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传

作者序

陈诚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是国民党政权中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从1918年底入北京政府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起，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戎马生涯。期间，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而至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后，更位至“行政院长”、“副总统”、副总裁。他一生的经历，丰富而繁杂，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荣辱沉浮，与民国历史的进程紧密相连。

陈诚是蒋介石的重要嫡系将领。蒋介石经常把一些带有全局性的工作交给陈诚主持，表现了特别的信任。蒋介石宠信陈诚最初的信号，是在1934年让他担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副团长，而蒋则亲任团长。尽管当时陈诚已身为第18军军长和指挥19个师（旅）的“进剿军”总指挥，但是他并不希望部下称他“军座”、“总座”，而乐于部下称他为“副团座”。陈对于能担任蒋的副手之重视，于此可见一斑。1938年成立的“三青团”，蒋任团长，陈任中央团部书记长，实际主持“三青团”的全盘工作。抗战期间，蒋介石对陈诚的使用，殊异于一般将领。如他在担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后，仍奉派去其他战区指挥战事；在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仍继续担任六战区司令长官等。此时，蒋陈关系也达到了“爱恨交加”、非同寻常的地步。最近公布的《陈诚回忆录》一书揭示：当1943年9月陈诚向蒋介石请辞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后，蒋在信中竟称：“凡你所要求者无不遵你意旨照办；于我个人，无论公私，我以为已到至极地步。”“现在除向你三跪九叩之外，再无其他礼节可以表示敬意。”蒋在此处所使用的语言，包含了亲近、尊重、气恼、挖苦等多重元素。这样的交流，恐怕再不能从蒋与其他任何一个下属中间找到。蒋甚至表示：“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崩溃过程中，陈诚又一再被派往最关键的岗位。当东北战场的地位日趋重要的时候，蒋派陈接替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当国民党政权即将于整个大陆崩溃的时候，蒋在宣告自己下野前夕，任命正在台湾休养的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为国民党政权下一步的栖身之地安下了一颗足以放心的棋子。在国民党政权撤台后，蒋介石共两度七年任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又先后提议陈诚出任“副总统”、副总裁，使其成为台湾实实在在的“二号人物”。

陈诚毕生的思想、活动，有着明显的特点。笔者以为，除了在性格和作风上比较踏实、清廉和雷厉风行外，陈诚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即反共、忠蒋、爱国。“反共”，系由历史条件决定，当然应予否定；“忠蒋”，应作具体分析；“爱国”，则应予肯定。由于陈诚与蒋介石同是国民党内掌权派的代表人物，因此，对陈诚的评价，基本上可以与对国民党的评价同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反击外国侵略的时候，陈诚的活动基本上应得到肯定；不过在肯定的同时，对于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应予批判和否定。在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或准备“反攻大陆”的时候，陈诚的活动基本上应予否定；不过在否定的同时，对于那些开发祖国边疆、抵御自然灾害、反对“台独”和“托管台湾”等方面的努力，则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我自上世纪80年代初，在参加编著《中华民国史纲》和编写《中华民国史丛书》时，即对陈诚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曾到陈诚家乡青田作过实地采访、调查，曾追寻陈诚军事活动的重要地点南京、上海、武汉、沈阳等地查阅资料，曾利用赴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机会搜集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我先后在法国《欧洲时报》长篇连载《陈诚传略》，在大陆与台湾数家出版社出版《蒋介石的宠将陈诚》、《陈诚晚年》、《陈诚别传》等著作，并在十多家报刊上发表有关陈诚的研究文章二十余篇。

本书的写作，坚持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因陈诚经历中的辉煌、作风与品德上的优点，而隐其错误与缺失；同样，亦不因陈诚长期站在人民革命的对立面，做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而故意抹去不该否定的事情。书中，大量贯穿于陈诚军政活动中的趣闻逸事，将增添读者的兴趣。为了更完整地展现陈诚一生的风貌，书中对陈诚的身世、婚姻、家庭、性格等内容，都有专门的叙述。相信通读全书后，将使读者了解到一个历史上真实的陈诚。

随着台海两岸交流的进一步加强，随着学术界对民国史和民国人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陈诚资料被发现，人们对陈诚这个历史人物的认识也会有新的拓展。对于本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和疏漏，诚望方家与读者教正。

孙宅巍

2010年5月南京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青田陈氏家族

三百多年前，陈氏家族跨越黄河、长江，从河南迁往青田。

清光绪23年丁酉12月12日（公元1898年1月4日），历史正准备跨进戊戌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像一个日趋成熟的胎儿，正躁动于母腹之中。这天，在浙江省青田县高市外村的一座旧式院落中，一个男孩呱呱落地。孩子的响亮哭声，惊动了这个瓯江之畔的浙南山村。日后，他的声音，也在中华民国的史册里，留下了众多的记录。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陈诚出生了。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叟。

陈氏是青田县的一个大姓。陈诚的先祖是河南人。

三百多年前，明嘉靖年间，陈氏家族开始从河南迁往青田。

陈诚的始迁祖被朝廷任为青田县知县，遂率全家跨越了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青田任职。他居住在青田县署旁的司下，后来死在任上。青田人为将陈知县一族同其他的陈姓相区别，特称其为司下陈家。

陈诚的始迁祖共有三个孙子，以第三个孙子最为聪慧，受人钟爱。聪慧引起了两个哥哥的嫉妒。小弟弟竟被两个哥哥合谋推入江中，幸被渔人救起，后来生了儿子叫陈诏；而那两个狠心哥哥，却没有生子。

陈诏参加会试，名列第一，曾先后任过云南监察御史、浙江招讨史和左佥御史等要职，以清廉、干练而著称，被世人尊称为会元公。

陈诏共有四个儿子，小儿子名叫陈鉴。

这时已进入17世纪的40年代初。清军入关，并进军江南。陈诏父子，曾与部将林如虎据守永嘉，抵抗清兵。陈氏族人，则于兵乱中，离开县城，避入石盖、四都等乡村。

陈鉴的后人茂远，开始迁至距县城60里地的高市。

高市前临蜿蜒浩荡的瓯江，江面烟波浩淼，风帆点点；背依连绵苍翠的括苍山，山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山水相连，交映生辉，河山如画。

茂远的孙子国善，很会经营，成为乡里的首富，但乐善好施。他就是陈诚的高祖。

国善的孙子锦芝，娶刘氏，共生二子，长子登迁；次子希文，即陈诚的父亲。

希文乃字，名应麟，晚清诸生，后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毕业。他开始做私塾先生，后来到县城敬业高等小学当校长十余年，是一位忠于职守、刚直不阿的教育工作者。在潜移默化之中，他把俭朴、踏实的品格传给了儿子。

希文先生娶妻洪氏，生三子一女，长子即陈诚（辞修），次子正修，三子勉修，女嫁徐姓。有一种说法，陈诚原名辞修，字诚，后来才将字与名调换，以诚为名，以辞修为字。从他们弟兄三人均以“修”字取名来看，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陈诚的母亲善良、慈祥。她的品格，以及她给予儿子的足够的母爱，也在陈诚的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青田，又称芝田，因田产青芝而得名。

青田建县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明清时均属处州府，1914年改属瓯海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废道，青田县始由浙江省直辖。

青田县虽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但因具泉石之胜，括苍山余脉分展县境，群峰倚天，江溪纵横，山清水秀，风景绮丽。

自县城鹤城镇，沿瓯江西行约60华里，便是高市。这是一个濒临瓯江的集镇。

流经高市地区的一段瓯江又叫大溪，它与另一条叫做小溪的河流，在高市附近会合。会合后的江面，更加宽阔，俨然成了一条大江。与大江相比，高市镇上的街道，更显得狭窄、渺小。高市人也是一样，守在古老的集镇上，终难有所作为；一旦飞离这个偏僻的山乡，便犹如大江东去，成为风流人物。

由高市再西行四华里，便是全县及浙南著名的风景区石门洞。陈诚幼时，常从村后或江上，来到这里嬉戏。

石门洞有两峰临江壁立，高数十丈，相对如门，故名石门。

人们对两峰的叫法各异，有的叫它们卧龙、伏虎，有的称之为鼓山、旗山。从不同的方位，可以看到两山的不同姿态，尽可以凭藉自己的想象给它们取名。

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曾经在石门洞读书，并在这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郁离子》一书。

陈诚自幼深受石门风景和名人逸事的熏陶，曾经写下《游石门洞》诗一首。诗云：

旗鼓对峙镇山门，

昔日文成 〔1〕 策主勋。

安得驰驱旗鼓出？

青天之下扫余氛。

诗言志。青少年时代的陈诚，已经自比效忠明太祖的刘基，立志冲出石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石门陶冶了陈诚。陈诚深恋着石门。

陈诚给青田陈氏家族带来了更大的声名。

学生时代

中学校运动会上，陈诚的体操表演，赢得了师生的热烈掌声，荣获全校个人总分第一。

20世纪的最初一二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与变革。辛亥革命之火，燃遍祖国大地。在革命波涛的汹涌冲击下，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只能在紫禁城的狭小地域里作威作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在进步，大地在苏醒。

陈诚的学生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年代里度过的。

陈诚7岁开始读书。他战战兢兢地跨进了堂伯父陈 谦的私塾，教材是《论语》、《孟子》。

陈诚的父亲陈希文先生，在县城教书，也不时对陈诚的学业予以辅导。

第二年，陈诚进入高市小学。

学校离住宅不远，差不多出了家门，便是学校的操场。尽管这是一所偏远山村的小学，但它毕竟是近代教育的产物，与一家一户的私塾不同。

学校的课程比较全面，增加了算术、常识、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目。

学校的集体性更为突出。不同的年级，形成不同的集体。学生们开始有了一种集体的荣辱感。

学校的活动，更加制度化。上下课打铃，按时按点；每天的课程，按课表运转，周而复始。

这一切都使陈诚感到十分新鲜。

不过，学校的条件和环境却是很简陋的。教室东拼西凑，房屋破旧不堪，老师的办公室也很拥挤。这种状况，直至二十多年以后，由当了将军的陈诚捐款重修校舍之后，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学校和老师都没有想到，一名才不出众、貌不惊人的普通学生，竟是未来使学校发生重大变化的施主！

陈诚的童年在高市小学度过。他一共读了六年小学。1912年，他从这里毕业。这时，中华民国还刚刚建立不久。

1913年春，陈诚考入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

他身穿长褂，肩挑书笼、行李，由父亲陪同，风尘仆仆地来到离家数十里外的丽水县城。正像从高市到丽水的蜿蜒公路一样，陈诚也正走在人生的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上。

这是一所普通中学。陈诚被编入一年级第十班就读。农村中能进入普通中学读书的人不多。它要求有一定的经济负担能力，并且要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

对于长期生活在山乡高市的陈诚来说，丽水俨然是一个大都市。这里的商业、建筑、交通等等，都要比高市像样得多。而一所省立中学，与因陋就简的高市小学相比，当然又有天壤之别。

陈诚需要适应这个崭新的环境。他感觉到了农村人和城里人之间的差别。农村人见识太少。他不大和同学们去争什么，而只是默默地努力读书，要在成绩上压倒别人。

暑假。

希文先生盘算如何应付下学期三个儿子的学习费用。正修、勉修都在读小学，要交学费、杂费、书籍费。陈诚的开销最大，不仅中学的学习费用高，还要筹措伙食费。

随着新学期的迫近，希文先生的心情愈加沉重。他必须设法筹措这笔数目不小的款子。

“爹。”一天，陈诚突然在沉思的父亲身旁叫道。

“我已决定下学期转入师范学校读书，那里不要交学费，伙食也由学校供给。”陈诚继续说。

“师范学校的文凭不如普通中学硬，你想过没有？”父亲问。

“我想过了。但是，不能因为我而影响了正修、勉修的求学。我不能帮助你挣钱，但是应当帮助你减轻负担。”陈诚的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脱口而出。

希文先生望着懂事的儿子，眼睛里闪动着泪水。他点点头。既是同意，又是感激赞扬。

新的学期，陈诚转入了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读书。它附属于第十一中学，只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小学教师，给予这里的学生更多的优待。

陈诚的中学时代，学习勤奋，成绩优良。

陈诚最大的特点，是喜爱体育运动，他上单杠、双杠，真是如鱼得水，似可无师自通。

在一次第十一中学和第十一师范学校联合举行的运动会上，陈诚的表演赢得了师生的热烈掌声。他荣获全校个人总分第一，领到了许多奖品。陈诚的名字，也因此出了名。不论哪个年级的学生，都知道学校里有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陈诚。

经过4年的学习，师范快毕业了。同学们大多怀着喜悦的心情，憧憬着未来。20岁的陈诚却充满懊丧和忧虑。

希文先生此时正在青田县敬业小学担任校长。

敬业小学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能在这里当一名教师，也是不容易的。学校同仁听说希文先生的公子即将由师范毕业，并且还是一名优秀运动员，便纷纷向校长建议，将陈诚收下来担任体育教师。

“不行，现在县里许多绅士正在找我的缺点，我若录用辞修，岂不是授人以柄，让他们告我吗？”希文先生表明了自己的苦衷。他不能因为录用自己的儿子，而毁了自己和学校的名声。

陈诚胸怀大志，并不满足于做一名小学教师。

希文先生的正直，不仅无意中把儿子推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也在儿子的品格上，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陈诚从师范毕业后并没有马上就业。在人生的重要关口，他要行使自己选择的权利。

后来，他又去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上体育专门学校？陈诚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时的陈诚，身穿浅色西装，系一根领带，衬衫衣领洁白平整，已经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投笔从戎

20岁的陈诚，正站在一生事业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杭州长途汽车站巧遇杜志远，决定了终其一生的戎马生涯。

陈诚结束学生时代、步入社会的年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和伟大的年代。在世界的东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类历史从此跨入了新纪元。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以头条新闻报道和赞扬了十月革命。1918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祝贺。十月革命的东风吹到了中国。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8年暑假，20岁的陈诚，站在一生事业和命运的十字路口。

他心乱如麻，彷徨不定。

秀丽的西湖向游人绽开笑脸，平静的湖水被微风拂起阵阵涟漪。陈诚觉得自己像湖面上的一叶孤舟，漂泊无定；前途如云雾中的亭台楼阁，虚无缥缈。

灵隐寺前山石上的弥勒佛，大腹便便，说是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脸常开，说是在笑天下可笑之人。陈诚不以为然：弥勒佛毕竟是石雕的，它可以始终挺着大肚，常开笑口；如果它有像人一样的血肉之躯，就不会有那样神奇的雅量。

人生的道路，变幻莫测，真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湖光美景，在此时陈诚的眼里，都黯然失色。

陈诚怀揣师范和体专两张文凭，却寻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职业。他来到杭州长途汽车站，决定先返回家乡青田，再从长计议。

突然，一个绅士模样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此人头戴豪华的礼帽，身着笔挺的西装，脚上的皮鞋锃光发亮，手提文明棍。衣着显示了他的身份和地位。

“小兄弟，这几件行李请代为照看一下，可以吗？”绅士用青田官话对陈诚说。

“可以，请尽管放心。”陈诚为对方的信赖所感动，用青田土话顺口回答。

“怎么，你也是青田人？家在青田什么地方？”绅士好奇地问。

“高市。”

“你可认识高市陈希文？”

“正是家父。”

“啊——”绅士惊奇地说，“希文是我的挚友。”

原来这绅士打扮的人名叫杜志远，是皖系军阀的一个师长，驻节福建。此次因当选为北京政府的议员，途经杭州，赶赴北京就任。

他们越谈越投机。当谈到陈诚将来的去向时，陈诚黯然失神。

作为前辈杜志远，有点为晚辈陈诚的前途操心。他是一个军人，只能在军队方面打主意。

“最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广告，你看到没有？”杜志远问。

“看到了，但是要两名校级以上军官具保才能报名。”陈诚带有试探的口气回答。

“这不要紧，我负责举荐。”杜志远一口应承。

“但是，军校规定要普通中学的文凭才能报名，师范中学的文凭是不行的。”杜志远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

“我可以回家借一张文凭来用。”陈诚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愿意一辈子做个军人。”长辈谆谆叮嘱。

“我是愿意的。不过，还要再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陈诚的回答，坚决而又得体。

陈诚匆匆赶回青田，征得父母的同意，借了本家陈德的普通中学毕业文凭，便又返回杭州，与杜志远同赴北京。

北京，在陈诚的眼里，是一个更大更新的世界，比起丽水、杭州，更感新奇和奥妙无穷。这对于来自穷山沟的青年来说，真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陈诚无心观赏北京的名胜古迹，首先到指定地点报名，领取体格检查单。

检查身体的地方在旃坛寺。

旃坛寺原是袁世凯模范团的旧址，现在已经冷落。由于军校在这里进行体格检查，应考的青年学生，送考的亲友，卖小吃的生意人，组成了一支大军，一时间，这里又热闹起来。

陈诚因为一贯喜爱体育运动，身体壮实，除了个头偏矮不尽如人意外，各项检查都合格，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

接下来是学科考试，这对陈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中学读的是师范，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学不完全相同。按照规定，要进行中外地理、中外历史、物理、化学、英文、国文、修身、代数、几何、三角的考试。他有些紧张。

对陈诚来说，还有一种更担心的事，那就是自己是借用了陈德的文凭，顶着陈德的名字，而不是陈诚，决不能在考官点名时出错。

试卷是密封的，浮贴在试卷上的名签，到交卷时就撕去，只有试卷的后上角藏有考生的号码。初遇这样严格的考试，陈诚担心号码弄错。

考试整整进行了三天，上午考两场，中午免费供应一盘小包和一碗汤；下午考一两场不等。天气炎热，考试内容又不很熟悉，陈诚很吃力，加上每场考试前都要叫号，又提心吊胆怕应错了号。三天，犹如三年，他感到疲惫不堪。

各门课程考完后，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齐振林召集考生发表讲话，宣布考生们一旦被录取，首先就要被送到连队去当兵锻炼9个月。他引用了一句孟子的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两千多年前孟夫子的警世名句，陈诚早就背熟。

陈诚天生有一股闯劲，不害怕艰苦和锻炼。现在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获得这种锻炼与吃苦的机会。

令人心焦的考试成绩终于出来了。陈诚的成绩不佳，未能列入录取名单。经过杜志远的疏通，将陈诚列为备取第一名。这样既不违背正式录取的分数规定，又有很大的机动性。

按照规定，备取生只有当正式录取生发生缺额时，才能补上，陈诚渴望能得到替补，心急如焚。

一个意外的机缘，帮助陈诚踏上了戎马生涯。

获得考试第一名的考生刘亦琨，突然决定改变从戎的初衷，要去高等学府深造。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陈诚得到了递补。他喜出望外，用“陈德”的名字，侥幸地跨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0月初，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照壁上，贴出了第八期学员入伍生的分配名单。陈诚被分配在市郊南苑的陆军第九师锻炼。10月8日清晨，陈诚与其他约二百名学生，从永定门外乘上火车，直驶南苑。

列车把陈诚送往南苑军营，从此陈诚开始了他动荡的戎马生涯。

注　释

〔1〕 文成即刘基谥号。

第二章 黄埔岁月

巧遇蒋介石

一本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一次清晨操场的巧遇，第一次把这未来的君臣召集到了一起。

1924年的夏日。

在中国近代史上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刚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孙中山决定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军校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这里原是清代陆军速成学堂和海军学堂的旧址。这个小岛似乎注定了要孕育一批军事将领，让他们来拯救或摧残中国人民。

人们习惯称这所新设立的学校叫黄埔军校。

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这时的黄埔军校，充满了革命朝气，生机勃勃。许多有志青年都纷纷集合到这个学校中来。

陈诚从他的上司邓演达那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思想。

陈诚自保定军校毕业后，只经过短期的实习，便随邓演达到建国粤军中任职。由于作战勇敢，陈诚很快由上尉连长提升为独立连少校连长。

在陈诚开始步入军界的时候，显得意外顺利。9个月内，便由少尉而晋升至少校。

陈诚来黄埔之前已是建国粤军独立连少校连长。为了进入黄埔军校，他不惜接受较低的军衔。当他随邓演达来到黄埔时，这里已没有少校的职位。他愉快地接受了上尉特别官佐的衔职。

“辞修，你懊悔吗？”担任军校教练部副主任的邓演达问。

“报告副座，只要能为革命贡献力量，什么军衔都一样！”陈诚很爽快地回答。

邓演达喜欢他这种不计一时得失的品格，满意地点点头。

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为陈诚打开了“通天”的大门。

一天晚上，陈诚出外访友。他在广州有许多保定军校的同学。旧友相见，干杯恨少，免不了天南海北地交谈。

这一谈，竟谈到了半夜。待他赶回军校时，天已微明。

同学间的开怀畅叙，使他兴奋不已；加之多喝了两杯，竟一下子无法入睡，索性取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来阅读。

陈诚读书一向认真，且有在书上圈圈点点的习惯。《三民主义》只是一本小册子，内容不算长，他今天圈圈，明天点点，已经使书上的圈点密密麻麻。此时，他又免不了再圈点一番。

这时的陈诚已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他以为，中国只要有了三民主义，就能使混乱的思想和割据的土地，凝聚到一起。

凌晨的雾气笼罩着大地，月亮和星星都失去了原有的光辉，大地张开双臂迎接黎明。

陈诚手持《三民主义》来到操场的单杠旁。他放下书，脱去军装，深呼吸两次，活动活动腰背，便娴熟地在单杠上做起各种动作。

远远的有人向单杠走来。来人身材瘦高，着一身整齐的军服，后面跟着卫兵。他就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每天清晨都有到操场散步的习惯；散步以后，紧接着就向参加早操的干部、学员训话。平时，出操前，军人总是伴随着沉睡的大地，漫游在甜蜜的梦乡。只有嘹亮的军号声，才能把大地和军人一起唤醒。但今天，他老远就看到有人在单杠上运动。是谁？竟起得比他还早。出于好奇，他走了过去。

命运之神，第一次把这未来的君臣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关系，只知道现实：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学校的基层干部。

校长走近上尉，顺手拿起放在一边的《三民主义》小册子。他见书上有很多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认真地反复阅读。从所作标记来看，对于三民主义的要义，似乎已经有所领悟。

这边，陈诚看到来人是校长，便立即从单杠上下来，毕恭毕敬地挺立在校长身旁。当校长抬眼看他时，他慌忙报告：

“报告校长，上尉特别官佐陈诚正在锻炼身体，请校长指示。”

“稍息。”蒋介石一边翻阅手中的书，一边发出指令。

“书上的记号都是你做的吗？”蒋介石端详着站在面前的军官，发问。

“报告校长，都是卑职所画，今后还要认真学习总理的思想。”陈诚表示。

“你对总理的书学得很仔细，很认真，这很好。总理的思想是每个革命军人的灵魂。首先要做总理的好学生，才能做一名好军人。”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作出了指示。

陈诚意识到，校长的指示中，包含了对自己的褒奖。他恭敬地说：

“谢谢校长的鼓励。卑职一定牢记校长的谕示。”

操场上的巧遇结束了。

事业上的结合开始了。

陈诚的心情仍处于激动之中。

他觉得校长的为人，比原先估计的要谦和得多。

校长的心情也不平静。

他觉得陈诚是个可以栽培的人。他把陈诚的姓名、职务都记到了笔记本上，事后又去找严重总队长打听陈诚的情况。

严重是保定军校的五期生，在建国粤军中曾经担任陈诚的副团长。他在蒋介石面前把陈诚夸奖了一番。

两条人生的轨迹在这里相遇以后，再也没有分开。其中的一条始终顺从地随着另一条运行。

婚姻悲剧

一桩旧式包办婚姻，种下了婚姻悲剧的苦果。这是时代打在陈诚夫妇身上的痛苦烙印。

1918年，20岁的陈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妻子吴舜莲，青田县七都乌云村人。她虽称不上如何美貌，但五官端正，朴实正派，温顺善良。美中不足的是，她没有文化，一双小脚，与五四运动前后的社会风气，不那么协调。

年仅20岁的陈诚，充满了理想与追求。在学业未满的时候结婚，特别是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全无思想准备。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有服从。

新婚燕尔，温顺贤淑的妻子，带给了陈诚一定的欢乐和甜蜜。

吴家是青田著名的富户，结婚时陪嫁甚多，妆奁满房；就连陈诚读书的费用，也常得到舜莲家的资助。

此后，陈诚经过4年保定军校的学习，参加了广东革命部队。1924年春，著名的黄埔军校筹建，陈诚又成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批教育副官。生活在瓯江之滨的舜莲，为丈夫步入军界而感到骄傲和喜悦。然而，陈诚开阔的眼界、上尉的军阶和对于理想、事业的追求，却给他和舜莲的结合，蒙上了一层阴影。

1924年10月的一天，陈诚在广州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

“父病故，速归。”

陈诚得此噩耗，立即请假回家奔丧。

当时粤汉线、浙赣线均未通车，陈诚只好取水路经温州返乡。海运班次稀少，航速缓慢，他虽心急如焚，但也只好耐着性子。随着船舶的颠簸，他闭上了眼睛，朦胧中，父亲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父亲自幼读书，在杭州省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了村里的秀才。他为人正直，教子极严。自己常因调皮出格，受到父亲的责罚。父亲虽为青田县敬业小学校长，但从不徇私舞弊。父亲年仅五十出头，自己的事业也未成，他却早逝，一阵心酸，不觉流下泪来。

经过几天的奔波，待陈诚赶到青田县城敬业小学，父亲已故多日。他立即去看望父亲的遗体。只见父亲静静地躺着，安详如故，母亲和妻子早已哭红了眼睛。陈诚急忙跪下，高喊一声：“爹！我回来了。”

接着，他痛哭失声。

陈诚的痛哭，更引起母亲的悲恸。一时间，亲人们对希文先生的哀悼，达到高潮。

在亲友们的劝慰下，陈诚停止了哭声。他抬起头，望着满眼泪痕的母亲，追问父亲因何病而去世。

洪老夫人泣不成声地告诉他：是为了村屋后山场的所有权，与石门洞负责人打官司，失败了，心情竟日郁郁，终于一病不起。

一场官司，送了希文先生的命。陈诚深为父亲的死愤愤不平。

作为丧事的一项主要内容，是要把希文先生的遗体入殓，并送往乡间老家。

陈诚为了早日办完丧事尽快回军校，立即召人将父亲的遗体入殓。然后向母亲提议，明天便扶灵回高市老家。母亲和妻子都担心近日大雨不停，山洪暴发，瓯江难以行船。陈诚心里却想着假期有限，需要抓紧料理丧事。他说服了母亲和妻子，次日扶灵回乡。

当晚，陈诚和妻子陪同母亲守灵到天亮。

第二天，多日阴霾的天空突然放晴，万里无云，阳光普照。亲友们送灵柩至西门外江边上船。

陈诚办完了父亲的后事，回到家中，已是深夜。

他感到很累。但他不愿到妻子的房中休息。他觉得，自己的妻子不应当是舜莲这样的女子，在精神上和事业上，与她完全结合不起来。

陈诚在母亲的劝说下，才勉强进入妻子的房间休息。

舜莲又忙碌了一夜。次日，她早早地做好了饭，服侍丈夫洗脸、用餐。应该说，舜莲是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然而，生活上的尽责，并不能填平精神上的鸿沟。

早饭后，陈诚仍觉困倦，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

舜莲在料理完一切家务后，来到陈诚身边。她用手轻拍陈诚的肩膀，柔声地说：

“辞修，你很累吗？”

“干什么，不知道我有伤吗？”陈诚指指负过伤的右肩，不快地说。

舜莲以为他的不快仅仅是连日过于劳累的缘故，没有放在心上。又问：

“你一人长年在外，无人照应，想家吗？”

没有回答。

“辞修，能经常看到我哥哥子漪吗？他现在好吗？”

陈诚听她问这问那，早已不耐烦，粗暴地打断说：

“你还有完没有？你哥的事，我怎么知道？”

舜莲看着丈夫那阴冷的目光，脸色由红转白。一时间，委屈、羞辱、遭人冷落，百般的伤感使她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她想，自从嫁到陈家，丈夫长年在外，每日白天侍候公婆，夜晚独守空房；这次丈夫回来，本想说说知心话，得到丈夫一点体贴，万没有想到，他不仅没有一句温言，反遭如此抢白，像这样活着，有何意思？想到这里，她长叹一声，冲进卧房，反手关上房门，扑倒在床上，抽泣起来。她无法知道，这不幸的种子是何时种下的。她更不能相信，这不幸的种子竟播种于当年的新婚蜜月之中。只不过当时没有适合的温度和水分，种子在沉睡。她确信，自己已经是一个多余的妻子。多余，就应该走开，走到另一个世界去。

她开始敲击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舜莲走到桌前，从针线筐里取出剪刀，闭上眼睛，咬紧牙关，朝自己的喉管猛刺。

在客房闭目养神的陈诚，突然听到房间里剪刀当啷落地和人扑通栽倒的声音，知道不好，立即跳起，冲到门口，踢开房门，只见妻子倒在地上，剪刀掉在旁边，鲜红的血，不断从喉管涌出，吓得慌了手脚，立即高喊：

“快来人哪，舜莲自杀了！”

听到陈诚的喊声，陈母和亲友、邻居立即赶来。陈母是喜欢舜莲的，看到如此情景，不禁失声喊道：

“舜莲，舜莲，你这是怎么啦？”

众人慌忙把舜莲从血泊中扶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治疗的方法。

事有凑巧。这时，常在本村巡医的郎中陈茂相，刚好路过门口，听到里面人声嘈杂，立即进来，分开人群，查看舜莲的伤势。他从药包里拿出止血的草药粉撒在伤口上，又叫人杀了只公鸡，剥下鸡皮贴在伤口上，再用白布扎好。他对陈诚说：

“赶快送温州医院。”

陈诚请两位叔伯兄弟去江边雇了一条船，和母亲一起，把妻子送到了温州医院。

陈诚凝视着脸色惨白的妻子，是同情？是怨恨？复杂的心情，一时分辨不清楚。

次日陈诚见舜莲醒来，脱离了危险，安慰了几句，便将舜莲托付给母亲和两位堂房兄弟，自己则去温州法院了结了父亲诉讼的善后；又到县城向父亲生病、病故期间热情帮忙的老师和亲友一一道谢。

他离开了舜莲。这不仅仅是处所的分开，而且是精神和感情上裂痕的进一步扩大。

陈诚一别家乡数年，对舜莲很少有信问候。当舜莲得知陈诚步步高升，在苏州、南京当了师长的消息时，不是高兴，而是自叹命苦。她懂得，陈诚的地位越高，他们的心就离得愈远。

舜莲怀着郁郁的心情回到娘家。一见到父母，她便一头扑到母亲的怀里伤心地抽泣起来。

“娘，当初爹要听你的就好了。”舜莲哽咽着说，“就是把我嫁给撑船人，日子苦些、累些，也不会常守空房。”

……

这是时代打在陈诚夫妇身上的痛苦烙印。

棉湖神炮

东征战场，炮兵连长陈诚，在紧要关头似得天助，以成功的四炮，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褒奖。

1924年，国共合作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工农运动蓬勃开展，革命形势日新月异。

但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反动的势力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政局风云变幻。

北方也不平静。这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贿选总统曹锟赶下了台。11月初，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联名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以民主革命家的胸怀，毅然北上。他的夫人和亲密助手宋庆龄同船前往。

军阀陈炯明认为有机可乘，恣意蠢动，公然攻陷宝安、东莞、石龙。广东大地又起硝烟。1925年1月，陈炯明向部队下达总动员令：攻下广州。

陈诚参加了广州大本营对陈炯明叛军的东征战役。

这是一场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参加的生死存亡的战斗。不击败叛军，广东革命根据地就不能得到巩固。

陈诚在军校教导第一团何应钦属下，任上尉炮兵连长。这时全连只有几门从苏联刚刚运到的火炮。这是东征军中仅有的重武器，最有威力的法宝。陈诚作为保定军校第八期的炮科生，被选中担任此职。

东征联军自1925年1月底由广州出发，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经东莞、平湖、龙岗、淡水，直至潮汕，势如破竹，敌军望风披靡。陈诚指挥的炮兵连队，没有汽车、骡马，笨重的炮身和附件全靠人抬肩扛。炮兵不仅紧紧地跟上了大队，而且在沿途的战斗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步兵都用钦佩和骄傲的目光，注视着这支年轻的炮兵部队。

可惜，革命军中这种武器太少。物以稀为贵，陈诚的连队深受瞩目。

3月上旬，军事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东征军的右翼杨希闵部和中路刘震寰部，暗中与陈炯明的部将林虎相勾结，故意按兵不动；林虎集中两万余人，正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左翼军的后路。后路一旦被切断，后果将不堪设想。

担任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命令粤军第二师留驻潮汕；校军教导第一、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回师棉湖，迎战林虎军。

12日夜，蒋介石发出总攻击令，命令：

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占领棉湖，向和顺之敌进击；钱大钧率教导第二团占领池尾，向里湖之敌进击。

13日拂晓，教导第一团在何应钦团长的指挥下开始渡河，向攻击出发点运动。步兵第一营担任前卫，负责开道；后面的顺序是：团本部、特务连、步兵第三营、机关枪连、炮兵连、步兵第二营、通信队、卫生队。

陈诚的炮连被保护在整个队列的中段。

7时30分，先头部队第一营占领了距和顺约2公里的曾塘村。他们突然发现前方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开过来。对方是什么队伍？距离太远，分辨不清，等到队伍走近，才发现是敌军林虎的前卫部队。

两军交火，枪声密集。

陈诚迅速指挥本连部队，占领曾塘村东北方的小高地，架起火炮，向对面山地敌军集中处开炮。

炮声隆隆，威武雄壮，振奋人心。

对方没有炮火还击。

由于敌军的据点在4000米以外，不容易瞄准，直至炮膛发热，撞针发软，也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

各炮手纷纷向陈诚报告，撞针已经失灵，不能继续射击。

陈诚沮丧地命令各炮停止射击。

炮声一停，敌军的攻击更为猖狂。

教导第一团的形势危急。

作为前锋的第一营开始抵挡不住。第二连被缴去几十支枪。第一连、第三连已经后撤。敌军夺去曾塘村，黑压压的一片，向指挥所猛冲过来。

敌人愈来愈近。从1000米到800米，到500米。渐渐地，其前锋已靠近指挥所只有两三百米。

在指挥所指挥作战的有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这是关键的一仗。棉湖一败，东征军将全线崩溃。

子弹从他们身旁嗖嗖飞过，手榴弹在阵地前面不断轰响，敌军在顽强地向前推进……

蒋介石急忙命令：

“何团长，千万要顶住，一步也不能后退！”

何应钦沉着地应道：

“遵命，人在阵地在！”

“炮兵连注意！”蒋介石继续命令。

“在，请校长指示！”陈诚立正听命。

“炮兵连恢复射击，由陈连长亲自发射！”

“是！”陈诚毫不犹豫地回答。

陈诚以坚定的声音，严厉命令全连：

“各炮注意，各就各位，架炮。”

士兵们七手八脚，以最快的速度将几门炮重新架起。

陈诚亲自来到一门炮旁。他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已经发软的撞针能不能再打响，只好硬着头皮，亲自发射。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承受打不响带来的可怕后果。

“轰！”一声巨响，陈诚发射成功。炮弹在一群敌人的散兵中炸开。

炮兵连长被这意外的效果惊呆了。

成功也会使人惊愕。

陈诚目睹这一事实，很快从惊愕转为兴奋。

他有了信心，立即又连射三炮。

第二炮射向曾塘村东端，迫使敌人退入村中；

第三炮，以曾塘村的独立树为目标，毙伤敌人二十余名；

第四炮，转击村西田地，将敌军打得晕头转向。

在陈诚的带动下，其他几门炮也打响了。

炮兵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一时间，教导一团声威大振。

蒋介石、何应钦松了一口气。

何应钦立即命令第二营营长刘峙率总预备队第六连，发起冲锋。

六连的勇士们端起刺刀冲了上去。一发发炮弹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飞向敌人的指挥中心。

战局终于转危为安。

教导第一团的阵地守住了，林虎军的进攻被击退了。

陈诚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发射的炮弹，似有天助。他得到了“神炮手”的美名。

蒋介石事后曾说：

“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

他当然不会忘记，一个在《三民主义》书上圈圈点点的炮兵连长，在这一殊死战斗中立下的功劳。

陈诚以棉湖战役的四炮，打通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飞黄腾达的道路。

那隆隆的炮声，犹如是预祝他不断高升的“礼炮”。

广州奇功

敌军突然出现在广州城下，高度警惕的陈诚，指挥炮兵连首先投入战斗，立下奇功。

陈诚在棉湖一役大显炮威之后，又在回师广州、平定刘杨的战役中，再建奇功。

棉湖的胜利，奠定了革命军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1925年4月中旬革命军夺取梅县以后，便宣告完成了东征任务。

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由黄埔军校教导团组成“党军”。国民党公开宣称，他们这支军队是属于党的，一切听命于国民党。

原属校军的教导第一、第二团组成党军第一旅，由何应钦任旅长。陈诚也从附属于校军教导第一团的炮兵连长，而成为附属于党军第一旅的炮兵连长。这时，他已是一名有5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他愿意为国民党效忠。

5月初，早在第一次东征进军途中就和叛军相勾结的刘震寰、杨希闵，直接叛乱的迹象愈加明显。刘、杨原本是滇系和桂系军阀，他们和叛军首领陈炯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征部队决定暂时放弃潮梅地区，全部返回广州，平定刘杨之乱。

上尉陈诚带领着他的炮兵连，随大部队向西急进。他为暂时放弃用战友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潮梅地区而惋惜；同时，他又满怀激情，去完成新的战斗任务。

就在东征部队开往广州，准备讨伐帝国主义走狗的日子里，上海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动中外的五卅运动。上海的工人、市民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了。工人和市民也是一支军队。他们是不穿军装的军队。

上海的斗争，支援了广东。党军沿途受到广东工人、农民和市民的帮助与支持。人民对于革命军的爱戴，在青年陈诚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陈诚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能注意听取来自各方面下层的意见。

6月10日左右，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党军、粤军，已经返抵石龙附近，到达向广州发起攻击的准备位置。叛军刘震寰、杨希闵部队，号称四五万人，龟缩在以瘦狗岭为轴心的广九车站、白云山一带阵地。

12日，蒋介石作出攻击部署：

党军第一旅，由何应钦率领，担任右翼；粤军第一旅由陈铭枢部担任左翼；警卫军吴铁城部为总预备队。

陈诚所率的炮连，列在党军第一旅的战斗序列之中。他们的任务，是配合步兵，主攻瘦狗岭。

13日拂晓，东方刚刚发白，大地一片沉寂。

突然，轰隆一声炮响，打破了清晨的静谧。

陈诚指挥大炮，大炮指挥全军。

炮声就是命令。

随着隆隆的炮声，机关枪、步枪和冲锋号一齐响起。

军旗摇动，杀声震天。

瘦狗岭制高点上的机关枪火力，有气无力。

叛军抵抗是无力的，因为他们的战斗意志迅速崩溃。

陈诚果断、沉着地指挥着作战，每一发炮弹准确地飞向目标。

步兵在炮兵的掩护下，一鼓作气，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

叛军首领刘震寰、杨希闵，经沙面租界逃到了香港。他们逃避了革命的惩罚；但也失去了继续纠集匪徒，挑衅作乱的条件。

革命军占领了广州。

战斗的硝烟暂时过去。在二十多天中，征战八百里的革命军，有权利拂去身上的尘埃，享受一下胜利的安逸和舒坦。

一些人休假外出；一些人忙着去河边洗澡洗衣服；一些人躺在铺上闭目养神，消除连日的疲劳。

军营里空空荡荡。

就在这时，一支敌军，犹如一队幽灵，正在急速向广州开进。这支敌军，由叛乱的滇军第三军军长胡思舜率领。

胡思舜是一个阴险的人。在革命军东征时，他就已经开始同杨希闵勾结，秘密接受杨的派遣，扼守军事要点；但是，到刘、杨行将公开叛乱时，他又派人到广州大本营，伪装效忠，以麻痹革命军的思想。刘、杨事发后，胡思舜急忙调集部队，准备开进广州，共同对付正在返回的东征部队。但他的进军，受到罢工工人的阻拦。

