下。我按了按，有个压痛点。我治了10多分钟，他说不痛了。整个治疗过程，妻子都不在旁边，没有看到。这天晚上，我要上一位朋友家去，临出门时，妻子叫住我，说，我的左边臀部有点隐痛，你帮我拿一拿。我一看她点的部位，恰与老陈压痛的部位相同。我忙问她是什么时候感到痛的。她说，上午在公园练功以后就觉得走路有些不灵便，后来感到有点痛，但痛得不是很厉害。我又没有碰过别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老陈的事告诉了她，她责怪我练功时怎么能随便让人站在她身后。好在她更多地是对此现象感到惊异，并且我抓了一两把就把病感拿干净了，没有因此造成我当晚出访不成。气功圈内有种说法，有功夫的人，可以用意念将自己身上的病气弹射出去，让别人把它带走。我不是说老陈有意将自己的伤弹射到我妻子身上。我猜想他的本意，是想借我的气，顺便把他的一点小伤捎走，这样，就不用再麻烦我特地给他治疗了。谁知道我的气场大，而他的病气又欺软怕硬，于是就阴差阳错地跑到妻子身上去了。不过这样一来，倒给我提供了一个病气会从一个人身上跑到另一个人身上去的典型例证。

我说病气传染说最不神秘，是因为许多人用身体感应法测病，它的物质基础，就是那种会跑出来，可以接受到的病气。或者说是病变部位发出的异常的频谱，也有说是改变了的生物场。在这一点上，我又觉得梅洛·薛曼的“电磁盾”理论有可取之处。据我观察，出现身体感应测病功能的，多数练功并不太久，且本来的体质条件比较弱。我妻子在大病后练功5个月，就出现了明显的感应功能。她并不有意识地要去给人测病，但病得比较重的人站到她面前，她的相应部位就感到难受，所以几次给她一语中的。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是既好又不好，所以既不值得高兴，也用不着紧张。说好，因为你的感觉通过练功比以前灵敏了；说不好，因为多少总有病气侵入到你的身体里来，说明你的卫气屏障或“电磁盾”比较薄弱。说不值得高兴，因为这种找上门来，除了逃开没法拒绝的感应，与功夫练到高深程度后，可以用意念调节控制的感应有质的不同。一般多说是后者病气上身后会排除，前者不懂排除法。我认为对那扇门的控制能力也许显得更加重要。说用不着紧张，因为在你练功之前，那些病气其实一样在影响你，作用于你，也许作用力还更大些，只是你不能察觉罢了。能察觉总比不能察觉有进步。知道了空气中有无数个结核菌在飞舞，我们用不着整天担惊受怕，连一口气也不敢吸，正确的态度是通过锻炼增强自己的抵抗力。这些道理都很浅显，之所以把它们不厌其烦地说一遍，主要是想提醒那些练功时间不长而出现了身体感应功能的人，不要因此而沾沾自喜，有求必应甚或主动上门到处为人去测病，这种好心很可能得不到好报。

十三、脑子里的血到哪里去了

1991年4月21日晚11点多（夏令时），我妻子突发珠网膜下腔出血。她发病时我还没睡下，坐在被窝里看书。那天是星期日，白天她洗了两条被套，又洗刷了厨房、厕所的地坪，觉得很累，再加上这些天因为一点无妄之灾引来的官非，使她心情不太好。到晚上，她感到头有些胀，像头痛病发作的前兆，就早早上床睡了。说“早早”，大概也在9点左右。我家睡觉一贯较晚，妻子上床通常在10点以后。她是从一个恶梦中痛醒的。她突然“喔唷”叫了一声，我凑近身子去看，她勉强睁开眼睛，神情有些可怖。我问她，你怎么啦，做恶梦了？她说，头痛，痛死了，随即呻吟起来。事后她说，当时的感觉就像被棍子猛击了一下，并听到脑子里“嗒”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爆裂了。随之而来的剧烈头痛是她自出娘胎后从未经验过的。痛点在后枕部偏右，头颅内约1寸左右的深处。耳朵里立刻响起来，是一种尖锐的啸叫声。脖子一下子扳紧了，不能转动。心脏一阵狂跳，仿佛要从喉咙口窜出来。胃里开始翻腾，想呕吐。除了呻吟，她一时无力说些较长的句子来表达她的思想。

但她当时的意识非常清楚，觉得自己十有七八是珠网膜下腔出血了（简称“珠血”）。在整个过程中，她是唯一的一下子对她的病作出像CT一样正确诊断的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所以她被我教训了七八天，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有些内疚。使她能一下子把握住真理的原因，一是这次头痛与她以往的头痛有天壤之别，二是她拥有脑血管意外的家族史。从父系看，父亲1982年死于脑溢血，叔父1983年死于珠血。从母系看，外婆死于脑溢血，大姨妈死于脑溢血，母亲于1972年中风偏瘫。而且，她叔父得珠血时，也是听见脑子里“嗒”的一声。他到医院去求诊，对医生说听见自己脑子里的血管爆掉了，医生嘲笑他，血管爆掉你能听得见？结果服了一个星期的止痛片后，再度出血进入深昏迷，就没能醒过来。这件事留给妻子的印象十分深刻。她经常要发头痛病，一个月总要发作一到两次。她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有此症。发作起来，一般是前额连同太阳穴胀痛，常常要闹到非吐不可的程度。她发病多在经期中，有时也会因身体劳累或情绪烦躁而诱发。譬如上南京路去逛商店买东西，回家来常要发病一回。这种头痛症叫血管痉挛性头痛，搞了气功后我才知道，三五十岁的妇女患这种病的很多，少说也有百分之六十，本来没什么希罕。叔叔因珠血亡故后，她家的兄弟姐妹们对自己的头痛症重视起来。她姐姐秦剑兰曾郑重地对她说，以后如果发生脑血管意外，头千万不能轻易转动或让人搬动，以防引起更多的出血。这话她是牢牢地记住了。不过，秦剑兰说的“以后”，也是指他们步入老境，脑血管变硬变脆“以后”，是提早了几十年的思想准备，谁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发挥了作用。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这大多数人不仅包括我，包括妻子与她的哥哥姐姐们，还包括医院里的神经专科医生），脑血管意外是老年人的专利，这“老年”的下限至少得50岁。后来我翻阅了秦剑兰借来的神经专科医书才知道，这种观念其实是错的。珠血，除外伤及脑血管硬化后破裂引起外，还可能由先天性血管畸形及脑动脉瘤破裂引起，因此，发病者中还以中青年居多。然而，就总体而言，它在中青年中的发病率，与高血压、血管痉挛性头痛等还是不能比，因此，把珠血误诊为高血压或血管性头痛，是常有的事，特别在珠血不是由外伤引起的情况下。但这种误诊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血管性头痛，西医对其常用药物扩张血管，使痉挛得到缓解。而对珠血来说，扩张血管的结果，则会导致已凝结的出血点重新胀裂，再度出血，那是有性命之虞的。所幸的是，尽管我在CT报告出来前的八天内，一直顽固地认为妻子的病只是严重的血管性头痛，但我采用的是气功疗法，并且自信地认为我的气功对付血管性头痛绰绰有余，反对她吃药打针。结果歪打正着，虽然耽误了诊断，却也遏制了误用扩血管药物的严重结果，算起来恐怕是功过相抵。当然，总的来说，还是妻子的命大。