广东铁路、运输和工厂的工人，举行了声援上海工人的大罢工。工人的斗争，直接援助了革命的部队。因为它阻止了胡思舜和刘、杨这两支反动武装的结合，以致刘震寰、杨希闵的部队已经在广州城内彻底崩溃的时候，胡思舜的部队还在缓慢而艰难的进军之中。

胡思舜不知道刘、杨已经失败，没有估计到广州已被革命军占领，战斗会在眼前发生；以为自己是在向同盟者开进，未作丝毫的战斗准备。

另一方面，思想上已经解除战斗警报的革命军，竟也全然不知道大祸正在逼近。

敌对的双方同时疏于戒备，历史同人们开了一次玩笑。

但是，由于陈诚的高度警惕性，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无谓牺牲和损失。

15日上午，陈诚在营房里习惯地向广州城郊四周观望，突然发现，白云山一带有旌旗摇动，似有大部队开来。

陈诚立即命令本连队士兵到前方高地作认真观察，不一会，派去观察的士兵回来报告，开来的部队确是叛军的余部。陈诚听后倒抽一口冷气。向上级报告后再采取行动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当机立断。他一面派人向上级报告，一面先行组织部队投入战斗。

炮兵连在陈诚的指挥下，吹响了紧急集合号。

号声就是命令。

炮兵们纷纷跑步进入炮位，准备战斗。

由于人员不全，陈诚指挥各炮进行调整，保证一部分炮处于战斗状态。

随着一声轰响，炮弹飞向敌军前锋。毫无作战准备的敌军被炸倒一批，军旗也随之倒下。

敌人慌乱了。他们遇到了克星。

敌人的抵抗是零乱的。革命军的炮弹，连续不断地在敌军中炸开。

炮声使整个营房的官兵紧急动员起来。

步兵出动了。

机关枪吼叫了。

匆匆集合起来的革命军战士，向敌军猛冲过去。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战，终于解决了这支叛军。

陈诚又一次赢得了荣誉和称赞。他踌躇满志。许多战友的生命，也许包括自己的生命，得到了保全；革命军和革命政府得到了保全。他不无得意地说：

“当军人，就要在这些地方见功夫。”

夜审敌探

陈诚夜审敌探，待之以礼，晓以大义，从而摸清了惠州城防的准确位置。

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在反复地进行着。

革命军刚刚在6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9月，军阀陈炯明的残部，又在广州以东漫长的战线上集结起来。这次参加叛乱的首领有洪兆麟、林虎、刘志陆、熊略等人。叛军赶走了东征军在回师广州时留下的粤军第二师，占据了潮梅地区。他们的势力，一直扩展到广州城附近。

叛乱的军队，犹如一头垂死挣扎的怪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拼命地反扑。

连续不断的反叛，使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不彻底消灭叛军，革命政权就不能巩固。

9月底刚刚建立起来的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担任东征军的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率三个纵队（相当军）。陈诚的炮兵连，仍然配属在何应钦指挥的第一纵队。

10月初，第二次东征开始。

秋雨连绵。

行军途中，炮兵吃力地抬着炮管，推动着巨大的轱辘，艰难地向东挺进。

11日，部队到达惠州城下。

惠州，前临西湖，后枕东江，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为东路要隘。欲平东江，必先克惠州。古人形容这里的险要地形说：

“铁链锁孤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

这里由叛军杨坤如部两三千人固守。他们凭借古老、高大的城墙，预设了各种明、暗火力点；又在城墙外围，布满铁丝网，以沙包、竹栅阻拦。尽管古老的城墙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已经大为降低，但是，它毕竟是一道屏障，增加了进攻的难度。

险要的战场形势，又一次把陈诚的炮兵连推到了显要的位置上。只有笨重的大炮，才是高大城墙的克星。

在总指挥蒋介石的攻城计划中，炮兵具有重要的地位：

……野炮应在梅湖与下角之间地区，占领阵地。

……

野炮连之火力，集中于府城北门城内之敌，第四团应准备爬城队，以待炮火奏效，立即冲赴城脚，勇敢登城。

何应钦率第一纵队担负主攻惠州城的任务。蒋介石在给何应钦的命令中，反复强调了对炮兵的使用。他规定：炮兵攻击的目标是城内公园敌人的炮兵阵地、电灯局、敌军司令部、东门桥、北门城楼兵棚、北门、南门及城门东南角、西门；总指挥将在炮兵阵地实施指挥；实施总攻击，以党旗左右摇动，各炮齐响为记号。

蒋介石的命令，赋予了陈诚炮兵连以重要的任务。他本人选择炮兵阵地为此次战役的指挥地点，这足以说明他对炮兵的重视。炮兵的攻击又是总攻击开始的信号。摇动党旗，看到的人不多；重要的，还是以听到炮声为准。炮兵射击的目标，又几乎包括了惠州城的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依照当时的炮火水平，这已经是一场“地毯式”的轰击了。

总指挥对炮兵的命令，对于陈诚的炮兵连来说，是一次体力、技巧和意志的考验。

13日上午9时30分，陈诚指挥连队占领了惠州城北的大中堂阵地，并迅速接到了何应钦的射击命令。

顷刻间，炮声轰鸣，硝烟弥漫。

惠州城在隆隆的炮声中颤抖。

到下午2时，敌人在城外的防御工事已被摧毁，北门的城墙几处被轰塌，城内火光四起。担负主攻北门的第四团步兵，在团长刘宸尧的率领下，组织了两次勇猛的进攻。他们携带登城的竹梯，冲向城根。这时，炮火已经延伸射击。然而，就在勇士们跃起架梯的时候，从城楼的一个隐蔽工事里，喷射出火龙般的子弹，将攻城的突击队员全部击倒。刘团长也饮弹牺牲。

攻城受到了挫折，何应钦命令停止攻击，明日再战。

陈诚见步兵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异常悲愤。敌人火力的嚣张，便是炮兵的罪过。步兵是没有责任的。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冲击张着血盆大口的城堡，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夜，异常寂静。月牙闪着寒光，似乎白天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陈诚毫无睡意。他凝视着那淡淡月光下的城楼，思考着白天战斗的经过，眼前又浮现出战友们倒下去的身影。

一阵凉风拂面而过，他的头脑更加清醒、冷静。厮杀没有结束。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双方又要再一次进行血与火的较量。

就在陈诚默默凝视远方的时候，一个黑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晃动了一下。

“什么人？”哨兵厉声高叫。

黑影拔腿就跑。

“不许动！”又一名哨兵拦住黑影的去路。黑影被扭送到陈诚面前。

“松绑。”陈诚命令哨兵。

陈诚开始审问被捕者。

原来，这是一名敌方的侦察人员。陈诚待之以礼，并以酒饭招待，晓以大义。陈诚严肃地说：

“叛军已穷途末路，抵抗得愈厉害，罪过愈大。我看你也是穷苦百姓出身，何必为反动军人作牺牲品？你若能改邪归正，戴罪立功，现在为时未晚。”

敌探困惑地望着陈诚说：

“长官的开导固然使我痛悔前非，但我以俘虏之身，眼看贵军胜利在望，又能作何报效呢？”

陈诚见对方有悔悟之意，便趁势引导说：

“你若能指明北门城楼上隐蔽工事的位置，减少我军进攻的伤亡，我们不仅可以不咎既往，而且还要给你奖励。”

敌探这才打起精神，告诉陈诚：北门城楼上的隐蔽工事，利用城楼作掩护，从城外不易发现。好在他是一名侦察人员，擅长画图，便索取纸笔，随手画出了工事的方向和位置。

次日上午，陈诚根据敌探提供的情报，又对城楼附近的地形地物作了仔细的观察，摸清了敌人工事的准确位置。他命令全连将火炮都推到离城墙仅四五百米的地方。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离敌人越近，自己也越容易被敌人瞄准。

中午12时，何应钦下达了实施炮火轰击的命令。陈诚亲自发射了第一炮，炮弹准确地落到城楼旁边的一个小棚处，顿时火光熊熊。接着第二炮、第三炮向同一个目标飞去。

敌人的工事虽然隐蔽，但无法承受接二连三的炮击。工事毁灭了，一群士兵抱头鼠窜。

步兵发起了冲锋，没有再遇到猛烈的火力。他们从城墙轰塌的缺口处，架起竹梯，蜂拥而上，一举收复了惠州城。

当硝烟尚未散去，竹梯还架在墙根的时候，炮兵的战斗任务已经告一段落。陈诚兴奋地同连队官兵一起，以古老、残破的惠州城城墙为背景，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他在照片上写道：

“革命军第一军野炮兵击毁惠州北门，援助本军进城后，在惠州北门外摄影之三。陈诚志。十四、十、十四。”

陈诚因炮击惠州之功，升迁党军炮兵第二营少校营长。

第三章 南征北战

率军北伐

北伐前线，身为团长的陈诚，冒着枪林弹雨，穿越在300米宽的第一线阵地上。

1926年7月，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月份。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陈诚卸去在炮兵中的职务，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中校参谋。在北伐军总部工作，与蒋介石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陈诚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敬佩以孙中山学生面目出现的蒋介石，痛恨北洋军阀。

北伐军分三路浩浩荡荡地开往各个战场。陈诚在总司令部任职不久，便调到第二十一师任第六十三团上校团长。仗越打越大，陈诚的官也越做越大。战争把陈诚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推。

严重是第二十一师师长。

严重，字立三，湖北省麻城人，为人正直、清廉，与陈诚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严重比陈诚早三期在保定军校毕业，在粤军中担任过陈诚所在团的副团长，年龄比陈诚大6岁。陈诚尊他为师长。北伐战争开始时，严在总司令部训练处任处长，与陈诚同在总部。后来国民革命军成立预备第一师，严任师长，并将陈要来当了第三团团长。预备师改为第二十一师后，陈诚仍在该师。

陈诚尊敬严重。

严重器重陈诚。

第二十一师是新兵师，训练的任务很重。大概是这个原因，蒋介石才舍得把自己身边的训练处长放下来当师长，把自己喜欢的中校参谋交给该师当团长。

严重对部队要求非常严格。在这一点上，陈诚与他脾气一样。严重常随陈诚团行军，亲自督饬该团的军容风纪和军事训练。

陈诚自己以严整的军容风纪出现在全团官兵面前。他要大家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

部队的伙食标准是很低的。陈诚坚持与士兵吃一样的伙食。

第二十一师在北伐开始的半年中，作为一支预备部队，以训练为主，未经什么激烈的战斗。

残酷的厮杀终于到来。

1927年2月，江南早春，寒意未消。大地还是一片枯黄。正在过着传统春节的浙江农村，受到了枪声的惊吓，失去了往年的热闹气氛。只有从一家一户的屋顶上，不时冒出的炊烟，才给大地增添了一点生气。

富春江畔的桐庐，本是一个风景十分秀美的地方。曾有多少游人，不惜长途跋涉，赶来一睹富春江的容颜。可是，现在这里成了战场。到处是纵横交错的战壕和一棵棵被炮火击中正在燃烧的树木。

2月14日，正是中国传统的灯节。

军阀孙传芳的3个师和1个旅，进攻桐庐已经到了第四天。北伐军第二师师长刘峙，率部在这里坚守。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节日气氛。

炮弹的火光代替了昔日的彩灯，机关枪的扫射声代替了昔日的爆竹。日夜不停的枪声，使人们心惊胆战。

经过三四天的浴血奋战，刘峙的第二师因寡不敌众，开始顶不住了。他们减员太多。没有倒下的战士，还在继续战斗，一部分敌军，已经钻隙冲过了浮桥。

就在这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严重的第二十一师顶上了。该师在桐庐西北的浪石埠，一过江就遇上了孙传芳的3个师，这3个师正在向刘峙的阵地冲击。严重指挥本部迅速抢占前方阵地。

陈诚率领的第六十三团是全师的主力。他指挥全团以猛烈的火力射向敌方。

双方反复冲杀。

陈诚指挥部队背水一战，击退了敌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冲锋。

有的新兵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战斗，显得有些紧张、胆怯。当看到团长冒着枪林弹雨，在300米宽的阵地上从容沉着，检查各连阵地时，新兵们被团长无所畏惧的精神所鼓舞，胆子也壮起来了。

陈诚从容沉着，可他的心却在流泪、哭泣。在一整天的战斗中，第六十三团的伤亡太大了。营长赵敬铳阵亡，日后成为著名将领的宋希濂、王敬久负伤，伤亡的连排长更多。

为了保住阵地，陈诚以攻为守。他动员了团部所有的预备力量，高叫：

“特务队、侦察队跟我来！”

几十名特务队、侦察队官兵集合起来。

“为死难的弟兄报仇！跟着我冲！”

陈诚手执驳壳枪，领着大家向敌军发起了勇猛的冲击。

他们杀开了一条血路。冲锋成功了，但更多的战友倒下去了。

特务队中，军官和班长都只剩下了最后一名。如此惨烈的战斗，就是陈诚本人，也是第一次经历。

夜幕降临了。

喧闹的战场逐渐沉寂下来。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枪声，显得特别清脆、响亮。

“不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陈诚从各连中挑选出一批敢死队员，亲自率领，借着夜色的掩护突袭敌人的司令部。

敌人万没想到，受了严重创伤的对手，还能组织夜间进攻。当对手冲到面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组织抵抗，只好仓皇退去。

在第二十一师、第二师的合力打击和其他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桐庐守住了。

北伐军乘胜追击。

15日下新登。

18日克杭州。

陈诚以勇猛顽强、身先士卒的战斗作风，赢得了下级的拥护和上级的赏识。占领杭州后，他被擢升为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晋升师长

老师长严重保荐陈诚接任，使陈诚迈出了戎马生涯中关键的一步。

1927年。

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

北伐军的隆隆炮声，震撼着祖国大地，唤醒了亿万人民。革命的浪潮，犹如滚滚的扬子江水，汹涌澎湃。

浪潮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随着北伐军在长江下游的节节胜利和对上海、南京的占领，蒋介石叛变革命、与武汉国民政府分裂的迹象已经愈来愈明显。

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是个有正义感和刚直不阿的军事将领。他与国民党左派的中心人物邓演达交谊很深，同时也看不惯蒋介石的分裂行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在上海、南京、无锡等地惨遭屠杀。一夜之间，革命者突然成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追捕和杀戮的对象。是革命者真的变成了反革命，还是那位总司令自己变成了革命者的对头？

人民有自己的意志和选择。

严重比较能够顺应民心，不愿向蒋介石屈服。

蒋介石电召严重到南京，责问他：

“你与邓演达交谊很深，对于他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言行，为什么不加以劝阻？”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只知道打倒军阀，宁汉不能分裂。”严师长理直气壮地回答。

蒋介石对此感到愤恨。他不能容忍一个下级这样傲慢地同自己对话。

“嗯，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副师长陈诚的能力可以吗？”蒋介石问。

蒋介石的问话，好像是有意避开政治，但是又好像是前面谈话的自然继续。

严重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判定蒋介石提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要他下台。此时，他对陈诚的印象也还不错，便顺水推舟地说：

“谢谢总司令的关心，我最近胃病很重，想请求离职休养。陈诚的能力很强，北伐中屡立战功，完全可以接替我的职务。”

蒋介石摸透了严重的态度后，心中有了底，没有立即表态，只是说：

“好，你先回苏州去好了。”

陈诚不放心南京的政局，也随师长严重到了南京。当严重把蒋介石接见的情况告诉陈诚后，陈诚激动地说：

“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都被当成共产党，这样谁还肯干？”

他指指身边两位年轻军官宋瑞珂、郑维四，又说：

“他们都是努力肯干的人，也都坚决要走。”陈诚眼里盈满了泪水。一阵可怕的缄默。

严重表情木然。

“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的！”陈诚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严重也为之动容。他安慰陈诚说：

“二十一师是一支革命的队伍，应当好好维持。我虽然离开了，但以后还会尽力帮助你。”

陈诚此时的思想十分混乱，并无明确的政治倾向。他似乎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同情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内一些思想倾向互相对立的人，他都具有一定的向心力。他对邓演达、严重等人，不仅私交很深，而且对他们的为人也极为敬佩；但是，他对发动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也抱着敬仰和忠诚的态度。在政变前夕，他向蒋介石表示：“绝对服从总司令。”

蒋介石决心在第二十一师，辞严而用陈。

就在蒋介石单独接见严重后没几天，军事委员会委员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赶到苏州，向第二十一师全体官兵宣布：

“严师长因病请假休养，由副师长陈诚代理师长。”

官兵们懵住了。

严师长治军有方，德高望重，深得军心。相比之下，陈诚的影响和威望，远不及严。

官兵中，对于严师长的去职，有惋惜的，有不平的，有愤慨的。这种对去职者的过分留恋，并且凝成一体，实际上就是对于继任者的排斥。

解铃还须系铃人。

严重出面了。他断然责成参谋长罗卓英迅速交出关防；责成军需处长赵志垚，将全部结余的款项移交。他向全师官兵训话，竭力称颂陈诚的才能和作风，要求大家服从陈诚的领导，支持陈诚的工作。这才把一场小小的风波平息。

春日的太湖，安详而平静。古老的虎丘塔，沉着而稳重。陈诚开始成为一师之长。严重再也没有回来。陈诚很快由代理转为实任。这是他戎马倥偬一生中的关键一步。

龙潭之战

胜利的号角吹响了，陈诚抱病上阵指挥，却得到了一枚酸涩的苦果。

1927年的秋天，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多事之秋”。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面临国民党全面“分共”、“清党”的危局；国民党出现了各派系的严重斗争，蒋介石被迫“引退”，东渡日本。

瑟瑟秋风，也吹拂到陈诚的身上。他在蒋介石“引退”之后，虽经奋战龙潭，仍被迫辞去师长的职务。

8月中下旬，军阀孙传芳，挟徐州胜利的余威，趁南京政府内部纷争之际，集中了11个师和6个混成旅的兵力，沿津浦路和大运河，兼程南下。

26日，孙传芳军分三路于栖霞山、龙潭一线强渡长江。一路由望江亭直逼乌龙山；一路由划子口攻击张家湾、高家村；一路由大河口指向龙潭车站。

清晨，漫天的大雾帮助了孙传芳军队渡江。一股一股的人潮，趁着浓雾，涌向南岸。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孙军只用半天时间，就占领了龙潭车站和栖霞山。

中午12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动了病中的陈诚。何应钦以他和李宗仁两人的名义，命令陈诚立刻率领第二十一师驻南京的两个团，驰援栖霞山。

此时陈诚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其所辖之六十一、六十二团驻南京，六十三团驻苏州。

接到何应钦命令后，陈诚抱病上阵，紧急集合两团部队，直奔栖霞山。

陈诚率部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急行军赶抵栖霞山。此时，驻守栖霞山的第二十二师已溃不成军；警备师的一个营，也已被孙传芳部包围在北象山，形势极为险恶。

陈诚命第二十一师位于右翼，警备师位于左翼铁道附近；将溃散的二十二师加以收容，置于左、右翼的后方，作预备队使用。他指挥各部队奋力反攻，终将敌军阵地冲开一个缺口，救出了被包围的警备师第三团第一营。

但是，栖霞山的两个制高点——南象山、北象山，仍为孙军所据。这两座充满诗情画意的山峰，如今变成了军阀部队的两座庞大的碉堡，不断喷射出猛烈的火力，阻止陈诚等部的前进。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暮色苍茫的黄昏。

从北边的江面上吹过阵阵凉风，层林在暮色中微微摇动。上万名生灵，在这里默默地对峙。

27日下午2时，一群身材高大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杀过来。第二十一师的前沿部队立即给以猛烈还击。但敌人不顾成批地倒下，仍然喊叫着猛扑过来，使二十一师部队也发生了不少伤亡。这是一支特别顽强的部队。在短兵相接中，大家才发现，冲上来的敌人都是白色的皮肤、黄色的胡须和头发。啊，原来是孙传芳军队的一支白俄敢死队。

第二十一师部队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惊懵了，防线开始崩溃。

兵败如山倒。在生死搏斗中，精神因素很重要。不溃则已，一溃千里，此时，陈诚的部队正处于这种关键时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从第二十一师阵地的后方，源源不断地涌来了整齐的、精神饱满的部队。南京方面的援军第七师、第三师赶到了。这两支生力军来得正是时候，他们救了陈诚。

由于陈诚是栖霞山前线指挥官，第七师、第三师刚刚赶到，不了解前线的情况，自然也接受陈诚的节制。这样，“五个师之部队，均归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将军指挥”。

陈诚下令，任何一支部队的军人，不得后退一步；违者以军法处置。他组织5个师的部队，三面围攻南北象山，竟夜不息。

28日清晨7时，当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陈诚指挥的部队将栖霞山阵地全部攻克。栖霞山古寺重又传来悠扬的钟鼓声和诵经声，缭绕的香烟代替了充满火药味的烟雾。

不过，与栖霞山仅隔十余里路程的龙潭镇也开始告急。孙传芳军在这里顽强抵抗，屡退屡进。刚刚就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白崇禧进驻镇江指挥。他急调陈诚驻苏州的第六十三团，配合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独立第五十八团，共同增援龙潭。

29日拂晓，在晨曦中，孙传芳军第二次夺取龙潭，情势十分严重。

何应钦、李宗仁命陈诚率领第二十一师由栖霞山开麒麟门，收容从龙潭方向溃退的部队，并准备参加攻击龙潭镇。

30日，陈诚率领第二十一师的两个团赶到龙潭镇南面的东阳镇，参加左路向黄龙山的进攻。

这是一次统一的军事行动。国民革命军已从东、南、西三面将孙传芳军团团包围起来。第二十一师的另一个团第六十三团，在这次行动中位于龙潭以东，由刘峙统一指挥。

上午8时，对龙潭的总攻击开始了。军号声、呐喊声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枪炮声震天动地。陈诚指挥两个团奋勇冲击。

黄龙山以及它身旁的青龙山，像两条巨龙保护着龙潭镇。

经过1小时又40分钟的战斗，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好不容易与友邻部队一起，占领了青龙山八五九高地和黄龙山八五四高地一线。

敌军仍在据险以守。

忽然，一支精锐的敌军，从青龙山与黄龙山之间冲出。他们不顾一切、不要性命，拼死冲击，几乎使陈诚的部队动摇。已经戎马十年的陈诚，知道这是敌人准备突围了。任何一支部队，在绝境中突围时，总会表现出它本身最强或超强的战斗力。他严命所属部队，死守阵地，坚决顶住。

双方的对峙，一直维持到下午5时。西斜的太阳已经渐渐落山，龙潭周围的山岭上，尸横遍野。一群群的孙部军人，成了南京政府军队的俘虏。

龙潭被克复了。这个小小的市镇，在4天中曾经3次反复易手。现在，战斗终于结束了。陈诚指挥的第二十一师和其他各支部队，在荒凉的山脊上欢呼胜利。

栖霞山与龙潭之战，陈诚抱病上阵，勇于负责，多次化险为夷，为南京政府立了一功。可是，当胜利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却是一枚酸涩的苦果。

由于陈诚在龙潭之役中，将作战不力的第六十二团团长李树森撤换，引起了一批黄埔同学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在何应钦面前倒陈。而这时陈诚的主要靠山蒋介石又已下野，东渡日本，无从庇护。陈诚遂遭何应钦的严厉责备。

陈诚受不了无端的屈辱，愤而提出辞职。10月，在第二十一师返驻苏州整训期间，何应钦接受了他的辞呈，免去陈诚第二十一师师长的职务。

姑苏的秋夜，陈诚心潮起伏。他想到半年中，在这姑苏城边，遇到了30年来的大起大落。半年前，是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亲来苏州，在全师部队的面前，宣布严重师长休息，由他代理师长；如今，又是同一个何应钦，听信谗言，使其蒙冤去职。他想到了宋人洪迈的惊世名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卸职后，陈诚结算薪俸，领得五百多元大洋。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除分寄一部分回青田供养母亲、妻子外，便携带余款，与秘书张琢卿前往上海，住进了青田人赵志垚在闸北青云路开的信达利钱庄。

陈诚暂时告别疆场，离开军营，来到繁华喧嚣的大上海。

他不习惯过老百姓的生活，犹如十年前不习惯过军营的生活一样。他那无法平静的心情，如同滔滔奔向东海的黄浦江水。

密电的秘密

对密电码再加密的做法，显示了陈诚在军事斗争中的智谋和冷静。

龙潭之战以后的一段政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风云变幻的时期之一。北洋军阀并未完全打倒，各派新军阀又相继登台。蒋介石下野3月后，又行复出，前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1928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进行“二次北伐”，兵分四路，会攻平津，迫使奉系军阀张作霖于6月退至关外；同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遂使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作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直接结果，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最后分裂。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旗。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部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来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对付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都需要迅速整顿内部，收编杂牌军，扩大嫡系部队。陈诚则是蒋介石棋盘上的一枚重要棋子。

1929年5月，陈诚出任第十一师副师长。

第十一师是南京国民政府刚刚进行整编后的师，相当于整编前军的建制。

该师的师长曹万顺，整编前是杂牌军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没有什么文化，行伍出身，在军界亦无背景。此时让陈诚担任副师长，完全是一个过渡的措施。论学历、水平、背景，曹万顺都远不是陈诚的对手。

蒋介石对陈诚的赏识和重用，早在两年前，由陈诚取代严重任二十一师师长时，就已经显示出来。

陈诚虽为副师长，却掌握着第十一师的人事、经理大权。他安插了保定军校八期同学罗卓英为师参谋长，陈式飞、冯圣法、霍揆彰、肖乾、关麟征等黄埔一期生为团长。全师干部，无不把陈诚视为师的实际最高负责人。曹万顺对这种情况，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

在1929年春的蒋桂战争中，第十一师奉蒋介石之命，自长江要隘武穴开进武汉，并进驻武汉、襄樊间的随县地区。

随县是春秋时代随国的所在地，位于涢水、 河的交会地，交通、文化、农业都比较发达。

5月的随县，山花烂漫。

突然，传来南京政府的紧急密令，命令第十一师配合中央来人对新编第五师李纪才部实行改编。

新五师驻节湖北枣阳、襄樊、老河口一带，其防区与第十一师只相距80公里。该部是早年河南督军胡景翼的旧部，多为陕西人，与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有很深的关系，与南方的桂系第四集团军也有一定的联系。

新五师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地理地位，使南京当局难以放心。如果不对这支部队加以改编，日后势必危及大局。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全境，但实际上并不具有驾驭全国军队的力量。中央要想改编一支部队，从理论上说有这个权力，但如果不派出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则并不那么容易。

现在条件具备了。南京当局正好利用与新五师近在咫尺的第十一师，对这支异己的部队实行改编。

陈诚的地位举足轻重。他被看做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对蒋介石的忠诚是公认的。

5月下旬，由武汉行营参议宣介溪、张迺威随带秘书、副官、宪兵共10人，肩负“宣抚”新五师的任务，来到随县第十一师驻地。

陈诚、曹万顺、宣介溪、张迺威四人，围坐在一张小会议桌旁，对此次行动的各项细节，进行了极其机密的商讨。

陈诚、曹万顺决定：关麟征团长带一个营的部队，护送行营代表前往新五师驻地；同时由师部的译电室，编制一本代号“宣密”的密电本，供宣介溪、张迺威进行通讯联系。

一个营的部队是象征性的。这是在警告对方，如若不肯就范，将动用全师武力。密电本则可以保证联络畅通，以便随时采取应急措施。

宣、张对十一师的部署感到满意。

“如果诸位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是否就请宣参议、张参议作好动身的准备。祝你们一路顺风！等你们回到随县时，兄弟再为你们接风。”曹万顺以东道主的名义讲了这番收场话。

宣介溪、张迺威也起身拱手作揖，表示感谢。

“慢！”陈诚示意请大家坐下。显然，他对商议的问题，有重要的补充或更正。

“你们此行，远离师部，电报联络，至关重要。如何确保联系不出问题，还需仔细研究研究。”陈诚显得老练而稳重。

“对，我们应作最坏的打算，对方也可能采取强制的手段，监视我们的电文。对此，我们应当有准备。”宣介溪深觉陈诚的话很有道理，附和地说。

接着，陈诚便分析了他们可能遇到的三种情况：

第一，对方已经或者正在采取军事行动；

第二，对方虽未有武力表示，但发报内容显已受到压迫，非出自自由意志；

第三，为正常发报。

宣介溪赞同地点点头，同时对陈诚所假设的三种情况，提出了对应的暗语：

如果对方已经或者正在采取军事行动，则电下署名为“弟宣介溪”；

如果对方态度不尽理想，电文内容非出自自由意志，则署名为“弟介溪”；

如果确系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发电，则署名“介溪”。

曹万顺、张威对于陈、宣二人预想的各种情况和对策，极为佩服，都觉得有了这样周密的准备，当万无一失。

宣介溪因自己设计的暗语为大家接受而踌躇满志。

陈诚仍若有所思。

曹万顺问：“辞修兄，莫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吗？”

陈诚这才慢条斯理地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有了这三种暗号，当然可以从容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况。但是，万一电本失窃，或者被抄录，或遭强行索取，对方乱发一阵，电文、署名均不在设想之中，无以鉴别，岂不糟糕！”

陈诚的思虑，显示了他的智谋和冷静。

师长曹万顺为陈诚的才华和能力感到惶恐和不安。这种感觉，只有处在曹万顺这个位置上才会产生。

经过一番议论，最后采用了宣介溪提出的方案，即：发电时，将“宣密”改为“陈密”字样，但译电室仍以“宣密”译出；若来电采用“宣密”，则为伪电。

就发电一事来说，议论至此，确实已至无懈可击的地步。除非在参加议论的四人中出现叛徒，所议方案，已足以应付各种不测情况。

次日，宣介溪、张威一行，由一个营的部队护送上路。

新五师师部设在襄樊。这里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滔滔江水，巍巍古城。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不在这里屯驻重兵。

“宣抚”大员，经枣阳而达襄樊。

他们得到了新五师参谋长、代师长邓英，旅长李凌霄和团长公秉藩的支持，“宣抚”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嘀嘀嘀嘀……

由襄樊向十一师驻地发来的绝密急电：

“陈密。即率军到襄接防。介溪。”

寥寥数语。

“陈密”字样，显示真电。

“介溪”署名，显示真意。

陈诚的谋划，保证了这份关键性的电报确信无疑。

电报在陈诚、曹万顺手中传阅。

陈诚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曹万顺在胜利面前，茫然若失。

新五师被一分为二，组成第十三师和第二十八师，调往江西“围剿”红军。

第十一师则以胜利者的姿态，从随县又向西北推进了三百余里，进驻襄樊。在即将到来的新军阀混战中，陈诚为蒋介石又占据了一个战略要地。

书信劝降

陈诚不费一枪一弹，书信一封，不仅打通了前进的道路，而且净增10个团兵力。

当中国近代的历史，拖着沉重的步伐，跨进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古战场中原大地，重又布满杀机。

中原大战迫在眉睫。

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一方，设总司令部于石家庄，编成4个方面军，分出湘东、鲁西和平汉、津浦二线。

以蒋介石为一方，对于“叛逆”各军，组成4个军团的“讨伐军”，以韩复榘、刘峙、何成浚、陈调元分率第一、第二、第三军团和预备军团。

蒋介石对反蒋阵容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他说：“阎逆实为祸首，冯逆同为逆魁。其余桂逆等尚属局部之患。”

陈诚率领的第十一师，义不容辞地成了这支“讨伐军”的中坚力量。

第十一师属刘峙第二军团序列，当时拥有3个旅、9个团的实力，共1.6万余人。第二军团的作战任务，是沿陇海路西进。第十一师亦奉命迅由蚌埠、滁州、浦镇一带，调往徐州以西的陇海线上。

1930年5月，中原上空布满乌云，中原大地成了一座巨大的兵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厮杀爆发了。

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场灾难，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幕闹剧。

作战的双方都认为是在为中华民国而战斗。他们打着同样的战旗，“信奉”同一个三民主义，却都把对方视为孙总理的叛逆。

陈诚指挥第十一师部队，以砀山为出发地，沿陇海线向西攻击前进。

陇海线是一条东西大动脉。自从它最初的一段筑成后，便立即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价值。只要在这个地区打仗，这条大动脉便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

锃亮的铁轨，长龙一般伸向远方。列车失去了往日的欢快，只能艰难地往返在各自控制的一段，而且大多是运送部队和给养。大动脉暂时被切断了。大地在痛苦地抽搐。

第十一师终于与冯玉祥的部队接上了火。陈诚给作为全师前卫的第六十四团发去命令：

“迅速摸清情况，击退敌军，为全师开道。”

一阵激烈的交火。

没有动用大炮，没有吹响冲锋号。枪声迅速趋于沉寂。

陈诚用不着听取前卫部队的报告，便知道是一次小规模的接触。第六十四团把冯玉祥所部的一支搜索部队驱退了。

前方是陇海线上的交通枢纽马牧集（今河南虞城）。这里有公路通向永城、宿县。冯玉祥部队把这里作为封锁陇海线的第一个据点。

陈诚将拔除这个据点的任务交给了师独立旅。该旅是1个月前刚刚从一支杂牌部队编并过来的。陈诚把自己保定军校的同学、师参谋长周至柔，派去担任这个旅的旅长。现在他要考验一下这个旅的战斗力。

5月8日，周至柔将3个团在马牧集南部一字撒开，向北攻击。双方都用猛烈的火力攻击对方。这个小小的中原集镇，第一次承受了这么多枪炮子弹的轰击。

陇海线上争斗的第一个回合，为陈诚的部队获胜。

冯玉祥的守军后退了。

周至柔率部在占领马牧集之后，又乘胜挥师前进25公里，占领了归德城郊的朱集。

事后，蒋介石满意地称赞：

“马牧集开战胜之端。”

可见马牧集一仗在中原大战中的重要作用。

11日，蒋介石下达了向归德发起总攻击的命令。陈诚的第十一师与冯轶裴的教导第一师，受命联合攻击。

陈诚、冯轶裴部队，装备精良，兵种齐全，并有飞机临阵助威。归德守军不堪一击，守城师长万殿尊被俘。

陈诚率部沿陇海路南向西疾进。下一个攻取目标，是距归德30公里的宁陵。这里驻有冯玉祥部队的9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由代理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指挥。

刘茂恩，字书霖（林），河南巩县人，保定军校六期辎重科毕业，与陈诚同年。

刘茂恩在保定军校学习比陈诚早两期，应为陈诚的学长。按理，他们在学校里并没有见过面。因为刘茂恩毕业在1919年6月8日；陈诚于1918年10月在北京被保定军校录取，后至南苑第九师入伍锻炼，到1919年8月8日正式在军校上课。他们只是校友，而不能称“同学”。

陈诚在一个高地上，用望远镜向敌阵看去，只见战壕纵横，碉堡林立，战旗飘扬。显然，对方作了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从阵地形势来看，部署得法，攻守咸宜。他想，若采取硬攻的办法，以两个师对付这十个团，也是一场恶仗，恐怕损失太大，弄得不好，苦心经营起来的第十一师，会元气大伤。

“师座，据可靠情报，刘茂恩与冯玉祥素有嫌隙。有归顺蒋主席之意。在开战前，是否可以先做些争取工作？”一位副官在旁边献策。

“好，可以试试。”陈诚说话间，也想到了自己与刘茂恩先后进入保定军校这层关系。

陈诚提笔修书。他因自幼受到父亲和堂伯父的严格要求，一手书法甚为得体，雄劲有力，工整而不落俗套。他一面叙述共读保定军校之旧情，鼓励其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一面力陈南京方面军力之雄厚，晓以利害。

陈诚派心腹化装入城，向刘茂恩送信。

刘的思想本已动摇，据城以守实出于无奈，今接获老校友陈诚的来信，保其过来以后的地位，便急于一试。

一桩秘密交易，竟这样不声不响地成功了。

从外表上看，对方的一线部队，都在加紧构筑新的工事。指挥员不断用望远镜观察对方的阵地。士兵们日夜处于临战状态，叫攻则攻，叫守则守。

但实际上，剑拔弩张已是虚张声势。双方主帅之间，已经用一条秘密的纽带沟通。对峙事实上正在消失。

在秘密使者几经往返之后，5月21日，刘茂恩把他的上司、第六路军总指挥兼河南省主席万选才扣押，命令部队打开城门，迎接陈诚的部队进来。

陈诚取得了双倍的胜利。他不仅拿下了归德城，打通了前进的道路，而且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净增10个团兵力。

阎锡山、冯玉祥的阵线，却被捅开一个窟窿。

陈诚用一纸书信，代替了一场恶战。但是，战场终究还是用铁与血组成的。在和平地取得宁陵以后，陈诚又领着第十一师的1.6万名生灵，向西冲杀过去。

初创“土木系”

中原大战，浓烟烈火。陈诚战功卓著，晋升十八军军长，“土木系”军事体系从此形成。

在中原大战的硝烟中形成了一个以陈诚为代表的新的军事体系。人们借用中国字形成的巧妙结构，习惯称这个新的军事体系为“土木系”。

“土”者，十一之谓；“木”者，十八之谓。暗喻陈诚军事集团的基干力量先后为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

1928年秋天，四分五裂的中国，正逐步走向表面上的统一。北洋军阀大都被讨平，只剩下奉系一支。奉系头子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儿子张学良倾向于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大局将定。蒋介石着手整编十分混乱的国民党军。原有的军、师，一律整编为师、旅。陈诚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此前，他已在1927年春，参加“第二次北伐”时指挥过3个警卫团、2个宪兵团、2个炮兵团，其实力已超过一个军。

整编中，以陈诚的两个警卫团与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的4个步兵团，合并组成第十一师。

谁任师长？曹万顺以军长之职，就任整编师长，乃名正言顺；陈诚在军中的实际地位和已经指挥过若干大仗的实力，则又为曹所不能匹比。

蒋介石找主持整编工作的何应钦商量，问他：

“辞修担任第十一师师长是否适宜？”

何应钦答：

“墨三（顾祝同）、铭山（蒋鼎文）此次只任师长，辞修若亦任师长，恐资历为浅。”

“那好吧，辞修就担任副师长好了。”蒋介石不露声色。

陈诚得知将要出任副师长的消息，心中不快，认为是何应钦故意整他，便愤愤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寓所。

蒋介石闻陈诚径回上海，洞察其故，特命随从副官赴沪将陈请回，允以副师长职暂时过渡，授以处理人事、经理的实权。陈诚答应了。他不得不屈服于论资排辈的陈见。

陈诚是个不甘寂寞、有所作为的人。他以副师长的名义，实际指挥着第十一师，西略武汉，北取襄樊，大显身手，声威大振。

他在旅、团中，大量充实黄埔系统的干部，既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又得到老校长蒋介石的欢欣和信任。全师上下均以陈诚之命是从，并不把师长曹万顺放在心上。

机会终于来了。

1929年7月，蒋介石借曹万顺处事失当，黄埔军下级军官不满，将其调离，升任陈诚为师长。

陈诚在第十一师，大刀阔斧，以“不贪财，不怕死”作为用人标准。对曹的旧部，大力编遣。有个别营团不服编遣而逃跑，但迅即平息，不成气候。

在陈诚的严格整肃下，第十一师官兵的素质和部队作风，均大为改观。这个师，成了他戎马一生中的起家部队。

就“土木”二字而言，“土”为基础，木无土则不能立。

10个月后，1930年5月，陈诚率领第十一师参加了中原战场的厮杀。他随第二军团辗转在陇海线和津浦线上。在陇海线上连克马牧集、归德、宁陵等要地；驰赴津浦线后，又迅解曲阜之围。

蒋介石的下一步目标，是要从阎锡山的手中夺回济南。

闷热的7月，泉城周围战场的温度，也在随气温的升高而升高。

第二军团刘峙的总指挥部，从陇海线上转到了鲁南的滕县。

蒋介石也从陇海线上的指挥部，直飞距离济南120公里的兖州。

7月底，蒋介石布置好了三路进攻济南的阵势：

陈诚的第十一师沿津浦线正面北攻；

第六十师、六十一师为右翼，由泗水北攻新泰；

教导第一师、第三师为左翼，向汶河南岸攻击前进。

晋军在津浦线上，集中了张荫梧、傅作义的5个军。

津浦东西，汶河南北，将星云集，剑拔弩张。

蒋介石为首先攻入济南的部队，悬了重赏。

这是一次双方主力的交战，生死攸关。

8月1日，蒋军开始了全线攻击。

陈诚的部队首先在大汶口以南一线，击败晋军。第十一师攻势凌厉，守军溃不成军。

溃败之军，本已如决口之水，溃不可挡。适逢大雨瓢泼，山洪暴发。人流和水流交织在一起。人滚车翻，道途堵塞，秩序大乱。大炮丢了，辎重丢了，连高级将领的小汽车也丢了。

晋军遭到了双倍的失败。

陈诚得到了双倍的胜利。

又是数日阴雨。

本来雨天对交战双方都不利。陈诚的部队却连续借着雨天顺利前进。他们伴着雨水，一起涌向济南。

进入中旬以后，双方在临近济南的红庙、黄草岭一线对峙。

陈诚一面加强正面攻击，一面派出迂回部队，抢占白马寺等战略要地。

晋军猛烈反扑。

陈诚部顽强固守。

双方尸横遍野。

第十一师顶住了反扑。

陈诚指挥第十一师，不顾重大伤亡，于8月13日，将济南南面所有据点全部拔除。

15日，虽然已经立秋一周，但天气仍然炎热异常。

济南外围的晋军据点，都已被摧毁。蒋军收复这座名城，是在象征性的稀疏枪声中实现的。

右翼蒋光鼐第六十师和蔡廷锴第六十一师，抢先一步，从东面进入济南城。

陈诚紧接着也从南面入城。

晋军狼狈逃窜，连仅有的三架飞机，也没有来得及飞走。

蒋介石论功行赏：第六十师、六十一师、十一师均按章发给重奖。蒋光鼐提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提任第十九路军军长。陈诚擢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

33岁的陈诚，从军校毕业后，八年中自少尉排长而升军长。此后的十余年中，无论是在江西“围剿”红军，还是在第三、第七、第九、第六战区抗击日军，第十八军没有离开过陈诚的麾下。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陈诚官职的高升，不再直接指挥某一支部队；但长期战火中形成的亲缘关系，使得第十八军始终是他的嫡系部队。即使到了台湾，也仍然如此。

陈诚被视为“土木系”首领，理所当然。

治军“三公开”

陈诚把自己的治军方策，归纳为三句话，即：经济公开、用人公开、意见公开。

陈诚在担任第十八军军长、自成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派系前后，也逐步形成了他治军的一套独特的风格和办法。这种风格和办法，深深地打上了陈诚个人性格和特点的烙印。它造就了国民党军队中一个较为开明、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事集团。在此后几乎连绵了20年的内战和民族战争中，蒋介石一直把最艰苦、最困难的任务交给陈诚及其军事集团，这绝非偶然。

陈诚把自己的治军方策归纳为三句话，即经济公开、用人公开和意见公开。

陈诚对经济、财务的管理办法，比较顺应军心。

他对于本部队应得的份额及经济待遇，历来主张全力争取，及时得到。不管第十八军开驻到何处，在南京始终挂有“十八军驻京办事处”的招牌，由他的亲信赵志长驻办事处。办事处与军政部的关系畅通无阻。军政部经常拖欠和克扣其他各部队的经费、物资，但对第十八军却从不拖欠，更不轻易克扣。这除了因为第十八军有蒋介石作为后台的背景而外，同陈诚精于并抓紧这项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对于上级规定的各项经济制度，陈诚执行得也比其他将领坚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因加紧“围剿”红军，财政日渐紧张，军政部只能给各部队发“国难薪”，规定将、校、尉官的薪金分别打对折、六折和七八折，士兵的饷金酌减，行政办公费减半。

陈诚对于这个规定执行得十分坚决。他不仅严格照办，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打折扣。例如一名旅长，原月薪200元，打对折应拿100元，陈诚则规定再打九折，只发90元。但是他也有一条得人心的措施，那就是在别的部队纷纷拖欠薪饷的情况下，第十八军的薪饷却坚持当月发清，从不拖欠。这样做，上邀宠于蒋介石，下安抚了广大官兵，可谓一举两得。

陈诚还要求各部队长在调离原职时，必须将部队的公积金一并移交。他自己也不例外。

他在由第二十一师师长、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和第十四师师长的职位上卸职时，都将该部的公积金造册移交。

同时，他不惜花费巨量的公积金，创办了残废军人工厂和农场。这种经济措施，受到了官兵的欢迎。

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贪污已经成风，部队主官“吃缺额”已成惯例。

陈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高人一筹。他觉得部队中的贪污，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它会直接影响到军心和战斗力。贪污成风的部队，是不能打仗的。

陈诚对各级长官申报的空额，规定了极严格的限度，只允许有极少的名额作为机动掌握：连长2名，营长3至4名，团长8至10名，旅长8名；逃兵限制24小时内上报，否则以“吃缺”论处。对于不能遵守这个规定的各级长官，处罚也十分严厉，轻则撤职，重则枪决。

陈诚规定，各连队的伙食，由全体士兵轮流采购副食品，然后向全连公布账目。

陈诚比较能够广收人才，对干部用则不疑。

他所用的干部，大致有三类：

用得最多的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陈诚是黄埔军校建校时期的教育副官，并担任校军的连长参加东征，与黄埔毕业生自然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加之，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任用黄埔系干部，在政治上也吃得开。

其次是用保定军校的毕业生。

保定军校的资格比黄埔军校老，到1923年保定军校的最后一期（第九期）停办时，黄埔军校尚未创建。陈诚以保定军校八期生的身份，任用了不少自己的同学和较晚毕业的学员。这批干部，在资历上和军事素质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再次，是用行伍出身再经各种军校、军训班培养的军官。这批干部有丰富的带兵和实战经验，面广量大，在士兵中有深厚的基础。

陈诚以他身兼黄埔、保定两大系的特殊血亲关系，以及转战南北的丰富阅历，享有了广收人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在南京政府的军队中，他的部队素质较高，人才济济。

陈诚不随便徇私用人。

青田县跟着陈诚或经他介绍到部队供职的人不少。但是，查一下陈诚担任第十八军军长前后该部的中、高级干部，却只有个别团长是青田籍人。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是广东人，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是浙江临海人，第四十三师师长刘绍先是河北人，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是广西人。

陈诚十分重视对军官的培养和部队的训练。

他从陆军大学毕业的学员中，录用了不少人才。他强调务实，只要是学习成绩优秀、有能力的人才，一经发现，即破格提拔。凡被选中将予重用的干部，一般都先派他们当参谋、教官，有的甚至放到陈诚身边当随从参谋，就近考察；经过一段工作实践后，再让他们担任高级幕僚长或部队长，担负重任。有些黄埔生，又被他派往陆军大学去学习、深造。当时第十八军内，称黄埔生为“黄马褂”，陆大生为“绿帽子”。在陈诚的栽培下，一部分军官既穿了“黄马褂”，又戴了“绿帽子”。

陈诚经常利用战斗空隙的休整时间，自行组织各种军官训练班和军事教导队。他命令：部队在行动期间，只要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天以上，就要出操上课。驻防期间的训练，按表实施，不得改变。

第十八军的野外演习，多用实弹射击，硝烟弥漫，如同实战。陈诚认为：与其在战场上胡乱发射一万发没有效果的子弹，不如先在操场上发射九千发训练子弹，然后在战场上发射一千发有效子弹。这本来是简单的军事常识，但真正能这样做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多。

让官兵发表意见，是陈诚在治理军队中的独特风度。

陈诚规定：全体官兵，在人事、经理、教育、管理、训练、作战等方面，都可以提出意见，尤其鼓励对于违犯军纪、贪污舞弊现象的大胆揭发。

在第十八军中，军官比士兵更有话语权。各级官佐，在团务会议、师务会议、军务会议和“总理纪念周”上，都可以对部队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凡基层长官不予解决的问题，可以向上一级长官写信，并不以“越级报告”论处。有时，在战斗以后的“检讨会”上，一些高级将领争辩得异常激烈，甚至涕泪交加。

陈诚采取这样的方法，让官兵发表意见，释放怨气，缓解对立情绪，不失为成功之作。他的做法，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早拟的捷报

郑州甫克，陈诚急令参谋在早已拟好的报捷电稿上，填明时间，急报蒋介石。

陈诚发迹于中原大战。发迹了的陈诚，又在中原大战中大显身手，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随着济南被蒋军攻克，中原战场的枪炮声，从津浦线重又转向陇海线。

8月下旬，陈诚率第十一师部队，在4个月中第二次出现在陇海线上。

他此时虽然已经荣升第十八军军长，但所辖部队，仍仅为第十一师。部队的数量，暂时还没有随着主官官阶的晋升而同步增长。

蒋介石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陇海线与平汉线的枢纽郑州。

蒋介石命令：兵分左、右两翼。刘峙总指挥辖3个纵队为左翼；何成浚总指挥辖2个纵队为右翼。

陈诚的部队，被编入右翼，在总指挥何成浚和纵队长夏斗寅麾下。

9月初，蒋介石来到归德以西的柳河总指挥部。

柳河在陇海线上的归德与民权之间，是一个铁路与公路的交通枢纽。

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爆炸声或零星的枪声。战局处于一场大战的前夜。

军营中的蒋介石，是南京政府数十万“讨逆军”的最高决策者。他与两翼总指挥和各纵队长在一起商讨军务，是家常便饭。现在，他想出了一种新的战术，要找一些在第一线的指挥官来征求意见。于是，他想到了刚提升的第十八军军长陈诚。

“陈军长，十八军是攻取郑州的主力部队，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啊？”蒋介石未予先索。

“报告主席，卑职已在全军进行动员，唯主席令是听。主席叫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陈诚机警地以“万灵药方”来应付这突然的考问。

蒋介石微微一笑。他明知陈诚不可能先他抛出什么实质性的主张来，说：

“现在敌军数量很多，散布面很广，我设想了一种‘锥形战术’，就是把我们的部队编成若干纵队，像锥子一样，大胆钻越敌军的空隙。你以为如何？”

陈诚本来对蒋介石就比较崇敬，此次又有机会当面聆听其指示，更有几分诚惶诚恐。他当即表示：

“主席指示的‘锥形战术’，是此次克敌制胜唯一可取的办法。卑职以为，实行这种战术，必须要求各个纵队都有独立作战的准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否则，不仅不可能扎进敌人的肌体，弄得不好，还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嗯，说得对！关键是要有独立作战的准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蒋介石满意地说。

9月6日，蒋介石下令实施总攻击。

在广袤的黄淮平原上，浓烟滚滚，炮声隆隆。沿平汉线两侧，无数支人流由南往北向陇海铁路，向黄河之滨涌去。

不到黄河心不死。

从高空俯瞰，这无数支人流正像无数支“锥子”，逢隙就钻，往冯玉祥军重点守卫的郑州防线猛插。

陈诚指挥的第十一师，无疑是一把最锋利的锥子。这支锥子在平汉线与东边周口至开封的公路间推进。空隙大约有30至50公里。

锥子插得愈深，对敌军的威胁愈大，但同时被两边的冯军合围的危险也愈大。

这是一种勇气与意志的竞赛。

小规模的接触不断。

锥子不可能在真空中深入。它不断与阻拦和追击的冯军交火。双方都没有全力以赴，似在寻找决战的战场和机会。

第十一师经过大约1个月的攻击前进，到了新郑东南面的和尚桥。是否可以继续北插，需要冷静判断。

新郑距郑州约40公里，在军事上，是郑州南面的重要屏障。若要从南面攻取郑州，势必要先拔除新郑这个据点；否则，郑州、新郑联成一气，将无法进入郑州。

陈诚在进行郑重的抉择。

突然，副官送来了一份绝密情报：

“敌军将全线撤退。”

对于这一关系全局的情报，是信还是不信？陈诚身边的幕僚多以为不可信；因为新郑未失，郑州尚有顽抗的条件。

陈诚却力排众议，他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敌人内部更加分崩离析，不愿意把自己的实力全部拼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陈诚拿定了主意。他具有一名军队指挥官的重要素质：重大决策，不轻易作出；但一经决定，则奉行到底。他命令：

“全师超越新郑，直取郑州。六十一团为前卫，六十二团居中，六十三团殿后。”

随后，他又命参谋提前拟好占领郑州的捷报电稿，并派自己的卫士石心志，骑马紧跟六十一团肖乾部，随时了解部队的进展情况。

陈诚了解蒋介石此时的心情。

转眼1个月过去了，蒋介石无日不盼望着拿下郑州。这样的捷报，早一分钟传到蒋介石手中也是好的。

10月6日，肖乾指挥第六十一团以急行军速度直奔郑州。沿途沉寂，并未遇到阻拦。

突然，对面射来一阵密集的子弹。几十名士兵倒下了。路边的石碑上写着“二里岗”三字。肖乾心想：“二里岗”，大约离郑州也就剩下二里了。这不像保卫郑州的决战，因为没有哪个指挥官会到离城二里时，才组织拦截。他命令号兵吹起冲锋号，用潮水般的冲击，压垮对方的抵抗。

一股巨大的浪潮，势不可挡。机枪在吼叫。士兵们端着刺刀，连、排长则举着驳壳枪，冲向敌阵。

果然，肖乾的判断得到了证实。他们遇到的部队，不是坚守郑州的前锋，而是撤守阵地的后卫。其任务仅在于掩护撤退，不需要长时间守住阵地。

守卫郑州的最后一批部队被击溃了。肖乾命令：

“全团跑步入城！”

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跨进了古城郑州的南门。

就在第六十一团的官兵们欢呼着拥进城门的时候，一名军人飞骑向后疾进。石心志飞报陈诚：

“郑州已克。”

胜利的来临，使陈诚显得有几分激动。他操着一口青田官话，急令参谋在早已拟好的报捷电稿上填明时间，立即发出。

早拟捷报，显示了陈诚对战斗的信心，以及他讲究效率的作风。

蒋介石闻报大喜，立赏第十一师奖金20万元。

陈诚知道：在第六十一团攻克郑州前，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搜索部队，也曾前进至郑州火车站。他们的存在，也是迫使冯军迅速撤退的一个因素。

陈诚不愿独吞奖金，他致电蒋介石说：

“第十一师虽首先占领郑州，但友军协力有功，赏金不敢独受；特拟分出10万元给第四十七师，以使其分享主席的奖赏。”

蒋介石欣赏陈诚的风格。

这确实也是陈诚的一大优点。实际上陈诚用10万元奖金换得了价值远高于10万元的东西。

在陈诚部队攻占郑州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便离开前线，返回南京；仅隔一周，阎锡山、冯玉祥即通电下野。

历时7个月集百万大军厮杀于千里战线的中原大战结束了。蒋介石称赞郑州的攻占，对于中原大战来说，是“结胜利之果”。

在蒋介石的功劳簿上，又给陈诚记上了一功。

3个月后，陈诚得到了蒋介石授予他的第二枚勋章——二等宝鼎勋章。

访日纠葛

陈诚反问嘲弄自己的日本军官：“你们的天皇也年轻，怎么就当上了天皇？莫非你们的天皇很容易当吧！”

陈诚率领他的起家部队——第十一卜卦师，驰骋中原战场，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一种犒赏，他奉命于1930年11月，前往日本参观秋操。

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近代的日本，曾经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也为中国培养过许多著名的军事人才。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领导人蒋介石、何应钦，都曾接受过日本军官学校的训练。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训练和战术，都深深地受到日本的影响。

此时此刻的日本，犹如一座置满炮弹的火药库，军国主义的气焰甚嚣尘上。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公开叫嚣“实行日华鲜蒙四民族共存共荣”。日本政府的大员不断叫嚷“满蒙危机”。战争的烟云弥漫岛国上空。

陈诚接到赴日命令的时候，正带领他那已经遍体鳞伤的第十一师，在湖南岳阳休整和训练。第十一师要迅速恢复元气。第十八军也需要增补整建制的部队。陈诚不能担任只拥有一个师部队的军长。

他为能有机会到日本去而感到庆幸。保定军校的教官，北伐军中的上司，许多人都向陈诚讲述过日本军队的状况；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他希望到外国开扩自己的眼界，看看外国的城市、社会和军队。

11月4日，陈诚与其他的几名奉派参观日本秋操者钱大钧、黄毓沛、潘竟、李国梁等人，取道上海，东渡日本。

陈诚站在船舷边，心潮随着海浪起伏。

1个月前，还在平汉线上，同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进行着生死的决斗；现在，却已航行在茫茫的东海上。硝烟尽去，碧海蓝天。

大海无边无际，自己的前程也未可限量。

到日本以后，陈诚一行先后到了濒海城市长崎、名古屋、神户和最大的都市东京等地。

日本的寺庙和民房建筑式样，大多与中国没有什么区别；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也随处可见与中国人相似之处。可是，日本的城市建设、工厂、码头、交通运输，等等，都远非中国可以相比。这里真是另一个世界。为什么从甲午海战到八国联军，到济南惨案，日本军队都可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工业发达、国家富强，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发展经济，振兴中华”，这个治国的要诀，开始在陈诚的脑子里萦绕。军人也可能会参与治理国家。陈诚以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在参观秋操的过程中，陈诚见到了日本军队的阵容、装备和训练的实况。那严整的军容、严格的纪律和忠于天皇的精神，都显示出一种对外扩张的力量。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军队像一盘散沙，军官和士兵的素质都不能适应现代化作战的要求。这种状况，也许正是当局让他们这批军人前来观操的初衷。

陈诚此刻想到了他的第十一师，何日能训练成如同日军一般的军事素质？何日能比今天的日军更加威风？

陈诚等人在日期间，还参观了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飞行学校，访问了孙中山先生的旧友宫奇寅藏，并受到了各地华侨团体的欢迎。会见革命者和自己的同胞，当然是愉快的事。

可是陈诚也碰到了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一名日军高级军官，竟以鄙视的态度，询问陈诚：

“你这么年轻，怎么就当上了将军？中国的将军很容易当吗？”

陈诚见来者不善，怀着满腔怒火反问他：

“你们的天皇也年轻，怎么就当上了天皇？莫非你们的天皇很容易当吧！”

对方狼狈不堪，威胁他说：“你怎么可以侮辱我们的天皇？你等着，我叫你决不会有好下场！”

这名日本军官，真的把这件事报到了日本外务省。日本与中国的政府，还为此打了一场外交官司。后来还是与日本各方有深厚关系的何应钦出面斡旋，才将此事了结。

还有一名日本将领，在与陈诚交谈中，听说他曾准备报考日本士官学校，瞧不起地说：

“看你身材这么矮小，又不强壮，连当一名军人都不大合适，还想进日本士官学校吗？”

陈诚吸取了前次的教训，没有当面批驳。但是，他胸中的怒火不能平息。他写道：

目睹人日谋我，

我日自铄，

彼土军民骄焰十倍，

在在逼人。

陈诚没有拜倒在日本繁荣、强大的声威之下。他只愿祖国快快繁荣、快快强大。这使他在未来的民族战争中，站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线。

陈诚一行，在日本共参观四十余日。他们在12月19日启程返国。钱大钧则因事需在神户再逗留两日。

归国途中。比起驶往日本的时候，陈诚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

1个月前，是因为期望、荣誉和好奇而不能平静。

现在，则是因为失望、屈辱和奋进而不能平静。

滚滚的波涛，犹如缠绵的思绪，止不住，切不断。

他经由上海抵南京后，便奉命于21日，乘轮船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等他。他要到诗一般的风景胜地去向蒋介石倾诉自己的不平和怨愤。

第四章 “围剿”红军

邓演达之死

蒋介石出人意料的宽容，使陈诚在距离监狱和刑场只差一步的地方，奇迹般地站住了脚跟。

当中国近代历史踏进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大规模的战火便从中原战场，移向南方以江西为中心的湘赣闽粤边界山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在这里反复进行。

蒋介石把他的嫡系部队，逐渐调往江西战场。陈诚自1931年2月起，奉命率部驻江西抚州；6月，在第三次“围剿”红军的序列上，被列为左翼集团的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陈诚作为一名为蒋介石反共战争冲锋陷阵的宠将，竟秘密加入了由邓演达创建的以反蒋为目标的“第三党”。在一段时期中，陈诚将自己同邓演达的命运捆在了一起。于是，在陈诚、邓演达、蒋介石之间，演出了惊险、奇异的一幕活剧。

陈诚与邓演达及其所创立的“第三党”的关系，犹如一团迷雾，时人与后人众说纷纭。

邓演达，字择生，著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早年于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长、教育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7年7月秘密出国，先后在苏联、德国、英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担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从事反蒋和推翻南京政府专制统治的活动。

陈诚与邓演达的交往，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他们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邓为工科6期，陈为炮科8期，邓是陈的学长。

1923年初，陈诚在浙军中当排长时，得同乡杜伟介绍，在上海会见了学长邓演达，并随邓南下，参加由孙中山领导的建国粤军。邓演达在该军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就在这个团先后担任上尉副官、连长，负责拱卫大元帅府。

这年5月，沈鸿英在西江叛乱，陈诚随邓演达团长出征西江。叛军的中心在西江重镇肇庆。粤军奉命攻取坚固设防的肇庆。

从军5年的陈诚，第一次走上战争的舞台。舞台上的道具是真刀、真枪、真子弹。他亲眼见到了生死拼搏的激烈，见到了负伤的痛苦和死亡的悲惨。但是，初上战场的陈诚，并不畏惧战争的恐怖，表现出了对革命的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

他在带领士兵冲锋的时候，被子弹击伤胸部，一时血流如注，晕倒在地。当他被吼叫的机关枪声震醒的时候，发现有人在给自己包扎伤口，旁边有一个熟悉的广东口音在指挥：

“快把陈连长抬下去，这里太危险了！”

啊，邓团长已经冒着枪林弹雨，冲到跟前，抢救自己脱离危险。陈诚心潮澎湃。这是生死之交。

1924年5月，黄埔军校筹建。陈诚又随邓演达离开粤军，一起来到军校。邓演达被任命为训练部副主任，陈诚则在他的领导下，担任负责教育的特别官佐。

在到广东参加革命的头两年中，陈诚始终是邓演达的部下，直接受到邓的关怀和教诲。邓演达激进的革命思想、朴实的工作作风和勇敢的战斗精神，都给陈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陈诚敬重邓演达；邓演达信任陈诚。

历史推进到风云变幻的1927年4月，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邓演达”、“拥护蒋总司令”一类制造政变舆论的标语。

陈诚心乱如麻。

他对蒋介石和邓演达都尊敬。从威望来说，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又是北伐军总司令，其影响超过邓演达。从私交来说，陈邓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又远超过高高在上的蒋介石。

陈诚不敢相信，邓演达与蒋介石会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他觉得这一切犹如梦幻一般。他希望这不要成为现实，但现实并没有因为他的意志而改变。

他的思想和心情混乱而复杂。

历史的局限，使陈诚在已经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面前，不能识别他的背叛行为；但他又完全相信邓演达是一位革命者。一系列矛盾的背景和现实，铸成了陈诚自相矛盾的行动。他一面向蒋介石声明，“绝对服从总司令的领导！”一面又向第二十一师的老师长严重表示，愿意把队伍带到武汉去，支持邓演达。严重在把第二十一师的军权交付给陈诚之后，告诉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基层干部：“到必要时机，辞修将把队伍带到武汉去，你们可先去找教育长（指邓演达）。”

1930年5月，在国外游历了一年多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从事反蒋活动。此时陈诚任第十一师师长，正在古老的中原战场，参加国民党几个派系军队的混战。他与昔日的领导邓演达秘密通信，就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前途交换意见。令人费解的是，正在战场上为蒋介石争城夺地的陈诚，却表示拥护邓演达反蒋的政治主张。

炎热的8月，对于邓演达和陈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1个月。在这个月中，由邓演达发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公然把矛头直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而此时的陈诚，却由于率部抢先攻入济南，被蒋介石提升为第十八军军长。

10月底，陈诚在赴日参观秋操前，来到上海法租界爱威斯路的寓所中。他在这里逗留了四五天。在此期间，他会见了邓演达。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经在8月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革命的组织。我们要用这个组织，去打倒三民主义的叛徒，恢复中断了的中国革命。”邓演达扼要地向陈诚介绍了组织成立的经过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已经说过，我拥护你们的政治主张。现在组织正式成立了，这是件好事。在组织的名称中，仍然保留了‘国民党’的称号，这是很必要的，这样可以号令天下，团结各方面的实力。”陈诚郑重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见解。

“我希望在军事和军费方面，得到你的支持。”邓演达坦率地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些都没有问题。为了在军事上更好地配合新组织的行动，希望能派些得力的干部到十八军来，以便加强指导。”陈诚的态度十分明朗。他想了一下，接着说：

“至于经费，我可以从十八军的公积金中提取一部分，予以支持。”

“这太好了！”邓演达紧紧地拉住老部下的手，表示了感激和信任。

在这几天中，陈诚还同另一名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骨干、邓演达的得力助手黄琪翔频繁接触。这位与陈诚同龄的保定校友，多次来到陈诚的住处长谈，给他带来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各种文件和宣传品。

最令人吃惊的，不是陈诚对临时行动委员会口头所作的支持，而是他本人确实参加了这个反蒋的秘密组织。不仅如此，在十八军中，先后还有数十人参加了这个组织。

1931年春天，陈诚在新组建了第十四师并兼任该师师长后，又一次到上海与邓演达见了面。他一如既往，积极地支持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6月22日，邓演达在一封致黄琪翔的信中，写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11D又14D的工作，现在大规模的进展，已派特派员去指导。”

十一师和十四师，正是陈诚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所属的两个师。邓演达信中的话，证明陈诚的十八军已经向临时行动委员会敞开了大门。

这年8月，就在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整整一周年的时候，邓演达开始发动各地起兵倒蒋，而他自己则准备带一两个人去条件最好的江西第十八军。

邓演达甚至准备好了动员陈诚起兵反蒋的对话。他打算对陈诚说，但又一直没有机会在陈诚面前说出的话是：

“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

邓演达估计：陈诚可能没有扯起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将自己捆送给蒋，最后只好陈诚自己离开，让自己去领导他的军队。

邓对陈的思想为人，应当有深切的了解。他的估计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历史没有允许他实地检验这个估计是否正确。历史也没有把陈诚推向一个无法回转的境地。

正当邓演达准备离沪赴赣发动第十八军起义的时候，他因被叛徒出卖，遭蒋逮捕。

正在江西前线“围剿”红军的陈诚，得悉邓演达被捕，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释放邓。陈诚不会不知道，发出这样的电报的风险；但是，他毕竟还是发出了。

遗憾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陈诚的请求。其实，当时为邓演达说情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岂止一个陈诚！上自孙夫人宋庆龄，下至一般社会舆论，都是如此。

邓演达在被囚禁期间，自知凶多吉少。他曾经对别人说过，在自己死后，陈诚是会为他报仇的。然而，他的这一估计是错误的。在复杂的背景和心态下，陈诚走上了一条与邓演达的愿望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更加紧密地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噩耗传到江西吉安第十八军军部，陈诚十分震惊，泪流不止。他既恸逝者，又恐蒋对自己怀疑，顾虑重重，食不下咽，意志消沉。

在十分复杂和矛盾的心情的驱使下，陈诚致电蒋介石，提出辞职。电文说，他“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此时此刻，陈诚遭遇到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顿挫。

使陈诚感到侥幸的是，蒋介石对此事并未深究。蒋电召陈诚往见，说陈与邓的交往，纯系私谊，不涉及政治；蒋勉励他安心工作。蒋介石本是精明之人，这样处理，大概也算是“难得糊涂”了。

蒋介石出人意料的宽容，使陈诚在距离监狱和刑场只差一步的地方，奇迹般地站住了脚跟。

政治婚姻

1932年元旦，陈诚身着戎装，满面春风，与身披婚纱、手持玫瑰花束的谭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陈诚在度过了谜一般的邓演达之死的危机之后，便在江西与红军作战的前线，迎来了个人生活上与政治上的新的辉煌。他经蒋介石、宋美龄介绍，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之女谭祥喜结良缘。

陈诚最初的婚姻，曾经给他带来长久的痛苦。这一婚姻悲剧，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束。不过，这场悲剧持续的时间，也许过长了一些。它总共延续了13年。

13，在西方社会普遍被看做是不吉利的数字；然而，在这里，13却给陈诚带来了吉祥如意。

当历史的车轮跨进20世纪的30年代以后，陈诚也步入他一生中的“辉煌时期”。

1930年的第一天，1月1日，陈诚获得了一生中的第一枚勋章——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宝鼎勋章。

8月，他在中原大战中，率部抢先攻入济南城，被提升为军长，开始跻身于高级指挥官的行列。

年底，奉派去日本参观秋操，越海东渡，大开眼界。

1931年元旦，他从日本参观刚刚回国，又获得了一枚二等宝鼎勋章。

接着，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宋美龄亲自给他介绍了才貌双全的恋人。

说起蒋介石、宋美龄为陈诚作媒，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情节。

10年前，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出面作伐，将夫人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介绍给丧偶未娶的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做续弦。谭延闿因与夫人方氏感情弥笃，曾发誓终生不复再娶；且时年已45岁，比22岁的宋美龄大了一倍。谭遂婉言辞谢，并拜宋母为干娘，认宋美龄为干妹。后来，谭延闿应蒋介石的要求，为蒋介石联姻作了“月老”。

谭延闿共有二子四女。三女谭祥，又名曼怡，聪慧俊秀，曾与宋美龄一起留学美国，二人性情相投，过从甚密；认辈份，谭祥应为宋美龄之干女。宋美龄对谭祥爱抚有加。

谭延闿很清楚宋美龄与谭祥之间的这种十分亲密的关系，曾嘱托蒋介石、宋美龄为之择婿。

1930年9月谭延闿逝世后，蒋、宋刻意为谭祥选择配偶，以完成谭延闿之托付。

上层人物的婚姻，往往都打上了浓重的政治烙印。蒋介石、宋美龄放眼四周，寻找适合的人选。

此时的陈诚，33岁，军长，已获得两枚勋章，堪称“年轻有为”；在连年对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的战争中，他出生入死，攻无不克，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如果让干女谭祥嫁给这样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当然可以大大加强陈诚对于蒋介石的凝聚力。

也许陈诚正在为自己的不幸婚姻而愁苦，命运之神却不声不响地给他送来了娇艳的鲜花。陈诚并不知道花之欲降，花儿并不知道将属谁领。

在蒋、宋的安排下，陈诚与谭祥见面了。

陈诚对谭祥，可称一见倾心。

他不仅为谭祥落落大方的风度和知书达理的内在素质所折服，而且更为蒋介石、宋美龄的亲自作媒，而受宠若惊。

谭祥对陈诚，也是一见钟情。

她倾慕陈诚的翩翩风度、军长职务和辉煌的战功。她更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缔造者蒋介石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慧眼。

陈诚与谭小姐之间，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返和电话联系。

一次，陈诚从岳阳的第十八军军部到长沙去办事。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虽比不上南京、上海，但比起岳阳和其部队驻扎的乡村来，要繁华得多。他想，应该给心爱的人买点东西，表示一下心意。于是，叫来了跟随他多年的副官邱行湘，说：

“邱副官，我想给曼怡捎点东西去，你看买点什么好啊？”

“军座，洞庭湖的鹅绒、蚕丝是全国出名的，也有湖南的特色。是不是买些鹅绒、丝绸制品呢？”邱行湘胆怯地贡献自己的意见。

“好，好，就按你的意见办。要美观、大方，钱多花一点不要紧。”陈诚高兴地说。

“是，保证让军座和谭小姐满意。”邱行湘答。

于是，邱副官选购了包括鹅绒锦沙发椅垫、丝绵枕头和鹅绒被等共10件高档用品。

陈诚见到这些东西，连连称好。他幽默地说：

“这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了”。他催促邱行湘早日登程，将这些礼物送到南京成贤街谭公馆去。

果然，邱行湘去后不久，陈诚就收到了谭祥一封充满柔情的来信。

陈诚为情书所陶醉。

陈诚虽已做了十几年的丈夫，但收读情书，还是结识谭小姐以后的事情。他对于情书，显得陌生、惶恐和沉醉。

1931年夏秋之间，陈诚率军在江西“围剿”红军。他常常命副官把他给谭小姐的信，从前线带到后方发出。

但是，陈诚与谭祥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要从恋爱发展为夫妻，还有一道障碍需要拆除，这个障碍，就是陈诚与吴舜莲之间已经建立了13年的家庭。旧的家庭不拆散，新的家庭便无法建立。虽然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允许一个男子可以拥有几房妻室，但作为名门闺秀的谭祥，岂容自己置身于偏房？这是万万不能迁就的。

陈诚决心利索地解除与吴舜莲之间的婚姻关系。

吴舜莲虽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她对于这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的最终结束，是有思想准备的。她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别无选择。

陈诚请了青田同乡前辈杜志远先生和他自己的同学吴子漪出面做工作。

杜先生当过北京政府的师长和议员，同吴家祖上又有亲缘关系，由他出面讲话，比较有威望。吴子漪是吴舜莲的亲哥哥，长期跟随陈诚，现在是第十八军的军需处长，以其与陈、吴双方的特殊关系，当属关键人物。

木已成舟，大势所趋。舜莲不再抗拒。她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与陈诚解除婚约，但是提出了两条可怜的要求。

一条是继续与陈诚母亲住在一起，不回娘家。中国的女子，一旦被遣回娘家，可是件无脸见人的事。

另一条是：“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

这是地道的“三从四德”，生时已经被抛弃，死后还要归到陈家的墓穴中来。

陈诚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因为与陈母住在一起，并不影响在数百里之外建立新的家庭；死后同穴，这遥远的目标也并不影响现实的离异。

吴子漪代妹妹写成了一张离婚协议书，以便向陈诚交差。协议书中载明：“因舜莲不识字，由子漪代为签章，并愿承担一切责任。”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祥在上海豪华的沧州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结婚礼堂里，灯红酒绿。大厅里温暖如春，穿着一式崭新服装的军乐队，连续不断地吹奏着欢乐嘹亮的迎宾曲，使婚礼的气氛更加热烈。

在宾客的簇拥下，新郎、新娘手拉手，走进礼堂。

陈诚一身毛呢戎装，身背武装带，胸佩二等宝鼎勋章，足蹬乌亮的皮鞋。他容光焕发，满面春风。

谭祥身穿洁白的婚纱，头戴彩色绢花，手捧鲜艳的玫瑰花束，轻盈地迈动脚步，频频向宾客点头微笑。她的装束华丽而不俗气，风度高雅而无傲气，情绪热烈而不失当。

人们向这一对新人鼓掌致意。

突然，礼堂外面，军乐声高高响起，门卫高呼：

“蒋先生到！”

全场立刻肃静，大家自然地转身望着礼堂的入口处。

只见蒋介石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手提文明杖，面带微笑，频频向宾客挥手致意；宋美龄身穿深色旗袍，头上梳着整齐发髻，脚上穿一双高跟皮鞋，与蒋介石并肩而行。

蒋介石此时虽正处第二次下野时期，刚于半月前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三军总司令和行政院长等要职，只保留了国民党中常委一职；但了解当时民国政界内情的人都知道，蒋之下台，是退也是进，是守也是攻，是失意也是手段。一时担任或者卸去多少职务，对于他在政局中的权势和地位，并不会发生多大的影响。

蒋介石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路更显得自信而傲气。他仍以“领袖”自居。

蒋、宋以月老的身份，前来为陈、谭证婚。他们的到来，使婚礼的规格陡然升高，给新郎、新娘增添了无上的“荣耀”。

陈诚与谭祥，先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接着又向证婚人蒋介石夫妇三鞠躬，向满座宾朋三鞠躬，再互相对立一鞠躬。与此同时，礼堂内婚乐高奏，礼堂外鞭炮轰响。

婚宴上，放满了中外名酒、珍馐肴馔。

蒋介石起立举杯。

全场宾客都跟着站起，举起手中的酒杯，静听祝词。

“辞修、曼怡，祝你们在为党国革命大业的奋斗中，互相帮助，白头到老！”蒋介石说罢，将一小杯酒一饮而尽。

简短的祝词，显示了他的身份、地位和信仰，也表明了他对陈诚夫妻的信任和祝愿。

礼堂里响起一片欢呼、碰杯声。

“感谢校长的栽培和关怀，祝校长和夫人健康长寿！感谢诸位来宾！”陈诚和谭祥，共同举杯答谢蒋介石、宋美龄的美意和来宾的祝福。

陈诚选择了“校长”一词来称呼蒋介石，既避开了蒋下野的尴尬处境，又体现了双方关系的历史渊源。

迷人的霓虹灯光、高贵的宾朋、豪华的场面，这一切都使得13年前曾经轰动了青田山乡的那个老式婚礼，相形见绌，无可比拟。

婚礼举行后，陈诚便偕夫人谭祥到杭州西子湖畔，去领受西湖迷人的风光，享受蜜月的欢乐。

新的家庭，充满了温情和生气。

新的家庭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这个家庭的两位主人翁，都以不同的方式，深深地介入了3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

赣州战事

由于陈诚部队的介入，使红军对赣州城的包围，不能继续下去。

1932年初，对于中国人民和陈诚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岁月。

——陈诚，正在西子湖畔，与谭祥女士共度新婚蜜月。虽是隆冬腊月，大寒节气，仍未使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有所减弱。

——由陈诚军长统率的第十八军，此时已拥有第十一、第十四、第五十二、第四十三4个师。部队正驻军赣南吉安附近，随时准备对付工农红军。

——距吉安两千公里之外的东三省，在刚刚跨进1932年的时候，随着锦州事变的发生，全部落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在那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片严寒。一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下达了攻取赣州、争取革命首先在江西胜利的训令。

毛泽东不同意打赣州，但他已无权。整个苏区党的组织也无法抗拒来自中央的“左”倾政策。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掩盖了强行推行错误政策的真相。

2月初，红军主力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约两万余人，开始进抵赣州附近，占领了赣州近郊的白云山、天竺山等攻城出发阵地。34岁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这一作战行动。日后指挥国民党军来这里同他厮杀的，正好是他的同龄人陈诚。

国民党军驻赣州的守备部队，是由马任旅长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这个旅辖有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团及一个独立连，共有三千余人。另有赣南17县的地主武装17个大队共五千余人。

古城赣州，为赣江、章水、贡水三面环抱，城墙高大坚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

马下令，将城外的一切工事均予拆除，以便缩短战线，依城固守；同时，也免得在这些防御工事为红军占领后，成为他们向赣州城进攻的掩护体。

陈诚是赣南、赣西地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官，十分关注赣州战局。

2月15日，他致电蒋介石，说共军已经“攻取赣县为根据地，现已以一部围攻赣州。主力占沙地、上犹一带，防我军南下。”

他主张由第十八军南下“进剿”，但原防区需有新的部队前来接防。他建议：

“为我积极进剿，恳另派队接替峡江、阜田、安福。并令二十八师固守万（安）遂（川）之线……我军驻防分散，若放弃安福、峡江、阜田，或万安、遂川之线，则有a．不能援赣。b．匪区扩大。c．失民众同情。”

陈诚的看法，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六天后，蒋回电：

“所见皆是。”

陈诚满心高兴。

突然，寒流南侵。蹂躏了东三省的日寇铁蹄，又踏上了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了。十九路军忍无可忍，自动奋起抵抗。