她痛苦地呻吟着，以往头痛她还从来没有这般叫唤过，我知道这回她病得不轻。但我一点也不慌，因为血管性头痛我治过好多例，知道症状严重的情形也凶险可怕得很。我给她按压合谷、风池。风池那儿轻轻一碰，她就尖叫起来，说像刀割一样。但按压以后，她的头痛缓解了些，可以说些比较长的句子了。她呻吟着说，我大概是珠网膜下腔出血，我听见脑子里嗒的一声，我叔叔也听见过嗒的一声。我说，不会的，怎么可能呢？你不要瞎想。但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她人中穴上按压了几下。接着，我还是轮流按压合谷与风池。风池那儿，渐渐地经得起碰了。约过了10分钟，耳鸣消失，头痛又轻了些，部位也从后脑勺转移到前额、太阳穴与眼眶那儿。她以前发头痛症时就是那个区域不太平，这又给我提供了一条理由，说服她相信自己患的还是血管性头痛，只不过程度严重些罢了。她嘴里哼哼唧唧地表示愿意接受我的判断，但她的胃不答应，一阵比一阵更猛烈地掀动，她实在不能忍住不吐了。她缓缓地将身子转向左侧面对着墙（因为痛点在后脑勺的右侧），让我把枕巾垫在她的头下，就这样一口口地吐起来。她这样做是由于牢记了姐姐的嘱咐，头不能轻易动，回想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也许真救了她的命。但当时我对她这种情状很不以为然。要吐，为什么不披衣起床，到厕所里去吐个痛快呢？至少，我可以把脸盆或痰盂端进房来，让她趴在床沿上吐。我由此断定她思想中尚未彻底排除“珠血”的阴影。而我认为之所以我的气功对她的头痛不能收马到成功之效，全在于有这个不良暗示存在。血管性头痛的病因我说不全，但我知道精神因素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我将它与神经官能症等量齐观。所以我认为要治愈它必须气功与消除心理紧张双管齐下。但我不想强迫妻子起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只能让她感到，我认为这病没什么了不起，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如果真是不良的心理暗示在作怪，受到我这种态度的冲击，它也许会消散。这一夜，妻子少说呕吐了十几次，吐湿了两条枕巾，我的两件棉毛衫与她自己的一套棉毛衫裤。而且几次是我刚脱衣、关灯，她又连连呕吐起来，我只得起来重新操持一遍。有一次，她听见我又在窸窸崒崒所地脱衣，就说，你不要脱衣关灯，可以便当些。事后她说，她当时心里想说的话是“起来叫救护车可以便当些”，一则怕被我笑话，二则怕触霉头，她没把这句话说全。我没有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深意，但猜到和“珠血”有关。我说，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还是受暗示。今天头痛这么厉害，就因为你长期以来心里有这种不良意识。这暗示不去掉，你自己多吃苦头。我说完照样脱衣、关灯。但我的头搁在枕头上还不满5分钟，她又呕吐起来。我只能又打开台灯。我说，你跟我难过是哦？我这么说，固然有用激烈言辞轰走她心底深处不良暗示的用意，但也确实因为睏倦而心情烦躁难按。总之，我的语调十分生硬。说这话时，已经是4月22日的凌晨2点多了。

我的激烈言辞在当时似乎真起到了震慑作用，半个多小时后，妻子就昏昏入睡了。接下来的24小时，在她的意识中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在我的眼里，却是阵雨过后，云开天青了。在这一天一夜里她醒过几次，虽然醒来后她仍然要哼哼，但不像发病时痛得那么厉害。她也能起床去上厕所。尽管没有胃口，但还是在我的劝说下喝了一瓶牛奶，吃了两只法式面包（分两次）。她每次醒来，第一句话总是问现在几点了，接着问我是不是给她厂里打电话请过假，谁接的电话。我觉得有些好笑。但见到她睡得很安宁，醒来说话神志清楚，条理分明，动作反应正常，这点记忆缺失我就没引起重视，以为是睡得太沉所造成的。妻子真正醒来是4月23日的凌晨3点多。她又一次问我，现在几点了？我说，大概三四点钟。她说，辰光过得介慢。我说，你日子好过味，你已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你知道不知道？她吓了一跳。接着努力回忆，只想起唐见端好像来过，问小秦怎么啦。小唐是22日傍晚来的，其时妻子正又一次醒来，一边哼哼一边在吃面包。她与小唐还说了几句话，说头痛得厉害，只能调休在家躺一天。小唐见状，连忙去岳父家给我找来了几片安定，我让她吞了两片再睡下。这次醒来是距23日半夜苏醒最近的一次，所以她还能有片段印象，但也只记得小唐问过她一句话，还记得好像吃过面包，奶油味很浓。3点多醒来以后，妻子就再也睡不着，挨到7点，她就起床准备去上班了。头还是痛，但已经不是那种剧烈的好像要炸开来似的痛，而是沉重。事后她说，好像头与头颈不是属于自己的，一点也抬不起来，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我问她是不是再调休在家躺一天，她说不要，可以上班去。我以为她只是病后虚弱，同时，总觉得她这次发病与“珠血”的暗示有关，呆在家里，七想八想，心理负担更重，对康复不利，倒还不如上班去，与周围同事说说笑笑，能分散注意力。好在她是五金仓库的保管员，活不重。所以那天我没有阻拦她去上班，只是一路挽着她送她到厂附近，然后，我就乘车到平安电影院去看探索片展映了。送她上班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按压她的合谷，反覆对她说不要有思想负担，不要受暗示。分手的时候，我觉得她精神已好多了。谁知她一到厂里就支持不住，趴在办公桌上直呻吟。熬了半个小时，熬不住，她就上厂医务室去看病。一边看病她一边忍不住地哼哼。医生给她量血压，130／90，属正常，诊断为血管性头痛。当场给她服了“安乃近”片，让她在医务室里问的病床上躺一会儿。哪料她越躺、头越痛，呻吟也越来越响，简直是叫唤了。医生见她脸色灰白，痛苦万状，吃惊不小，劝她赶快上医院去看急诊，说，躺在这里的人，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叫唤的，可想而知你痛得厉害，这样剧烈的头痛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不要耽误了。医生要打电话找我，妻子说我看电影去了，找不到。就这样，我的丈夫形象一下子在妻子厂里变得很坏。至少，妻子回家来告诉我这一切时，我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回头去分析，这以后我之所以顽固地坚持认为妻子只是血管性头痛，没有及时陪妻子去医院求诊，是因为里面掺杂了个人感情因素。我要向自己肯定我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就只能给妻子派定一个“忍受力差”、“易受暗示”的角色。写到这里，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本书的读者主要不是来听我忏悔的，而是来看我怎么用气功将妻子的病治好的，所以，这里只能将8天里她怎么受病痛折磨的过程简略地叙过。我后来看了神经专科的医书才知道，妻子的病程是“珠血”典型的发展过程。4月23日还不是她最痛苦的日子。4月24日到26日，即发病后的第三天到第五天，脑水肿发展到高峰，这才是最难熬的。那时候，头痛已没有明显的痛点，而是弥漫到整个头部，无处不痛，无时不痛。睁眼痛，闭眼也痛。坐着痛，躺下也痛。而且一夜只能入眠两三个钟点，服“安定”也无效。同时，出现视神经乳头水肿症状。24日是两眼前出现绿豆大小的黑点，继而变成桂圆核似的灰色虚影。25日看出去路面有一个一个的圆坑。26日视幻觉消失，但当夜服了一片医院里配来的“西比灵”片，扩张血管的，27日早晨又服了一片，服药后即觉得颈后两根筋绷紧着剧烈胀痛。27日晚上，方舒姐妹第一次主持“正大综艺”节目，我让她看电视，她望出去，两眼前都障一片带锯齿的冬青树叶。左眼的一片竖着，右眼的一片横着，那树叶的锯齿边缘在急速抖动，电视画面跟着抖得厉害。尽管这么痛苦，她还是坚持每天撑着去上班，当然，工作是由她的同事们替她分担了。我难辞其咎，但是，这里也想为我自己辩护几句。就在我逼她相信自己只是血管性头痛的同时，没有放松用气功替她进行治疗，而且治疗对缓解疼痛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4月23日开始，我根据针灸“上病下取”的原则，在她的腿部取穴按摩。当我接触到她的三阴交穴时，她猛一抽搐，接着尖叫起来，说像刀割一样痛。于是，我就在那穴位上按压放气，每次都要让她哇哇乱叫一阵，大汗淋漓一身，直到三阴交能够耐受重揿才罢手。如此折腾一番后，她的头痛就明显减轻了，这也许与脑积水通过出汗途径得到排泄有关。但是，这种野蛮治疗法，从西医角度看，是绝对犯禁的。珠血病人第一不可用力，连大便时用力屏一下都是不允许的，怎么能允许这样捏紧拳头拚命吼叫？我这样胡乱莽撞，非但没有酿成可怕后果，反而收到了一定的疗效，不知是因为侥幸，还是因为中医针灸理论自有比西医对人体更深透的认识。但当时我是将此视为妻子的病非“珠血”的一条证据。我想如果是“珠血”，一定不会这样太平。我是将“珠血”与脑溢血相混淆了。妻子是4月26日上午由厂里同事陪着去医院求诊的。就症状来说，那天是8天中比较轻的一天。之所以上医院去看病，正是因为她觉得有了走到医院的力气。那天上午医院神经科普通门诊停诊，她挂的是专家门诊的号。幸亏看的是专家门诊，正遇上神经科主任。虽然她还是按血管性头痛处理，开给“西比灵”与“神康片”，但也没有对妻子的脑血管意外家族史置若罔闻，要她去作CT检查。CT检查安排在27日下午，我陪妻子上医院去。当场检查结果，医生说脑子里没有血，妻子听到这消息，头痛立刻减轻了许多，我更相信她这次头痛时间这么长，完全是心理作用。依我原来的估计，既然CT检查将不良暗示排除了，我的气功应该在一两天内把她的头痛完全治愈。虽然CT的正式报告要到29日下午才能见到，我心里已经将这一页翻过去了。因此，爽快地答应29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专家楼，去参加侃电视连续剧。CT报告我也打电话托一位相熟的医生替我代取，晚上我再上他家里去拿。后来，赵长天在《海上文坛》上撰文记述这件事，说那天我参加侃电视剧时有些神不守舍，似乎是因为担心妻子的病，这实在是有些美化我了。回家路上，我确实跟他说起过妻子的病，也说过侃电视剧我觉得有些难以进入，但这两件事并没有什么联系，至少在我的意识层面上它们没有相互挂钩。所以，当8点多钟我踏进那位医生朋友的家，听他说我再不到，他已经准备动身上我家来，告诉我CT报告显示妻子的脑子里确实出过血时，我心口别的一下，像是挨了一拳。但那位朋友的接下来的一句话又让我恢复了信心。他说，从片子上看，你爱人脑子出血应该在两个星期前，因为现在血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有脑积水，脑室增大。如果是一星期前出的血，她又没有用过什么药，不可能吸收得这么快。我说，出血肯定是在4月21日晚上，到做CT时还不足6整天，这决不会错。如果不是出血，其它什么病会引起脑积水呢？他说，根据你说的病情，再根据CT片子，一般说只有珠血。现在看不到血，有些奇怪。我说，这不奇怪，因为我用气功给她治疗了，血是因为气功被吸收掉的。那位身为西医内科副主任医师的朋友对我的这种异端邪说自然不敢苟同．但一则因为他思想比较开放，对中医气功等都有所研究，二则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所以并没有说什么使我很难堪的话。只是要我别大意，还是要去医院求诊，必要的话应该让妻子住院治疗。

自然要再陪妻子上医院去看病，但那是为了开病假。至于治疗，回家路上我已经决定，一切由我来承包。急于作出这样的决定，在潜意识里也许有将功补过的冲动，但在我当时的意识中，却毫无这种考虑，似乎完全是为妻子的病着想。同时，也出于对自己所具有的气功功力的充分信赖。我一路上想，以前这些天我没有把妻子的病当“珠血”来治，却已经使她脑子里的淤血奇迹般地被吸收干净了。现在，我认真地来对付那些脑积水，还怕“拿”不掉吗？从西医角度来说，脑子里的淤血，积液与炎症，跟脚扭伤的淤血、积液与炎症，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气功角度看，它们应该是一样的。气功对付淤血、积液及无菌性炎症，以我的实践，不说三个指头捏田螺，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往往能手到病除，比使用常规的医疗手段效果快得多，好得多，我没有理由因为它们发生在脑子里而感到惧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怎么能放过这样好的一次机会呢？

但对妻子来说，这病毕竟是有性命进出的，我怕她不肯将治疗权交给我。因此，踏进家门后，在向她客观地通报了病情之后，我着重强调我的气功已经使她脑子里的血不仅被止住而且被吸收了，应该说无意中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如果继续让我治疗，我有信心创造一个更大的奇迹。而如果她要去住院，那我就撒手不管了，这样，她的一条命就交给医生去任意摆布。我提醒她注意，医生以前给她用过扩血管的药物，差点没要了她的命，以后，我不能保证不会发生类似事故。至少，她会受更多的苦。两条路摆在她面前，由她自己选择。妻子听完我的这番话，想也没想，就说，我相信你，你给我治，我的这条命就交给你了！那晚，正巧她的三哥有事上我家来，听到我们这样的对话，楞得他不敢有所表态，赶忙告辞回家。

她三哥走了以后，我就准备正式用气功给妻子治珠血。我忽然想到，如果能让王红舒来“看”着我治疗，效果一定会更好。以前，我曾与她配合给人治过几回病，我觉得比我一个人单干要省力得多。我单干要凭病家的感觉，病家的感觉若不明显，我就只能实行地毯式轰炸。这样操作，一则气浪费太多，二则往往不能将病根刨除干净。我想请王红舒来，更重要的原因是要使妻子进一步确立对气功的信心。这次治疗，是真刀真枪地跟珠血干，与前几天的瞎猫逮死老鼠式的放气、按摩不同，我一定要当场让妻子充分尝到气功的甜头，一定要治前治后大不相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王红舒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可以说，她的作用超过了我的预期。我在邻居家给她打电话时，已经是晚上9点1刻了。不到半个小时，她跨进了我家门。一进屋她就指着自己的后脑勺偏右的部位说，小秦头痛是不是在这里？我看见妻子的眼睛一亮，说，是的，是这里痛，你怎么知道的？王红舒说，我刚才走在路上，想试着感应一下，立刻就觉得这里痛，看来我还真能感应。妻子笑了，自发病以来，她还是第一次露出愉快的笑容。开场很不错，我就更有信心了。

妻子拥被靠坐在床上。王红舒站到床边，斜对着她，相距约1米远。我站在妻子的右侧，更靠近她。因为王红舒说“看”病灶要借助我的气，所以我伸出手去，罩在妻子的头上，离开她的头顶约两寸，好像拍照给打个灯光。我问王红舒，你能看清楚了吗？她说，看清楚了。她闭着眼仔细“看”了约1分钟，睁开眼来说，小秦脑子里的病气有两块。右边那块，从这里（她指指妻子右边的风池穴），这里（又指指妻子右耳轮上方）进去，交叉点上，大约进去1寸多深，有一块像拇指第一节那么大小的东西，纺棰形的，两头尖，黑色，是实体。左边那块比较大，但是虚的，也比较浅，像张网似的罩着。妻子听了连连称是，说，你说的都对，我现在就是这两个地方痛得最厉害。右边更重些，左边半个头，皮肤好像绷紧着。我说，我们一部分一部分解决，先拿掉右边的。因为妻子的病较重，我考虑一下，觉得还是用近距离的放气、抽气法效果可能更好些。我就将手凑得更近些，默念心经往里放气。王红舒“看”了一会，说，你的气一放进去，那块黑的东西就往后躲了。我觉得这样操作要躬腰抬臂，姿势有些别扭，再听见她这句话，就决定换用搬移法试试。我站直身子，左手一挥，意念将这块病灶搬出来。王红舒“看”着说，好，这样好！你的一片金黄色的气，刷地一下进去，把那块东西兜底托住，再也逃不掉了。我意外发现搬移法还有如此之妙用，兴致又高涨了许多。我将右手盖在左手上，王红舒报告说，现在你的气已经把那块东西完全包住了。我立即用右手对着左掌不断地抓病气，一边抓一边甩。我抓得起劲，王红舒也报告得买力。好，出去了，现在出得很快，汩汩地往外冒，那块东西只有指甲那么大了，变浅了，只有黄豆那么大了，再抓几把，好的，现在没有了。我和妻子两人就像守着收音机听足球赛的实况转播。虽然看不见，但情绪一样受感染。到王红舒宣布“没有”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才不过5分钟。5分钟就把危险的病根除掉了？我又用右手盖住左掌，对王红舒说，你再仔细看看，还有没有，一点芝麻大小的病气都不能放过。她闭目端详了一会，说，确实没有了，现在这半边脑子里都是你的气，金黄金黄的。妻子睁开眼睛来说，刚才王红舒说“没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半边脑子一下子轻松了。她说得一点不差，真是神了！

既然得到妻子的认可，我就把她“右半脑”还回去，再把她“左半脑”搬出来。我的右手才盖到左掌上，王红舒就说，那张网一下子收缩了，现在变成螺丝帽那样的东西，有那么大（她比划着约有5分镍币那么大），那么厚（约半寸），黑黑的。我如法炮制，王红舒仍不断地报道战况。这回用时约10分钟。还是在王红舒宣布“没有了”的时候，妻子的那半边脑子同时卸去了重负。王红舒的宣告不早不晚，就在妻子感觉一轻松的那一瞬间，这叫她从心底里对王红舒百分之百地信服。