为了稳住上海，蒋介石急电江西驻军，东调上海，以防不测。已经做好驰援赣州准备的陈诚，也接到了这一命令。

他前接同意援救赣州的命令，现在又接到东调上海的命令。发布命令者是同一个人：蒋介石。

这件本来并不难办的事，却使陈诚犯难了。

按理，军人先后接到同一来源、相互矛盾的命令，当然是以后一个命令为准。但是，他知道，如不按既定方针前去解救赣州，赣州很快将为红军攻克。

陈诚犹豫了。他发电向蒋介石请示。

答复同上次一样简单：“相机处理。”蒋介石不再坚持要陈诚立即执行后一个命令，把处理全权交给了陈诚本人。

陈诚胸有成竹。

他曾有言在先，凡遇重大问题，都要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他召开全军少校以上的官长会议，慷慨激昂地说：

“照人情讲，哪个不愿到淞沪战场去，既可做民族英雄，又可以获得充足的给养。但是，我们一开拔，共军就要立即占领赣州，江西‘剿共’的形势立刻会发生动摇。大家看，我们该如何办是好？”

陈诚的讲话很得体。表面上摆出了两种可能，但是他本人对援救赣州的决心，已溢于言表。

果然，将校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先去救援赣州，巩固江西的“进剿”形势。

“弟兄们，这里可是穷山僻壤，不能补充粮饷。我们已经只剩下几天的口粮，各位辛苦了！”陈诚进一步激励这批高级军官的斗志。

“我们宁愿饥饿，也要去解救赣州被围的弟兄！”军官们进一步宣誓效忠。

陈诚的动员彻底胜利了。

他命令罗卓英率领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和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四旅，日夜兼程，于2月29日赶到赣州对河之赤珠岭。

此时赣州刚刚在爆炸和呐喊中，度过了壬申年的春节。

红军已经三次从东面的月城城门处实施爆破。三次爆破都成了，但是三次的冲击都失败了。最为惨烈的是第二次。两百多名红军突击队员埋伏在城墙脚下。他们估计，爆破后，城墙会向内倒，因而他们尽量接近墙根，好迅速地从爆破口冲进城去。不料，随着一声巨响城墙竟完全倒向外侧。两百名勇士，带着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仇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长眠于此。

红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夺取赣州，活捉马！”

“只杀马，不杀守城官兵！”

一条条醒目的巨幅标语，表达了红军战士和赣州人民的心声。马如坐针毡。

守城官兵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慑。

一个漆黑的夜晚。马只身用绳索从北门吊出城门，偷渡架在章水上的临时浮桥，来到赤珠岭罗卓英的指挥部。

“陈军长来了电报，要我把守城部队接出来，一定要将马旅长营救出来。”罗卓英以严肃的表情，传达陈诚的命令。

“若是部队接不出来，救我一人又有何用？”马痛苦地表示。

“我们大部队来了，除了强渡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罗卓英深沉地询问。

“有，可以偷渡，然后再和守城部队一道从城内出击。”

罗卓英凝重地点点头。

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奇特战术。因为按照常规，强大的援军，多取与对方正面交手的办法，来援救被围困的部队。

3月初，罗卓英命第十一师第三十三旅旅长黄维，率两个步兵团及一个工兵营，从章水上的临时浮桥，偷渡到城内。罗卓英自己也到了被围得水泄不通的赣州城内。

守军的土工力量得到了加强。他们从西南两个方向往外挖地道。

红军也正在加强挖掘通向城里的地道。

双方的地道重叠、交叉，但并没有发生冲突。因为它们在各自不同深度上伸展，犹如现代的立交桥。

3月6日深夜。赣州城内的国民党军，在马和黄维的指挥下，同时从东南、西南两个秘密的坑道口冲出。

陈诚的部队装备齐全，精力充沛。

彭德怀的部队，虽然具有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但是他们太疲倦了。他们已经在简陋的工事里，整整坚守了一个多月。此刻，他们正与赣州城一道沉睡。

措手不及的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经过红军的英勇反击，国民党军虽一度又被压回城中，但红军的伤亡也相当惨重。

由于陈诚的部队介入，赣州城内外双方的实力，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国民党军一方的变化。红军对赣州城的包围已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彭德怀奉命将红军部队撤至赣县江口一带休整。

待到赣州解危以后，淞沪战局已经沉寂，一个有损国家主权的协定，正在筹划。陈诚不需再率军东调。他驰援赣州的举动，为他赢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连损三师

陈诚得悉连损三师的消息，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几乎昏厥过去。

陈诚因率部增援赣州，使红军被迫放弃攻打赣州的计划，因而得到蒋介石的嘉奖。

1933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在连续三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失败以后，又调集三十多个师，以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下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苏区进攻。陈诚被任命为“进剿军”主力的中路军总指挥，下辖3个纵队，共12个师。

陈诚率部到江西对红军作战，已有两年历史。但从未与红军主力进行过像样的较量。零星的红军部队，一遇国民党军的大部队，即采取“敌进我退”、“化整为零”的方法。这给陈诚的部队造成了一种假象：红军似乎不堪一击。陈诚的军队因此而骄横不可一世。

陈诚所率的3个纵队，第一纵队包括了陈诚赖以起家的第十八军中的3个主力师：第十一师肖乾部、第五十二师李明部和第五十九师陈时骥部。在这3个纵队中，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将第一纵队作为“最危险之一个纵队”，决心“迅速击破”“第一纵队三个师”。

2月25日，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正准备出发，向黄陂、河口方向实施“进剿”。担任第一纵队预备队的第四十三师，忽于乐安城东20里处，获得一份红军的内部机密文件。文件为红军乐南军分区司令部致乐北军分区司令部函。内称：

我工农红军正围攻南丰，旦夕可下，惟乐安之两师白军，若向河口、黄陂前进，则我红军不特无法攻下南丰，本身亦感至大危险。万望派人监视此两师敌人，果其南来，即迅速报告，予率乐大两团竭力抵抗之。

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获悉河口、黄陂方向只有红军两个团的兵力，喜出望外。殊不知，此份文件恰恰是红军设下的圈套，故意引诱敌人放松警惕，按原计划行动。

2月26日拂晓，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分作两路，从乐安出发，同时向黄陂、河口前进。这两支部队，分沿大山的两侧作同方向的移动，彼此相距十余华里，不能互通信息。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分别走向红军布下的两只口袋。前方正是他们的坟墓。他们的掘墓人是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三军团，董振堂、朱瑞的红五军团，以及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等部。

27日、28日间，陈诚的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分别在崇山峻岭中，被突然出现的红军分割成数段。

天空阴暗，一会是蒙蒙细雨，一会是浓密的大雾；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地形不熟，情报不灵。他们无还手之机，非死即俘。两个师除零星漏网外，悉遭歼灭。

第五十二师于29日为红军左翼第一、第三军团痛击，主力被歼，师长李明被俘。

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埋伏于霍源附近摩罗嶂东麓的红军右翼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居高临下，以步机枪猛烈射击第五十九师，杀伤甚众，将其分割包围。师长陈时骥在穷途末路之时，寄希望于已被红军俘获的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他写信派员送往大龙坪。信称：

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弟陈时骥。

这封信为红军缴获，后刊登于《红色中华》，在红军中被传为笑料。

29日晨，陈时骥率余部准备退回乐安，因迷失方向，路途莫辨，只好雇一农民为向导。不意此农民竟将他们引向登仙桥附近红军大部队集结处。陈余部被歼，其本人被俘。

对于陈时骥的被俘和被清查出真实身份，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了一段有趣的情节：

最后清查俘虏时，没有发现敌人的第五十九师师长。我们知道，五十九师师长叫陈时骥，是个麻子。于是发动部队继续搜查。后来，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的同志告诉我，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是个当官的。我问脸上有没有麻子，说是有，就这样把他从俘虏中清查出来了。

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是陈诚在1932年费了一年的心血，由杂牌部队整编过来的，并在干部、装备等方面，下了不少工夫；然而，黄陂一役，这两个师竟毁于一旦。为此，陈诚曾痛苦得抱头大哭。

蒋介石闻讯，大惊失色，给陈诚发来了“万急”电，说：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之被歼，是“本军未有之惨事”，“无限之隐痛”；“接诵噩耗，悲愤填膺”。话中自然包含了对陈诚的批评。

陈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百感交集，黯然写下了八个字：“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他当兵15年来，还没有遭遇过这么惨重的失败。

为了给陈诚打气，蒋介石又于3月6日亲书手谕致陈诚，内称：

胜负是吾人常事，不足介意。……军旅之事，最忌骄怯，骄者必败，是言其忽略放肆，不自戒慎之谓也。

半是劝慰，半是批评。

半月后，陈诚又把他起家的第十一师，送进了红军的伏击圈。他令第十一师、第五师、第九师，由东陂、黄陂一带，逐步向广昌推进。

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在接获陈诚命令后，部署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于3月20日经东陂向草台岗南进；第五十九师之第一七五旅，在第十一师之后跟进；第九师先在东陂附近占领掩护阵地，俟第十一师确实占领草台岗后，再与第十一师协力向太平圩方向“进剿”；第五师在进占摩罗嶂后，向固岗方面推进。

夜。第十一师师长肖乾指挥部队于草台岗就地露营。此时，罗卓英随第五十九师之第一七五旅到达东陂以北的五里排。

罗卓英凭藉以往同红军作战的经验，判断红军不断以小部队保持接触，似在等候主力部队的到来；而草台岗附近的地形对己不利，便电话同肖乾商量，是否连夜将全师撤回五里排，同时将第十一师的辎重留在五里排待命。

肖乾考虑到部队已与红军接近，天雨夜黑，后撤会造成混乱，有损士气，故坚不后撤。罗卓英并未坚持撤退的意见，只是指示李延年第九师作好策应第十一师作战的准备，并掩护其后方。

红军抓住陈诚部队在此次作战行动中摆出一字长蛇阵的弱点，决定拦腰截击其嫡系主力第十一师。周恩来、朱德联名向参战的红军各部队发布命令：

我军拟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1日凌晨，大雾朦胧。位于草台岗附近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之第一七五旅，遭到红军左、右两路军的猛烈进攻。第十一师乃骄兵悍将，曾顽强挣扎，使围攻黄柏岭的红军遭到较大损失。据指挥这次战斗的红军将领聂荣臻回忆称：“敌人十一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因系仰攻，我军伤亡较大”。经终日激战，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被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师长肖乾、第三十二旅旅长莫与硕负伤，团长曾孝纯、孙嘉傅被击毙；第九师受创；第五十九师之第一七五旅，亦被消灭殆尽。其武器、弹药的损失，更不计其数。红军各部队于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打扫了一天战场；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还是打扫不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总结这一战役的报告中说：

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最为可笑的是，第十一师被俘的士兵，每人身上都带有一条绳索，原来都是战前发给他们捆绑红军，好回去领赏的。陈诚这支心腹嫡系部队之骄狂，于此可见。

陈诚得悉这一消息，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脸色惨白，神情沮丧，几乎昏厥过去。此后的数日中，陈诚终日郁郁，不时伤心泪下，羞愧不已。

在第十一师主力被歼后，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和第十一师师长肖乾，垂头丧气，意志消沉。罗卓英在致负伤住院的肖乾信中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而肖乾也自知丢了第十一师，对上、下均不好交待，遂执意辞职。

总计陈诚的部队，在二三月间的战斗中，共被红军歼3个精锐师，其中被俘者万余，被缴枪万余支，损失新式机枪300挺、大炮40门。许多自动武器、望远镜等还没有开箱，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夫人的斡旋

谭祥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夫人外交”，使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僵局，得以结束。

素与陈诚有隙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抓住陈诚三个师被歼这一机会，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发去电报，内称：

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一切情形想已洞察，计师长死伤4员、旅长6员、团长16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此种情形因对日本及恐影响士气关系，从未尽情宣布，形势严重，外间或不尽知，务请中央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即派大员来此督剿。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

这可揭到了陈诚的痛处。

熊式辉老谋深算，在关键的时候和关键的问题上，捅了陈诚一刀。更厉害的是，熊式辉向中央建议，撤销被歼几个师的番号。

军人以实力为基础。一名高级军官，如果手中没有几个听命于自己的师，那军事生命亦将完结。

陈诚知道了熊式辉的告状电报，悔恨交加，却无法为自己辩解。他向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辞去本兼各职。

陈诚这一举动，是出自真心？不大可能。是威胁？不敢。恐怕出自一种难言的、复杂的心情。

陈诚不等蒋介石的回电，便离开前线，回到南昌官邸。

陈诚的懊丧，令谭祥十分心疼。

谭祥一向不过问政务，她虽心里着急，但不便多问丈夫的军事，只是劝慰他“胜败乃兵家常事”，希望他注意自己的身体。

此时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

蒋介石对陈诚的军事失败，虽有责备之意，但并未对他失去信任，且权衡手下诸将领，下一阶段“围剿”红军的前方指挥，仍非陈诚莫属。但陈诚若不主动去谒蒋，蒋亦不便主动召见。而陈诚则觉得自己以戴罪之身，惟有听候惩处之一途，无颜再去晋见。他们虽同住南昌，且相距不远，但却无缘见面。

谭祥是个聪明的女子，何能不知其中奥妙？但只能在一边干着急，别无良策。

聪慧的谭祥，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教育，但又具有中国女子忠顺丈夫的传统道德。她只管家庭生活，并不过问丈夫的工作。当然，到了陈诚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的关头，谭祥还是乐意运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给予丈夫帮助和支持的。

一日，赣粤闽湘边区“剿总”参谋长贺国光前来看望陈诚，深感陈蒋之间的僵局，必须迅速打破。他想了一条妙计：运用“夫人外交”。丈夫之间的疙瘩，总是经不起夫人的冲击。夫人自有夫人的法宝。

贺国光乘陈诚不在场的机会，低声问谭祥：

“夫人，让辞修这样闷在家里总不是事啊！”

“我也劝过他到委员长那里去谈谈，他总是不肯。”谭祥忧心忡忡地回答。

“你真呆，不能约他陪你去看望蒋夫人吗？”贺国光凝神注视着谭祥。

谭祥经这一点拨，茅塞顿开，连声说：

“好主意，好主意。明天就办！”

翌日，谭祥拉陈诚出去散步。

4月的南昌，大地已经返青。河边的杨柳，萌发了新枝；不知名的野花，已经率先开放。陈诚心中的郁闷，被这生机勃勃的世界，融化了许多。他的情绪开始恢复正常。

谭祥有意向蒋介石官邸方向散步。

当快到蒋介石别墅的时候，谭祥突然提出：

“辞修，陪我去看看蒋夫人吧！”

陈诚措手不及。在犹豫了极短的时间后，便欣然应允。他虽担心有见到蒋介石的可能，但是，如果连蒋夫人也不愿去看，未免要被自己的夫人讥笑不像男子汉了。

宋美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完全不谈政治。可是，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不谈政治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在宋美龄同陈诚夫妇寒暄了几分钟之后，蒋介石便跟着出来接见。夫人的客人来了，丈夫当然应该礼貌接待。

这种形式的见面，非常自然，双方都不失体面。并且由于双方都有夫人在座，保证了会见气氛的亲切、友好。

谭祥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夫人外交”。蒋陈之间的关系，在经过了一次小小的危机之后，更加紧密。蒋介石向陈诚表明了继续重用的决心，陈诚也表示欣然受命。

在从蒋介石别墅返回的路上，陈诚恢复了往日的兴致和幽默。他故意带着批评的口吻对夫人说：

“曼怡，今天我上了你的圈套。”

谭祥得意地反批评：

“辞修，你怎么不设计一些这样的圈套也让我上呀！”

在笑语中，陈诚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把下一轮“围剿”指挥好，以不辜负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

主办庐山训练团

军训团为“剿共”而办，却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结束。

陈诚靠夫人斡旋，摆脱了连损三师的困境之后，很快就从蒋介石那里受领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主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决心从前线各级军官的政治、军事训练抓起，以便最终战胜红军。1933年的春夏，是一段不寻常的岁月。3月间，在北方的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与日本侵略军顽强搏击，爆发了举国瞩目的长城抗战。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又在塞外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誓讨日敌，决心收复失地。

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救国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这本是抗日救国的一派大好形势。可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安内攘外”的政策，使长城守军孤立无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国民党当局最终和日军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中国政府丧失了对河北部分地区的治权。

在蒋介石看来，国土可以部分地丧失，但“剿灭”红军的行动不能有丝毫懈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7月，陈诚就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团长。这个训练团的全名叫：“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它开创了国民党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历史的先河。

蒋介石为军官训练团的对象、人数、时间、地点等，作出明确规定：

在江西剿匪各师军官决自7月15日起分班轮流训练，每班训练时期为14日，每期约1500人，以三期训练完毕，其地点在牯岭之南山麓。

夏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实在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庐山，既远离硝烟弥漫的华北抗日战场，又可就近抽调与红军作战部队的各级军官。庐山，既有清静的环境和优美的风景，又是夏日著名的避暑胜地。

军训团的团部，设在山南“五大丛林”之一的海会寺。海会寺位于五老峰下，距蒋介石驻地牯岭35华里，有小路相通。相传该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由西来和尚兴建，有殿堂僧房数百间，殿宇巍峨，环境幽雅，古松参天，泉水潺潺。寺名“海会”，乃取百川汇海之意，更显气势之雄伟。

为了适应举办军训团的需要，国民党军事当局调集了第五师的一个团、驻马头镇特务团的一个营和星子县的一千余民工，不分昼夜地紧张施工了13天，开辟出一个能容纳千人的大集合场和一个大射击场，建造了16座可各供一个连队活动的简易木结构讲堂和4个营集合场。寺前约半里处，建造木结构牌坊一座，上书蒋介石手书“军人魂”三字，这便是军训团的辕门。寺旁架设了无线电台，供团部与牯岭蒋介石之间联系之用；各营、连之间，亦均有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

寺内所有僧舍均被征作团部驻地，陈诚与团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即在此住宿、办公；其他德国军事顾问与教官，有的亦驻海会寺，也有的驻到附近的龙云寺、华严寺中。学员则一律驻于临时建造起来的几百个帐篷里。

军训团的学员按营、连、排、班建制严格编组，每期一团，团下设营，黄维、陈烈、欧震等黄埔出身的副师长、旅长都担任过营长，军训团结束后，他们大多被提拔为师长；各营营副及各连连长，一般都由部队实任团长者担任。

每期军训团都要在两周时间内，进行严格的政治和军事训练。

政治训练，也称为“精神训练”。主要是通过蒋介石、陈诚的训话，以及《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文件教材，对学员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以及“绝对服从领袖”等方面的教育。

7月18日，第一期军训团举行开学典礼。典礼由陈诚主持，全体学员在空地上集合成方块队形，蒋介石亲自前来发表讲话，全场空气十分紧张。蒋介石为受训者打气说：

“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

后来，他又在7月23日的总理纪念周上，以“现代军人须知”为题，公然宣称：

“目前最大的敌人，就是江西的赤匪。”

陈诚要求每个学员在听到“蒋委员长”或“领袖”的称呼时，要迅速立正，以示尊敬。陈诚自己在这方面当然是身先士卒、示范有加。他在作报告时，一提到“委员长”三字，总要本能地肃然立正，将那特制的高底深筒、带有铜扣的皮靴碰得发出响亮的声音；台上立正，台下听报告者也都跟着立正。往往在一场报告中，他要多次提到“委员长”，这样台上、台下也就会不断地发出整齐的皮鞋碰击声。这一充满个人崇拜意识的做法，在国民党军队中，竟自此一直流传下去。他还严格执行蒋介石关于“每天早晨一定要向国旗、党旗敬礼，唱代表党和国家的党歌，以养成爱国家和党的心理与习惯”的指示，一丝不苟。

陈诚以团长的身份，向军训团作了一系列的报告，对学员实施政治训练。早在军训团正式开学前，他就在军训团教官和顾问会议上作了《剿匪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报告，总结了以往和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在第一期开学典礼上，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办的意义》的讲话中，要求大家发扬黄埔精神，“复兴革命”，“从落伍中自救出来，从颓丧中振奋起来”。在训练过程中，他要求学员们熟读、熟记《剿匪手本》、《训练要旨》的内容，每天对学员实行口试。此后，他先后向训练团作了《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剿匪》、《带兵的要旨》及《现代军人应有的精神》等讲话，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信仰领袖”、“不成功便成仁”等思想与理论。在这些讲话中，陈诚对蒋介石的吹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称蒋介石是“革命者的师表”、“军人的灵魂”；认为除了蒋介石，“中国找不出第二个领袖”。

蒋介石、陈诚也十分重视军训团的军事训练。他们总结出红军作战中采用的四种主要形式，即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为此，他们将军训中的基础训练概括为六项原则、四大要素、三个口号、两项要旨和一个要诀。“六项原则”针对红军的四种战术形式而制定，即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四大要素”为确实、迅速、静肃、秘密；“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两项要旨”系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一个要诀”则为服从命令。

在军训团的军事演练中，射击被陈诚作为主要的作战手段受到重视。每期军训团的学员都要经受严格的个人实弹射击和班排战斗射击演习。关于射击，陈诚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演算。他设想：如用10发子弹打死一名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发子弹，可以打死20名红军，则每团以1000枝枪计算，便可打死2万名红军；只要用10团人，便可将红军全部消灭了。他又设想：如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名红军，一小时放12枪，就可以打死12名红军，则3000人用6小时便可以打死21.6万名红军。如此算来，陈诚认为，本来只需要千把名战斗兵力便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但是，国民党当局集中了几十万大军也没有能“消灭”红军，这是为什么呢？陈诚“顺理成章”地将其归结为“国军”的射击指挥与射击能力的不适应。陈诚以如此夸张的统计，强调射击在实战中的重要地位，这也许是他特有的教育方法。

每期军训团都要经过连演习、营演习、团演习的实地演练。到团演习结束，整个军训团的军训任务也就大致完成了。

每期军训团结束，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蒋介石、陈诚给每个学员发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本《剿匪手本》；另由蒋介石赠发每人短剑一柄，供“不成功，便成仁”之用。

1933年夏季由陈诚任团长的军训团共办了三期，共调训学员三千余人。

此后的几年中，国民党军事当局，差不多每年都在庐山或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陈诚则是每期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1934年夏季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兼教育长，共举办三期，训练对象为国民党军备部队校级以上军官。陈诚对担任由蒋介石亲兼团长的军训团副团长，深感自豪。此时他已担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和第三路军总指挥职务，其下级本可尊称其为“总座”；但他并不高兴这样的称谓，而对按军训团副团长一职称其为“副座”或“副团座”，却非常得意。因为这一称呼直接显示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正副关系。1935年夏季，陈诚奉调到四川峨眉山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任教育长兼办公厅主任，专门训练川、滇、黔三省军、政、教界的官员。此后，1936年、1937年，军事委员会又在庐山举办了第一、第二届庐山暑期训练团，陈诚均为实际主持人。1937年的庐山军训团，因淞沪抗战爆发，提前结束。

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是陈诚军事生涯中的重要一页，也是他一生中较为风光的片断。

缓报战况的奥秘

一次损兵折将的战斗，由于陈诚精心选择向蒋介石报告的时间，竟赢得了新的政治资本。

1933年10月，在中央苏区四周的边界，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对峙。双方对阵、交战已有四五个年头。现在，国民党军方面，已经一不做、二不休，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调集100万大军，编制了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战斗序列。红军方面，则大量扩充部队，“左”倾领导者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口号，执行着一条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

陈诚在最新制定的战斗序列中，担任北路军第三路军的总指挥。由他指挥的部队共有3个纵队、19个师（旅），比北路军中其他两路军所辖部队的总和还要多。显然，这是“围剿”序列中的主力部队。

10月4日夜12时，陈诚属下的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率第三十四团、三十一团和第五师的第二十七团，由黎川出发，向赣闽边界的洵口地区实施游击侦察。

这天正好是中秋节。一轮明月，将清淡的光洒向南国的土地。秋虫唧唧，凉风飒飒。

葛钟山率领的三个团，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夜行军，于次日清晨到达目的地。葛钟山照例向周拍发去“平安电”：

职率先头部队，晨六时半到洵口及石硖，据土民云，匪大部于江（3）日晚向牛田、塔下方向窜去，一俟派赴莲塘、飞鸢方向侦探归还，如无殊情，职拟经番上归回。

上午10时，周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这份电报，便将它搁置一旁。这是例行公事。

就在周觉得平安无事的时候，在洵口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葛钟山率领的三个团部队，在飞鸢以东的山岭间，与红军中刚刚组成的东方军遭遇。

红军的东方军以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为基干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

19个月前，陈诚与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曾经在赣州交手；如今，他们又一次在洵口相遇。所不同的是彭德怀在赣州失利了，而在洵口却占了上风。他们之间在江西、福建这块土地上，鏖战四年，经历了数不清的大小战斗。

10月5日中午。飞鸢山中。密集的枪声中夹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冲锋号声、呐喊声，声震山谷；阵阵浓烟夹着泥土，尘土飞扬。

一边是到洵口来游击侦察的国民党军葛钟山旅，一边是向黎川进发的红军东方军部队。双方都没有准备，是一场突然发生的遭遇战。只是红军东方军兵员众多，地形熟悉，情报准确。

下午4时，周接到葛钟山发来的第一份战报，内称：

得翁团（即第三十四团）报告，在飞鸢东山中忽发现匪五六百向我猛射，何团长（第三十一团团长）受伤，已令蒋团副代理，现三十四团、三十一团正与其对战中，已令段团（第五师之第二十七团）之一营至前方策应，但匪主力仍未明。

周的表情，迅速由平静转变为震动。他急令将葛电转报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

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的参谋处，熟练地在把周电报呈送陈诚审阅时，附上了转报南昌行营和蒋介石的电文稿。这也是例行公事。什么规模的战斗需要上报，什么规模的战斗不需要上报，他们能得心应手地处理。三个团投入战斗，一名团长负伤，这个规模已经具备了向最高当局报告的条件。

陈诚在敏捷地阅完周来电和参谋处所拟电稿后，凝思片刻，果断地在拟发电稿上批了“缓发”二字。同时命令周迅速驰援翁团，命令霍揆彰率第十四师即向硝石方向推进，相机策应周第六师。

陈诚打算等待有利于第三路军的战况出现后再向中枢报告。

洵口不断恶化的战况，使陈诚的等待变得漫长而黯淡。

在周的战地日记中这样记着：

7日，葛旅长报告：“晨六时，共军发现于西南各地高地，现在与其激战中，本旅决心固守洵口。”

师部与葛旅长及第三十四团联系中断；葛钟山被俘。

9日上午，第三十四团排长关占魁率两名士兵从洵口潜出，送交翁国华团长的报告：该团现仍困守洵口东端村庄，除在阵地上伤亡者以外，仅村内已伤亡两百人左右；若强行冲击，恐伤兵、械弹及人员将全部损失。

周不断将战况报告陈诚。

战斗的败局，已经愈加明朗。

按常规，此时又是该向蒋介石报告的时候。然而，陈诚仍旧不上报；只是亲拟了一份电报交周转翁国华团长，勉励他继续坚持，固守待援。

陈诚有自己的算盘。他认定，目前的局势，不是向蒋介石呈报的最佳时机。

周根据陈诚的指示精神，组织了“奋勇队”，前往洵口援救翁团。到10日下午4时，第六师的“奋勇队员”方将翁国华团的少数残余部队救出，并抢回部分伤员。第三十一团、二十七团已被红军全歼。陈诚默默地祈祷战局出现转机。

忽然，作战参谋送来了周师长的电报：

翁国华团已偕奋勇队员脱险回黎。伤员经官兵乔装潜往，并重资雇用土民，已陆续运回数十。

陈诚阅后，拍案叫好。他希望的“英雄人物”和“英雄团队”终于出现了，这就是翁国华团长和他的第三十四团。

延缓了六天的战报，终于从第三路军的总指挥部发往南昌行营和蒋介石处。陈诚在电文中说：

溯自围剿红军以来，因各级将领缺乏坚强意志，不能坚持最后5分钟战斗，以至每次战役率皆功败垂成，功亏一篑。兹者翁团长国华，以一团之众，御十倍之敌，凭藉简易工事，坚持作战，率挫强敌，全师而归，为围剿以来所未有。此种忠勇精神，实堪嘉奖。

他建议将翁国华补葛钟山缺，提升第十八旅旅长；营长以下官兵，分别论功行赏。

这份电报，名为褒扬第三十四团及其团长翁国华，实为树立第三路军的军威。

陈诚兴奋地对身边的秘书说：

“翁国华是好样的，使敬之（何应钦）、天翼（熊式辉）知道，第三路军还有能打仗的人。”

陈诚的电报起了作用。

第二天，蒋介石即复电，照准翁国华晋升旅长。旬日之后，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率领的慰问团来到南城，授予第三十四团中央党部特颁的荣誉旗。第三十四团共领得奖金5000元；全团营长以下的各级官佐，均有擢升。

一次险恶的、损兵折将的战斗，由于陈诚精心选择向蒋介石报告的时机，竟赢得了新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声威。

实践碉堡战术

星罗棋布的碉堡群，不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伸展。陈诚部队前进到哪里，碉堡就筑到那里。

1934年，是国共两党、两军在血战中决定命运的一年。蒋介石决定采用德国顾问提出的“碉堡战术”。这一战术的忠实实践者便是陈诚。恰恰在这时，红军内部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断送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根据地，红军被迫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

蒋介石总结四次“围剿”苏区失败的教训，决定在第五次“围剿”中，采用碉堡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决心用成千上万的碉堡，纵横交错的公路，构成严密的封锁网，不断收缩，把中央红军困死在日益缩小的中央苏区。

陈诚用心领会了蒋介石决定实施的碉堡战术，并把它编成四句口诀和两句口号。

口诀是：“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

口号是：“堡成民安”；“路到乱清”。

口诀中渗透了稳中求进的思想。

口号中强调了筑碉和修路的重要性。

这六句话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化成千万只“乌龟壳”和蛛丝般的军用公路。它们的存在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是一个威胁。

这种战术被红军称为“乌龟壳战术”。有一次，陈诚部队在战斗中猎获了一些红军的《红星报》。有一份报纸画了一只伸出头来的乌龟，被一把刀斩为两段，表明了红军对“乌龟壳战术”的蔑视。“总座，请看一份敌人的报纸。”参谋神情严肃地呈上卷宗。

陈诚打开卷宗，翻阅报纸。他的目光滞留在那幅斩杀乌龟的漫画上。

“好吧，且看最终是不是乌龟跑到狡兔的前面。”他苦笑着说。

“乌龟”开始缓缓而行。

蒋介石在他的南昌行营，主持制定了《第五次围剿计划》，其中规定：

以政治配合军事，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及组训民众之原则，构筑绵密之碉堡封锁线，防止匪军流窜，逐步缩小包围圈，期于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并以北路军为进剿之主力。

陈诚深知，自己所指挥的北路军第三路军，是“围剿”部队的主攻部队，是主力之主力，尤须按照中枢的战略、战术思想，深切领会。于是，他制定了第三路军的作战计划：

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本封锁围剿策略，先完成必须封锁地带（纵方向或横方向）之碉堡区，截断其赣东与赣南之联络线，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各纵队非万不得已，决避免决战，以免被匪各个击破，而达成预定计划，最后一举歼灭之胜利。

这是一个大杂烩。它重复了蒋介石关于“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口号；又可以看到红军“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的痕迹。当然，战争双方，不断吸取对方有用的战术思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常有的事。

红军内部出现的军事冒险主义倾向，帮助陈诚取得了部分战斗的胜利。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奇迹。

蒋介石的碉堡战术，取自于德国的军事顾问。

抗击碉堡战术的红军，他们所执行的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又受到了一名德国军事专家李德的鼓励和怂恿。

两支进行着生死决斗的中国军队，竟然都由德国人在做他们的军事顾问。

陈诚依靠碉堡战术和红军本身的失误，在1933年10月至11月间，顺利地击退了红军对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的进攻。

他踌躇满志。挫折来临。

11月14日子夜，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军第一军团和董振堂、朱瑞率领的第五军团，趁着初冬的暗夜，神秘而迅速地从见贤桥穿过了由陈诚所部第九十七师守备的封锁线。

没有放枪，没有交火，但同样是一场战斗，而且分出胜负。

红军灵活机动地穿插于国民党军大部队之间，这本是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然而，此时此刻，却不能再容许发生这种现象。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已三令五申，要求各部队以密集的碉堡，严密封锁红军。

蒋介石的命令到了：

对封锁碉堡楼区配备，应采取欧战（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斗群式配备，增加碉堡个数。每个碉楼守备兵力减少为一班，最大一排，星罗棋布，形成面式地带。

蒋介石的命令是发给各部队的。意在不言中。它既是与红军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又包含了对陈诚及其所辖部队封锁不严的批评。

陈诚严令所属部队，必须加强碉堡封锁线，各碉堡群间的距离不得超过2里，每碉堡群容兵1个排，由3个以班为单位的碉堡连锁成群。

在陈诚的严令下，第三路军在整个冬天，筑成了跨越闽赣两省的光泽—黎川—南丰封锁线。这个冬天，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当鲜花迎来又一个春天的时候，陈诚指挥部队，沿盱江筑碉，稳扎稳打，矛头直指中央苏区的战略要地广昌。

这时，给红军当顾问的那个德国人李德，并没有给红军出什么好主意。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人提出：

“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

红军在广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

1934年4月28日，陈诚的两个师冒着倾盆大雨，攻占了广昌。为了争夺这个城市，陈诚的第三路军伤亡了2400余人，而红军的伤亡则有5500人之多！

苍天为牺牲的红军战士哭泣，暴雨为苏区人民倾诉不平。

冒险主义路线结出了恶果，碉堡战术显示了它的价值。

在陈诚的指挥下，星罗棋布的碉堡群，不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伸展。在地图上，黑色的箭头，自广昌分为两股，分别指向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石城和宁都。陈诚的部队前进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里，碉堡就筑到哪里。

可悲的是，红军那边，在那个代表共产国际、掌握了实权的德国顾问指挥下，也在大筑碉堡。

似乎德国人天生喜爱碉堡。

红军的指挥者，完全不顾自己的实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采用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战术，那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筑了那么多碉堡，难道背着走？

陈诚指挥的“乌龟壳”经过大约半年的爬行，终于抵达中央苏区的重镇石城附近。10月6日，陈诚的嫡系部队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首先攻进石城。

次日，即10月7日，中央红军的领导机关痛苦地决定：由各军区地方机关接替各线的防御任务，主力红军向兴国、雩都、瑞金等地集结。

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为了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他们不得不洒泪告别共同战斗了五个春秋的苏区和人民。

10月下旬，陈诚指挥部队占领宁都。这时，红军已经正式开始突围，中央苏区已没有重兵把守。

11月底，蒋介石撤销了第五次“围剿”的战斗序列。陈诚被任命为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指挥部队日夜赶修公路、碉堡，以巩固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占领。

西安被拘

慌乱中，陈诚钻进一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中暂避。因此，他被寻获的时间，比别人都要晚。

1935年至1936年间，在中国大地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运动，交织进行。一边是中国工农红军走过千山万水，胜利会师陕北，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一边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肆无忌惮的挑衅和掠夺。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分裂了10年的国共两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重又逐渐接近，酝酿着新的合作。

1936年冬天，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中，陈诚与蒋介石一起，经受了一次“危难”。

12月7日，古城西安寒风凛冽。一列南下的列车，把委员长行辕参谋长兼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陈诚，送到离西安25公里的临潼。他在华清池向坐镇这里“进剿”的蒋介石汇报了晋绥军情后，便驱车驶往西安城里，下榻于西京招待所。

东道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赶往西京招待所，看望陈诚。

“辞修兄，我看中央对绥远日伪军的动作，主要仍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时，应即联俄容共。”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对政局的看法。

“汉卿兄差矣。中央对于绥东战事已有明确的作战方针，即对整个国防也有了确实的准备，一至适当时机，即可决然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陈诚对于蒋介石的抗日确信不疑，他接着说，“至于联俄容共，其事决不简单。”

张学良带有几分挖苦的意思连说：

“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你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

次日，张学良再次来访陈诚，态度比昨日更为激烈。也许，这位年轻的将军，是来故意说给陈诚听的。他以严肃而怨愤的口气说：

“我的抗日之志决不动摇，若中央能够容共我亦有把握；可惜委员长不能采纳我的主张，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

说到这里，张学良突然激动得站了起来。说：“委员长近日屡次对我严辞责备，即是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

陈诚已经觉察出张学良的苗头不对，但也没有与他正面顶撞，只是好言加以劝慰。

随着西安政治温度的不断升高，蒋介石决定对蒋鼎文、卫立煌和陈诚三人委以新的重要军职，以指挥西北军事，控制局面。

9日，就在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蒋介石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

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12月9日

蒋介石的这道秘密手谕，显然是为了制造一种神秘而朦胧的舆论，暗示张学良、杨虎城如不从命“进剿”红军，则将由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来接替他们指挥战事。

11日，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次长的陈诚，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将有动作的情报，随即赶到华清池见蒋介石。

“委座，据可靠消息，张、杨似有不轨之谋，为安全起见，敬请委座即乘今天陇海路特快车，离开临潼。”陈诚讲这番话的时候，诚恳而又有些紧张。

“辞修，不要这么紧张，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也暂时不要离开西安。”蒋介石比陈诚要镇静得多。

陈诚的情报是准确的。张、杨已经决定，在今夜实行兵谏。

当晚，在西安通往临潼的公路上，军车奔驰，摩托穿梭。准备执行任务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已经集结在华清池和西京招待所附近待命。

与此同时，两个高级的宴会分别在华清池和张学良公馆举行。蒋介石在华清池宴请张学良，作陪的有陈诚、陈继承、陈调元、卫立煌等中央军高级将领。杨虎城、邵力子则在张学良公馆邀宴到陕的南京国民政府其他高级官员。

宴会上灯红酒绿，笑语欢声。宴会外，紧锣密鼓。这时距离一场震撼中国大地的事变，已经只剩下了最后几个小时。

12日拂晓，天刚蒙蒙亮，大地一片寂静，古老的西安城还在沉睡。在张、杨的共同指挥下，由东北军派兵包围华清池，将蒋介石扣留；第十七路军则将住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一概予以拘捕。

对于陈诚被捕的经过，说法不一。

陈诚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清晨5时许，正在准备起床之际，忽闻外面有嘈杂声，即出卧室，拟察其究竟。当询问茶房，谓有军队开入招待所，不知何事。余返身入室，将机密文件，稍行收检，即复出外，由一茶房引导至彼等卧室暂避。”

但其他资料却说：陈诚在知有异动后，首先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撕碎，投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下；然后于慌乱中，闪进大餐厅后面的一间烧火室，钻进一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中暂避。

其实这个细节，与西安事变的历史，并无多大关系。也可能是陈诚自己为了叙述更加得体，将情况作了一定的修饰；也可能是别人为了渲染其事，编造了一些情节。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于陈诚的躲避，他被寻获的时间比别人都要晚。

早晨7时左右，当他被第十七路军特务营长汪国鑫押至大厅时，其他的军政大员都已齐集。同时被拘押者有：内政部长蒋作宾、军事参议院议长陈调元、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绥靖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刚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身份由欧洲各国访问归来的蒋百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陈继承、第二十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等。此时的陈诚，满身尘土，面色苍白，形容尴尬，俯首呆坐。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领教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9点多钟，张学良带着拟好的《八项主张》通电稿，来到西京招待所。他向中央各大员说：

“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告去找委员长。”

接着，他便念了通电稿的全文。念完，他再次动员说：

“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果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

中央各大员，虽并不同意这个通电，但在身不由主、生死莫明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拒绝在通电上签名。他们还是一个个无可奈何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诚当然也不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杨在这篇通电中，指责蒋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并宣告对蒋介石实行“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蒋介石的这批文臣武将，却在这样的通电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午后，陈诚等人由大厅回到各原住室。陈诚入室后发现，家具及杂物零乱，个人衣服亦多不见，显已被搜查、没收过。正疑惑间，突然一军官入内，态度友善，问道：