妻子感觉好多了，与一刻钟之前判若两人。为了巩固战果，我让她挪动一下位置，将背转向我坐，我用两掌覆盖在她的头颅上，直接向里放气。王红舒“看”了一会儿说，现在里面坏气没有了，充满着你的气。但是，后半脑部分好像有些板结，不那么松。还有，那上面有两条小血管，很细的，1寸多长，特别活跃，颜色很淡，淡粉红的，跟周围的血管不一样。我就按着她的指示，对着那部位放气、抽气，约摸一刻钟，王红舒说那两条小血管颜色变红了些，跟周围血管差不多了，板结的部分也松开了些，虽然还没达到正常的程度，但比先前好多了。妻子也觉得头上套着的紧箍咒去掉了，头痛基本消失，不知不觉话多起来，声音也响了些。妻子说，我已经很满意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治好的，今天就到这里算了。那时已经过了10点1刻，我本来还有毕其功于一役的雄心壮志，但考虑到时间已经很晚，王红舒这样“看”也是很吃力的；同时，珠血毕竟不同于腰伤复发，就是胸椎压缩性骨折也要半个月才彻底痊愈，我应该有打持久战的充分思想准备，所以同意即此收场。我与王红舒约好了，请她明天下午再来“照看”。

这天晚上，是8天来妻子第一回不哼哼的。她本来打算不服“安定”睡觉，睡了一二个小时，还未进入梦乡，她有些不放心，又起来服了一片药，服药后就一觉睡到天明。这以前，她尽管每晚服两片“安定”，仍然睡不着。只觉得眼皮沉得睁不开，头里的痛却一点也未见减轻。能够这样美美地睡上五六个钟点，她体会到一种无上的幸福，即此更坚定了把命交托给我的信念。

翌日，4月30日上午，我陪妻子到医院去求诊。医生仍然对CT片子上没见到血块感到疑惑不解。我忘记那位医生不是我朋友，还是贸然提到了我的气功，立刻遭到她的反唇相讥。“气功能把脑子里的血弄掉？那外面走廊里躺着几个脑溢血病人，你倒去发气试试看！”我问她，除了珠血，脑积水还可能由什么病引起呢？她说，引起脑积水的病多了，可以给你讲一个上午也讲不清楚。你要肯定珠血的诊断，只有立刻去做个腰椎穿刺，看看脊髓液里还有没有残剩的血。我想，医院是否给下个珠血的明确诊断并不重要，反正我们自己明白是珠血就可以了。我妈妈得过乙型脑炎，做过腰椎穿刺，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很痛苦的，何必要让妻子去多受这份罪呢？只要交通性脑积水跟珠血一样可得到病假就行。后来，我翻遍那本神经专科医书，能查到的引起成年人交通性脑积水的病只有两种，珠血与脑膜炎。妻子得的肯定不是脑膜炎，那就只剩下珠血了。当然，我看的那本医书版本较早，也许近些年来医学有迅猛发展，已经知道有许许多多的病可以引起脑积水，以致多到一个上午也讲不清楚。即便这样，我看妻子的症状还是典型的珠血。而且书上说，也有相当一部分珠血病人作腰椎穿刺仍然找不到血，看来我的决策还是英明的。不过，那位医生不肯轻易下珠血结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书上说，珠血患者中，只有出血较多、病情较重者，才可能会产生脑积水。脑积水属于珠血的后遗症。如果出血严重，又没有用任何药物止血与吸收，这些血到哪里去了？至此，我才充分理解那位医生朋友说“出血应在两周前”的意思。

那天上午妻子出门，身体状况已比29日有明显好转，但还未恢复到正常水平。最明显的症状是怕风怕光。一吹到风头就生疼，好像脑壳不存在似的，所以4月底还戴着顶绒线帽出门，特别显眼。人也没有力气，走路慢吞吞地，说话斯斯文文地，真正的弱不禁风。自从我跟她谈恋爱那天起，我还从来没见她这么文静、优雅过，即使在妊娠反应最厉害的日子也不是这样。但她自己觉得睡过一夜力气已经长多了，头痛也不再那么无时不刻地折磨她了。从医院出来，我劝她跟我上公园去练功，她希望宽限一日，再作一次治疗，巩固一下。因为她知道练功有自发动，哪里有病动哪里，病得厉害动得着力。而西医则规定珠血病人在两周内要绝对卧床，头一点也不能动，大小便不能用力，最好使用扁马桶。要跟西医顶着干，她心里还有点虚。这天下午，她姐姐秦剑兰与三嫂子一起来看她。隔天晚上，妻子关照三哥回家一定不要把真实病情透露给母亲，但希望能与姐姐见一面。她三哥就让自己妻子跟着剑兰一起来，为的是帮我料理家务，他们知道我在这方面很欠缺。秦剑兰听到妹妹患珠血的消息，当场差点哭出来。她马上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华山医院去联系，一位医生答应先收入急诊观察室，待病房里一有空床位就住院。华山医院的神经科在沪上享有盛名，她争取到了一个住院的机会，才松了一口气。她袋里揣着这张王牌，急急地赶来跟我谈判。这种性命攸关的病，怎么可以交给气功呢？但听刭妻子向她描绘我怎么在王红舒的配合下将她脑袋里的淤血拿掉的过程，她的态度立刻软化了。她毕竟是个气功的热心爱好者。在这骨节眼上，就要看你是对气功是真相信还是“叶公好龙”式的爱好了。我对剑兰说，我选择气功治疗方案，是慎重的，是有把握的，当然也是担风险的。换了别人，哪怕把握再大，我也不敢尝试。这种病送进医院让医生治，就是有三长两短，我一点也没责任。用气功治，万一出现意外，不要别人来追究我的责任，我的良心也不肯放过我。不过从昨夜治疗以后，我现在可以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不会出问题。这样，用气功治疗，比其它疗法要见效快得多，而且妻子本人也要舒服得多。上医院，不说要输液服药，药物有副反应，就是一动不动地在病床上躺个十天廿天，也是够受的。我不能为了个人减轻责任而让妻子去多受罪。说到3点多，王红舒来了。剑兰与三嫂子就一同观看我与王红舒怎么联手给妻子治疗。王红舒“看”了说，脑子里黑的东西已没有了，但还有灰色的淡淡的一条印痕，就像橡皮没擦干净似的。同时，后脑部分还板结着。印痕用搬移法很快就拿掉了，这次治疗就以放气将板结部分发松为主。治疗结束时，王红舒对我妻子说，你的右边的背胛骨酸痛，还有你的两边臀部和两腿肚也酸痛。妻子说，是的，真的一点也不错。她又对剑兰说，你看，神不神？我的背胛骨痛和臀部、小腿肚痛又没告诉她，她怎么知道呢？而且就是右边痛，左边不痛。王红舒真的能看到，能感应，我现在对她是绝对相信。剑兰亲眼看到这番情形，也就同意回去退掉那个急诊观察室的床位。她考虑到母亲也许会察觉些什么，就用带来的相机给我妻子在户外拍了几张照，一旦问起就可以用这去安慰她。妻子开橱门取了件新的绒线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拍照时也露出了自然的笑容。在当时，我觉得她跟昨天比已有天差地别，已经是全无病容了。如今取出那照片来看，似乎脸庞与眼皮还是有些浮肿。

从5月1日开始，妻子就跟我上公园去练气功，练完功后我再给她放气治疗。果然如我的预言，一开始练功她的头就大幅度地转圈，但练完后她觉得非常舒服。5月1日与2日，她还是怕风怕光，且畏寒，穿得很多，又戴着绒线帽，一望可知是个病号。2日我放气时在劳宫里洒了云南白药，治疗后她的怕风怕光症状立即消失，在公园里就摘了帽。使用白药，我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我仔细看了说明书，见它的功效是既能化淤，又能止血，觉得它很符合需要。但为了安全起见，第一次用药，我一定要请王红舒在一旁“看”着，所以拖到了2日，因为1日那天王红舒因女儿发烧未能来。放气时，王红舒“看”见气将药打进妻子脑袋里去。她描绘说，不用白药放气时，我的气好像照进树林里的阳光，呈条柱状。用了白药后，气就变成雾状，很均匀地散布到每个角落，而且颜色也更浓。放气约5分钟后，妻子说闻到了白药气味，很浓的。我与王红舒都没闻到。