“老师，可认识学生否？”

“噢，想不起来了，请问阁下尊姓大名。”陈诚客气地回答。

“学生曾在庐山受训，现在东北军供职。”说着递过一张印有“何镜华”名字的名片。

“请告诉我委座现在何处？平安否？”陈诚急不可待地问。

“委座已在骊山寻到，身体平安，现住新城大楼。”何镜华爽快地回答。

陈诚还想再打听些情况，但在一旁负责监视的杨虎城部军人似有干涉之意，遂不便再问。

何镜华走后不久，张学良来到陈诚房间。他一进门便拱手对陈诚说：

“对不起，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

陈诚即向张表白说：

“我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惟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

“委座安全，绝无问题，无论如何，我要负责保护，现已接至新城大楼居住。不过他的脾气太坏，完全不准人家说话。”张学良以十分坦诚的态度回答。

正当张学良匆匆准备告辞的时候，陈诚突然脱下手表，取出钢笔、小日记本等物，凄惨地对张说：

“如果委员长遇害，你就早一点把我枪毙。这是我随身的一点用品，请交内子谭祥，给她留作纪念。”

张学良摇头不接，并报以微笑，似乎在说：“不需要如此。”陈诚估计，自己暂时还不致遇害。

晚餐各人在住室用餐，每人白饭一碗、菜一盘；夜间亦无暖气，每人仅一床毛毯，且房门不许关闭，室外卫兵巡视、交接班不息。

13日，这是陈诚等人当囚徒的第二日。

张学良又来遍访各室，并与陈诚再次唇枪舌剑。

“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无论如何，我们的八项主张需要贯彻，蒋先生如能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仍旧拥护他。”张学良的态度恳切而又委屈。

“如此说来，究竟是你服从委员长呢？还是委员长服从你呢？”陈诚反问。

“并不是谁服从谁，大家要服从民意。现在民意要抗日，任何人不能阻止；民意不赞成内战，任何人不能反对。”

“你以为这种做法，能得到民众的同情吗？我看你还是应当早日送委座回京。”

“你所谓早日送委座回京，那也没有这样简单！”张学良不甘示弱。

14日，陈诚见到张学良时，说：

“在我的皮夹中有两份函稿，请代为寄回武昌，留为日后纪念。”

张学良笑答：

“那不能寄回去，恐怕你的夫人认为是你的遗物。我已致电尊夫人，告兄在此平安。”

15日晚，陈诚等被命搬至仁寿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宅邸，陈诚与朱绍良以及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共住5号院。进入这个新的住处以后，陈诚环视四周，只见室内有木床、沙发、桌椅、火炉，桌上放有毛笔、墨盒，厅中有衣柜、大沙发、方桌、火炉，家具一应俱全；但是，令他十分不快的是，每室有便衣3人监视，整个院内有10名武装士兵守卫，墙高数仞，后院的水井亦被封闭，这些又显示了他的囚徒的身份。

后来，张学良又派副官送来两件东西：一件是每人分送《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各一册，另一件是每院送麻将一副、每室给银洋200元，以资消遣。陈诚对马列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又不会摆四方阵，因此对于此两件赠物，只能是哭笑不得。

21日，张学良又出现在仁寿里5号院，一见陈诚便说：

“辞修，今后两三日内，我不能来看你们了。”

“汉卿，什么原因？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陈诚焦急地问。

“我要到前方去指挥部队。中央军开过来了，而且进攻甚急，已经将驻华阴的一五师部分官兵俘虏过去了。”张学良并不忌讳把这些军情告诉对方。

“我早就说过，你这样做，要分散抗日的力量，成为爆发内战的祸首。”陈诚提醒张学良。

张学良愤愤地说：

“中央军要打我们，那我们没法不打。”

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不懈努力，以及全国人民的积极声援和支持，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飞回南京。

26日晨，在飞机由洛阳起飞前，蒋介石试探着对张学良说：

“汉卿，是否给西安发个电报，让陈诚、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四人先离陕？”

“可以，现在事变既已和平解决，当立即将全部要员送返。”张学良的回答非常爽快，超过了蒋介石的要求。

他立即发急电给杨虎城：

“请将留陕中央要员，一律送返南京。”

中午，杨虎城来到仁寿里1号万耀煌夫妇居住的客厅，陈诚及其他各大员亦均来此。杨虎城坐下后，连声说：

“实在对不起各位，许久不来，实在不好意思。”

被监禁者，面面相觑，不知杨虎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杨虎城接着说：

“委员长接受我们的主张，所以张副司令亲自送委员长回洛，今天早上8时由洛飞京。”

在场的中央大员们听到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个个脸上都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这时，杨虎城又从口袋里取出张学良的电报，说：

“张副司令电嘱送各位飞京。”

大厅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杨虎城通知说：

“今晚兄弟在新城大楼设宴，为诸位压惊，务请赏光。明日派飞机送诸位返京。”

自杨虎城前来宣布张学良电报后，仁寿里各院内的监视者一律撤走；卫兵的任务也已改变，不再是看守和限制中央大员的自由，而是真正保护他们，使之不在离陕前夕发生任何意外。

陈诚忙着和自己的同院难友朱绍良、晏道刚在5号院内合影留念。他们三人穿一式中式棉袍，头戴齐眉的无舌绒帽。陈诚站在左边，基本为立正姿势，左足稍向前方伸开，虽为百姓装束，但仍可见其军人的风度。

当晚，陈诚等人在被拘押十余日后，第一次复为上宾，由东北军高级将领陪同，驱车开出戒备森严的仁寿里，往新城大楼赴宴。他们从车中见到，街口巷尾，到处是沙包、工事和铁丝网，哨兵密布，满街张贴着标语口号，充满紧张、动荡的气氛。

席间，蒋百里感叹地说：

“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正为我们写照。”

满座大笑。

27日晨，陈诚由杨虎城亲自陪同，乘车驰往机场，杨与司机并坐前排，陈诚被礼让后排；其他南京要员，亦分由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陪乘。

机场的欢送场面极为隆重。军乐大作，仪仗队一团列队致敬，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军、师长，总部处长以上将领以及杨虎城夫人谢葆贞等，均到机场欢送。

陈诚与诸大员同乘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巨型机，于9时45分起飞。飞机在西安上空低飞三周后，往东飞去。他们的侍从人员，则另乘一架福特巨型机，于稍后升空飞京。

身着戎装的陈诚，从舱口俯视机身下面的云彩与山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场富于戏剧性的事变结束了。

回首刚刚过去的日子，却犹如梦境一般。

衣锦还乡

陈诚与谭祥来去匆匆。他们的来和去，都在家乡引起了轰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带来了新的曙光。此后，国共双方都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增加接触。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

对于一直征战在沙场的陈诚来说，硝烟暂息，宁静重又来临。

1937年3月，谭祥此时和陈诚结婚已经5年，但是还没有到过青田老家。她要去拜见婆婆，也需要让陈诚家乡的父老知道自己的存在。她对陈诚说：

“辞修，你不是早就打算给父亲扫墓吗？我们是不是利用这大好的春光，到家乡去看一下，也好让我见见母亲。”

“好的，你做些准备，我们最近就动身。”陈诚爽快地答应。

不数日，陈诚夫妇从武汉出发，经南昌、金华而至丽水。

如果说，1924年春天陈诚回青田奔父丧，又逢夫人吴舜莲自杀，确有几分凄楚的话；那么13年后，他携夫人谭祥同归故里，则充满了喜庆和荣耀。

陈诚曾在丽水就读中学，这里有他的母校、老师和同学。正巧，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他的嫡系将领罗卓英，正率第十八军驻扎在浙南、丽水一带。有罗卓英在这里，使陈诚的到来更加威武、壮观。

当陈诚夫妇于3月15日抵达丽水时，罗卓英已派来部队负责警卫。军警林立，巡车不断，几乎半城戒严，好不威风。丽水城里的民众，抱着好奇的心理，都想看看这位本城中学生今日的风采。

陈诚夫妇来到母校省立第十一中学。

按理，母校和老师应当接受陈诚的叩拜。但现在，职级之间巨大的反差，却使母校和老师拜倒在陈诚的面前。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学校为陈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

陈诚、谭祥和罗卓英被作为贵宾，坐在主席台的中央。看得出，老师和学生们都为自己的学校能培养出这样的大人物，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陈诚被邀发表讲话。他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为题，一口气竟即席讲了三个小时。他有四年的“剿共”历史，除去那些不堪回首的败仗而外，能够吹嘘的内容自然也不少。

晚上，陈诚一行又出席了赵仲苏校长举行的宴会。席间，陈诚和罗卓英各捐款1000元，资助学校建设。

次日，陈诚一行由丽水前往青田高市。

在沿着瓯江蜿蜒伸展的公路上，两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军用卡车疾速行驶。轿车里分别坐着陈诚夫妇和罗卓英军长，军用卡车则载着全副武装的卫兵。

汽车在江边一处聚集着人群的地方嘎然停住。这里是高市地境，江南岸便是37年前陈诚出生的地点——青田县高市。一部分家乡的“代表人物”，过江来到公路边迎接陈诚；更多的男女老幼，集中在江南岸，等候着陈诚光临。

陈诚夫妇过江后，下榻于自己的公馆。

这幢二层楼房，是不久前陈诚刚请人为他营造的。它位于陈氏故居与高市小学之间，外层为砖瓦建筑，内部为木质结构，上下共有6间，有浴室、武器室、地下室等附属设施。室内是大红油漆地板，墙壁上挂着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对联、国画。陈设朴素大方。整个房屋，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特点。

陈诚公馆的门口，由第十八军的士兵荷枪把守。这本是罗卓英为了陈诚的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但这样做，却阻挡了前来看望的亲友，许多人被阻在了门外。

陈诚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令身边的副官传达他的命令：“撤去门口的卫兵，只需在村中加强警戒即可。”

关卡解除了，来访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在家乡父老面前，陈诚显得格外谦恭。谭祥则不断根据来人的身份、年龄，赠送他们一些糖果、糕点或其他纪念品。从陈公馆里出来的人们，总是笑嘻嘻的。

正欢笑间，突然门外人声嘈杂。原来是为陈诚架设军用电话的士兵，在江面上不慎使江水入船，浸湿了船上的烟叶。船主叶作巢大声吵闹，要士兵赔偿。

陈诚请叶作巢进来面谈，客气地说：

“损失了多少钱，由我赔偿好了。”

叶作巢漫天要价。

陈诚感到恼火，但又不便发作。他对身边的副官说：

“将架线的士兵先行禁闭，听候处分。”

“是。”副官转身，准备执行任务。

叶作巢大声说：

“关了禁闭，烟叶一文钱也不能少。”

陈诚气极了，拿出军人的威风。他改令副官：

“把架线士兵拉出去枪毙，用性命来赔烟叶！”

人命关天。叶作巢怔住了。

站在一旁的亲友，也齐声相劝，终以较高的赔偿费了结了这桩官司。

陈诚夫妇稍事休息后，便去故居拜见母亲洪老夫人。谭祥还有一个任务。她要见见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的吴舜莲。

陈诚的故居，早已挤满了人群。

谭祥身穿枣红丝绒旗袍，足登式样新颖的牛皮鞋，随着陈诚，不断向乡亲们招手、点头，满脸笑容。

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谭祥，出现在这偏僻的山乡，那潇洒的风度、娴静的气质，使这里的人们叹服。

见到陈母，谭祥随陈诚亲切地叫声“妈妈”，并拿出从武汉带来的衣料、糕点，敬献孝心。

母亲的目光，在久别荣归的儿子脸上，停了很久。

母亲记忆中的儿子不见了，面前的儿子已经成熟，额头上已出现了几条细细的皱纹，炯炯有神的目光已脱去了稚气，显现出老练和深沉。母亲笑了。

老人把目光转向谭祥，见她俊美、娴静、大方，气质、风度，舜莲远不能相比。作为母亲，她看待一切，都以儿子的幸福为标准。看得出，此时的儿子，和11年前回来时大不相同。他的心里是幸福的。母亲望着谭祥，微笑着点点头。是的，谭祥的仪表、言语、行动，是无可指责的。

当陈诚向谭祥介绍舜莲的时候，她异常亲热地拉住舜莲的手，叫了声“姐姐”，并且也送给她一份衣料和糖果。

舜莲的表情有些迟钝。看着这位取代了自己、而又神采奕奕的陈夫人，自愧不如。此时此刻，她才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在一场婚姻角逐中失败。

第二天，陈诚到自己的另一所母校——高市小学参观。

学校就在陈公馆对面。校长李伯棠召集了全校师生员工，听陈诚训话。

两年前，陈诚曾经亲自给这个学校拟定了校歌的歌词，内容是：

学校是我们的第二家庭，

他指导我们做人的方针。

莫忘了前辈缔造的艰苦，

莫忘了父兄期望的精诚，

尊师力学，日新又新，

忠党爱国努力前程，

做一个健全的国民。

现在他有了机会，当面给大家讲解每一句歌词的含义。

小学生们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位学长，似乎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将来也会成为将军吗？

之后，陈诚夫妇由弟弟和弟媳正修夫妇陪同，去村后黄山头祭扫父坟。他们携带了鲜花、果品前去供奉，并且虔诚地向着坟墓行鞠躬礼。敦厚、正直的希文先生，已经在这块依山傍水的地方安息了13个年头。

谭祥在告别这个瓯江之滨的山乡之前，再三邀请婆婆住到儿子那边去。同时，在她的筹划下，陈诚同意在青田县城为舜莲建造一幢寓所。谭祥不希望婆婆同这个“前任”媳妇住在一起。因为这在形式上，威胁了她自己的存在。

后来，陈诚在青田城里新寺巷，为舜莲专门修了一幢新式二层楼房，门楼高大，庭院幽雅，专供她一人居住。舒适的住房，并不能弥补舜莲在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损失。她得到的是一座栖身之所，失去的却是一个世界。

陈诚夫妇在青田总共停留了10天。3月26日，他们离乡返抵南京。

陈诚与谭祥来去匆匆。他们的来和去，都在家乡引起了轰动。

第五章 淞沪硝烟

与蒋介石研讨沪战

蒋介石与陈诚的谈话，策定了淞沪战役的巨大规模。蒋介石立即从全国各地，把大批军队调往上海。

1937年夏，陈诚奉命担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调训全国党政军高级官员。蒋介石亲自兼任训练团团长。

7月7日夜，卢沟桥畔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大地。在日本军队的一再挑衅下，中国军队忍无可忍。他们在历史的召唤下，英勇开枪还击，一连打退了侵略者对宛平县城的三次进攻。

这是人民的怒吼，民族的怒吼！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卢沟桥的枪声，越过黄河、淮河，传到鄱阳湖之滨的庐山。宁静的云雾中，似乎夹杂着硝烟；悦耳的瀑布声中，似乎增添了呐喊声。避暑胜地的“气温”陡然升高。

8日凌晨，正在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在他的牯岭别墅中，接到了北平市长秦德纯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他随即给北平发去急电：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这短短的19个字，来之不易。它凝聚了众多的历史教训，汇集了全国人民的赤诚努力。同是一个蒋介石，将近6年前，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给张学良将军的指示，却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个是“固守勿退”，一个是“力避冲突”；一个是“以备事态扩大”，一个是“以免事态扩大”。细微的文字变化，反应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抉择，包含了6年来的风云变幻。

历史教育了蒋介石。

历史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在抗日的烽火中，加快了步伐。

平津军民，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英勇抗击日本军队的野蛮侵略。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又面临着更大的灾难。

保卫华北、保卫祖国的口号响彻云霄。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紧急动员起来，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军人首当其冲。高级指挥官更加责无旁贷。

随着全国愈来愈多的军队卷入抗战，差不多每天军官训练团集合时，教育长陈诚都拿一张名单，在队前宣读。凡点到名的将领，都即刻离开训练团，赶回原部队指挥作战。

军官们热血沸腾。他们也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如果说过去在和自己的同胞——红军作战时，还有这样那样困惑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应是义无反顾，同仇敌忾。

一天，蒋介石给全体学员训话。他已经讲了几个小时，还在滔滔不绝。陈诚站在主席台一侧，虽然态度毕恭毕敬，但显然局促不安。他一会看手表，一会无可奈何地看看委员长那坦然的风度，似乎仍无结束的表示。陈诚如此反复数次，终于忍耐不住。他鼓足了勇气，走到蒋介石身旁，当众低声说：

“报告委座，有一批学员马上就要离开会场，否则就赶不上火车了。”

“嗯，知道了。”蒋介石理解陈诚的心情，并没有责怪他。没过几分钟，他就结束了这篇长篇报告。

陈诚如此大胆地当众打断蒋介石训话，一生中仅此一次。可见当时抗日战场紧张、激烈的程度。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8月13日，华北的战火燃烧到长江口。日本军队又在中国的最大都市上海，点燃了战火。张治中将军，毅然率部抵抗，给予日军以沉重的回击。震惊世界的淞沪会战爆发了。上海变成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新的战场。

战局的发展，使得1937年的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被迫提前结束。

15日，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先后把电话打到牯岭，通知陈诚速赴南京，商讨抗战大计。

17日，陈诚离开牯岭。

自1933年暑期以来，陈诚差不多年年都要奉蒋介石之命，到庐山来举办军官训练团。这里的环境，他已极为熟悉。此刻，他怀着激越、沉重的心情，同这里告别。蓝天、白云、奇峰、流水……它们也会陷入敌手吗？中国的军人能保住这大好的河山吗？

他登上军舰，急驶在茫茫的大江之上，随大江东去，任时代熔炼。

他到达南京后，忙去黄埔路蒋介石官邸晋见委员长。

蒋介石交给他三件事：

1．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

2．赴上海视察张文白 〔1〕 部作战，并协助之；

3．速厘定战斗序列。

显然，这三件事都是直接关系抗战的举足轻重的大事。蒋介石对陈诚的高度信任，不言自明。

“谢谢领袖对我的信任。但是，卑职并未担任与抗战有直接关系的职务，究竟以什么名义去完成这些任务呢？同时，华北、上海二地方向不同，究应先去何地，尚祈委座指示。”陈诚的回答彬彬有礼。

“你说以什么名义为宜？”蒋介石以征询的目光望着陈诚。

“如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就给一高参名义吧。”陈诚当然不敢胡乱开价，谨慎地提出。

“还是用行辕的职务吧！”蒋介石想起了9个月前，曾任命过陈诚为设在武昌的委员长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

“至于先去何地，那就先到上海去吧！”蒋介石补充说。

“服从领袖决定。”陈诚忠顺地表示。

不过，可能蒋介石觉得行辕的职务，确实与去上海的使命不太适应，他于18日接见陈诚的当天，给参谋长程潜发去一份急电：

参谋本部程总长密鉴：兹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除分电令外，仰即遵照。蒋中正。

19日，陈诚奉命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行，去上海战场视察。

熊式辉，字天翼，比陈诚大5岁，为保定军校步科二期毕业生，久务军界、政界。论资历，他当比陈诚的基础深厚得多；论蒋介石的信任，又不及陈诚。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他代表地方党政当局，陈诚则为驻防该地的野战部队指挥官，双方之间，闹了不少矛盾。

这次，他们联袂而行。既是奉命行事，当然不好挑选；而且面对民族敌人，也应该捐弃前嫌。不过，在他们各自的内心中，是否仍然互相都有戒备，亦未可知。

繁华的大上海，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沉浸在炮火之中。

黄浦江水在怒吼。上海军民团结御侮。

由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率领的两个师，已经向日军发动了两次主动的进攻；19日这一天，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中国的空军也向日军阵地和停泊在吴淞口的舰艇猛烈轰炸。由于这时在上海参加作战的日军数量不多，总的形势，中国军队仍暂时处主动地位。

陈诚与熊式辉视察一天，20日即离沪返京。

“辞修兄，我们此行回去，向领袖作报告，两人口径是否需要一致？”熊式辉在火车上问陈诚。

“我认为以分报为宜，各抒己见，以便使领袖多得到一份参考。”陈诚爽直地把熊式辉提出的问题顶了回去。

果然，他们两人向蒋介石作了完全不同的陈述。

熊式辉向蒋介石报告，总的基调是“不能打”。

陈诚的报告则截然不同。

“陈总指挥，你对上海战场的观感如何？”

蒋介石一本正经地向陈诚提出问题。

“上海的战事，不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陈诚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有条不紊地讲了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蒋介石不解其意地问道。

“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陈诚以简练的语言，不慌不忙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显然，陈诚主张人为地把敌人由北向南的进攻路线，改为由东向西。这样中国方面可以从容地作战略重心的转移，不致过早地被敌人以平汉线为界将中国一切两半。

蒋介石以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不到40岁的将领。他感到陈诚不仅是个实干家，而且很有战略眼光。

蒋介石早在一年前就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他以肯定的口气对陈诚说：

“一定打。”

陈诚提醒蒋介石：

“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他们的对话结束后，蒋介石即从全国各地，把大批的军队调往上海。

他们的谈话，策定了淞沪战役的规模。

同张治中的误会

张治中毫不知情，原由自己指挥的第十八军已划归陈诚指挥。将军感到困惑和委屈。

陈诚与张治中，同为淞沪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

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生，安徽巢县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生，又是黄埔军校的早期军官，曾于一·二八和八一三两度率军参加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最初阶段，他是战场的最高指挥官。

陈张两人，同为保定、黄埔军校的校友，又同时活跃在淞沪战火之中。但是，他们的战斗友谊，也曾蒙上过不快的阴影。

8月19日，这是张治中将军率领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部队，与敌浴血奋战的第七天。这一天，陈诚以军政部常务次长和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来到上海进行战地视察。

此时，在上海的日军总共只有海军陆战队6000人。中国方面，仅张治中指挥的第九集团军两个师，兵力已在2万人以上；加之，驻扎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均可灵活调动，随时加入战斗。因此，就人数而言，中国军队处于优势。但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以及军队的训练程度，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据军事专家估计，当时中日双方，由于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悬殊，在人数上需3比1，才能使战斗力相等。

陈诚前来视察上海战场，实际上就是视察张治中的部队及其防地。他们驱车闸北、江湾，先后察看了第八十八师和第八十七师的防地，最后来到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的司令部。

部分第八十七师的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日本租界地。激烈的枪炮声，不时传到叶家花园。中日双方的飞机不断在头顶上盘旋。猛烈的爆炸声，震天动地。这是陈诚经历过的最现代化的战争。

“文白兄，敌军阵地虽已被贵集团军所包围，但因他们战斗力极强，若要全歼该敌，我方后备兵力仍感不足。”究竟是旁观者清。陈诚坦率地指出了兵力配置上的问题。

“辞修兄，依君之见，在我们即将发起的攻势中，应作怎样的调整或充实呢？”张治中抓住陈诚的话题，顺水推舟，向陈诚求教。

“余意可将最近由西安刚调来的三十六师和作为后续部队的九十八师，加入攻击行动。”陈诚边说，边走到作战地图旁，拿起指示棍，指着黄浦江北段说：

“我们攻击的重点，应当从左翼的公大纱厂改为汇山码头，争取由中央突破，将敌人的阵地截为两段，然后再向两个方面分别扫荡。”

张治中很同意陈诚的部署，心中暗暗佩服这位年轻将领的精明和才干。在送别陈诚后，他发布了如下命令：

1．令第三十六师即夜加入沙泾港到保定路间的正面，向汇山码头江边突破攻击。

2．在日俱乐部正面的九十八师之一旅，受三十六师指挥。

3．令九十八师二九四旅归八十七师指挥，加入该师左翼，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

命令按照陈诚的意见，改变了攻击重点，并且突出地使用了第三十六师和第九十八师。

20日，陈诚返回南京复命。

张治中率领他的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了连续不断的进攻。

日军的工事是用钢筋水泥修筑的。工事中发射出猛烈的小炮和机枪火力。

日军的舰艇控制了黄浦江。从舰艇上不断有密集的炮弹射向中国军队的阵地。

中国军队英勇无畏，前仆后继。他们夺回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几辆破旧的坦克艰难地冲向敌方。但是，他们敌不过日军的炮火，人和车都永远地停止了运动。

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不顾严重的伤亡，已经迫近汇山码头。他们倾尽全力，开辟了前进的通道；靠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再去最后地夺取汇山码头阵地。这个任务，该由配属他们的后续部队第九十八师来完成了。但是，第三十六师的攻击开始过早，第九十八师没有能赶上。

功亏一篑。不仅敌人的阵地夺不下来，而且，已经前进到敌阵前的部队也进退两难。

张治中的心情比躺着的坦克还要沉重。

陈诚不能容忍这种失算。他说：

“我军以五师之众，对数千的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

这种批评，对于张治中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就在张治中指挥他的有限部队，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冲击黄浦江边的日军阵地的同时，陈诚在300公里之外的南京，向蒋介石作完了视察上海战场的报告，并被任命为新组成的第十五集团军司令。两支陈诚的嫡系部队——由罗卓英担任军长的第十八军和霍揆彰担任军长的第54军，被划入第十五集团军的序列。

令人惊讶的是，最高军事当局并没有把这个内部编制的最新战斗序列通知张治中。他是上海战场原有的、唯一的集团军总司令。所有陆续调来的部队，包括第十八军和第五十四军的部队，都是来支援他的，都曾被通知受他的节制。

任何大规模的战争，都需要有权威的前线最高指挥官。张治中在八一三战斗打响后，就是中国方面这样的指挥官。

尽管一批受他指挥的部队，已经悄悄地不再接受他的直接指挥；但他的心中，还像往日一样，在考虑着这些部队的使用和安危。他不知道已经发生的变化。

8月23日深夜。在硝烟中奋战了10个日日夜夜的张治中，两眼腥红，喉咙嘶哑。警卫员给他送来一碗粥，作为夜餐。将军吃完夜餐后，便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夜已经很深了。张治中知道，他没有睡觉的权利，只能临时打个盹。

将军疲倦极了。远处零星的枪炮声，已经引不起他任何的反应。此刻萦绕在他心中的，是由千军万马组成的一盘棋。他要安放好每一颗棋子，走好每一步棋。

略过片刻，张治中揉揉眼睛，又打起精神，向作战参谋口授了向蒋介石、何应钦、冯玉祥报告当日战况的急电。电中特地报告：

“拟即赴太仓或嘉定，与罗军长卓英一晤。”

张治中连夜驱车，从安亭驶往太仓。那里是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的司令部所在地。车抵刘军司令部处，已经是次日拂晓。

他不敢停留过久，又匆匆赶往嘉定。

一轮红日，已经高高升起。远处的枪声，随着黑夜的结束，逐渐猛烈。

一群敌机飞临第十八军驻地上空。炸弹像雨点般从飞机上落下。烟雾弥漫，气浪滚滚，尘土飞扬。张治中在警卫员的陪护下，一边躲避炸弹，一边寻找军长罗卓英。

终于，在一处简易的防空洞里，找到了罗卓英。

罗卓英见到张治中竟在枪林弹雨中赶来，十分惊奇。

“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罗卓英脱口而出。

部队的建制是严格的。一般情况下，指挥官不能跨越系统指挥部队。

张治中久务军界，怎能听不出罗卓英的口气？忙问：

“罗军长，难道部队的建制有什么变化？”

“张总司令，三天前第十八军就已划到第十五集团军，由陈总司令指挥了。”罗卓英以实言相告。

张治中对罗卓英当然不好发作。他的情绪显然因处境的尴尬而有一些激动。他在返回总司令部的路上陷入了沉思：这么大的变动为什么不通知我？已经不属我的棋子，我竟还在举着它考虑怎么走！辞修，你也不能和我打个招呼吗……

将军感到困惑和委屈。

祸不单行。张治中因得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到了苏州，便赶到苏州去见顾。不料在顾处与蒋介石通话时，连遭呵责。

“两天找你不到，跑到后方来了！”电话中传来蒋介石的责备声。

“报告委座，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规十五集团军陈辞修指挥了！”张治中竭力辩解。

“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电话那边的口气咄咄逼人。

张治中没有再说什么。他只是狠狠地把话筒放下了。

一连串的不快，难免使张治中迁怒于陈诚这位刚刚接去自己部分防区和部队的司令官。外界关于陈张之间发生矛盾的传说，不胫而走。如果这件事真的在他们两人中间造成了什么不愉快的话，那其实是一场误会。因为张治中的委屈情绪可以理解；而陈诚对此并不负有什么责任，对他的防区及序列的划定，并不应当由他自己向别人发出通知。

陈诚与张治中并未因此次误会而影响对战斗的指挥。8月25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去张治中司令部，商讨张部的部署时，向张的作战科长当面口授要领，起草命令，最后由张治中签发。他们之间的合作，一如既往。

发生在淞沪战场上的这一小小插曲，究竟是怎么造成的？一直是个谜。也许是插曲的声调过低，被震耳欲聋的枪声盖过了。

拼搏淞沪战场

陈诚训令全体将士：以奋勉图功为荣，以贻误戎机为耻！

陈诚在淞沪战场的地位举足轻重。

8月18日，陈诚受命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负责指挥淞沪战事全局；8月20日，兼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十八军罗卓英部和第五十四军霍揆彰部，于长江南岸负责江防；9月21日，任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下辖第十五集团军罗卓英部和第十九集团军薛岳部，最多时，共指挥部队27个师（旅）。从陈诚发给第三战区与蒋介石的电报中可见，他除直接指挥左翼军部队外，还曾对其他部队作出部署和调动。

从理论上说，淞沪战役的指挥机关应是第三战区，自然，其最高指挥官应为先后担任过战区指挥长官的冯玉祥、蒋介石，以及副司令长官顾祝同。蒋介石作为淞沪战场和各正面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当属事实，但他需指挥全国战局，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淞沪一地。冯玉祥将军任职时间不长，且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复杂情况，战区内部队，亦非他所能指挥得动。顾祝同对淞沪战事指挥较多，但他需要照顾战区内前方与后方的呼应，尚不能算是前线指挥官。

真正在淞沪前线负指挥责任的，是中央军总司令张治中（前）、朱绍良（后），左翼军总司令陈诚，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其中：中央军总司令因前后易人，加之后期该军撤销，除张治中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后的一段短时期中，为前线直接指挥官外，张、朱二人在整个淞沪战役的全局中，尚不能算是主要的指挥者。右翼军作为淞沪战场的侧翼，对全局起配合作用，除11月初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前后，在该防区发生了猛烈的战斗外，终其一役，此处并不是战斗的重点地区。故其总司令张发奎也不能算是淞沪前线的主要指挥官。左翼军自编组之日起，一直处于战斗的重点地区，总司令陈诚又具有“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可以就全局的战事，起协调和指挥的作用，同时，蒋介石的许多作战意图，都通过他直接贯彻于淞沪前线，因此他便成了淞沪前线负实际指挥责任的指挥官。

在淞沪战场上，陈诚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及其第十五集团军，是整个中国守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陈诚直接指挥的左翼军，与日军进行了十分英勇、壮烈的战斗。

著名的罗店战役，就是由陈诚直接指挥的。

8月23日拂晓，日军第十一师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等处强行登陆后，其主力一部即攻占罗店。当天下午，陈诚严令第十一师、十四师不顾敌机轰炸，前进至罗店附近，并随即展开与敌激战。陈诚连夜赶至第十四师指挥所施相公庙，在前线指挥作战。

阵地上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国军人发起一次次英勇的冲击。呐喊声、厮杀声彻夜不止。陈诚部终将日军击退，收复罗店。

24日晨，陈诚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发出密电报告：

罗店之敌约一营已被我十一师击退，该处已被我克复，现正向月浦方面攻击前进。

这一天，第十八军各部，继续向登陆敌军发起猛攻。第九十八师与吴淞镇守军配合，傍晚时将敌压至江边，歼敌300余人；另一部经与敌激战一小时，收复宝山。第十一师、六十七师均于25日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反复肉搏，双方伤亡惨重。

战斗中，陈诚敏锐地发现，步兵的配属力量太弱，因此影响了步兵战斗力的充分发挥。8月26日，有着坚实炮战根基的陈诚，主要就炮兵的部署和运动问题，向蒋介石提出建议：

第一，鉴于前方部队防空兵器至为缺乏，请派3.7公分及2公分机械化高炮各一连，迅速开赴前方；第二，由于各重要公路不断遭到敌机轰炸，请拨派工兵一部，随带桥梁架设材料，开赴前方，由职指挥，并暂控制于苏州、太仓、昆山附近；第三，请准将步兵学校最近成立的8.1公分迫击炮4个连队，开赴前线，以充实步兵的重武器装备。

建议中，提出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和应调的部队，都非常具体。这反映出陈诚对于战场情况和战区军队实际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此后，陈诚指挥的左翼军在罗店、月浦、浏河一线，与日军形成拉锯战，战斗也愈益惨烈。第十一师林映东营长如是说：

我们利用不露头的交通壕隐蔽，待敌接近时，与之肉搏。敌步步进迫，与我军扭成一团，敌我不分，尸满战壕。顷刻之间，我师8次补充连排长，有的连仅存官兵十余人，但仍坚守，阵地屹然不动。

由于日军增援不绝，而陈部则无后续部队可调，致使日军登陆成功。9月6日，宝山城陷。守备宝山的部队是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第五八三团之第三营。营长姚子青率部与敌殊死拼搏，直至全营为国捐躯。姚子青营勇斗强敌的事迹，震动全国。陈诚特电呈蒋介石报称：“该营守城官兵奋力抗战，伤亡颇重”；“激战至鱼（6）日十时，卒以伤亡殆尽，无法支持，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作壮烈之牺牲。”陈诚并对宝山之失、伤亡之重，感慨万端。他批评当地行政部门说：“附近各县地方负责者，事先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事后不知动员抵抗，这也是我们作战中极大的缺点。”

陈诚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损失颇重。在一份内部机密报告中，陈诚列举了至9月7日止第十八军各师官兵的伤亡数字：

第十一师，2120余名；

第十四师，849名；

第六十七师，3100余名；

第九十八师，2580余名。

9月上、中旬，宝山、杨行等战略要地，先后为日军攻占。14日，陈诚亲自来到位于最前线的刘行指挥战斗。陈诚本来准备从保存实力出发，转移阵地，逐次抵抗。但蒋介石不同意这样做，下令死守刘行。

战场上，军令如山。陈诚不得已，只好部署部队于此继续苦斗。为激励官兵的战斗意志，陈诚训令第十五集团军全体将士：“奋勉图功者，无分彼此，皆是我全体官兵之光荣；反之，凡有遵行不力，贻误戎机者，亦无分彼此，皆是我全体官兵之耻辱。”

9月下旬，由陈诚直接指挥的左翼军在勉力支撑中，损失巨大，阵地也不断被日军突破。9月30日，陈诚不得不如实向蒋介石报告：刘行阵地已不能再守，如无生力军加入，应即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抵抗。这一次，蒋介石批准了陈的建议。10月1日，陈诚的主力部队由刘行后撤至杨家宅、蕴藻浜南岸、罗店西南两侧至施相公庙、双草敦一线。

阵地的后撤，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强弱态势。10月8日，日军一部占领了前进中的桥头堡阵地，兵锋直指大场。为确保大场安全，击退南渡蕴藻浜之敌，陈诚将所部分为三路攻击军，并命其他第一线正面各师，编成数个有力突击队，向敌阵地要点突击，以策应各路攻击军的战斗。

正当淞沪战场在蕴藻浜地区发生激战的时候，10月中旬，从北战场传来了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于忻口殉国的噩耗。陈诚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号召全体将士学习郝军长“决不惜一死以报国，誓当以沙场为归宿”的英雄气概。他高呼：

“踏着锡九（郝梦龄）兄的血迹迈步前进，誓死奋斗到底，为国家民族雪数十年来之奇耻，为锡九兄报不共戴天之血仇！”

20日晚，各路攻击军同时开始总攻击。经3日激战，陈诚部因部分部队未能如期集中，而以飞机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日军攻势又十分猛烈，故其攻击顿遭挫折。25日，打着太阳旗的日军踏着余烟未尽的土地，开进大场。

大场既失，中国军队正面阵地撤退到苏州河北岸。中国军人艰难地坚守着这一块阵地。

11月5日凌晨。

已经鏖战了将近3个月的大上海，正疲倦而痛苦地在夜幕下喘息。大地到处飘着战火的余烟。寂静的夜空，不时传来零星枪声。

有一个可怕的魔影，正接近上海滩。

一支由50多艘舰艇组成的日本特混舰队，停止了一切无线电讯，悄悄地驶进杭州湾，停泊在围有矮小城墙的金山卫附近海面上。军舰上运载着新近组成的日本侵略军第十军。他们刚从华北战场抽调出来，其中包括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等精锐部队，共有6万多人。

当拂晓来临的时候，日军第四舰队的舰炮，向金山卫附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轰击。重武器是日本军力强大的表现。它的存在，不仅弥补了日本军队在数量上的差距，而且还使它在军力对比中稳占优势。

中国军队在杭州湾北岸曾经驻扎了4个师又1个旅的强大兵力，阻止日军从这里登陆。但是，由于上海北部地区战事的紧张，这些部队已被陆续调走。当魔影真正迫近的时候，这里一共只有第六十二师的两个连在守卫。

戴着白色口罩的日军第十军司令员柳川平助，在晨雾逐渐散开的时候，趁着炮火延伸射击的机会，命令第一波强击艇，向海岸冲去。

海岸上的两连中国士兵，竭尽了自己的能力，奋勇阻击。但是，以这为数甚少的躯体和热血，岂能阻挡住强盗的狂潮？等到战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急调主力到海岸增援的时候，已经太晚了。3个师团以上的日军已经源源登陆。

在此之前，上海的中国守军已经撤退到苏州河以南，艰难地警戒着来自北面的攻击。突然，在他们的身后又出现了敌人。他们遭到来自南北方面的夹击，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蒋介石的电话打到了陈诚的指挥部。他想听听陈诚对上海战局的处理意见。

陈诚的回答直截了当：

“须调整战线。”

陈诚身在血与火的战场，深知中国军队已经无力再守。

蒋介石并未采纳陈诚的意见。他命令：

“再支持三日！”

三天，72小时，在和平的日子里，给人们的感觉似一瞬间；可是，在精疲力竭、舍命相拼的硝烟中，要再支持这么长的时间，谈何容易！

中国军队已经在这片满是硝烟的土地上，浴血奋战了8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来拖住疯狂的日本侵略军，一分一秒地延长抵抗的时间。

这是一道以鲜血来换取时间的方程式。代价是沉重的。

当中国军队用巨大的牺牲，坚持到11月8日的时候，终于接到了中国统帅部下达的撤退命令。然而，撤退令下达得太迟了，淞沪守军在勉力的支持中，失去了最佳的撤退时机。此时此刻，疲惫不堪、伤亡惨重的军队，秩序大乱，漫山遍野，道途堵塞，争车夺路。

陈诚对蒋介石在指挥撤退问题上的失当，感慨万端。当然，他不能公开发作。事后，他在总结淞沪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深刻而沉痛地说：

当敌主力已被我诱至于该方面，同时我军亦损失极大，增援已穷，又至反攻无效的关头，就应该转移新阵地，再图歼灭。这种勉力支持待部队溃乱、战线动摇时，才实行被迫而撤退，因此不能为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是很失策的。

尽管如此，在混乱、危急的情况下，陈诚还是命令自己直接指挥的左翼部队，全力掩护右翼部队撤退，直至11日晚，才最后撤离淞沪战场。如此，陈诚的嫡系部队又遭受了一次重大的伤亡和损失。

11月12日，日军的坦克隆隆开进上海市区。太阳旗在各建筑物的门窗上有气无力地飘动。

大上海失陷了。

注　释

〔1〕 张文白，即张治中。

第六章 血战武汉

营造武汉国防工事

星罗棋布的工事，在武汉三镇及其附近地区加紧构筑。国防工事中，倾注了陈诚的心血。

早在11月初，正当淞沪守军开始由苏州河后撤时，身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的陈诚，被蒋介石紧急召到南京。