在最初的一个星期里，妻子的身体状况是一天上一步台阶，进展非常明显。5月2日下午，秦剑兰又来我家。她还是来说服妹妹去住院。她把所见所闻到办公室里一说，舆论哗然。她的同事虽说不是第一线的医务人员，但整天跟医务人员打交道，医学知识都是很丰富的。有的说，气功治治腰酸背痛还可以，治珠血，开什么玩笑？有的说，你妹夫大概怕爱人住院，家里又要照顾孩子，忙不过来吧。要陪夜，烧菜烧饭，我来帮你。一片真情，说得她眼泪再也留不住。二次上门，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但一进屋见到妹妹比前两天更神气，声音也哇喇畦喇恢复了往日的洪亮，她就只能把流泪的事当作笑话来谈了。5月3日，妻子就开始烧饭烧菜了，虽然烧菜时还要找张椅子歇歇。5月4日，我就拖她一起上菜场，她买菜，我拎篮。她烧菜就不再坐了。从她的日记中看，5月9日她已经开始洗衣服，整理房间。印象中，她做那些较轻的家务还更早些，因为5月6日至8日的日记她没补上。从她的日记中看，5月4日练功时她跪下了，额头直抵着地，“感觉此时舒服极了”。其实，从1日那天开始，她就有要跪下去的自发动趋向，因为有顾虑，没敢下去，所以练功时觉得站不住，练功后两腿肚酸胀。跪过以后，她始相信这味道好极了，以后练功就敢放开动作了。不过，她也只不过跪了三四次；以后想跪下去也不成。她在5月9日日记中写道：“今天没有鼻血了。”可见练功出过几次鼻血，这大概是一种排泄。最初几天，她怕烦的症状还比较明显，有人来探病，她说话多了，或者听人说话多了，过会儿就要头痛。但头痛的程度不仅跟前8天里的头痛不能比，而且比她过去的血管性头痛也要轻。十来天以后，这种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她在5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练功时，我先觉得肩膀酸痛，我的两肩在交替运转。过了一会儿又觉得头颈酸痛，我的头在转动。练功完了，舒服极了。”由此可见，那时气已冲到了脊柱腔里，因为头颈与肩膀酸痛，是由血流入脊柱腔而引起的。5月18日的日记中说：“已经好几天打喷嚏头不痛，没有牵拉感了。喷嚏也挺多的，肯定母亲在惦记我了，我也很想去看看母亲。善增说6月初让我去看母亲，我盼望着5月快快过去。”至此，她的自我感觉已基本恢复到发病前水平。5月29日的日记中说：“一连几天，我感觉后脑里面发出‘格嗒、格嗒’的声音，声音自后脑到头颈，练完功后，感觉很舒服，好像今天早晨起床时，头颈也不痛了。”颈痛，是她的老毛病。据回忆，约有两年多了。她习惯向右侧睡，早晨醒来，总是觉得右边的脖颈别住，很痛，不能转动。要翻身向左边睡20分钟，脖子才松开。自从5月29日以后，这个老毛病即消失了。所以，到那时，气已经开始冲老病灶了。记得5月初我动员她练功时曾说过，要她自己练，不仅是为了将眼前的这点脑积水去掉。去脑积水，我光放气治疗也能对付。我的目的是要她的气去冲掉病灶。珠血总是有原因的，不是脑血管畸形就是脑动脉瘤。这个病灶是可以冲掉的。人不免一死，但只要练得好，就可以不死在脑血管意外这种病上。在脑子里的血管“格嗒，格嗒”响过以后，妻子相信了我这豪言壮语。

6月22日妻子拍了增强CT片，未见有脑血管畸形和脑动脉瘤。但是脑室仍有些大，虽然比前一张片子“略有减小”。因为她基本上已无自觉症状，所以医生怀疑她的脑室也许先天就略大。不过据我的实践，气功治疗后症状的消失往往要先于病理实体的消失，或者说，天眼看到的“病灶”的消失要早于真的致病实体的消失。或许致病实体的消亡有个场先消亡，然后实体才慢慢消溶的过程。这有点像人的死亡，先是脑死亡，灵魂消亡，然后肉体才慢慢腐烂。致病实体的致病作用则在场消亡时就停止了，所以天眼看到的“病灶”消失与症状消失保持同步。我高兴的是没有查到脑血管畸形和脑动脉瘤，我相信畸形的脑血管经过练功已经被重新安排好了。

然而妻子对第二张CT报告不像我那么乐观。到底病是在她身上，听到还有脑积水，她不免有些紧张，头也随之隐隐作痛起来。尽管她承认这里有明显的心理因素，也承认这头痛比发病前的血管性头痛要轻得多，但如果能一点不痛岂不是更好吗？她犹豫再三，到7月底，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说，想在练功的同时服用退脑积水的HCT片，双管齐下，以求更好的效果。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因为我在西药厂干过8年，所以对西药有很深的成见，认为可用可不用的药应尽量不用，包括各种维生素、球蛋白与能量合剂。岂料这次又被我不幸而言中。她才服了3次药，心脏就受不了，8月3日上午练功时捂住心口蹲倒在地哭了起来，吓得我赶紧陪她上医院。心电图检查心脏没什么病。我问医生是否会跟服用HCT片有关，医生说，那是利尿药，含有咖啡因，也许有关系。我对咖啡因是太熟悉了，我曾经工作过的药厂就是生产咖啡因的。当即停药，妻子的心脏也就再没有闷痛过。据她说，心脏的闷痛比头痛更难受，简直像立刻要死去似的。有了这回经验，她深感到自己这回患珠血是最少痛苦的了，从此把练气功看得跟吃饭、睡觉一样重要。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王红舒劳苦功高。在最初的半个月里，她几乎天天来给妻子“看”气，每回都一说一个准。以致妻子对她产生了依赖，哪天听说她有事不能脱身前来，练功与接受治疗心里都不踏实。“看”气也是一种发功，也是一种体能的消耗，难怪气功圈里有一种说法，测病准了治病功力就会降低。事后王红舒说，在这半个月里，她总感到肚子饿，在街上见到什么吃的都想买。有一回她“看”气后急着要走，没有让我给她补点气，结果一整天头昏脑胀，晕晕乎乎的。以后，她“看”气完了就自觉地在我的气场里练上一刻钟。从给妻子治病以后，现在我遇上一些疑难的病，觉得不拉上她就不那么有把握了。就像看过了直角平面大屏幕彩电，再看9时黑自电视机便十分地不习惯，人真是不配享福的动物。

妻子在半个月以后即能操持正常的家务活了，但在整个5月份里，我基本上与她形影不离，24小时厮守在一起。我既然承包了治疗，就要防止一切意外。6月份，我逐渐取得了行动自由。到10月底，妻子终于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就头痛这一点来说，她的健康状况比发病前要好。本来每月要发作一至两次的血管性头痛，现在基本无犯。偶尔有点头痛，也很轻，没有一次闹到呕吐的程度，而且一站桩即刻便好。她现在练功已基本不动，但静站半小时，能使原来很冷的手变得暖烘烘的。练功中出现过许多冲病灶的现象。有段日子一站下来就不停地打呃，半小时里至少要打100多个呃。还有段日子10个手指骨头腔里作痛。手指痛过不久，脚趾也痛起来。还有脚掌与脚底痛，像扭伤似的。还有眼睛流泪，还有咳痰，等等，等等……冲病灶的周期都不长，最长的打呃大约1个多月，脚掌与脚底痛只有两三天。而且一般都是练功时有感觉，练功结束感觉也消失了。最奇怪的是这些反应都还带来一种快感。打呃、咳痰觉得舒服，尚可理解，她说手指、脚趾的痛都痛得很适意，我实在难以体会。但这些冲病灶反应，与珠血已关系不大了。之所以写在这里，因为妻子如今可算是我授功的人中练得最卖力的一个，她的体验，对研究授功现象有一定的价值。

今天，妻子最深切的体会是：“如果我早练半年功，就不会生这场病。”对我来说，我从这件事所获益的也似乎超出了我所付出的。获益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外界。有许多人对我说，知道你用气功治好了你妻子的珠网膜下腔出血，我相信你的气功是真价实货。这些人中，有被我治好过病或授过功的。他们都把这件事看得比自身的体验更重，可见它为我赢来的声誉。一方面来自内部。妻子说，以前你逢人便说气功，我听了觉得烦。觉得你是一厢情愿，不管别人要听不要听，相信不相信，只管自己说。现在我能理解你了。相比之下，我感到内部的支持比外界的声誉更可贵。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坏事变成了大好事。

附注：妻子从1991年10月上班后，一直很好。她坚持练功了几年，后来就渐渐不练了，因为她忘了珠血对她生命是个潜在的威胁，珠网膜的血管畸形是始终留在她脑子里的定时炸弹。她在16年里，忙了外边还要忙家里，脑力劳动兼体力劳动，每天睡觉时间只有五、个六小时，但她都活得生气勃勃，还在《新民晚报》写了将近三年的股评。然而，正因为她“好了伤疤忘了痛”，“伤疤”就以“痛”来提醒她了。在去年五、六月间，因为她单位里的恶劣的人文环境，使她情绪极坏，珠血的种种预兆，剧烈头痛、呕吐，回家便睡，不吃饭，不想说话，等等，都出现了。珠血是复发率极高的病，而一次复发，死亡率在90％以上，两次复发，几无生还。我想，她单位的领导也许不知道她的病的严重性和特殊性，所以，向她单位的领导、同事写了一份恳求他们在她有发病症状时予以救助的说明，谁知这信被她的领导掷还。我实在不敢相信，人心会恶到这种地步，要把人往死里整。妻子在单位里是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劳模的工作态度，最低的工资（为此，单位普调工资，还特地瞒过她），就因为她的工作态度、专业水平“给别人有压力”（她单位里一个也被排挤走的副经理临行时给她的忠告），所以，被视为眼中钉，几次三番要挤走她，挤不走，竟要整死她。我实在不能坐视不管，只得通过一位著名作家朋友（我非常感激他，但为了不牵出妻子的总公司，就不提他的姓名），给在外地的总公司董事长写信。由董事长亲自干预，妻子在得以从死亡的阴影下逃逸出来。以后又横生枝节，又弄得她神经绷紧，脆弱的血管再次受到考验。由于董事长的再次干预，终于实现了我信中提出的要求，在今年四月妻子平安退休。整个事件，写一本职场长篇小说是足够了。但不愉快的事情实在不想去回忆，所以，这长篇小说的写作更是遥遥无期了吧。今天之所以提起这件事，不是要对谁提出指控（迫害妻子的人，在事情处理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或早或迟受到了报应），而是要说，人文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远比病理因素严重。气功可以治愈珠血，使之十多年完全正常，但从复发的阴影中逃出来，实在是侥幸，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虽说境由心造，但客观环境对凡夫俗子来说，不是那么容易转的。但终究是境由心造，我们能做的只有改变我们的心情，在严酷的环境的压力下，不要使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坏。心情更坏，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妻子在压力最重的日子里，常常在家里唱歌以减轻心理压力，这也是她没被整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今天大多数人的集体无意识，可能已经到了作恶而不知自己在作恶的地步。我想，如果迫害妻子的人，能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可能要了人的命，而致人死亡，是下地狱的罪，他们可能就会高抬贵手。毕竟妻子没有冒犯他们，而是他们在嫉妒她。就是她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罪不致死吧。就算没有良心的负疚感，如果能意识到过头的行为必然会遭到报应，也该考虑一下不要逼人太甚。就算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关系，逼到无路可走，他也会和你拼命。妻子在那段日子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现在才体会到剥削还可以忍受，压迫难以忍受。”现在，不是要人有原罪感，而是对作恶要有清醒意识、忏悔意识，同时不要抱能逃脱报应的侥幸心理。

十四、结束语

终于熬到写“结束语”的时候了。

之所以此刻有如释重负之感，全是因为我原先把这件事看得太容易。反正都是自己亲身经历，都在我肚子里装着，我又不打算添油加酱，渲染得云山雾障。简简单单地写，凭我在气功方面所有的这点水平，能写出十一二万字蛮不错了，花上三四个月时间就可以大功告成。本书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写于1990年12月28日，那天应该算是正式动笔的日子。现在已经是1992年的2月底了，距离那时已过了整整14个月。固然字数大大突破了先前的框算，增加了几乎近一倍；固然这14个月中，有将近半年时间，我集中精力为妻子治珠血，几乎没写一个字；但是，动笔前的估计不足，还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我觉得，它给这本书的质量一定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读者一定会看到，尽管本书后面的章节越来越长，但语调却越来越急促，应该展开描写的地方也未能充分地展开，整本书显出一种前松后紧的状态来。我说的前后，以第七章为分界线。第七章是1991年11月7日开始动笔的。这之前的六章，字数虽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实际费时却与后面的八章相差无几。但后面我再也不能以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来写作。这主要不是时间上的压力，而是字数上的压力。我几乎是算着字数在写作。出版社并没有给我规定字数，是我自己不希望写得太长。我认为我肚子里的这点东西应该没有那么多字可写，居然刹不住车，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所以我越写越紧张，不是无话可写，而是有话不敢随便往纸上写。如今，不管我满意不满意，总算把要写的差不多都写出来了，字数也势不可挡地突破了20万大关，我只能对之抱“债多不愁”的态度了。这样，才松了一口气，才能以比较自在的心情最后来唠叨几句。

本章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介绍一下我在气功方面的最新进展。另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束语。

所谓最新进展，在时间上，主要是指1991年4月下旬妻子突发珠血后的那段日子。内容上，分治病操作方法之改进及病例这么两块。

先介绍操作法之改进。

1991年10月7日下午，我在家里为江曾培先生治肝囊肿（第二次），王红舒应邀前来配合照“看”。这次治疗，我在搬移法外，增加了一次抽气搭桥入地法。这是宋连方教我的，我以前操作，不管是否用搬移法，抽气时要不断地将气抓出，甩掉，若抽气半小时，胳膊往往会觉得很酸。老宋对我说，你其实用不着这样不断地抓、甩，只要一次将气抽出，然后加个意念将病气打入地下，入地3尺、5尺、7尺，9尺，越深越好，这样就像搭个桥，病气会自动源源不断地跑出来，钻进地底里去的。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你本来把病气抓出是随便甩在空气里的，周围身体差的人还会把这些病气带走。你把它们打入地底深处，它们就不能害人了。对于病气散布在空气中会害人之说，我只能多闻阙疑，但对抽出气后搭个桥便可一劳永逸的说法，却心向往之。只是未经鉴定，不敢贸然采用，怕影响疗效。这次有王红舒来参战，我便有心试验一下。治疗开始，王红舒“看”见老江肝部的囊肿已消失，但第一次治疗时见到的那条弧形的黑线尚在，只是细了些。老江自诉肋间有刺痛感，王红舒“看”到那里有一条小指般的蓝色的竖线，与黑线相连。我将蓝线与黑线一起搬出，右手一抓，往地下一甩，然后食指与中指两指并拢直指地面，意念中把这桥搭好了，并想着病气入地3、5、7、9尺，直至无限深。王红舒“看”到黑气从老江的命门不断地冒出去，同时，我的金色的气不断地充进去填补黑气留下的空缺。抽气与加气同步进行，疗效时间缩短了许多，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老江也觉得肝部渐渐地热了起来，这证实了王红舒“看”得不错。以往，抽气时（特别是抽出蓝色的寒气）病家多数觉得冷，只有加气时才会感到热。这次试验成功后，10月9日上午，我在青浦水上俱乐部，为唐铁海治颈椎时，又照样试了一次。结果，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使他的颈部与左肩发热、放松，酸痛消失，疗效倍于往常。从那以后，我操作时再不用不停地挥臂，省力多了。又将抽气与加气并为一步，省时多了。读者若对此有兴趣，不妨可以试试。