“南京如何守法？”蒋介石开门见山，向他的部属提出了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

“是否叫我守？”陈诚避开正题，反问委员长。

在蒋介石的部属中，敢于如此回答、提出问题的人，屈指可数。蒋介石并未生气，只是凝视了陈诚一会，然后肯定地说：

“不。”

陈诚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

“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

陈诚的回答肯定而直率。

后来，他没有参与南京保卫战和徐州会战的进行，而是直接从皖南被派往未来的大战场——武汉。

1938年元旦，陈诚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

这是又一个重要的军职。

上海、南京都已沦陷。

南京城内正经历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扬子江在哭泣。

国民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但是实际上许多军政机关都在武汉临时办公；沿海一带的工厂，纷纷内迁，不少在武汉暂时落脚。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

陈诚对于武汉并不生疏。

早在1931年1月，他兼任第十四师师长时，就驻武汉。在参加“围剿”之后，他又先后在这里提任陆军整理处处长和委员长行辕参谋长。自1935年夏季起，他就奉命筹划武汉的国防工事。

工事构筑，是设想敌人自东向西、溯江而上的形势，北起武胜关，南至城陵矶，东达田家镇。

1936年1月底，蒋介石紧急电令陈诚：“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筑，务限本年4月底完成。”陈诚奉命，夜以继日，加强武汉附近各要塞的防御能力。

但是，那些都是大规模血战爆发前的措施。和平时期预筑的工事，不可能完全适应战时的需要。现在，敌人进军武汉的路线已经可以预见。战场的枪声已经日益临近，要保卫大武汉，首先就要根据实战的需要，进一步赶修各种紧迫的国防工事。

刚刚就任卫戍总司令的陈诚，在1月下旬专门召开了工事构筑会议。各军、师参谋长，工兵人员和德国顾问出席了会议。陈诚告诉大家，武汉地区的一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以临战的姿态，统一规划、构筑全地区的国防工事，限期完成。他决定设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和筑路工程处等机构，分别负责陆地工事、河川工程和道路修筑等施工项目。

蒋介石特别关注武汉的国防工事。

1月29日，蒋介石急电陈诚，催要武汉附近全部阵地的设计配备与防御工事计划；命令将全部工事分作一、二、三期，并详细报告各期工事的完成时间。

2月4日，蒋介石再次向陈诚发出手令：

陈总司令辞修：武汉附近阵地野战工事，应照新式野战筑城构筑，限期完成，以资各部队官长参观摹仿为要。

中正。

蒋介石对于陈诚监修工事的能力，非常信赖。

4年前，在江西推行碉堡战术时，陈诚就以成功地构筑碉堡封锁线，而获得蒋介石的好评；以致蒋介石特地调他到山西和西北去，传授筑碉的经验。

如今，与日本军队开战，当然不能再搬用当年的碉堡战术；但是，要打仗，各式各样的明碉暗堡总是少不了的。今日武汉的碉堡与当年江西的碉堡，在结构和修筑技术方面，不会有多大不同。只要能掩护自己、射杀敌人，就是最好的碉堡，最好的工事。

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手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让全军都来观摩，这是多大的信任又是多大的压力啊！

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陈诚便和工程专家们议定了武汉附近防御工事的构筑计划。他以命令的形式，给各支部队，下达了修筑工事的任务。全区的国防永久工事共分作10区，差不多每个工兵连每天都需要完成一个工事。

这种安排太仓促了。每当对数量的追求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就必然影响到质量。

德国顾问向陈诚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防工事不能在战斗开始前过早地完成，否则，不仅容易暴露目标，遭受敌机的轰炸；而且还有浸水的危险，会影响工事的质量和使用。

德国顾问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德国顾问应当把这个意见直接向蒋介石反映而不应当只向陈诚总司令提出。陈诚对于蒋介石过于忠顺。他宁愿把德国人的意见放到一边，也不能对那位特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令有半点违拗。

星罗棋布的工事，在武汉三镇及其附近地区加紧构筑。武汉的军民，全力以赴，参加这一保卫大武汉的行动。

敌人的飞机加强了空袭。几乎哪里有大规模土工作业，哪里就会招惹来敌机的轰炸。许多同胞牺牲在工事作业点上。他们把自己的血肉，筑进了抵御侵略者的长城。

陈诚终于在这年春天，赶在侵略者向这个城市大举进攻之前，完成了武汉地区的国防工事网络。

这是一个十分壮观的工事网。它以武汉三镇为中心，向外围辐射，直至形成一个半径很大的弧形圈。一座座永久工事的周围，聚集着若干野战工事的副防御物；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把各座永久工事，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要塞阵地得到了加强。

桥梁、码头以及道路、车辆、船舶，都作了统一的部署，以保证战时的交通畅通。

陈诚为武汉的国防工事倾注了自己的心血。这些工事，在未来的武汉保卫战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但是，由于追赶进度而忽视质量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永久工事”并不永久。要塞工事只能对付江面敌情，却不能抵御来自陆地的攻击。

武汉国防工事，杀伤了大量的侵略者；但是，也因为质量的原因，造成了一部分中国军人不必要的伤亡。

战场的血，是检测陈诚营造国防工事功过的最好凭证。

新任政治部长

周恩来向陈诚当面抗议：“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义扣留李公朴，因为我是参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长！”

1938年春天，抗日战争的硝烟，把陈诚推上一个又一个高级领导职位。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条例》规定，该部有下列主要职责：

1．关于陆海空军之政治训练事项；2．关于国民军训、民众组训及战地服务事项；3．关于宣传及政治情报事项。

同时，政治部对于各地党政机关执行该部主管的事务，有指导监督之责；就其所主管事务，对于各地方党政机关的命令或处分，认为有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可以在呈准后予以停止或撤销。可见，陈诚实际上掌握了全国政治训练、群众团体和宣传舆论等方面的大权。他根据政治部组织条例的精神，把政治部的主要任务归纳为5项，即：1．军队政训；2．民众组训；3．青年训练；4．宣导民意；5．文化宣传。

陈诚在就任政治部长新职之后，随即于3月在武昌召集了全国政工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当前政治工作的路线与任务是：1．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达到国家建军目的；2．组织训练全国民众，集中全国力量；3．运用宣传力量，统一全国舆论，粉碎日军战意与野心。

在陈诚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期间，与他打交道最多的中共方面人士要算是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军事部长，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

郭沫若于1927年南昌起义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并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陈诚与周、郭个人之间，并不陌生。在黄埔军校创办和北伐战争时期，陈诚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的上尉特别官佐、校军炮兵连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第六十三团团长和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陈诚所属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则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副主任。在那个时期，周、郭的地位要比陈诚高得多，而陈诚则是他们较低级的部属。

10年风云变幻，陈诚在军事舞台上青云直上；周恩来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郭沫若则在他乡异国成为甲骨文专家。如今，当历史的号角把他们重又集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个新的结合体中，分子排列的次序颠倒了过来。在陈诚担任部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与陈诚同年的周恩来是他的副手，比陈诚年长7岁的郭沫若则是他的部属。

中国共产党人以抗日的民族利益为重，并不计较自己的官阶和昔日的恩怨。

不过，由于国共之间在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上的差异，陈诚与周、郭之间的关系，呈现了又斗争、又合作的复杂局面。这是历史条件的制约，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种人事关系的状况，其实也是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的缩影。

首先在用人问题上陈诚同周、郭发生了矛盾。周恩来、郭沫若要在三厅任用尽量多的左翼文化人士，使其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块宣传阵地。陈诚却要用“国民党忠实党员”来控制三厅，钳制郭沫若。

陈诚试探着打出了一张牌。他准备任命曾经担任力行社书记长、声名狼藉的刘健群出任三厅副厅长，并掌握实权。

斗争的火星从“新四军办事处”里飞溅出来。

郭沫若当时暂住在汉口太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是新四军军长叶挺邀请他住在这里的。陈诚先后三次到这里来看望郭沫若。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刘健群任三厅副厅长的决定已经揭晓。郭沫若终于找到了进攻的口实：

“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陈诚没有防备郭沫若会突然发起进攻，因此乱了阵脚。他的回答有些经不起推敲：

“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吗？”

郭沫若是著名的才子，才思何其敏捷！这一来当然更加寸步不让。他愤愤地说：

“这不分明是要我做傀儡！”

他觉得意犹未尽，接着又跟上几句：“地位是不必计较的，工作是应该争取的，但是，做傀儡也能不计较吗？”

“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下次专门研究。”陈诚以守为攻，鸣金收兵了。

1938年2月6日中午。陈诚宴请政治部厅长以上的官员。他宣布：“今天的聚会，也可以说就是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郭沫若一看，副部长周恩来未被邀请，而有争议的刘健群却端端正正地坐着。他不能再忍耐了：

“首先要告罪，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

陈诚与一厅厅长贺衷寒、二厅厅长康泽等人面面相觑。

为了不使刘健群的任命成为事实，郭沫若在这次会后，便出走长沙，以示抗议。

以斗争求团结。郭沫若这一招果然灵。半个月后，陈诚告诉周恩来：速请郭沫若回来主持三厅，已决定刘健群不来三厅任职。周恩来随即修书一封，托于立群专程送长沙郭沫若处，明确告郭：“我根据他（陈）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

2月26日，郭沫若由长沙返回武汉太和街26号。当天晚上，陈诚便赶来看望。郭沫若开出三项条件：

1．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2．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3．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

“可以，我同意。”陈诚回答得很干脆。

“事业费究竟可以有多少？请指示一个范围，让编制预算时有个标准。”郭沫若紧追最棘手的事情。

陈诚踟蹰了一会，说：

“国防军少编两军人，你总会够用了吧？”

郭沫若心中有数：当时国防军一个军月费是40万元，两个军就是80万元。如能兑现，应当说是不少了。

可是，经费的问题，的确困难。以后三厅编造了一个每月事业费72万元的预算，报到陈诚那里。陈诚好像忘记了“国防军少编两军人”的慷慨许诺，只是笑着说：

“回头慢慢研究吧。”

郭沫若情知有变，但经费的问题，是“慢”不得的。他们又大刀阔斧地砍削了一阵，把72万元预算翻了个筋斗，改为27万元。陈诚看了预算后，答复说：

“数目不要确定，临时由部里开支，不很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嫌数目太大了？经费不确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郭沫若有些不高兴了。

“是不是可以再削减呢？”陈诚迟疑了一会，又问。

“当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兴，那我就得到解放了。”郭沫若挖苦起陈诚来。

陈诚报以微笑，不仅自己没有生气，还劝郭：

“不要生气，让我和恩来再商量一下。”

虽说是要再“商量”，事实上，批拨经费的问题便石沉大海了。以后三厅的宣传费用，一般都是临时支拨。

陈诚与周恩来这两位正副部长之间，也曾经爆发过冲突。

政治部成立不久，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因在陈诚的面前激烈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被陈诚以政治部的名义加以扣押。

周恩来为此动了感情。他向陈诚当面抗议：

“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义扣留李公朴，因为我是参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长！”

“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扣留！”陈诚的回答显然因为过分激动，没有瞻前顾后。郭沫若后来在《洪波曲》一书中纠正说：

“其实他应该说：‘我以卫戍司令的名义来扣留。’”

话虽这么说，陈诚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还是在1个月后把李公朴释放了。

5月初，三厅编印了个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的小册子，宣扬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陈诚看了这个小册子后，立即将郭沫若找来，责备说：

“这个小册子不妥当，不能替任何个人将领宣传！是不是已经散发出去了？”

“还没有。”

“那好，一本也不要散发。”

郭沫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算过去了。不料，5天后，陈诚又以政治部的名义发下一个训令：

“查三厅近所印行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一律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郭沫若也不甘示弱，在一份报告中回敬道：

“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

因为捧出了“国父”，陈诚没有敢再加以指责。

随着武汉气温的升高，“七七事变”一周年即将来临。三厅筹备发起了个“七七事变”周年献金运动，准备在武汉三镇设立5座献金台。这项计划本来已向政治部备案，但是到了临近实施的时候，陈诚又犹豫了。他说：

“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会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你台上来献，没有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但‘献金’一项是原来的计划。”郭沫若着急地抗辩。

“我是说你‘献金台’的计划不行，‘献金’是行的，我们找有钱的人来摊派，那是行的，但你要大家自动来献，谁肯来呢？你们一定会大失败。”陈诚还是反对广泛地发动群众。

“我也不敢说一定会成功，不过也不妨试它一试。”

“不行的，”陈诚态度很坚决地说，“成绩太坏才叫难看。有很多外国新闻记者在这里，这是国际观瞻所系。好不好把这个项目取消呢？”

“那可不行！”郭沫若的态度也很坚决，“这是由筹备会经过大家决议举办的，而且在报上宣传了好几天，没有理由来临时取消。”

“那么这样办吧，由政治部献金一万，作为全体同仁们的捐献。”陈诚妥协了。他边说边关照副部长黄琪翔办理。

陈诚总算同意了这项活动，而且在献金过程中，由他挂帅的政治部、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卫戍司令部三个单位，各捐赠了一万元。5天中，大大出乎陈诚的意料，男女老幼、工农商学兵，50万人，共献金100万元。

陈诚在担任政治部长期间，虽与周恩来、郭沫若之间有过不少矛盾和斗争，但是总的说来，他还是维持了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大局。

浴血武汉

保卫大武汉的血战，凝聚着陈诚的智慧和勇气。汹涌的长江波涛，正是中国军民的呐喊与怒吼。

1938年5月19日，津浦、陇海两铁路的交通枢纽、中国东部重镇徐州失守。骄横的日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集合南北两路兵马，沿陇海路西进。其兵锋直指郑州，妄图切断平汉线。

6月9日清晨，位于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上，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泥石俱飞，浓烟滚滚。宽阔的黄河大堤被炸开一个十余米的缺口。决口之水，咆哮奔腾，一泻千里，豫皖苏3省44县尽成泽国，90万人死于洪水，约1000万人流离失所。这便是著名的花园口决堤事件。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此举，固为阻止日军的进击，事实上也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此大面积的河水泛滥，如此众多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

洪水为陈诚在武汉的备战赢得了时间。6月14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为了便于战时的统一指挥，国民政府决定各省主席均由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兼任。武汉地区的防务，则形成了由李宗仁执掌的第五战区守御长江以北、由陈诚执掌的第九战区守御长江以南的格局。

花园口决堤，迫使日本大本营改变作战路线。日军原来的意图是从郑州南下直取武汉，以及由东北面攻击武汉；现在不得不改以主力溯长江而上，攻击武汉。

武汉东面的第一道屏障，是位于江西省最北端的马要塞。马江面早经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沉船39艘，布雷1600多枚。可是，仅仅依靠消极的布障，是难以阻止日军的攻击的。这里的陆军防守太薄弱了，整个要塞重地只配备了一个营的守卫兵力，加上陆续前来的溃兵，一共也只有500余人。

6月24日，日舰8艘，输送陆战队800余人，从东流登陆，攻下马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等要地。中日双方部队在马发生激战。最激烈时，中国军人每天阵亡达百余人。用生命来换取时间的做法，是有限度的。马终于在26日失陷。

陈诚深知，马为皖赣门户，此处一失，对今后战局大为不利。于是，他命令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督率第十六军、第四十九军及第十一师、第十六师等部，迅速收复马及其以东的香山失地。

“攻克香山及马要塞区者各赏洋5万元。”

“如有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

陈诚用严明的赏罚规定，表明了他夺回马的决心。

罗卓英不敢松懈，立即率部猛攻，于28日克服香山，旋对马用兵，实施东西夹击。可是，在关键的时刻，有一支部队未能按时赶到，致使对马的攻击，全盘皆输。这支部队属一六七师，其师长薛蔚英被以“率部逡巡观望，贻误战机”罪，查办枪决。

马既失，湖口紧张。陈诚为增强防务，命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长官，着由该部第二十六师刘雨卿部赴湖口接替第七十七师防务。狡猾的日军，利用两师交接防务的机会，向湖口发起了进攻。刚刚开抵湖口的第二十六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刘雨卿师长率领全师官兵，奋力厮杀，苦战两昼夜，终不能敌，湖口于7月4日失陷。第二十六师经连日激战，所剩官兵不到三分之一。江防总司令刘兴事后在向陈诚报告湖口战斗情况时，道出了部队战力的实况。他说：“第二十六师完全新兵，武器又劣，重机枪全无，轻机枪仅及半数”。

在日军沿长江对武汉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武汉军民和全国人民迎来了“七七事变”一周年。这一年，是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的一年，又是中国军民浴血抵抗的一年。历史将记住中国人民沉重的付出。

“七七事变”这一天，陈诚以“以全力保卫大武汉”为题，撰文纪念抗战爆发一周年。陈诚在文章中阐述了敌人愈战愈弱、我们则愈战愈强的道理。他认为：敌人人力、财力、资源匮乏，战斗力削弱，过长的战线带来了运输、补给的困难；而我方，则兵员充足、资源丰富，军器补充及时、质量不断提高。陈诚的文章，具有很大的鼓动性，他写道：

无论在消耗敌人，或是在打击与歼灭敌人的意义上，这次大会战对于整个的战局，都有重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固守大武汉、见危授命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以空前的努力，无比的忠勇来准备奋斗牺牲。……今日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今日全国民众，尤其是在武汉的每个军民，应当激发最大的同仇敌忾心，人人都应有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来守住这个重大的国防的堡垒，必能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造成将来决战中极有利的形势。

就在这一天，由中共方面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具体组织的“七七事变”周年献金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陈诚主持的各军政单位都参加了这一活动。陈诚以省主席的身份，亲率省府委员，来到武昌司门口献金台，献出了一万元。由陈诚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也各献金一万元。献金，既是对正在激烈进行的抗日战争物质上的支持，也是对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和抗日精神的一次再动员。

保卫大武汉的努力在一步步落实。日军进击武汉的方案也在一步步实施。7月22日子夜，天空乌云密布，鄱阳湖水面上，一片寂静，只有雨点落在湖中的沙沙声。远处湖面上有一支由数十艘汽艇组成的船队，向姑塘岸边疾驶过来。这是日军不久前刚由台湾调来的专门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的波田支队。

守卫姑塘阵地的中国军队是预备第十一师。他们虽然武器落后，兵力有限，但还是尽到了军人的天职，用猛烈的火力，一举击沉敌汽艇十余艘。湖面上不断传来日军士兵被击中后落水的惨叫声。日军登陆部队向岸边阵地发起一波波的冲击。中国军人一次次端起刺刀，冲出战壕，与敌人格杀搏斗。一排排的中国士兵倒在了阵地上。

枪炮声、冲杀声盖过了风声、雨声。没有人去注意豆大的雨点和泥泞的土地。

经过3小时的厮杀，日军在姑塘登陆成功。

陈诚迅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前线指挥所，从庐山秀峰寺转移到星子县；24日，又迁至与瑞昌成犄角的德安。中日双方部队在星子、九江附近激战两日。九江于7月26日失陷。

还在九江失陷前夕，陈诚即预料到九江即将不守，自己所率集中于九江附近的20余师部队，“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广无法控置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他判定，日军在攻占九江后，“当以舰队溯江而犯，其陆军则以主力向瑞昌，趋武汉，以有力之一部，最少当在一师团以上经德安趋南昌”。根据上述判断，陈诚向蒋介石报告，准备在日军将要进击的地点，集中兵力，给予致命一击。

“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蒋介石迅速复电陈诚。

陈诚根据蒋介石的电示，于8月5日拟定了第九战区关于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为：

以保卫武汉要枢，达成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路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制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将其击破而歼灭之。

陈诚以其丰富的战争阅历，对于未来保卫武汉的战斗，作了详细的预案准备。他按照敌开始进犯瑞昌或德安、敌已占瑞昌或德安中之一地，及敌占据田家镇后以主力进犯武汉三种不同情况，将保卫战分作三期。在第一期作战方案中，又按“敌以一部犯瑞昌，主力犯德安”和“敌以一部犯德安，以主力犯瑞昌”两种方案进行了部署。陈诚将战区兵力编成两个兵团，第一兵团由薛岳任总司令，率25个师，部署在鄱阳湖以西的九江、德安地区，担负南浔线正面防御，屏障南昌，并侧击西进日军；第二兵团由张发奎任总司令，率21个师，部署在九江以西的田家镇、鄂城及幕阜山、九宫山一带，担负瑞昌至武昌间的正面防御，保卫武汉。

果不出陈诚所料，西进日军的攻击重点，仍为德安和瑞昌地区。八月下旬，日军兵分两路，向南浔线进击。其一路第一一师团于二十日在鄱阳湖西侧的星子登陆，侧击德安、隘口；另一路敌军由港口登陆，攻陷瑞昌，并南袭德安。

陈诚指挥第一、二两兵团，在以庐山为轴心的山岳地带，与敌周旋。

山岳地带是中国军人理想的战场。因为这里不利于日军的重武器发挥威力。风景秀丽的庐山，已为战争的硝烟所弥漫。终日不断的枪声、爆炸声，打破了山谷的宁静。众多的中国军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阻滞了敌军西进的兵锋，为我军调整军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战火愈来愈逼近武汉三镇。陈诚同武汉军民，随时准备着在这里给予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

保卫大武汉的血战，凝聚着陈诚的智慧和勇气。

汹涌的长江波涛，正是中国军民的呐喊与怒吼。

万家岭报捷

万家岭胜利的消息传到九战区指挥部，陈诚随即以“限一小时到”的急电，飞报蒋介石。

1938年9月的武汉，赤日炎炎，“火盆”威势并没有因初秋而减弱。

日军集重兵于武汉外围，正力图北截平汉线，南阻粤汉线，对武汉实行迂回包围。长江两侧的枪声，昼夜不歇。这种形势，更使人们感到炎热而沉闷。

武汉集中了许多来自沦陷区的人士。他们无心观赏著名的黄鹤楼旧址，只能默默地吟诵古人的诗句：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陈诚此时身兼武汉卫戍司令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要职，肩负着武汉城防和江南地区的防务。江北则由他的同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防守。

在保卫大武汉的紧要关头，九一八事变七周年来临。

陈诚决定利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机会来激励武汉人民。

这一天，他在《武汉日报》上发表了《冲破最后的难关》一文。他的文章，就像讲话一样，非常口语化。他说：

全体军民听着，此地已是我们最后奋斗的场所，此时已是我们最后奋斗的时期，每个军民都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都要与武汉同生死共存亡，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胜利。

……

目前我们的责任，是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5分钟，坚持到敌人再不能坚持了，那时我们才算渡过了难关。

陈诚把武汉会战估计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奋斗”的场所和时期，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来检验，在时间的把握上，未免有失偏颇；但是他号召大家下决心作最后的斗争，坚持到最后，确是一片赤子之心。

10月初，由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在德安附近，发起了新的进攻行动。

冈村宁次，这个54岁的日本中将，他的军事生涯同对中国的侵略，紧密相联。他曾经担任过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九一八事变后，又充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的武官；直接插手了使中国人民感到耻辱的《塘沽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缔结。

冈村宁次指挥他5个师团中的第一一师团和一六师团各一部，于10月2日，迂回攻击到德安西南面的万家岭。他们为一年多来在中国战场的战绩所鼓舞，骄横异常，不可一世。他们完全不分析正面和四周的军情，自以为攻击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上“太阳旗”。

这是一支骄兵。骄兵必败。

他们又远离友邻部队，成为孤军。

陈诚看准了这一对中国军队有利的战场形势，令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迅速调集部队，将这股凶狂的敌军包围起来。

薛岳调集第六十六、第四、第七十四军等部，快速从东、南、西三个方面，把日军包围在万家岭。

参加包围日军的部队，都经历过淞沪血战，见到过惊心动魄的场面。仇恨激励着每一个战士，他们发誓要为牺牲的战友和同胞复仇。

7日，敌人的退路被完全切断。他们成了瓮中之鳖。中国军队的数量，要多于被包围的日军好几倍。

中国军队得到了一次围歼敌军的难得的机会。

陈诚命令各部：抓住战机，勇猛出击，在三天内，围歼全部敌军，纪念第二十七个“双十节”。同时，“对攻占万家岭部队，犒赏五万元”。

困兽犹斗。被包围的日军在作垂死挣扎，他们的战斗力比平时还要强。一些军人在完全绝望的时候，举枪自杀，或剖腹而死。他们对天皇的忠诚到了愚蠢的地步。

敌机一批批地飞临中国军队的阵地上空，狂轰滥炸。许多军人在发起冲锋前，倒在自己的阵地上。

万家岭，这个赣北的山乡，厮杀进行了整整三天三夜。中国军队要收缩包围圈，往中心冲锋；日本军队要固守，不断组织反冲击。杀声震天，火光熊熊。生与死的搏斗，在这里持续进行。敌军陈尸遍野，中国军队的伤亡也相当严重。

陈诚的电话直通薛岳的前线指挥所。他再次发出命令，万家岭必须在10日前完全占领。

命令不好讨价还价。

由双方大量伤亡造成的僵持局面必须尽快结束。只有当自己方面爆发出足以压倒对方的威力的时候，僵持的天平才能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倾斜。

9日晚，当200公里以外的武汉市，正在欢庆“双十节”的时候，数百名敢死队员从薛岳的部队中挑选出来，他们身背各种轻武器，携带了足够的子弹和手榴弹，背后插着锋利的大刀，举起战友为他们斟满的酒杯，神情严肃地宣誓，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胜利。

瑟瑟秋风，为战士们送行。他们迈着坚定而沉重的步伐，勇往直前。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可能是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但能倒在杀敌疆场，亦死而无憾。

他们用自己的肉体和生命，用巨大的忠诚和勇气，压向天平的一边，使天平不再维持平衡，终于倾斜。

勇士们呐喊着冲向敌阵，犹如天兵天将突然降临。

日军被杀得心惊肉跳。

他们的防线最后崩溃了。

紧跟着敢死队的，是潮水般的中国士兵，从各个方向涌来。

黑夜，日军看不清冲锋过来的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少，也不清楚该从哪里突围。

草木皆兵。

10日清晨，当朝霞映遍万家岭上空的时候，薛岳的部队占领了万家岭。被围困的日军不肯轻易投降，他们冲开一条血路，逃跑了一部分，其余几乎全部被打死在阵地上。

侵略者的尸体盈坑塞谷，到处都有从他们身上流出的肮脏的血。

中国军队缴获了重机枪50余挺，步枪千余支，战马百余匹，弹药、辎重不计其数。

许多中国的勇士，没有见到东升的朝阳，在漫漫的黑夜中倒下了。山岭上洒下了他们圣洁的鲜血。他们是祖国优秀的儿子，大地是他们的母亲。他们安详地长眠在母亲的怀抱。

万家岭胜利的消息，传到九战区指挥部后，陈诚在当天中午，以“限一小时到”的急电，飞报汉口蒋介石：

敌一○六及一○一师团两部共约4个联队，齐日（8日）被我包围于万家岭附近地区，激战两昼夜。经我各军勇猛进攻，卒于本拂晓全行解决。因敌顽抗，不愿缴械投降，致尽遭枪毙，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

蒋介石显然被陈诚的捷报激动了。他宣布：对攻占万家岭的部队，除陈诚犒赏的五万元外，“本委员长另赏五万元，以资鼓励”。他在接陈诚电后4小时，就给前线各部队长官发去电报。电报说：

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曷胜嘉慰。

陈诚亦为蒋介石的表扬所鼓舞。电报中虽没有列出具体指挥官的姓名，但陈诚是江南区最高指挥官，备受青睐，当毋庸置疑。

凝视着武汉作战地图，他清楚地知道，前面的路程将更加艰苦，战斗将更加惨烈。

从武汉撤退

同淞沪会战一样，陈诚对蒋介石一再改变撤退时间，不无怨慨。

当日历翻到1938年10月的时候，正在率部守卫大武汉的陈诚，心情并不轻松。

1938年的10月，地球的西部和东部都不平静。西方的英、法、意三个强国，刚刚和德国希特勒签订了一项出卖捷克利益、助长法西斯扩张欲望的《慕尼黑协定》。在英法鼓吹他们“缔造和平”的“功绩”的时候，实际上，欧洲已经被推到战争的边缘。此时的东方，日本侵略者已经把战火烧遍中国的半壁山河。10月中旬，日军利用中国军事当局集中重兵于武汉、华南空虚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自大亚湾登陆，仅用10天时间，便攻占了华南重镇广州。

陈诚虽在10月上旬，成功地组织了万家岭之役，全国一时传为佳话，军心、民心为之一振。但是，局部的胜利，不能改变整个战局的强弱态势。中日之战，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用国民党当局的习惯用语来说，是“以空间换时间”，但是每一空间的放弃，则必须建筑在牵制与消耗敌军的基础上。为此，蒋介石一再电令陈诚，在武汉地区组织主动出击。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陈诚、薛岳：

该战区应以在后方控制及能抽调各部队，编为挺进军，不受任何情况牵制，选择敌军最感痛苦方面，断行挺进攻击，须以主力猛攻敌之背后，一部掩护主力行动，并扫荡敌军后方，协同正面牵制部队包围歼灭敌人。

……

当挺进军攻击时，九战区全线正面应同时向敌猛攻，不可为敌小部窜入所牵制，并须确保阳新河以北及沿江一带现阵地。

隔5日，蒋介石再次发电至崇阳九战区司令部，命令陈诚：

九战区应乘敌一意向武汉突进之际，在可能范围内集结有力部队，由南向北反攻，至少予敌以打击，获得兵力转移时间，及将来作战地步为要。

作为中国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向陈诚等下达上述主动出击的命令，固属用心良苦，意在消耗敌军实力，达成持久抗战的目的；但武汉会战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中国军队本身的损失也十分巨大，已经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

陈诚接奉蒋介石的命令后，不敢擅自转移阵地，只好咬紧牙关，指挥所率各部，采用以攻为守的策略。

隆隆的炮声，在武汉近郊昼夜响个不停。中国军人在枪林弹雨中，向日军发起一次次的冲击。扬子江南北，平汉线东西，尽为硝烟烽火所笼罩。

经过一场恶战，日军10月中、下旬，已经形成了从北、东、东南三方面对武汉的包围；21日，广州失陷后，武汉形势更形孤立。蒋介石于24日下令自武汉撤退，25日武汉失陷。28日，继失德安。陈诚率第九战区部队，撤至江西、湖南两省的平江上塔寺、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市长吴国桢于25日凌晨3时许离开武汉时，闻炮火已经临近这座战时的首都。他描写道：

“炮声隆隆，在黑色夜里，火光跟着炮声，从东方时冒时灭，逐渐逼近。接着，机关枪声，起初是隐隐约约，后来便连响不断。子弹过处，天空画线，势如天网，使人目眩。”

武汉虽然失陷了，但它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军队在大江两岸的大别山麓和鄱阳湖畔，和敌人浴血奋战。在会战过程中，日本投入了12个师团，经四五次补充，总兵力达40万之众；中国方面则先后投入120多个师、百万大军。会战的地域达于鄂、豫、皖、赣4省。在如此广袤的地域上，投入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作战，这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日本侵略军被歼将校级军官近百人。河村中将、高桥少将、芹西少将和河西少将等，均毙命武汉战场。

中国方面从武汉的撤退，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撤退。政治方面，武汉本为南京失陷后中国战时实际上的首都，许多军政机关都暂住武汉。至武汉撤守前，这些军政机关，均从容撤至四川及大西南诸地。军事方面，中国的数十万大军在敌军的包围下，冲杀突围，并未再重演如南京撤守时的被动挨打悲剧。经济方面，武汉本地及东南沿海迁来的工厂，再次西迁，多溯江而上，进入四川腹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方面，陈诚在迁移学校、保护人才方面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

早在9月，由陈诚兼任省主席的湖北省政府便决定，将武汉地区与鄂东、鄂南的中学，分别迁到鄂北、鄂西去办联合中学。为了便于解决经费、运输、校舍等各方面的矛盾，陈诚亲兼联合中学校长。陈诚规定了办联合中学的基本政策和措施：“省联中免除所有的学费、膳费、宿舍费和制服费，全部由学校包下来；但是要施以严格的管教，为国家造就有用的人才。”

“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政府税源大大减少，能包得下来吗？”省教育厅长陈剑惊异地问。

“这一万多青年学生，真正是我们湖北的精华，是我省最重要的资产。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子女，负责把他们抢救出来，好好教育他们。”陈诚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决心。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至于经费，政府如果有困难，宁可把本省的保安团队撤掉一两个团，也要保证学校最必要的开支。”在陈诚的果断决策下，省政府在汉口、襄阳、宜昌三地分设中学生登记处，在武汉失守前后，将全省一万多名中学生，有序地迁到了鄂西北的几十所省联中分校。

作为一次大规模会战的终结，在军事高层之间，尤其是蒋介石与陈诚之间，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互相不满意的地方。

如同淞沪会战一样，陈诚在此次武汉会战中，对蒋介石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一再改变撤退时间，也不无怨慨。他在事后总结武汉会战的教训时指出：

当时中枢欲利用德使陶德曼出面请和来延迟时间，但敌压迫如故，仍须在军事方面求之也。……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8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计划实施，陷于溃退。

陈诚的意思很清楚，部队的溃退是蒋介石的错误决策所造成。蒋介石则抓住溃退一节，严加指责。11月9日，蒋介石给正在湖南平江的陈诚等九战区高级将领，发去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

1．敌人广播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2．查放弃武汉原为预定计划，进至武汉之敌，已极疲惫不堪，南犯之敌不多，而我该方面部队竟不审敌之兵力，我有多数军队，不知筹划使用，有良好地形，不知利用防守，只图逃命溃走，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之精神，此后应力挽颓风，凡无令擅退，不论各级官长，均照连坐法严厉执行，并着陈长官查明此次从新店镇、崇阳狼狈撤退部队具报，以凭核办。

蒋介石的电报，名为申斥有关方面部队，并责令由陈诚负责查处，但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作为第九战区最高指挥官的陈诚的婉转批评和责备。由陈诚指挥的部队，被批评为情形狼狈、为敌所讥，并不知审时度势，对于陈诚本人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陈诚接奉蒋介石的批评电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处理，终于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情况和蒋介石的提示，向蒋提出了一长串的赏罚名单。被列在“应赏”之列的有：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有方”；

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指挥沉着确实”；

第七十九军军长周“指挥沉着确实”；

第六师师长张珙在三溪口等役“作战得力”；

第十四师师长陈烈在黄土桥等役“作战得力”；

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在箬溪东北地区“攻击得力”。

被列在“应罚”之列的有：

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于新塘埠、岷山一带溃退，“至影响南浔正面，并不服从命令，私将部队开往湘西”；

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及新三军军长张冲，“放弃崇阳，自动撤退”；

第十三师师长方靖，在蒲圻之役“行动迟缓，利用通信困难之际，徘徊瞻顾，影响全般战事”；

第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约束不良，部队纪律最坏”，对所负命令“奉行不确实”。

被列在“已罚”之列的有：

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因在瑞昌方面作战不力调驻第五战区；

第七十四军因在岷山、小阳铺作战不力，分别处分；

预十二师及第十二师，因在九江作战不力予以编并，其主官予以拿办；

第十八师师长因守备富池口作战不力，予以调撤。

这便是陈诚对武汉会战中的江南战事及蒋介石批评的交待。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之战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长期僵持、胶着的特点。在这个悲壮、惨烈的舞台上，陈诚将经受严峻的磨练与考验。

第七章 军政首脑

长沙弃守之争

为了长沙的弃与守，陈诚、白崇禧、薛岳这三位指挥官之间，一夜通了9次电话。

当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中日双方的大部队，正在中部鄂赣一带对峙。

1939年9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他设于武汉的指挥部里，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第六、第三十三、第一一、第一六师团的全部和第三、第十三师团的一部，配属各种特种兵、海军陆战队和舰艇部队，以鄂南、赣北方向为助攻，以湘北方向为主攻，三路会攻长沙。

十万日军，一路烧杀抢掠，直奔湖南省省会长沙。

冈村宁次部队，矛头直指中国的第九战区。

陈诚是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长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但此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重庆担任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一职，早在上年底，即交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代理。

为了阻滞日军的进攻，中国军民不怕牺牲，不惜代价。

公路被截断了，一道道坑壕，使车辆无法通过。

铁轨被扒掉了，一根根铁轨横七竖八地躺在铁道两旁。

乡村小道全挖窄了，连稻田也犁了一遍，并且放满了水。

日军强渡新墙河八次而未成。

强盗们不得不调来飞机，施放毒气，以极残忍的手段，冲开一条血路。

中国军队又在汨罗江沿线，进行了决死的抵抗。

两千年前，爱国诗人屈原曾在这里投江殉国。滔滔汨罗江水，不停地赞颂着诗人忧国忧民的胸怀。

9月底，凶猛的日军日益迫近长沙。

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召见陈诚。

“辞修，长沙战争日紧，恐伯陵（指薛岳）担不下来，我想请你辛苦一趟，如何？”蒋介石不慌不忙地道出召见的原因。

“委座的命令，卑职当万死不辞。但不知此次对长沙的总的方针是守还是不守？”陈诚开门见山，请蒋介石交底。

“不守。”蒋介石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还是一条老办法：以空间换时间。

接着，蒋介石又补充说：

“你可以和白主任一起到前线去。”

陈诚奉蒋介石之命，邀约了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由重庆直飞渌口（今株洲县）。薛岳率少数幕僚，在这里设立前线指挥部。

陈、白抵达薛岳的指部后，即与薛商讨长沙战局。

陈诚说：

“敌人来势太猛，我们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是以空间换时间，只要大量消耗了敌人的力量，长沙不一定死守。”

“陈部长，长沙的弃守可是关系到党国的声誉啊！”薛岳神情激动地说。

“这是领袖的指示。”陈诚抛出了“圣旨”。他在说到“领袖”二字时，习惯地起立立正，两只皮鞋互相撞击，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白崇禧、薛岳被动地跟着站了起来。

“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薛岳不敢直接评论蒋介石的指示，仍旧固执地提出问题。

白崇禧示意大家坐下，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长期抗战，必须保持实力，不可死拼。”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不过，陈、白并不责怪薛岳，因为坚守长沙比放弃长沙要困难得多，薛岳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困难而危险的道路。对于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不忍心再去责怪了。

当晚，陈、白又从住处通电话。不管电话是为了什么事情，但每次都要谈到守与不守的问题。一夜之间，他们竟通了9次电话。最后，陈诚考虑到前方的战争正在猛烈地进行，不能过分勉强前线指挥官去服从一个他认为无法接受的命令。于是，陈诚改换了话题：

“伯陵兄，领袖要求你调集6个师在长沙抗击敌人，部队是否都集中了，他们的状况如何？”

“报告司令长官，6师部队已全部调集完毕。现在除少数部队的联系发生了困难而外，各部队官兵都英勇作战，士气极旺。”薛岳在电话中很有信心地向陈诚报告。

陈诚刚中有柔。对于勇敢求战的下级，则更不愿意伤害他们的感情。说实在的，如果薛岳能够在长沙打一个胜仗，这对于鼓舞全军的士气、鼓励全国人民的斗志，也是大有好处的。

于是，陈诚在与白崇禧认真商讨了长沙战局和薛岳的坚决态度之后，便定下了坚守长沙，实施反攻的决心。同时，他又把前线的各种各样情况以及与白崇禧的态度，婉转地报告了蒋介石。

陈诚的决断，帮助长沙前线的部队，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国军队终于顶下来了。

日本军队在离长沙50公里的福临铺，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

守军万枪齐发，冲锋肉搏，杀得日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

日军距离出发地越远，后勤补给的困难越大。

长沙，成了深不可测的泥潭。薛岳决心在这里与敌军决一雌雄。

10月1日，蒋介石电令，将原第九战区划分为两个战区：湘江以东为第九战区，原代司令长官薛岳实任司令长官，其司令部仍驻长沙；湘江以西为第六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于衡阳设立司令部。