下面再介绍三个病例，两个是小的，一个是老的。

一个小孩患的是脑瘫。他是沈霞的亲属，因此由王红舒配合给予治疗。那孩子出生后发育正常，本来能说会道，还会背诵几首唐诗。1990年10月出现病症，那时还不满3周岁，最初症状是两腿往里蜷曲。病情发展很快。1991年2月间他还能蹬小脚踏车，到10月27日来公园接受治疗时，父母已经只能将他横着抱来，竖着抱他都支撑不住了。第一次见到他时样子十分可怕。头耷拉着，颈部好像没骨头似的。两眼闭着，嘴巴翕开，面色灰白。背成弓形，两臂蜷曲，双手握拳。两腿罗盘，脚背挺直，像跳芭蕾。不能说话，也不会哭，对外界的反应非常淡漠。新华医院等诊断为脑瘫，华山医院诊断为脑自质病变，但不论是何种病，都是绝症。父母犹不甘心放弃这小生命，曾带着他到东北去找气功师治疗，用去了5000多元钱，几乎要倾家荡产。如今母亲还是常年请事假在家陪着他，每个月只有30多元的生活补助。看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被病魔折磨成这样，听到他父母为了孩子作出了那么巨大的牺牲，我也禁不住热血沸腾起来，顾不得自己功力有限，也顾不得那病气是否会传染。当然，有王红舒在一旁“看”着，受传染的危险性相对要小得多。第一次治疗时，王红舒“看”到他右脑靠颈部处有两道黑气，下粗上细，成弧形。我用搬移法将黑气取出，打入地下，我的手上与腿上都觉得寒气砭骨。10分钟后，王红舒说黑气没有了，我手上的冷感也消失了，就改用劳宫涂抹白药热敷头颅。热敷后，我再按摩他的劳宫、足三里、太溪、涌泉、承山等穴。我的手法很重，但那孩子就是不哭。他受痛后只是牵牵嘴角，哭不出声音，流不出眼泪，小手小脚也不会躲避，不会挣扎。这样的驯顺，这样的听凭摆布，看了叫人心寒。但他的家长还是看出了治疗后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第一次治疗后的变化，一是吃饭时他能咀嚼了（以前他只会吮吸），二是让他俯卧时头能仰起寸许。为了这点细微的变化，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当天下午，我就觉得十分疲倦，右腹股沟里肿起了淋巴结，全身肌肉板紧，像干了很重的体力活，又似乎有些低热。王红舒的后颈部肿起了一个红疖，有白色的脓头，右腮下肿起了淋巴结。治疗时宋连方也来帮过忙，但几次都是才抓了几把又赶紧逃开去。即使这样，他也觉得口焦唇千。我原来没估计到反应有这么严重，为了趁热打铁，我将第二次治疗安排在10月29日上午。这次，尽管王红舒“看”到孩子脑子里的气已好多了，而且，那天下午她还上我家来，我们一起练了会功，自我感觉都好多了，她后颈疖子上的脓头也消了；但是，回家后，她的右眼角又长出了一个疖子，打了两天针，才消了肿。老宋说，这孩子的病气很厉害，隔两天治吃不消，要打持久战，一星期一次差不多。这样就定下了一周一次的制度。从第三次开始，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周顺龙加入了我们治疗的队伍，并逐渐成为骨干分子。小周练的是武术气功，拜的是名师，又肯下苦功，因此是个难得的既能“看”，又能治的全面之材。前不久，老宋请他到411医院去治一个中风病人，他“看”了一下，说那病人右半脑有瘀血，但病根是在第七、八节颈椎，所言结果竟与核磁共振的报告完全一致，使在场的该院副院长大为惊讶。小周的加入，大大减轻了我肩头的压力。本来，我正赶写这部书稿，三天两头要开夜车到半夜二三点，还要每星期一次为那孩子放气，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小周主动参战，我得以逐步退居二线。最近几次，都是由他先将病气驱除干净，我再用劳宫将白药打进孩子的脑子里去，这样我就省力多了。现在，那孩子的情况较之先前已有明显好转。头已能有力地往后仰起、转动；手脚的肌紧度已经减轻，出现了自发的动作；睡眠时已能翻身，靠着能坐住，扶着能站立；哭笑反应正常，出现牙牙自语的情状；脸色红润，不见病容。但是，离开同龄正常儿童的健康与智力水平尚有很大的距离。如今，只能说是制止了原来的滑坡，并有逆向的好转，能好转到什么地步，还未可预料。治疗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每次治疗的3天后，孩子一般都要发烧，甚至抽筋。但是，他身上火烫，额头上却一点也不热。有好几次还同时发出红疹或水痘样的疱疹。烧到下一次治疗前一般都能退尽，只有一次烧未退，又遇大雪天，治疗因此停了一回。红疹与疱疹到再来接受治疗时也都退得差不多了。这种现象，很像有些气功书上说的排毒反应。保住了这条小性命，他的家长已经觉得很满意了。我的目标，是希望他能完全恢复健康。只有这样，治疗才有意义，才能说是取得了成功。有王红舒、周顺龙、宋连方等协同作战，再加上那孩子本身旺盛的生命力，我想这个目标，在半年、一年后也许可以达到。但愿有看到他背着书包唱着歌跳跳蹦蹦上学去的那一天。

第二个病例的小孩，是王周生妹妹的女儿。1991年12月23日晚，我到王周生家去，正巧她的妹妹、妹夫及他们的女儿在她家里，王周生即向我谈起她妹妹、妹夫正在为他们女儿的病着急。这个小女孩自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感冒发烧，睡觉时盗汗，常使枕头湿透一大片，久治不愈。前不久要送她上幼儿园，作入园前体检时，医生发现她心动过速，每分钟心跳在120次以上，且心律不齐，频繁缺搏，又有像拉锯似的明显的杂音，嘱家长马上带她上医院去诊治。医院里诊断为先天性心肌缺损。并验出白血球低，只有4000，怀疑血液也有病。王周生的妹妹本有较严重的心脏病，当初是冒着生命危险妊娠分娩，才获得这颗掌上明珠的。现在听到女儿竟也有心脏病，她的焦虑可以想见。那时，我为了写这本书，已经开了1个多月的夜车，自感有些底气不足，一般不给人发功治病。但这种情况比较紧急，而且孩子才4岁，像棵刚破土的小苗，既脆弱，却又生命力旺盛，倘治得及时，有希望在以后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把先天的缺损补得天衣无缝，因此我决定试一试。我先让她母亲为其按脉跳，每分钟98次。我用搬移法对其心脏发功，5分钟后脉搏降至每分钟72次。我叫王周生妹妹领着孩子回家取了听诊器再来。所以要孩子跟着母亲一起去走一次，是要让她的心脏经受一番考验。她们两家离得不远，一刻钟后，母女俩回来了，那时是8点零5分。我让王周生妹妹戴着听诊器，在我发功的过程中，监察心脏变化。开始时心跳每分钟98次，并有拉锯似的杂音。我用搬移法对小女孩的心脏放气，心跳立时升至每分钟120次。我往外抽气，便降至一分钟108次，心律不齐，约半分钟有一次缺搏，且一阵快一阵慢。我的手上觉得有火星溅灼，王周生看到外甥女的鼻翼两旁透出青色来。约10分钟，心律齐了，缺搏消失，频率稳定在一分钟108次。我改从足三里进气，手上仍有灼痛感，心律齐，心跳频率在108次／分与88次／分之间波动。改从内关进气，仍如此。再改从心脏进气，杂音消失了，心律齐，心率稳定在88次／分。于是结束发功。王周生再端详外甥女的脸，鼻翼旁的青色不见了．小女孩觉得肚子饿，要吃东西。5分钟后再测，心率120次／分，但律齐；无缺搏，无杂音。再歇10分钟，又测，心率88次／分，其它都正常。这次治疗后，当夜仍有盗汗，第二天晚上盗汗即消失。随即去医院求诊，医生发现白血球已回升至7000多，心律齐了，心率为106次／分，拉锯似的杂音明显减轻，不禁对先前的诊断发生怀疑，要家长再带孩子到大医院去作进一步诊断。最令家长兴奋的是，治后不久，就遇上数十年未遇的大雪天，公园里的湖水都结了冰，数日不化，市内工房有很大一部分水箱管子冻裂，还有一部分地区煤气管也冻住了。这么冷的天，对这小女孩来说，本来是非常严峻的关口，这回她却安全无恙地度过，没咳嗽，没流清涕，在家长的眼里，简直是奇迹了。1992年1月7日晚，我又上王周生家去，听说这情况，也很高兴。我让她将妹妹与外甥女叫来，我又给小女孩治了一次。这回我治了1个半小时，最后心率稳定在每分钟88次，律齐，无杂音。前不久我打电话询问小女孩近况。她母亲说，治疗的四五天后，又出现杂音，但比先前轻了许多，心率也升至每分钟106次，但心律齐。最明显的还是抵抗力增强了，直到现在，又过去了1个多月，中间还隔着一个春节，小女孩没有感冒发烧过。我与她母亲约定，以后挑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给小女孩授一下功，我相信练功能使她完全恢复健康。