随着金秋10月的来临，日军的攻击停止了。他们开始计划退却。

中国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最早发现了敌军撤退的企图。他当机立断，改变了部队防守的态势，命令部队尾随日军搜索前进。

4日，薛岳向九战区各部队发出命令：

“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各追击部队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

次日，战局对日军越发不利。

日军冈村宁次司令派出飞机，向沿途败退的部队空投命令：

“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

空投的撤退命令，日军接到了；尾追的中国军队也“接”到了。

10月10日，中国军队在总共追了130公里之后，迫使日军重又退回到二十多天前发起攻击的地方。据中国军方估计，这一战役中，日军共伤亡了万余人，而中国军队的损失则为四万余人。

不可否认，这是一次大的胜利。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方面第一次用武力迫使敌军回复到原有态势的战役。

同样不可否认，这次胜利的取得，同陈诚体察战况，敢于负责，机动地改变了“不守”长沙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

何应钦两次致电陈诚祝贺胜利。陈诚复称：

“湖北聚歼顽寇，全赖委座德威，将士用命，辱荷奖饬，感愧交深。”

长沙一役，“复年来困守之阵地，开抗战必胜之先河，职猥以菲辁，幸记骥尾，辱劳远荷，感奋曷报。”

陈诚在长沙前线，接见了一位中央社记者的专访。他带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侃侃而谈。

记者：“请陈司令长官谈谈战役的具体战果。”

陈诚：“敌军在鄂南桃树港一地，遭我军伏击，其被击毙之遗体，由我军代为掩埋者，计三千余具，负伤者又倍之。该部漏窜至长寿街一带的二千余人，又遭聚歼。在湘北福临铺、三姐树地区，遭我军伏击，伤亡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以鄙视的口吻描述日军：“与其说是撤退，不如说是败退，或狼狈逃窜。”

记者：“陈司令长官对此次胜利有何感想？”

陈诚：“本人最大感想，即抗战两年来我军于艰苦奋斗中，确已愈战而愈强。敌人两年来不能征服中国，则今后必永无取胜之可能。”将军讲这一番话时，表现得刚毅而充满信心。

记者：“请问将军下一步将如何打击敌寇？”

陈诚：“我军战略始终为持久消耗战，吾人作战要诀，厥在立于主动地位，利用有利地形，有利时机，针对敌人之弱点，予以致命打击，使其损失奇重，陷于惨败。故我与敌所争者，不在点与线，而在面。我之所以制敌者，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而决不断断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作违反战略之牺牲。”

陈诚回答的巧妙。既原则地回答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又解释了此次最后批准薛岳坚守长沙、予敌以致命打击之决心的正确，同时又婉转地批评了薛氏当初一味主张死守长沙、争一城一地得失之不妥。

援军似从天降

陈诚秘密控制可以运送一个军部队的车皮，命令：“不得我的允许，谁也不能动用其中的一节车皮！”

抗战爆发后的第三个冬天，广东韶关。

来自北方的寒流，渐渐开始侵袭这片南国的土地。侵华日军的魔爪，妄图将华南全部攫取。

自1939年11月起，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指挥下，开始了代号为“和”的作战行动；参与这一秘密行动的海军作战代号为“N”。作战中心区域在桂南，目标是要切断中国方面南宁—龙州的联络补给线。为配合这一作战行动，牵制中国军队的作战后方，安藤利吉又在粤北沿粤汉线发动攻势，阻止驻粤的中国军队西移，援助桂南。

12月中旬，日军从距离广州60公里的战略要地银盏坳北犯。他们的目的在于试探和牵制对方，没有大动干戈。中国军队很容易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部队在打了胜仗的时候，都容易自我陶醉。这支受桂林行营节制的部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在胜利的时候去检查自己的不足。

刚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的陈诚，此时正在韶关。他奉蒋介石之命，来到粤桂，协助白崇禧，对付敌人的“和”和“N”号作战行动。

陈诚走到哪里，都特别注意发现中国方面军事部署的弱点和不足。难怪蒋介石总是喜欢让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各个战场去视察，而不问这个战场是否属于他的辖区。

他熟悉发生在150公里之外的银盏坳战局，对这里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他清醒地估计到，日军刚刚发生的败退，很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他们必然还要卷土重来，而中国军队的后备力量十分不足。兵家忌讳作战中没有纵深配备。

陈诚面对险峻的形势，秘密采取了两条应急措施。

一方面他向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霍揆彰发去密电，命令：

“即刻将驻常德之第五十四军开长沙，转赴祁阳集结待命。”

霍揆彰乃陈诚嫡系将领，曾任第十八军的基干部队第十四师师长、第五十四军军长，半年前刚提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而将军长的职务移交给另一名担任过第十四师师长的陈烈。

另一方面，陈诚又同当时担任桂林行营交通总指挥的蒋锄欧密商，令其准备好运送一个军部队的火车车皮，控制在祁阳附近的铁路线上备用。

“不得我的允许，谁也不能动用其中的一节车皮！”陈诚最后以严厉的口吻强调。

“是，是，一定遵照总座的指示办理。”这位湖南籍的交通运输专家在电话中诺诺应允。

陈诚的这些部署，进行得十分机密，神不知鬼不觉。

诡计多端的安藤利吉，在调动他的第十一军卷土重来时，绝没有想到在400公里之外，有一个军是专门为他而准备的。

12月20日，安藤利吉以久纳诚一率领的第十八师团的全部，以及由浜本喜三郎率领的第一四师团和6月底刚编组成的、由藤井洋治率领的第三十八师团各一部，共11个联队，分三路再次从银盏坳至增城一线北犯。

他们认准了正面中国军队的后方空虚，只要突破第一线，就可以为所欲为。

敌人有恃无恐。

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一部担任左翼，从银盏坳出发，沿粤汉线攻击前进。25日占琶江口，继之又越过连江口，迅向英德猛进。

日军第三十八师团的一部为中路，25日越过流溪河良口圩，向牛背脊冲击。

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全部为右翼，是主攻部队。他们自增城沿东江支流北上，经龙门向公路枢纽梅坑进发。

中国方面的一线部队呈不支状态。若不迅速遏止日军的这只魔爪，粤北要地将不保，桂省守军的侧背亦将受到威胁。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诚电令第五十四军陈烈部，火速乘专列开赴翁源附近，以急行军速度赶往前线。

第五十四军军长陈烈，接到陈诚的命令后立即紧急集合部队，从祁阳跑步至湘桂铁路线上。一列长长的运兵车早已停靠在站台旁。火车头喷出浓重的烟雾，似乎在进行长途奔跑前的深呼吸。

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登上列车，第一批没有走完的，继续在原地候车。

专列风驰电掣般地飞奔。它开过衡阳，上了粤汉路，调头转向南方，直奔韶关、大坑口，向着硝烟弥漫的前线疾驰。

没有人专门注意这普通的列车。人民和敌人都不知道它的奥秘。

列车在临近翁源的大坑口附近停下来时，已是12月28日夜间。

黑夜一片寂静。前线双方的部队，都在等待明天再战。这是巨大爆炸前的沉寂，静得可怕。

第五十四军的先头部队，顾不得休息，乘着夜色，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最前线开进。沿途已经可以不断见到守卫在阵地上的中国哨兵。哨兵们见到这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般的大部队，兴奋而激动。

日军第十八师团，按编制满员才2.2万人。他们已经苦战了一个多星期，伤亡不小。

第五十四军的来到，对于对峙在前线的双方部队来说，都觉得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都知道，在粤北战场附近没有可供支援的部队。所不同的是，中国守军对此惊喜交集；日本军队对此却叫苦不迭。

生力军到达后，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经三天激战，即迫使骄横的敌第十八师团向南逃窜。粤北战事，中国军队转败为胜，至1940年1月10日，便把日本侵略军重又赶回到此次发动进攻的出发位置。

陈诚后来在回忆这一情节时，仍有几分陶醉，说：“此乃粤北战事转败为胜之最大关键，而且含有一段神秘的意味在内。”

宜昌的意外反复

宜昌城，在6天中戏剧性地反复易手。蒋介石对陈诚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的。”

宜昌，位于三峡东口北岸。奔腾湍急的长江，在经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之后，从这里开始变得宽阔、浩淼。宜昌成为通往川境的门户，历史上素有“川鄂咽喉”之称。自武汉沦陷后，这里已成为中国军队第一、第五、第六、第九各战区后勤补给的交通枢纽。

1940年5月底，日军第十一军的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开始从宜城附近，渡过汉水，兵锋直指150公里外的宜昌。

湖北省长江以北地域，本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驻防。面临日军的猖狂进攻，蒋介石决定再次派政治部长陈诚到这一地区，临时参与战事的指挥。

6月1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召集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陈诚、后勤部长俞飞鹏和重庆行营主任张群等人，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宜昌战役的兵力调配和作战部署。会议决定，将原第五战区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李宗仁和陈诚执掌。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即于当晚8时，以“限三小时到”的极机密电，发布了这一命令。

陈诚接奉命令后，不敢怠慢，随带少数参谋人员，由重庆乘船东下。他无心观赏三峡绮丽的风光。峡谷中激起了惊涛骇浪。陈诚触景生情，觉得眼下的形势，正如同船行三峡一样的险峻。未来将是一场艰难的搏斗。

3日，陈诚抵达宜昌，设指挥所于城郊南津关三游洞，迅速察看并了解了宜昌附近的战局。

宜昌的地形，易攻难守；这里物资供应困难；有的主力部队已经远调。陈诚深为宜昌的险恶形势而担忧。他立于扬子江边，眼前江水茫茫，宜昌城灯火点点，远处炮声隆隆。战场条件的艰难，使将军感慨万千。

陈诚布置了一个50至60公里半径的弧形防御线。他迅速将远调的部队加以收缩，又急令第十八军自万县东下。

10日，日军第十一军正式下达了攻击宜昌城的命令：

“军部决定攻占敌军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江南北联络要冲宜昌。”

刚刚上任不久的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指挥他的第十三师团，经过与中国方面第一二一师的激烈交战，攻陷了距宜昌30公里的安福寺；下午5时，突破宜昌守军东面的防线，分两路经土门垭沿汉宜公路和长江边，直驱宜昌。宜昌城危在旦夕。

匆匆赶到的陈诚嫡系部队第十八军，由于干部变动大，新兵补充多，其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

11日，日军冲击宜昌城东北角，与罗广文指挥的第十八师激战。

抗战3年来，宜昌城第一次陷入战火之中。中国军队利用街垒，顽强阻挡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他们在硝烟中，逐渐后退。

陈诚与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重、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五军军长周，乘船撤离南津关三游洞，西行到60华里以外的黄陵庙建立新的指挥所。宜昌城内密集的枪炮声和熊熊燃烧的烽火，使这几位指挥员心情十分沉重。

12日，大批日军蜂拥进城，宜昌城完全失陷。

蒋介石在宜昌失陷的第二天，从五百公里以外的重庆发来命令，要求由陈诚统一指挥，奋力反攻宜昌。命令要求：

“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猛力进攻，不可失机。”

他还在命令中逐字加重点，强调：

“担任宜昌攻击各部，应确实协同联系，准备周到，以整然态势攻击敌人。”

蒋介石的命令严格而具体。

陈诚冷静地考虑：蒋介石的命令不可抗拒；失败的命运同样不可抗拒。但是他还是打起了精神，严格按照蒋介石非常具体的指令，组织力量进行反攻。

正当陈诚勉为其难的时候，日军内部发生了有利于他反攻的变化。

日军第十一军按照总部关于考虑“兵力问题”的意见，担心中国方面发动新的攻势，而趋向不确保宜昌。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命令：攻入宜昌后，“必须将敌人的军事设施迅速毁掉”；其“驻留时间，预定为一周以内”。因此，进城的日军，差不多每天都用卡车、马车、人力车等各种运输工具，把抢劫到的物资运走。

陈诚观察到这一迹象，随命李延年指挥的第二军和彭善指挥的第十八军组成攻击军，“如敌向东撤退时”，“即迅由当阳以南向东前进，与汤（恩伯）集团协同歼敌”。

15日晚，日军第十一军从应城军司令部发出指令，命第十三师团“17日零时撤出宜昌”。第十三师团即将所掳获之大批无法带走的燃料、弹药、汽车等销毁。

17日凌晨1时，日军第十三师团准确地执行命令，沿汉宜公路撤出宜昌，集结于距宜昌城15公里的土门垭一带。

陈诚急命第十八军跟进宜昌。

在淡淡的月光下，日中双方的部队，各自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奉命移动。此时此刻，双方对于宜昌城的态度趋于一致，和平地一退一进。

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宜昌民众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中国军队重又回到城内。

古城失而复得，总是一件喜事。

陈诚在当天上午，拍发急电，向蒋介石报捷。电报说：

“当面之敌人昨日以来开始退却，宜昌于本日午前3时完全克复……兵团即向襄河西岸追击敌人，捕捉歼灭之。”

可是，就在宜昌前线对于宜昌城的守弃出现反复的时候，东京日本天皇的皇宫中却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新的否定。

欧洲战场上重磅炸弹的气浪，冲击到了远东的东京。

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14日，德军占领法国首都巴黎。日本受到欧洲这两个盟友行动的刺激，也想在中国战场上做出一些更加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宜昌是向中国的大后方进军的桥头堡。日本国内最高当局开始重新讨论保不保宜昌的问题。

15日，海军向天皇上奏，拟派航空队轰炸重庆，但需将宜昌作为中转基地。天皇动心了。他问陆军：“陆军对宜昌有什么好办法吗？”于是，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确保宜昌1个月。

16日下午4时，一份急电由东京拍发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内容是：应占领并暂时确保宜昌。这一电令，被飞快地转发到应城第十一军司令部。

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和参谋长青木重诚接到这一电令后，大伤脑筋，焦急万分。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刚刚发去了要第十三师团于17日零时撤出宜昌的命令；现在已是16日晚上10时45分，距离17日零时还剩下1小时又1刻钟。如果有电话、电报直通，当然可以立即使第十三师团不要撤离宜昌，但因宜昌附近尚无通讯线路，而无线电例行联络的时间又已错过。

不得已，青木重诚决定，用电话把这一最新的命令传给驻扎在当阳与荆门之间的骑兵第三联队，并命沿途各部队采用一切手段，迅速把命令传达到第十三师团。

骑兵第三联队立即将命令传给邻近的第三师团。第三师团又派两个小队乘坐汽车，前往宜昌东面的第十三师团。

第十三师团师团长田中静壹中将在土门垭接到了关于“确保宜昌”和撤销原“撤出宜昌”命令的命令。可是，此时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时钟正指在7点的位置上。这比他的部队开始从宜昌撤出的时间晚了6个小时。最后一批部队，也已经撤出宜昌城。他们在临近土门垭的公路上，接到了从飞机上空投的“确保宜昌”的命令。晚了。他们已经无法原地不动地“确保宜昌”，而只能通过新的战斗去夺取宜昌。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日军第十三师团重又调头再来攻打这座几个小时前拱手让出的城池。

宜昌的中国军队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战场上打仗不是开玩笑，鲜有在主动撤退数小时后又调头再来攻取同一块阵地的事，然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陈诚命令进驻宜昌城的第十八军和第九十四军，奋勇抵抗，坚守阵地。

上午10时，双方交火了。这是五天中，中日军队在同一个地点的第二次激战。中国方面第十八军的守卫战，比五天前艰苦得多。因为所有的防御工事，都被占领的日军拆除了，他们竭尽全力，一直抵抗到下午，第二次从这里撤退。

在六天中，宜昌城戏剧性地反复易手。此后，陈诚又组织了一个星期的反攻，终未能得手。

陈诚奉命于危难之际，胜负非他个人的能力所能把握。战役过程中，他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承认“奉职无状”，“敬乞明令严予惩处”。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他向蒋介石说了好话。徐称，陈诚由重庆赶来宜昌，“为时短促”，“虽尽指挥上之能事，未能固守宜昌……所报自请处分一节，似应免予置议，并复慰勉”。

蒋介石何尝不知此役之艰难？他平静地以一句安慰性质的话，了却了对陈诚责任的追究。蒋对陈诚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的。”

虽然蒋介石比较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宜昌失陷的事，但是舆论无情。陈诚因两年之中连失武昌、南昌、宜昌，而被人讥称为“三昌将军”。

“进剿”新四军

陈诚把目光紧紧盯住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43年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是这个纵队的司令员。

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虽对德宣战，但没有军事行动，仍然玩弄着慕尼黑会议以来的外交把戏，与德国妥协，诱使德国进攻苏联。同时，它们在苏联的北方和南方建立军事基地，准备进犯苏联。美国也参加反苏联盟，给芬兰军援，纵容芬兰进攻苏联。1939年12月，在英、美、法三国的操纵下，国联通过了“开除”苏联的决议。此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解放区的“扫荡”，在疯狂地进行着，正面战场已有好几个月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日益加剧，制造许多摩擦事件，掀起了反共浪潮。

在陈诚先后主管的九战区、六战区和湖北省范围内，活动着一支由李先念、张体学等率领的新四军部队。

陈诚与其辖区内新四军的关系，与全国范围内国共两党的关系同步发展。

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抛出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国共间的摩擦增加、升级了。陈诚与新四军之间的关系也紧张、恶化了。

1940年秋冬，当中国大地气温不断降低的时候，国共两党之间的温度也在下降。活动在江南的新四军部队，已经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担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也把眼睛紧紧地盯住了在湖北省敌后展开抗日活动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43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是这个纵队的司令员。

尽管这时的新四军还赫然列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的正式战斗序列之中；但是，陈诚已经不客气地把这支部队诬称为“奸匪”。陈诚不断向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这方面的情况。他把李先念部队的动态称为“匪情”；把对李先念部队的作战称为“剿匪”。

9月，陈诚向蒋介石转报了一份“鄂东匪情”，内称：

“鄂东新四军一部由李先念率领，移至安陆、云梦、应城，约枪二千；一部由张体学率领，活动于黄冈地区的张渡湖周围，枪三千。……惟匪行甚速，一日夜能窜一二百里，各处分遣便衣，除散布谣言，使我不易察悉，我各部极缺通讯材料，指挥联络均感困难，刻严督穷剿，务予根绝。”

11月，陈诚向蒋介石转报了一份对新四军张体学部的“进剿”措施：

“1．各县均需完成自己的工事（土碉）；2．规定鄂东各县剿匪时清乡暂行办法；3．各县地方分设监防哨网，制匪活动；4．积极宣传匪之罪恶与政府剿办决心及匪末路；5．规定民众获匪、获枪及携械投诚给奖俸。”

蒋介石、何应钦一再限令，江南新四军必须迅速分期撤退到长江和黄河以北地区。陈诚立即将这些命令转告六战区所属部队。这些命令对新四军来说，无异于“最后通牒”；对于国民党部队来说，则是战斗的动员。

1941年1月6日，皖南山区腥风血雨。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向正在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发起突然袭击。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这一天，正当参谋总长何应钦忙于听取顾祝同、上官云相关于皖南前线的报告时，收到了陈诚从恩施发来的密电：

新四军在鄂北、鄂中部队仍无开动模样，发出反动口号标语，并赶筑工事，囤积粮食，以防我军进剿，作负隅抗拒准备。

显然，恩施也是蒋介石撒向新四军的大网当中之一目。

陈诚毕竟对皖南的事态放心不下。他挂长途电话到重庆委员长侍从室。从那里，了解到新四军军部已被“解决”，副军长项英下落不明，军长叶挺被扣。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向各战区发出密电：“应防范当面之匪，相机袭击。”

对于陈诚来说，新四军尚属“友军”时，已将其诬称“奸匪”；现在已经明令取消番号，宣布为“叛军”，当更努力“进剿”无疑。

陈诚严令鄂境各国民党游击部队，加紧“围剿”新四军。从恩施发往重庆的“剿匪”密电，络绎不绝。

6月中旬，陈诚开始对活动在鄂中一带的新四军部队“动真格”了。他命令出动一批正规部队，配合各支游击部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清剿”。他发出命令如下：

1．廿集团军应即派有力一团配合出击队，先求江陵、后港、黄家场（潜江西北）等地附近奸匪剿灭之。

2．江防军立即派兵一营配合出击队，先求石岑子、半月山一带奸匪剿灭之，尔后协同友军向河溶镇附近围剿。

3．廿六集团军应派兵一营配合出击队，先求跑马岗附近奸匪剿灭之，尔后协同友军向河溶镇脚东港一带围剿。

4．游击总部应即派一部先求螺山（洪湖西面）、江陵、第五区郝西乡奸匪剿灭之，一部协同友军向江陵、后港、黄家场、河溶镇、西岑子、黄店子一带围剿。

5．各出击队仍服行原任务。

6．以上统限已（6）月删（15）日开始实施，午（7）月删日前一律肃清。

一时间，乌云滚滚，气势汹汹。陈诚本不大动用正规军来对付新四军，这次却发了狠。可是，10年前在江西“围剿”红军时的情况又再次出现。新四军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加之这里又是敌后，比10年前的江西有着更为复杂的战场形势。国民党军捕捉不到新四军的主力，打不起大仗，陈诚的正规部队就失去了作用。

“清剿”进行了半个月后，鄂中地区的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更加活跃。7月3日，陈诚给蒋介石、何应钦发去一份具有讽刺意味的电报：

1．本战区运输第二大队马（21日）电，新四军在当（阳）荆（门）宜（昌）间强迫地方青年入伪党，并于各地设有招待所，罗致我军情报人员。

2．凌兆俭（28日）电，钟祥西南石牌之新四军近派人至傅家场、杨家场等处，宣传吸收青年入奸党。

3．吴奇伟感（27日）电，江口黄学会党徒二千余、枪数百支，被新四军收编开半月山、草埠、向安寺一带。

电报说明，经过陈诚动用正规部队“清剿”，新四军反而越发发展壮大了。

“清剿”不成，陈诚竟设想用冒充新四军活动的办法，兼收抗日、反共之利。7月19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个离奇的方案：

廿集团以八十七军有力之两团（携带无线电），配合各游击队（按指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编成多数纵队及便衣小组，轻装挺进，布于沙洋、后港、江陵、河溶、团林铺间，汉宜路南北地区，于未（8）月蒸（10）日开始活动，破坏敌之交通、通讯，并应绝对秘密原番号，化装冒充新四军等，向敌后纵火，到处袭扰，张大声势，使敌后造成恐怖状态，牵制敌之兵力，详密侦察敌情，但避免与敌作真面目之战斗。

方案的目的是“一箭双雕”。陈诚发出电报后，为自己“创造性”的谋划和即将取得的奇特的效果，而洋洋得意。

岂知蒋介石比陈诚更加老谋深算。他给陈诚发来一条手令：

原计划拟八十七军冒充新四军的办法，有代匪宣传抗敌之不利，不宜如此处置。

陈诚拟冒充新四军骚扰敌后的奇特想法，遂被取消。

陈诚指挥、调动地方游击队和正规军，对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迭加围攻、镇压，这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然破坏，所行实使亲痛仇快。

军人主政

陈诚把军人的作风，带进了湖北省政府。他决心使一盘散沙的政府机构，紧张而有效地运转起来。

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把陈诚这名驰骋疆场的武将，推上了政府官员的岗位。国民政府为了把战时各省的军政领导统一起来，规定由驻节各地的最高军事长官担任省主席。

1938年6月14日，当日军已经攻陷安庆，拉开了武汉会战序幕的时候，身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和武汉卫戍总司令的陈诚，又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

40岁的陈诚，生平第一次肩负一个省的政务。在战争的情况下，军务与政务也确实是很难区分的。政务需要用军事的手段来推行，军务需要行政的密切配合与支持。

前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是个老同盟会员、老资格军界人物，曾经率部参加对工农红军的“围剿”；但此时已失去军事实权。

陈诚在接到省主席的任职命令后一周，于6月21日，带着他选任的省政府新秘书长柳克述，先行来到省政府了解和熟悉情况。他向聚集在礼堂的全体省府工作人员说：

本人向在军事方面，勉负一部分责任，此次奉命兼主鄂政，原不敢承，惟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鄂省适为南北枢纽，武汉复为抗战要区，义之所在，不容规避，只有凛遵领袖之意旨，体察民众之渴望，秉承何前主席之成规，誓以最大之努力，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密切，政治与军事连系确实，政府与人民共同一致，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

7月7日，是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卢沟桥的枪声，如今已响遍大江南北。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我国东部的大片土地；但是，他们也在这个全民动员的战争泥潭中，愈陷愈深。

这一天，向武汉进攻的日军前锋，已经越过马、湖口，武汉东面的大门已被敲开。

这一天，武昌城里的省府中正堂中，举行了新任省府主席和委员的就职典礼。参加宣誓的有陈诚和新任省府委员严重、石瑛、张难先、杨绵仲、郑家俊、陈剑、柳克述，以及各厅厅长等。监誓人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国民政府委员叶楚伧、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参谋总长何应钦、前省主席何成浚等作为重要来宾出席。

蒋介石亲临典礼训话。与会者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出现，使会场增添了热烈、隆重的气氛。他说：

“当此抗战剧烈大敌压境之际，湖北省政府主席、各委员、各厅长于今日宣誓就职，责任格外重大，今后省政之急务，在健全下级政治组织，增进县、区、乡、保、甲之行政效能，以巩固省政之基础，尤宜了然于除弊，即所以兴利之要义，彻底涤除关于征兵与赋税之流弊，以减少人民之痛苦。”

蒋介石特别向省府主席以至各专员、县长，提出两条要求：

第一，应激发责任心，凡事贵能自动负责，劳怨不辞，各专员、县长应有通权达变之能力，以尽忠其本职；第二，应彻底实行‘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怨死’两句格言，造成廉洁而有效能之政治，以适合抗战之需要。

蒋介石致词完毕，陈诚起立，行至讲台前，恭敬而虔诚地致答词：

临危受命，责任綦重，今后谨当确遵总理遗训，领袖训示，政府法令，长官命令，尽忠职守，以期不负中枢倚畀与民众期望。

陈诚宣誓就职后，把军人的作风带进了政府。他要使一盘散沙的政府机构，紧张而有效能地运转起来。他下令：

嗣后各机关职员，除奉公不力者，应即撤职，及有重大过失者应予严惩外，其余一律不准辞职；如有托辞自便临难苟免者，定即从严拿办，决不姑宽。

陈诚就任湖北省主席职不久，即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由民政厅长严重代理省主席的职务；他本人则专任政治部长及战区的指挥官，常驻重庆，又经常到湘鄂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40年9月，陈诚因已奉命任重建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节恩施；同时，又辞去了军委会政治部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兼职。于是，便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亲理省政。

陈诚亲手制订《湖北省政府施政要旨》10条，规定：

本府自三十七年改组以来，严（重）、张（难先）、石（瑛）诸公对于施政纲要，业已具有规模；今后精神仍属一贯，方针无庸变更。

……

现百废待举，吾人处此，首当别其轻重缓急，始不至于忙乱寡要，顾小遗大。其各种事业，如确实需要，又为力所能及者，则需争取时间，迅速施行；如限于人力物力，则暂缓兴办；至当前不急之务，虽有余力，亦决不为。

陈诚对于不合战时需要的省政，一律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革。

他看惯了简洁了当的军用公文，看不惯省政府现行的公文格式。其实，省府的公文，已经进行过改革。原有整版式的公文，变成了分段式；文字中间，也已加以标点。陈诚对此仍不满意。

他以民政厅长朱怀冰搞出的一套行政公文程式为蓝本，制成了一套省府通用的公文程式。每篇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是行文动机，第二段是自己的意见、办法或办理经过，第三段是希望受文机关知道或办理。这一公文程式经省府委员会例会通过后，便印制成册，分发各县执行。

新的公文程式，体现了战时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方针，扫除了公文冗长拖沓的旧习惯；但是，过分机械地搬用军事文电，也造成了一些不伦不类的现象。

军人从政，处处都留下了军人的足迹。军事化可以给行政事务工作带来活力，毕竟也免不了有生硬的地方。

对于陈诚来说，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是他由军界跨入政界的桥梁。在他以后的政绩中，常常可以见到他主政湖北的痕迹。

平价供应

从陈诚平价供应的措施上，人们看到了军事与行政的融合，军制对生活的影响。

鄂西山区，物资匮乏，人民穷困。连年的战争，使得这片本来就十分贫困的湖北省西部地区，更加艰难困苦。

恰恰在这个时候，陈诚带着战场上的硝烟和尘土，回到了省政府主席任上。

他必须妥善安排广大公教人员和城市居民的生活，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陈诚决定用凭证平价供应的办法，来分配十分紧张的物资，保证城市人口的正常生活。对此，他的设想是：

对于一个人所必需的各项生活消费品，在一定限度内，都可凭证向政府所办的商店（或合作社）购买，而此所谓一定限度的数量，则须以足够维持每一人生活为准，超此限度即为浪费，政府当限制之。

军人自有军人的逻辑。他们善于围绕一个指导思想或决策，来思考和制定实施的步骤。不允许有漏洞。哪里考虑得不周全，哪里就会成为敌人的突破口，就会牺牲成千上万的生灵。

在一次省府委员会议上，陈诚以严密的逻辑和周密的思考，就凭证平价分配物品的问题，谈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他说：

以人而言，第一步先解决恩施党政军各界公务员及家属，以及全省学生、警察、团队的问题；第二步再解决全省党政军公务人员及家属问题；第三步解决全省人民的问题。

以物而言，第一步先掌握主要物品，即对日常必需的柴、米、油、盐加以严格的统制，进而统制其他物品；第二步对一切不必要的奢侈品与消耗品（如烟、酒等）加重税额，减少无谓的消耗，并节省物资；第三步找最大的奸商予以严惩，将他们囤积的物资予以平价。

以地区而言，第一步先从省会恩施做起，第二步逐渐推广到第七行政区所属各县，第三步普及全省。

这是将军的壮志。壮志未必都能全部实现。陈诚在主政鄂省的四年时间里，凭证平价供应物资的计划，始终只在省级机关、学校、企业的公教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成年的弟妹中实行。供应的标准是：每人每月粮食37.5斤，其中大米7成，包谷3成；食油1.25斤；食盐7.5两；木柴30斤；煤炭50斤；土布3尺；每人每季棉花1斤。

要确保上述物资的平价供应，首先必须掌握同等数量的物资。陈诚决定组织“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下设粮食部、花纱部、食盐部、油料部、民享服务部、运输部和合作总社，直接经营织布、碾米、制茶、猪鬃、陶瓷、建筑、机械等工厂，并任命银行行长周苍柏兼任“供应处”的经理。

陈诚将周苍柏找来，当面向他交待任务。

“周行长，此次省府决定由你兼任平价物品供应处经理，是交给你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希望你把平价供应的事做好。”陈诚向对方投以信任和倚重的目光。

“主席的厚望，使我深感惶恐。不过，还要请主席指示供应处的资金来源。”周苍柏到底是个经济行家，他提出了最关紧要的问题。

陈诚对周苍柏的提问，早有思想准备。其实，谈这个问题，才是今天约见的本意。他说：

“省财政可以拨出一部分资金，但不会很多。现在是抗战时期，经费的短缺，你是知道的，我想——”

讲到这里，陈诚停顿了一下，并用坚决、果断的口吻继续说：

“你可以动用省银行的资金，甚至提取库存金银，进行大规模生产和收购。”

周苍柏终于明白了，用他这个银行行长来兼物资供应处的经理，是要借用他手中的资金。

后来在执行过程中，银行与供应处的关系十分密切。省银行与供应处，形式上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机构，各有自己的董事会、监事会，但实质上却是两位一体，供应处的银钱收付，都可以在省银行凭转帐传票交割。在各县中，县分行行长也大多兼了县平价物资供应处的经理。

在平价供应的物资中，最主要、最大量的是粮食和食盐。

鄂西山区，土地贫瘠，远不能和江汉平原相比。这里生产的粮食，自给已经困难，何谈供应大批由沦陷区迁来的党政机关人员及其家属？

不要紧。天时、地利不行，还有人和这一条。陈诚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有长期共同战斗和上下级的关系。陈诚所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都是由薛岳接替的。六、九两战区，分分合合，人员和地域多次发生交叉。九战区拥有洞庭粮仓，是粮食“大户”。陈诚通过与薛岳的特殊私人关系，把湖南的军粮拨交鄂西。

在食盐的供应方面，陈诚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

在中国历史上，食盐历来由中央的盐务机构直接经营。陈诚为了掌握充足的食盐平价供应，便由湖北省政府向中央财政部购买足够鄂西、鄂北地区所需的全部食盐，然后再以较低廉的盐价配售给人民。

战时地方经济，无现成的模式可以沿袭，全靠因地制宜，实行灵活、有效的办法。侵略者的炮火，迫使一个军事专家来决策地方经济。

从平价供应的措施上，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军事与行政的融合，百姓与军人的接近，军制对生活的影响。

这是时代打在鄂西山乡的烙印。

这是陈诚留在清江岸边的足迹。

“二五减租”

陈诚以他特有的威严，在鄂西农村推行了“二五减租”政策。这一政策，随着陈诚的离去而烟消云散。

人们大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敌后解放区，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用减去原地租额25％的办法，把农民和地主都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但是，对于国统区也曾局部实行过“二五减租”的政策，知道的人并不很多。

陈诚主政的鄂西，是抗战期间实行“二五减租”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

1941年4月，陈诚亲自签署了《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明令公布，决定分区实施“二五减租”。

陈诚推行的“二五减租”，是在租种土地的农民的总收获量中，先提二成五归自己所有，其余的七成五再与地主对分，即将正产物总收获量的375‰用来交租。因为有二成五的收获量不参加交租、分成，所以便叫做“二五减租”。

陈诚按照国民党的固有理论，把这种“二五减租”称为“平均地权的第一步”、“民生主义实现的第一步”。

共产党与国民党对于实行“二五减租”，所依据的政治理论各不相同；它们的具体计算办法也完全不同。

在一种情况下，这两种“二五减租”给予农民的实惠是相等的，那就是当农民原来的租额为收获量的50％的时候。例如总收获量为1000斤，用共产党的“二五减租”办法，应将500斤的原租额中砍去25％，即只需交租375斤。而陈诚的“二五减租”办法，在农民留下250斤产品归己后，那剩余的750斤的一半，正好也是375斤用来缴租。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恰恰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他们的租额被定在总收获量的50％上下。

这种巧合，有它的必然性，但也自有它奇异的色彩。

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位担任省主席的将军，抛出了四项限制性的措施：

第一，正产物总收获量，如因佃农改良土地与耕作而有增加时，仍依承租时总收获量缴纳。

第二，农民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致正产物欠收时，仍依当地习惯协调减租；但正产物之总收获量不及三成者，概免纳租。

第三，实施减租后，地主不得因减租而退佃。

第四，地主如有用压迫或欺骗手段，诱使佃农于减租额外，另行私立租额者，一经查觉或被人告发，得由政府将原租土地免租三年，仍发交原佃农耕种。其情节重大者，并得以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惩治之。

实行“二五减租”，也如同发起一个战役。都需要有关各个环节的共同努力。陈诚向不同的对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他号召各级官员，以“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来推行减租政策。

他希望佃农明了，减租会给自己带来利益，应“一致地遵行政府的法令”。

他要求地主，“激发其仁慈的德性，以不事生产为可耻，以不劳而获为不义”。

有了这三方面的合力，便可以摧毁旧的阵地，建立新的秩序，夺取新的胜利。

陈诚以特有的威武，严厉推行“二五减租”的政策。

建始县有一位地主，不愿按照陈诚规定的政策办。他说：“我是重庆吴市长国桢的亲戚。”

吴国桢，号屿之，湖北建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至美国格林尼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以后，任重庆市市长，很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青睐。

陈诚得知这位吴国桢亲戚的态度后，以严厉的口吻说：

“他既是吴市长的亲戚，我更要严办。”

他下令建始县政府，立即将这位地主解押来省，追究其抗拒政令、破坏抗战的责任。吴国桢托鄂籍元老出来说情。陈诚置之不理。

陈诚将此案通告各县。自此，地主再不敢公开抗拒“二五减租”政策的推行。

陈诚坚决否认他所推行的“二五减租”与中共的土地政策有任何共同之处。他申辩说：

“有些人以为本党实行减租，是共产党的办法，这不仅是绝大的错误，而且可以说根本不明了本党的主义。”

他剖析这两种在名称上和形式上相同的“二五减租”，究其本质是不一样的。国共两党，政治信仰、奉行主义及工作方法均不相同，他们所实行的名称相同的政策，当然会有本质差异。

但是，陈诚在对这两种政策作具体比较时，却以自己目前推行的“二五减租”去同中共在抗战前推行过的土地政策相比较，并加以歪曲。他攻击说：中共的土地政策是把所有的地主，“不论大小，一概杀死，然后再把田地瓜分”，而且“地主杀死以后，所有的田地并不见得真正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同时他又美化自己说，他主持推行的“二五减租”，则可以使土地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根本消灭共产党推行暴虐手段的口实，使地主佃农，两受其益”。

陈诚歪曲中共此时此刻土地政策的真实情况，这样做的本身，显示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懦弱。

鄂西的“二五减租”，在陈诚的主持下，确实实行了一阵。不过，它在实行中的弊端，却是陈诚本人没有想到的。一种旧的习惯势力和农民对前途的疑虑，使一部分佃农，被迫向政府多报租种的田亩数或总收获量，或在歉收年分像正常年景一样交租，或在夜里偷偷将明令减去的租额送还地主。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不多。

自1943年11月陈诚回到重庆养病开始，鄂西的“二五减租”，便随着陈诚的离开而逐渐烟消云散。

雷厉风行

陈诚面对轻判贪官的判决书，勃然大怒，连骂几声“混蛋”，提笔写下“即予枪决”四个大字。

一个军人，应该威武、果断、雷厉风行，但并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如此。陈诚具有典型的军人性格。

1930年6月中原大战期间，陈诚时任堪称蒋介石精锐之师的第十一师师长，与冯玉祥部激战于河南省境。他下令：所有官兵必须死守归德以西的阵地，违令者以军法处之。其所辖第六十一团防守的陈庄阵地，因遭冯玉祥军梁冠英部的夜袭而失守。次日，陈诚命第三十一旅旅长李默庵组织第六十一团和第六十三团合力反攻，激战竟日，伤亡很大，终未收复。

军令如山。

陈诚决心追究第六十一团丢失阵地的责任，将团长刘天铎扣押，准备按军法就地正法。按理，作战时师长处决违反军令的下一级军官，可以先斩后奏。但对于刘天铎的惩处却不能这样。刘天铎何许人也？此人乃陈诚的顶头上司、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之侄。

刘峙乃保定军校二期生，资历比陈诚老得多。第一次东征时，刘任营长，陈仅为炮兵连长。这使陈诚感到棘手：若按军法严处，则会开罪刘峙；若徇情从轻发落，则不足以严肃军纪。他急中生智。刘天铎有刘峙为后台，陈诚则有蒋介石作靠山。陈诚在行刑前，先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得到了蒋的批准。刘峙不仅亲自出面说情，而且请出陇海路诸将领进行斡旋。可是，陈诚有“尚方宝剑”在手，谁也不理，命连长罗伟在战地将刘天铎枪决。

客观地说，陈诚这样做还是需要勇气的。刘峙毕竟是他的顶头上司。当时虽然没有“穿小鞋”这样形象化的说法，但借机报复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蒋介石批准了杀刘天铎，但总不好大事小事都闹到蒋介石那里去。

陈诚规定，不论平时战时，官兵都不准赤膊。其实，这只不过是强调和重申而已。军人不准赤膊，乃是常识问题。但是，在天气十分炎热的情况下，指挥官对于赤膊的士兵，大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陈诚则不然。

1932年夏，第十四师正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任第十八军军长的陈诚经过师直属骑兵连驻地，见有士兵赤膊，即派卫士传该连连长方耀问话。

陈诚问：“你连士兵为什么赤膊？”

方耀答：“天气太热。”

陈诚板起面孔说：“怕热，把皮剥掉！”