第三例是治疗因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引起的腰背肌痉挛。这是一种很令人头痛的病，因为它是伴随着衰老出现的生理变化，代表着一种必然的趋势。医道只能设法控制发展速度，使之延缓，却难以扭转这种趋势。也许授功让其自练有可能出现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患者大多年事甚高，不具备自练的条件。像这一例要介绍的魏淮的父亲魏天禄将军，他已经80多岁，两腿在战争年代受过伤，早就要撑着双拐行走，要他站着练功完全不可能。而由我授功后坐着能否练，迄今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明证。所以，对因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引起的腰背部肌肉痉挛（俗称“闪腰”），我只能治表，放气使痉挛的肌肉暂时松解，无法治根。因为肌肉痉挛本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痉挛可使缺乏支撑力的脊柱免受重压，所以，脊柱的支撑力不能增强，痉挛很快又会复发。若硬性抑制痉挛的发生，脊柱就会因缺乏必要的保护而使压缩性变形更趋严重。西医一般采用嘱患者静卧的办法，来使病情逐步得到缓解。这种办法很消极。静卧固然能使脊柱免受压力，但活动减少，这一部分的血液循环就变缓，供氧就差，就会导致肌肉萎缩与骨质疏松程度的进一步发展，落入一个恶性循环圈中。魏老将军在1991年春夏之交就因此病卧床。6月27日与28日我曾两次为其发气治疗，当时病情有明显好转，但维持时间不长。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在寻找一种治本的方法。1992年2月17日上午，他在411医院高干病房里又突发腰背肌痉挛（他是在1991年12月初因长期低烧不退住院的）。拍片显示，脊柱压缩性变形没有新进展，但他本人的感觉，比1991年5月的那次发作更为严重，躺在床上，一点动弹不得，呼吸也痛。2月19日上午，魏淮陪我上医院去给他治疗。我治疗时，魏淮闭目在一旁“看”，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也能看到病灶了。他的“看”跟王红舒最初的情况相似，也要借助我的气场。我发气他就能“看”见，不发气便看不见。我借他的观照，很快使魏老腰部痉挛的肌肉松了开来；但是，扶他坐起来时，他觉得脊柱痛得厉害，一点也撑不住。我又想到了足三里，就用搬移法从那里注气进去。魏淮立即“看”一到他父亲的脊柱腔里出现几条很亮的气，像钢筋似的。我又改从三阴交里灌气，魏淮“看”到进去的气变均匀了，像雾一样往上升腾。我再从外关注气，他“看”到气变浓了。很亮的气终于从大椎到尾闻，把整个脊柱腔都灌满了。这时，魏老已觉得自己能坐得住了，但他两手用力地撑在床沿上。我对魏老说，您现在手不用撑了，脊髓骨已完全能支撑住您的身体了。他不相信。我一再要求他放开手试试，他才慢慢将手移到膝头，但仍然用力撑着。我坚持要求他两臂放松，不用力，他试了—下，果然能行．我再要他将两臂抬起，他也办到了。他说，我已经痛怕了。我说，您已经好久没这样坐了，但现在您已经行了。您不要有顾虑，现在您的脊柱完全能撑住您的身子了。您尽管大胆地活动，越随便，越不把病当一回事，动作越自然，越好。他穿起衣服，撑着双拐上了一回厕所，自我感觉很好。我离开的时候，魏老坐在桌前用餐，没有靠着，更没有用手支撑着。从这例经验中，我发现通过特定穴位向脊柱腔里充气，也许是使骨质疏松的脊柱恢复活力的一种有效办法。如果在脊柱恢复了承受能力的条件下，配以适当的按摩，并指导患者作适量的活动，也许就能从恶性循环中走出来，说不定还会使病情发生逆转。我看到骨质疏松这块坚冰已出现裂缝，我希望有能力的同志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倘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已老与将老的人们，是一个多么大的福音啊！

最新的进展说完了，现在要向读者诸君说真正意义上的结束语了。我谨在此郑重地宣布，本人在气功方面的探索活动，到这本书完成之日，也同时告一段落。我今天不是个气功师，明天也不会进一步去争取成为一个气功师。我写完这本书后，马上要去从事我的正业，写小说等文学作品去了。我作这样的宣布，不是像第一章里说的，是“唯有读书高”的旧观念在怪；而是仔细地反覆地考察了我的内心以后作出的慎重的选择。尽管从职业角度说，我去当一个气功师也许比现在写小说能赚到多得多的钱；尽管搞了那么些年的气功实践，特别是近两年来集中给那么多人治了病、授了功，我从中得到了不少愉悦、不少实惠，对气功我已产生了相当的感情，与之告别难免有些依依不舍，但是，相比之下，我还是更爱文学，并且认为自己在文学方面会比气功方面干得更好。我已经深感到，作为事业，文学与气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两者只能取其一。没办法，个人的精力实在有限。哪天我发功治愈了某个人的病，或者给某人授了功，两三天内，我坐在写字桌前，面对空白稿纸，脑子里就是跳不出生动活泼的字句来，屡试不爽。我何尝愿意相信这个事实，但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这本书，写了这么久，写得这么累，回头去看，文字那么不能令人满意，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据。如果我还想继续写作，就无论如何不能再像这两年那样频繁地给人治病与授功。请不要为着治病或授功来找我，尤其不要拿着这本书路远迢迢地从数千里外赶到上海来找我。我已经洗手不干了，请多多原谅，多多包涵。也许有人会说，既然你想偃旗息鼓，又何必张张扬扬地写出这么本书来呢？你该不会在玩欲扬故抑，欲擒故纵的把戏吧？对于这种责难，我的回答是，我写本书的宗旨，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揭开神秘的面纱去认识气功，而不是为了让人们来认识我。我这点功夫实在算不得什么，读者一旦摸到门道，很快就能赶到我前面去。若遇名师指点，那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突出这一宗旨，我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向读者袒露我的底牌。卢梭在《忏悔录》的卷首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仅就气功而言，我认为我的写作态度已够得上这条标准，当然，我不敢断言今后是否会有人来仿效我写这样的一本气功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宣布不想将此书作为我去争取气功师资格的敲门砖，也是顺理成章的。这能证明我在气功方面没有野心，没有功利的企图，读者对我宣扬气功的言论便可以少打些折扣。或许又有人会说，你口口声声要我们相信气功真有那么回事，我们愿意听信你的话，你又不肯解除我们的病痛，引领我们入门，你这不是半吊子吗？对此，我要说，真是十分抱歉。但你若能站到我的立场上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即使我不想做半吊子，想彻底地尽责，也是难以办到的。所以，我写出这本书来，使一些人因此对气功动了心，也可以说对气功已经尽到我的一份责任了。有能力用气功解除你病痛或者教会你自己练功的人多的是，也许就在你身边，你不用费力地跑来找我。即使你找到了我，我也只能将你介绍到气功康复门诊去，那里自有许多登了记领了执照的正宗气功师。与其这样绕个圈子，你还不如直接找他们去。每个人只能干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之所能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比较善于用文字来加以表达，但有许多人不善表达而功夫却不知要比我高多少倍。请直接找那些有真功夫的正宗气功师去。顺便说一句，找气功师时请注意，不要光听他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最重要是看他做得怎么样。如何鉴别气功师功夫的高低，我在“治病”与“授功”两章中多有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一句话，气功在今后的日子里，对我来说将成为一种养生与修性的手段，或许在理论方面我还会作进一步的探讨，实践方面——给人治病与授功，则将扫尾了。不过，我已感到气功影响了我的人格，影响了我的文学观念，影响我的审美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也许还会越来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气功与文学一样，已成为我愿意以毕生精力去追求的事业。但这种意义的事业非关功利。在功利层面上，我的气功活动只能收摊，我不务正业已经太久了。谢谢你坚持读到最后，希望你以后再光顾我新创作的小说。也许那里还会写到气功，但那便是虚构的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