方耀不敢再辩解。还是师长周至柔、副师长霍揆彰给解了围。他们都向陈诚报以一笑，意思是不必小题大做。陈诚这才跟着笑了起来，但随即又严肃地对方连长强调：“带兵如玩火，对部属要求一定要严格，规定怎么做就怎么做！”方耀此次虽得救于周至柔、霍揆彰，但以后却再不敢听任士兵赤膊。

陈诚还把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到了湖北省政府。他常用古语“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作为座右铭。他曾对部属说：“一个军政首长，居心必须仁厚，处事必须果决，也就是‘仁者必有勇’的精神。”

陈诚在主政湖北期间，把打击的锋芒首先对准贪官污吏。他说：

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与贪官污吏是相依为命、相辅相成的。惟其政府中有贪官污吏，所以社会上才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亦惟社会上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以政府才能发生贪官污吏。今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就须先行肃清贪官污吏……

他的指导思想是“除弊重于兴利”。他说：

在积弊没有除去之先，利政是不能兴起的；腐烂的肉不割掉，好的肉是永远长不出来（的）。……中国今日之大患，不在民利未兴，而在民害未除，害除而利自生。

监利县县长黄向荣，用公款做棉花生意，被省参议员傅鹤琴向陈诚作了检举。陈诚立命将黄逮捕法办。省保安司令部的人与黄关系较好，又同情他初犯，遂延宕半年，迟迟未办。至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动身前夕，省保安司令部将拟判黄向荣12年徒刑的判决书，匆匆送陈审阅，意欲保其过关，免其一死。不料陈诚阅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连骂几声“混蛋”，在签呈上赫然批了四个大字：即予枪决。原想成全黄向荣的一纸签呈，反而成了催命书。到了执行死刑之日，黄向荣表示不服；但监刑官说这是陈主席的命令，没有办法。问黄有什么需要交代的事，黄抽出钢笔给妻子写下四句遗言：“杀我吓人，死不甘心，教我子孙，再莫做官。”写完后，也骂了几声“混蛋”。

宜昌县县长武长青，在颁发鸦片烟膏新旧牌照的交替期间，经过请示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同意了经营者在捐赠一定数额款的前提下，暂先无照营业。这种捐赠的款项，既有利于缓解县财政的困难，又可使县长本人得到好处。有人把这事告到陈诚那里。正逢陈诚召开县长会议，这是“杀一儆百”的好机会。

陈诚令将武长青解押恩施。县长们拭目以待，他们知道武长青与陈诚有同学之谊。到了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陈诚下令：“宜昌县县长武长青贪污有罪，着即枪决。”

主办法官踌躇良久，鼓足勇气向陈诚直言：“武长青的案件还没有审讯，可否等审问清楚了再枪决？”

陈诚大怒，严令：“什么审讯不审讯，马上枪决，不准迟疑。”

武长青被插上斩标，绑赴刑场执行。据说行刑时，武县长连呼冤枉，但这种呼叫阻挡不住急速射来的子弹。他还是倒在了恩施土桥坝的一块荒地里。

曾经同意武长青接受捐赠的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吓得魂不附体，跑到测字摊上去问吉凶，看有没有生命危险；后来见陈诚再没有往下追究，才放心地回到宜昌。

对于县长不敢去碰的豪绅恶霸，陈诚当然不在乎。

长阳县有个头号恶霸覃瑞三。他不仅欺压百姓人民，还敢于对抗县里的财政摊派。县长吴雨桐左右为难：不向覃瑞三摊派，会影响一大片，县财政的收入便不能保证；若强行向覃摊派，又怕开罪不起。正在这时，正好有人把控告覃瑞三霸占土地、强占民女的状子送到省里。陈诚即令县政府将覃瑞三解押来省。覃见势不妙，逃到邻县巴东乡大恶霸邓品三那里。邓拥有武装，实力雄厚，吴雨桐不敢下手。

陈诚得知后，电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派兵将覃、邓捉拿归案。覃、邓见大军开临，自知不敌，束手就擒。覃瑞三被押到恩施后，立予枪决；邓品三则锒铛入狱，后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出面说情，方获释放。

陈诚在主政湖北期间，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党政军年终检讨会。会议议题多、时间长，有时要开一个多月。他把军队的一套，带到了这类会议上。与会人员被严格地编成中队、大队，形同一支部队。大队长和中队长分别由行政专员和保安团长担任。会议按时点名，各人不得迟到、早退，更不能无故缺席。开会铃声一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对号入座。

会议期间，各厅处长、行署主任、行政专员、县长等，都要作工作报告，报告时间一律限半小时，到时打铃。陈诚则不断向报告者提出问题，进行插话，或在笔记本上记下什么，弄得报告者惶恐、紧张，战栗不安。一场报告下来，如同生了一场大病。

有一次，公安县县长方扩军讲到结束铃响，才说了一半。陈诚严厉批评说：“你在公安干了这么多年，就是一本经，也该念熟了。”事后，这位著名的“不倒翁”，竟然还是倒了，县长一职由别人接任。

陈诚之所以成为蒋介石重要的“文臣武将”，与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素质，不能说没有关系。

与叶挺的交往

时代的烙印，使陈诚与叶挺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历史记录下了这值得玩味的一页。

北伐军与新四军的名将叶挺，与陈诚都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只是叶挺大陈诚2岁，也比陈诚早2年入保定军校。他们在保定军校并未见过面。叶挺在1918年，因家境困难中断学业，返回家乡；而这年秋天，陈诚方被保定军校录取，并先到北京南苑的陆军第九师入伍锻炼。

北伐战争中，叶挺先后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和第二十四师师长。恰好，陈诚也有相似的经历，先后担任第六十三团团长、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他们的地位相当。不过，就对北伐战争的贡献和社会影响来说，陈诚远不能与在“铁军”中指挥作战的叶挺相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与叶挺在武汉同时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时，他们的地位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陈诚则是统领4个军又7个师的武汉卫戍总司令。

1938年初，叶挺住汉口太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陈诚常来看望叶挺，同时也可以前往相距不远的八路军办事处。

时代的烙印，使陈诚与叶挺的关系，微妙而复杂。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军长被扣。

陈诚对事变的结果感到高兴、庆幸。他在恩施从长途电话中了解到事变的结果时，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人员说：

“蒋委员长看问题是看得很远的，皖南离首都很近，如果现在不把它（新四军）干了，等到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军队就威胁南京，后患无穷。”但是，他对叶挺军长又十分敬重，向蒋介石请求不要杀害叶挺，由他担保。

1942年春夏，叶挺被囚于重庆林森路望龙门22号。

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因为抗日，已经被国民党囚禁了一年多。他为了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发不剪，须不修。

一次，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决定前来看望叶挺。军统头子戴笠命处长沈醉前去劝说叶挺整修面容。

“军长，重庆是有名的火盆，天气太热了，您是否把头发理短些？”沈醉说。

“谢谢你的好意。我早已说过，不获无条件释放，我是不会去理发的！”叶挺坚决地说。

“如果最近有人来见您，您也不能修整一下面容吗？”沈醉仍想婉转地规劝。

“我决不会为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剪须发！”回答斩钉截铁。

两三天后，陈诚来到叶挺的住处。

一个是满面春风的将军。

一个是须长发乱的囚徒。

“希夷兄，何必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呢？”

“一个囚徒，还有什么好样子？”

“我已经在蒋委员长面前保了你，随我到六战区去屈就副司令长官吧。”陈诚的话，确有几分诚意。

“我除了仍旧去担任新四军军长外，别的什么职务也不会担任。”叶挺倔犟地说。

“你这样固执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陈诚的话，又是劝解，又是批评。

“我知道对自己没有好处。但是，你们袭击抗日的新四军，这对国家和民族又有什么好处呢？”叶挺的语言十分犀利。

水火不容。陈诚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天，陈诚再次来访。他要继续昨天没有完成的任务。

“希夷兄，你有什么话对委员长说吗？”陈诚终于抛出了谈话的主题。

“没有。”一个坚定而顽强的声音。

“如果他想见你呢？”陈诚进一步挑开说。

叶挺开始沉思。从蒋介石对新四军和自己的残害来看，没有什么见面的必要；但是，自己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见见面，去碰他一下也未尝不可。于是，叶挺坦然地答复陈诚：“好吧，尊君旨意。”

陈诚喜出望外，突然又补充了一句：

“兄既同意见委员长，还是把面容和衣服整理一下吧！”语调已近乎恳求。

“就按我本来的面目去见他，何必改装修容？”

“希夷兄，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如何敢领你上委员长那里！”

“既然如此，那就服从吧！”叶挺不想再为难陈诚，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叶挺整装、修容后，他们一道登车来到蒋介石住处。

他们在客厅里坐不多久，即听卫兵大声呼唤：“委员长到！”

陈诚立正报告。

叶挺亦离开座位，略行礼仪。

“你知道错了吗？”蒋介石坐下以后，即大声对着叶挺说。

“我没有错。”叶挺坚定地回答。

“共产党目无政府，目无领袖，不服从军令，以致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惨祸。”蒋介石用他那浙江官话，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当然，新四军的问题在共产党身上，你是被共产党利用的，与你无关。”

蒋介石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你是一名将才，现在抗日，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我准备派你到六十二军去当军长，或者到新编二十二军去也可以。”

“委员长，请不要忘记，现在我还没有自由，囚徒怎么能去当军长呢？”叶挺冷静地挖苦说。

蒋介石遇到这突然的一击，十分尴尬。

陈诚赶忙起立立正，大声说：

“报告委员长，我们回去研究委员长的指示，改天再来复命。”

说完，陈诚便拉叶挺离开客厅，把他送回住处。

这以后，军统便把叶挺从望龙门22号移到“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中囚禁。一切优待都被取消。

1942年底陈诚又作了一次努力。

他再次向蒋介石请求，让叶挺住到恩施来，以便由他就近“规劝”。

叶挺来到恩施后，各方面条件都有所改善。

陈诚让他在省政府里挂名“高参”。他可以到办公室看报、喝茶、下棋，也可以回寝室休息。

叶夫人和女儿扬眉被从桂林接来，同叶挺住在一起。每逢演出节目，还让叶挺夫妇坐在前排中座。

陈诚告诉叶挺：

“现在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我已关照民享社，在生活上和物质上给你以特殊照顾。”

“谢谢，不需要。你们的省银行行长周苍柏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负责我的生活费用，日后如数归还。”叶挺表明了自己的志节。

好在周苍柏正好被陈诚委任为兼“物资供应处”经理，叶挺所住民享社东门招待所亦在他的辖下。叶挺的生活费用，究竟是由周苍柏私人垫付，还是由陈诚指示在民享社中报销了，不得而知。看来，叶挺的志节和陈诚的关照，都是事实。

1943年6月下旬，《新华日报》记者陆诒趁参加鄂西慰问团之机，奉周恩来的指示，去恩施看望叶挺，向他通报国内外形势及有关中共营救他的情况。

这时，叶挺与夫人、女儿已经移住恩施西郊朱家河。

陆诒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面交陈诚。陈诚阅信后，爽快地说：

“希夷兄一家住在恩施西郊，你要去访问他，这不成问题，我会派人带你去。你将来回重庆时，望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由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决无问题，请他宽心。”

谈完话，陈诚即派副官陪陆诒驱车赴恩施西郊与叶挺会面。当叶挺留陆诒吃饭时，副官便告辞离去。这说明，陈诚对叶挺的监视还是较为宽松的。

叶挺从1942年底移住恩施，直至抗战胜利，中间除了有几个月又被押往桂林外，一直住在这里。

陈诚让叶挺长期住在自己身边，固然有劝降的用意，但在恩施的境遇，毕竟比关在其他地方要好。

历史记录下了这两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将军，在清江岸边微妙而复杂的一页。

杀害中共特委书记

一声暗哑的枪声，一位年仅26岁的中共特委书记，倒在了鄂西山乡。

抗战中期，陈诚坐镇恩施，掌握了湖北省军政大权。他可以主宰尚未沦陷的鄂西地区的一切。他的特殊地位，使他不能容忍鄂西的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独立于他的控制之外。于是，他把鄂西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以及保安、警察、情报部门和三青团等单位，联合组成了一个进行反共的决策和行动机构——恩施高干会。陈诚亲自任主任；他的嫡系干部、六战区参谋长郭忏和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为副主任；军统军事谍报流动组组长刘培初为总干事。

这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立场，作为军委会政治部长的陈诚以及他的继任者张治中，虽然可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长期在政治部中合作共事；可是陈诚却不容许一个共产党的细胞组织在他的辖区内存在。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的枪声刚刚停息，全中国和全世界尚处于一片震惊与困惑之中；在偏远的鄂西山区，陈诚下令将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悄悄逮捕。没有枪声，也没有引起社会震动，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何功伟的被秘密逮捕，与皖南事变一样，同是国共摩擦中迸发出的火花。

何功伟，又名何彬，湖北省咸宁县人，1915年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湘鄂西区委书记。

陈诚控制的特务组织，初将何功伟监禁在恩施鼓楼街16号；后又转到城北方家坝监狱，单独囚禁在一个漆黑的小谷仓里。

为迫使何功伟背叛中共、出卖同志，陈诚动员了各种力量，对他软硬兼施，大搞车轮战。就连身居民政厅长的朱怀冰，也披挂上阵，充当说客；其他名士达官之类，前来说项者更多。

一天，一个穿长袍大褂的老头，受陈诚的驱使，来到阴森的谷仓前，和这位年轻的共产党首领辩论，妄图摧垮他的共产主义信念。

“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还是要实行三民主义。”老头的进攻软弱无力。

“是的，中国共产党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不过，我们信仰的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何功伟言辞犀利。

“你们共产党抢地盘！”老头鼓起劲头，又扔出一粒石子。

“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得到了一些地盘，但那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依靠人民，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的地盘。这些地盘，正是你们丢掉的国土！”答辩是成功的。

像这类的唇枪舌战，何功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每次说客都败阵而下。

正气终究战胜了邪恶。

陈诚对此一筹莫展。

“主席，何不动以父子之情？”朱怀冰想出了新的主意。

“噢，好办法，好办法！”陈诚欣然同意。接着又问：“他老家在哪里？”

“也在湖北省，是鄂东咸宁人。”朱怀冰对这些情况早已盘查清楚。

“就是远了一些。”

“不要紧，千把里路，再难走有十天半月也走到了。”

他们决心用父子之情，来征服共产党人对事业的忠贞。

消息经过曲折的渠道，传到了方家坝监狱。何功伟着急了。在这场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他对于陈诚和国民党当局已经不抱什么幻想，因而也不想父亲千里迢迢前来做这种劳而无功的事，更不想连累老人受苦。他想起不久前，南方局同志带来周恩来书记的指示：“陈诚会对我们党下毒手的，你们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他提笔给父亲写下了铮铮之词：

“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

可惜，此信被特务机关扣住未发，未能送到功伟父亲的手中。

何父救子心切，还是不辞辛劳地赶到了恩施。

陈诚有令：

“告诉何父，只要他儿子履行自首手续，愿意同我们合作，可以立即释放，并可考虑让他出国留学。”

陈诚施放的饵料似很诱人。

4月9日，功伟的父亲在特务的胁迫下，来到方家坝探监。

此时此刻，父与子纯正的感情，与阴森、冰冷、痛苦的现实交织在一起。

一对刚毅的目光，透过盈眶的泪水，凝视慈祥的父亲。

一双衰老颤抖的手，捧着儿子的脸注视良久。

儿子是他的希望，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去死。

“功伟，陈主席说了，只要你点头，同意他的条件，就可以跟我回去。你就点了这个头吧。”父亲近乎哀求儿子。

“头可断，不可点！”儿子斩钉截铁地说。

“陈主席还说，可以送你出国留学。”老人救儿心切，继续抛出陈诚交给他的法宝。

“如果他们要我留学，第一，我个人不履行任何手续；第二，由他们公开登报，以统一战线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的地点是苏联。”囚徒提出了强硬的条件。

口说无凭。何功伟特地写下了一封给父亲的信，作为他的“书面声明”和“死亡宣言书”。信中说：

儿子所以始终忍心背弃大人的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念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大多数人永久利益以换取我一家之幸福。谁无父母，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家，牺牲他人，苟安一家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信的内容，当然要报到陈诚那里。历史的局限，只能使他摇头叹息：“太顽固了！”

当陈诚读到何功伟致父亲信的内容时，深深地知道，以往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唯一的办法，是从肉体上把这个“顽固”的共产党骨干消灭掉。他下令，将何功伟立即处死。

11月17日清晨，鄂西的初冬，寒气逼人。山林呼啸，江水激荡。随着一声枪响，何功伟献出了26岁的年轻生命。

与史迪威合作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将领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并进攻该地区的美、英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本又向东南亚各国发动了攻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英在东南亚地区作战的失利，他们寄希望于中国战场，企图借中国的力量，拖住日本。同年底，中英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成立，中国远征军随之入缅作战。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在取得同古、仁安羌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因指挥失误，步调不一，致损兵折将，牺牲惨重。

由于中国援缅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失败，历史把陈诚推上与一个外国指挥官合作共事的舞台。这个外国指挥官就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是美国人，生于1883年，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步兵科，曾数度来华供职，先后当过驻华美军语言教官、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代理参谋长、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

1943年1月，正在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与外交部长宋子文一起，同史迪威讨论编练30个师中国新军的问题。

宋子文是美国通，但他并不通军事。军队的编练问题，主要还是靠陈诚拿办法。实践证明，陈诚与史迪威的谈判是成功的。

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将领中的一位“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后来，美国陆军部在编写中印缅战史时，把史迪威和宋子文、陈诚的合作，说成是史氏奉命东来的高潮之一。

1月28日，干练的史迪威综合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指示以及和宋子文、陈诚讨论的结果，制订了编练新军的计划，报请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批准。史迪威在文件中特别强调：

“应请加速集中军队，陈诚将军应摆脱其他一切职务。”

史迪威对陈诚的信赖和器重，与蒋介石不谋而合。他关于让陈诚统率一支新的军队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但是，关于陈诚“应摆脱其他一切职务”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蒋介石也是有苦难言，有许多职务，是非陈诚莫属的。

2月11日，陈诚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按照中美双方的协议，陈诚对于这支新建立的中国远征军，具有完整的指挥权；而美国人只负责训练和供应租借武器、物资的责任。

3月10日，刚刚上任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与史迪威在重庆又开始了会谈。他们要商定中国军队调集和训练的实施细则。

他们在这次会谈中，商定调集8000至9000名中国军人，首先在昆明训练基地分批训练，然后再空运到印度兰伽训练营去，进一步熟悉新武器的性质和使用方法。

陈诚毕竟是保定军校炮科的毕业生。他知道特种兵的技术训练要求更高，武器也比步兵复杂。他向史迪威提议：

“特种兵科的干部，要更多地送到印度去，加强技术训练。”

史迪威会心地点点头。他很清楚，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先进工业国家相比，陆军的落后，主要是在特种兵和重武器方面。

“但是，对高级干部，则应当以精神训练为主。”陈诚补充他刚才发表的观点。

“我以为——”史迪威另辟新的话题，“新编制的军队，应当由一个军辖两个师，而不是像现在贵国的编制那样，辖三个师。”

显然，史迪威希望使军的编制更精干、灵活，在提高素质和战斗力上下功夫。

“将军阁下，一个军的编制，究竟以辖几个师为宜，恐怕还要考虑到我国作战地形和军队装备的具体情况。”陈诚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史迪威冷静地倾听着这位中国将军的发言。

陈诚继续说：“滇西的地形复杂，往往需要一个军独立地应付各种情况，而不能及时得到支援。同时，中国军队在营以下没有通讯部队，这也增加了大部队之间联合协同作战的困难。”

新军的编制问题，暂时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

只好求同存异。

陈诚按照中美双方商定的意见，先制订出团以下的编制方案：

每步兵团含步兵3营，高（平）射机枪2连，迫击炮1连，驮马运输1连，通信、特务、防毒各1排，卫生队1队。

每步兵营辖步兵3连，机枪1连，战防枪（反坦克武器）、通信、补给各1班。

每步兵连辖步兵3排，机枪、迫击炮各1班。

每步兵排辖步兵3班，每班有掷弹筒1，手提机枪1，轻机枪1，手枪1，步枪8。

这一编制方案，明显地增强了团以下小炮和机枪的火力配备，大大提高了团一级的战斗力。

可是，军一级的编制，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8月，这个问题，再次在陈诚与史迪威之间提出来讨论。

史迪威仍旧坚持一军两师这一较小规模的意见。

陈诚则坚持认为，每军三师制比较符合当前作战的要求。

中美双方的合作与讨论，被蒙上了一层小小的阴影。尽管它不是两国、两军之间重大战略的原则分歧，但僵持毕竟潜伏着危机。

陈诚左右为难。一方面他的意见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好恶，而是反映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的意见，不好违拗；另一方面，史迪威在军事援助方面，有相当的权威，关系一旦搞僵，将不利于中国新军的编制和下一步的反攻。

在这进退维谷的艰难时刻，智慧之神向陈诚伸出了援助的手。他巧妙地设计出一种妥协方案：

各军编制仍按中国既定的模式，为一军三师制。

目前每军暂以新的编制方案，补充装备两个师，即第二军之第九、第七十六师，第六军之第九十三、预二师，第八军之第一、第一○三师，第五十三军之第一一六、第一三○师，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以及第三十六师。

这个方案，既坚持了中国方面固有的编制方案，又在实际上采纳了史迪威的意见。

蒋介石和史迪威接受了这个方案。

陈诚则为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摊牌而暗自庆幸。

死守石牌的奇效

蒋介石把电话直接挂到远征军司令部：“辞修，鄂西紧张，你应负实际指挥责任。”

1943年4月下旬，日军调集精锐部队7个师团，约10万之众，以及10余架飞机，发起了鄂西战役。

宜昌附近的长江和山岭之间，重又布满硝烟烽火。

鄂西属第六战区驻防地域。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两个多月前兼任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此时正在滇缅前线指挥军事。在鄂西负实际指挥责任的高级指挥官有：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战区参谋长郭忏和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等。他们指挥7个军、15万人在这里据守。

5月中旬，正是鄂西鲜花盛开的季节。日军肆虐的飞机、大炮，驱走了大好春光。一股祸水，由东向西滚滚而来。第六战区的部队节节后退，形势十分危急。

蒋介石把电话直接挂到设在楚雄弥渡的远征军司令部。

“辞修，鄂西紧张，你应负实际指挥责任。”蒋介石命令说。

“报告委座，六战区的部署和战况，每天都有报告来。卑职正在悉心指挥。”陈诚如实相告，他已经在指挥1200公里之外的战斗。

“不，你不能在千里之外指挥。你应当立即回到恩施的战区指挥部去！”这道命令，既是信任，又是批评。

蒋介石对陈诚的使用，往往是不考虑他的实际职务的。哪里需要，就命令他到哪里去。何况现在他还是名正言顺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哩！

“是。卑职即刻动身。”陈诚本以为自己的屁股已经坐到了远征军一边，岂知这个估计又出了偏差。

陈诚飞越崇山峻岭，15日抵重庆，17日到恩施。

这时恩施已经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人们不知道日军此次究竟要向西推进到什么地方。很少经历战火的恩施人，分外紧张。

陈诚选择在省政府的屋后空地，召集六战区和省政府机关的全体官员开会。他以自然、安详的神态，向大家介绍战局。他在报告的最后强调说：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诚团结，沉着镇定，以不变应万变。”

陈诚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安定的态度，竟然把惊慌失措的人心给稳住了。

前线仍在激战。

25日以后，日军的攻击重点已十分明显：他们要拿下具有战略价值的石牌要塞。

石牌，乃陪都重庆东面的第一道门户，位于宜昌以西长江的三峡口上。这里背临长江，山峦起伏，地势险峻。

陈诚命自己的嫡系部队、由胡琏担任师长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固守石牌。他们的任务在于：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至各路援军到达后，在清江两岸地区，南北夹击敌军。

一场恶战，即将在此爆发。

奔腾的江水，犹如军人的一腔热血；高耸的山峰，象征着官兵崇高的报国之志。江边的一块大石崖上，镌刻着“石牌天险敌胆寒”七个大字。

师长胡琏写下了遗书，连同部分物品，一起托人交给家属。他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27日至29日，猛烈的战斗在石牌主阵地进行。日军以9架飞机低飞助战，以轰炸代替炮击；步兵分成若干小股向前猛扑。只要阵地上一出现空隙，日军便立即以密集的队伍冲杀过来。

第十一师顽强抵抗，决不后退一步。他们用猛烈的炮火杀伤敌人，以自己的身体筑成一道钢铁长城。

敌人成批地倒在他们试图抢夺的阵地前。

中国的士兵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大小高家岭上，曾经有三个小时停歇了枪声。这不是暂时停止了战斗，而是双方扭作了一团，在进行人世间最为惨烈的肉搏战。

日军在阵地上把被打死的日军官兵草草掩埋，或架在木柴上焚化。仅石牌八斗坊一带，日军就处理了2000具尸体。

中国军人也利用战斗的间隙，悲痛地埋葬了牺牲的战友。

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胡琏师长接到了司令长官陈诚打来的电话：

“胡师长吗？有把握守住阵地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战区指挥部传来。

“报告司令长官，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胡琏坚决地回答。

“好，等着给你庆功！”陈诚表明了自己的信心。

日军经过三天的猛烈进攻，未能拿下石牌，便改变主意，从西边迂回进攻三斗坪，企图把石牌孤立在宜昌与三斗坪之间。

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把总部从三斗坪南移到太平溪，并急电陈诚，请求放弃石牌，变换阵地。

陈诚果断地回答：

“纵三斗坪失守，石牌孤立，亦所不顾；江防军必须竭力守备现阵地，各军按预定计划反攻。”陈诚的决心可以理解，但多少有些冒险。因为自江防至恩施、重庆，这一广大的纵深地带，已经无预备兵源可资调遣，后方十分空虚。

战争，难免要唱空城计。陈诚的这一决策，稳定了全局，震慑了敌人。

转机终于来临。遵照陈诚的部署，夏楚中将军指挥的第七十九军和方靖将军指挥的第六十六军及时赶来增援，中国军队士气大振，实力大增。疲惫不堪的日军，正面攻石牌不克，迂回袭三斗坪又未得手，他们后撤了。陈诚顺利地渡过了一场“青黄不接”的危机。

战场开始沉寂。日军悄悄向后转移。

陈诚下令全线反击。

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大批出动，把巨量的炸弹倾泻在宜昌附近的日军阵地上。

坚守石牌要塞的勇士们，眼望着移向东方的硝烟，兴奋得流下眼泪。

“石牌天险敌胆寒”七个镌刻在石崖上的大字，在江风云烟中显得更加威严壮观。

第六战区的部队经过半个月的反攻，至6月20日，使战场形势重又恢复到5月初的态势。

鄂西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本来，这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战役，对于整个中国战场的战局并无太大影响。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太需要宣传自己的胜利了。

重庆国民政府派国民党元老和名流张继、孔庚率领全国慰问团，前往恩施。

“庆祝鄂西大捷要信赖陈司令长官”的口号，赫然载于报端。

6月7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端午节。这天，恩施各界召开了“庆祝鄂西大捷暨端午节劳军大会”。

7月初，蒋介石亲飞恩施，利用各种场合对石牌之战和战役最高指挥官陈诚，多次予以夸奖。

陈诚本人亦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于10月9日，获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他自1930年元旦获得第一枚勋章以来，14年中获得的第六枚勋章。与陈诚同时获得这种勋章的，还有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总司令吴奇伟，第十八军军长方天，航空委员会负责人周至柔等人。

鄂西会战结束后不久，陈诚即于当年11月因胃病复发，到重庆休养，而将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交由卫立煌代理。此后，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又先后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军政部长等职。

第八章 内战急先锋

参加国共谈判

陈诚、周恩来、马歇尔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高潮迭起。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的受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历经8年艰苦奋斗，胜利结束。

作为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的情况下，其工作范围，涉及国民党部队、中共部队及投降的日伪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肆抢占胜利果实，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为了争取时间，将大批部队调往未来的内战战场，国民党打出了“和平谈判”的旗号。陈诚便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对手，参加了一段战后国共谈判。

陈诚虽作为中共将领的一名宿敌，留在大家的记忆之中；但是，他与中共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许多和平的、礼貌的交往。

抗战前期，他以军委会政治部长的身份，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政治部中合作共事2年半时间。抗战胜利后，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与毛泽东同桌共宴，摄影留念，并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作为这种和平、礼貌交往的终结，是他在1946年内，断断续续参加的与中共方面的和平谈判。

4月3日，军政部长陈诚继张治中之后，出任“三人小组”中的国民党政府代表。

8日，陈诚一身戎装，来到陈设讲究的怡园出席三人小组会议。这是这个小组自1月建组以来的第七次会议。

三人小组，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和美国总统特使三方组成。成立时，三方代表分别为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并由马歇尔担任主席。这是抗战胜利后，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三个方面，讨论战后中国重大问题的一种会议组织。著名的1月10日停战协定，就是这个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成果。陈诚是这个小组中国民党政府的第三任代表。

出席第七次会议的人员，除陈诚外，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美方代表为马歇尔的高级助手吉伦将军。

在陈诚的政治生涯中，对共产党和美国都不陌生。他们之间能找到许多共同语言。陈诚与周恩来曾经分别是政治部的正、副部长。他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曾经合作得很好。现在他又和共产党、美国的代表，在大家都熟悉的山城重庆，坐到了一起，来商讨避免冲突、防止内战的办法。

这一天，主要用来提出问题，以备各方深入考虑。

吉伦将军提出：“东北局势非常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部队在那里应停止调动，并全部撤退到距铁路线一日行军路程的地方。”

风度翩翩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权利。他严肃而有礼貌地说：

“中共部队在东北的调动，是为了行使接收的权利。这一点，谁也不能干预。”

陈诚大概因为刚刚参加这样的会谈，他还需要观察和思考。因此，他没有发表什么实质性的讲话。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

吉伦将军首先要求，对他昨天提出的方案详加讨论。

中共代表周恩来强硬坚持，应当先将各地冲突停止，再讨论有关如何接收主权的问题。

沉默了一天的陈诚，开始发表意见。他说：

“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与攻击政府已经接收之地区，故须中共让开道路，俾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区，且限制中共不危害政府接收人员，方能避免冲突。”

周恩来认为，会议应当先讨论停止冲突的问题。显然，在他的资料袋中，一切资料都证明，冲突都是国民党军挑起的。陈诚并不反对先讨论停止冲突问题，但他坚持认为冲突是中共制造的。

吉伦将军在国共双方发生僵局的情况下，提出一个“折衷”方案：鉴于中共在东北继续调动部队，建议允许国民党军也有权自由进至长春。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折衷”方案。一些表面看来“折衷”的意见，如果把它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背景下考察，它都会有一定的倾向性。不言而喻，吉伦的折衷方案，微妙地向着国民党方面倾斜。

陈诚顺水推舟地说：

“对吉伦将军的建议，政府当诚意接受。惟接受此项建议，不影响政府履行中苏协定接收其他苏军撤退地区，如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之权利及责任。”

陈诚的目的，在于排斥中共和东北人民武装力量行使对东北接收的正当权利。这个意见，理所当然地为中共代表周恩来所拒绝。

陈诚出师不利，没有使商讨得到进展。

他此次出任国民党政府在三人小组中的代表，一共只有20天时间。24日，这一伤透脑筋的职位，即由军令部长徐永昌接替。

时隔半年，从10月下旬起，由于徐永昌生病，当时已经担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再次充当国民党政府在该小组中的代表。

11月9日，此时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已经进行了4个多月，中共部队控制的北方重镇张家口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了将近1个月，由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也即将出台。这一天，俞大维将军交给三人小组主席马歇尔一份陈诚发来的备忘录，内称：

“国民政府主席已于11月8日命令中国全境国军一律停止战斗，各部队留驻现防阵地；本命令将于11月11日中午生效。”

俞大维补充说：“陈参谋总长请求阁下通知中共代表周恩来，请他出席一次三人小组会议，以便讨论停止冲突的措施。”

马歇尔连忙追问：“蒋委员长对于拟议中的这次三人小组会议，有什么意图？”

“首先可能要由中共发布一项停战命令。”俞大维答复说，“而后，三人小组或许还要为部队重新配置或调整拟定种种办法而进行磋商，因为双方军队的脱离接触也许已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10日，周恩来在收到陈诚备忘录的副本和开会通知后，赶到马歇尔住处，直截了当地说：

“既然有明显迹象表明，国民大会不会推迟，我对于应该如何向延安报告感到十分困惑。”周恩来紧锁浓眉，沉重地说，“因为我无法理解，军事上的停战，怎能在政治决裂的局势下出现。”

马歇尔习惯地耸耸肩，摊开双手说：

“同您一样，我也感到困惑。由于我不熟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权术，我总是不能确实理解双方政治行动背后的真实用意；但我是相信‘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希望’，我已经根据这种信念，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他们商定，明天会议还是应当参加。

11日上午，三人小组自6月谈判中断以来，三方代表又重新坐到一起，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

中共代表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以发布停战令为掩护，以便组织更大规模进攻的阴谋。他以浓重的淮安口音，对国民党方面的出席者陈诚和俞大维说：

“我想要问一声政府代表，你们是否认为还存在着几分挽救时局的希望？如果尚有挽救政治局势的某种可能，我们就愿意认真考虑军事范围内的任何可能。”

陈诚避开敏感的政治局势问题，阐述了他对停止冲突具体措施的想法。他操着地道青田官话说：

“首先，就地停战，并派去执行小组以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在执行小组到达之后，设法把敌对双方的部队分隔开，并安排必要的部队调动；第三，为解决执行小组内和军调处执行部内的意见分歧而拟定某种办法。”

他针对中共方面以先解决政治问题为前提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说：

“如果能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我希望这会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能够导致进一步谅解的影响。”

马歇尔插话说：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立即结束冲突的途径，这就一定会使总的局势得到改善；对于所有各方都是越快越好。”

他的话看起来是在安抚中共，实际上却是偏向国民党的。

善于与谈判对手周旋的周恩来沉着地说：

“我对此还不能作出具体的答复。但是仍愿意作出一切努力，并愿听取陈诚先生就自己的建议所做的详细说明，然后，我才会有可能向延安提出报告。”

陈诚遂对他刚才提出的方案，逐一加以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

“直接接触或实际交战的双方部队司令官，立即宣布停火，并在执行小组到达以前，和对方司令官取得联系，以谋求当地停战的实现。执行小组在必要时，可要求对彼此接触或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部队位置进行调整，可依情况要求一方或双方后撤一定的距离。”

周恩来十分精明，他立即发现，这位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方案，同他的前任在5个月前提供的文件草案，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相反，对于停止冲突后部队将恢复到何种状态这一实质性问题却避而不谈。他尖锐指出：

“在6月形成的文件中，规定了两个步骤：首先在10天内全国恢复到6月7日的状态，第二步则是在20天内恢复到1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的状态。”

陈诚争辩说：

“军队的配置肯定是要讨论的，但是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解决停止冲突的问题。”

他皱起眉头，沉思片刻，又说：

“我不记得在6月谈判中，对驻防地区有过什么规定。”

马歇尔用较低的声音，提醒陈诚：

“满洲的防区是规定了的。”

周恩来进一步提请陈诚注意：

“在6月的休战谈判中，曾经规定以6月7日的状况为基础，恢复部队驻防位置，但是未能就各有关师指挥部驻地的条款，达成协议。”

他的思维始终是这样清晰。

他们经过一番冗长的辩论，什么结论和协议也没有作出。就能力而言，陈诚、周恩来、马歇尔，恐怕都应当算是谈判能手；然而，在已经遍地战火的情况下，要停止冲突、结束战争，谈何容易！

此后，三人小组再也没有过什么作为，而且不到2个月，便最后结束了小组的工作。

此后，陈诚再也没有同中共代表同坐在一张谈判桌上。

内战败将

蒋介石命令：“特任陈诚为参谋总长。”陈诚从此步入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历程。

1946年春，全国人民正沉浸在夺得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但蒋介石、国民党已在阴谋挑动内战。

蒋介石需要物色一个内战的总参谋长。他的目光，又最后停在了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身上。

5月3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签署了一道命令：

“特任陈诚为参谋总长。”

同时被任命的高层军职还有：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次长刘斐、郭忏、范汉杰，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黄镇球。

历史把陈诚推上了一个进行反人民战争的总参谋长的位置。这也是陈诚戎马生涯中处于军界巅峰的一个位置。

几百万军队靠他指挥，艰难的反人民战争由他在第一线经营。这位48岁的青田籍将军，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政治立场的不同使他不可能看到：他正在步入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历程。

陈诚来不及正式宣誓就任参谋总长之职，便开始履行蒋介石授予他的职责，指挥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通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五、第六两绥靖区共10个整编师、30万人，去围攻只有6万人的中原解放区部队。

6月26日，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阴暗的日子。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向宣化店地区发动了进攻。历时3年多的内战战火就此点燃。

陈诚失算了。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分三路突围成功。

七八月间，陈诚又把注意力放到江苏北部地区。他调动第一绥靖区李默庵部、苏北绥靖军李延年部和第五军邱清泉部等，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陈诚盛气凌人。他威胁说：“苏北问题，上策，共军退出；中策，国府迁都；下策，武力决赛”，“上策共军不愿履行；中策国府由于五五迁都，未便再迁”，所以，只有进行“武力决赛”一途。他扬言：“两星期解决苏北问题。”

陈诚的预言，很快就被粉碎。

苏中解放区部队，七战七捷，歼灭了国民党军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

国民党军只得了海安、如皋两座空城。接着，他们又以巨大的代价，占领了苏中、苏北地区的一切点、线，可是始终不能全部占领广大的农村。苏中、苏北解放区的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

这1年的九十月间，陈诚又禀承蒋介石的指示，精心策划了塞外的战事。

10月11日，傅作义部利用解放军晋察冀部队判断的失误，一举攻占了塞外重镇张家口。

陈诚偕夫人谭祥，于当天飞抵北平。他让夫人去游览北平的风景名胜，自己则同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策划长城一线的军事部署。接着陈诚频繁地飞往北方各地巡视，并故意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展示其“胜利者”的姿态。

不过，蒋介石、陈诚不切实际的指挥，遭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坚决抵制。

在北平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上，陈诚宣读了蒋介石关于在三周内打通平汉线的手令。读毕，大家面面相觑。

“德公，阁下久务戎机，对于如何实现最高统帅的命令，定有高见。”

“论军人的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李宗仁打开了话匣。顾祝同、孙连仲、傅作义等高级将领紧张地注视着这位大胆的行辕主任。

“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实在是梦想。”李宗仁显然激动了。

“德公，您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照我看，依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只好退一步问：“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覆命呢？”

李宗仁：“辞修兄，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德公，您是老前辈，能否用您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李宗仁：“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

李宗仁当即命一名参谋起草电稿，向蒋介石报告。陈诚见李宗仁肯于承担责任，如释重负。蒋介石只好无可奈何地收回成命。

1947年一二月间，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坐镇徐州，指挥53个旅、31万人，向临沂、莱芜等地发动进攻，发起了“鲁南会战”。他向参战部队宣布：

“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3日，专门向鲁南前线的陈毅、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诸将领发出了《关于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几点指示》。陈诚的名字被列上中共中央军委的文件，这是陈诚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

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主力作战略转移，国民党军先后占领莱芜、临沂。此时的陈诚，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全然失去了抗战中的机智，竟认为，这是解放军的败退。他连忙致电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敌军心涣散，粮弹缺乏，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需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俾便在黄河以南地区歼灭之。”

在陈诚严令下，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第七十三、第四十六军主力，钻进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吐丝口间预设的袋形阵地，并被全歼，共损失7个师、5.6万人，李本人亦被俘。

在鲁南损兵折将的同时，陈诚又为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困境而苦恼。

3月，陈诚调集了34个旅、23万人向延安地区的中共主力部队2.7万人发起进攻。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力部队，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

延安人民坚壁清野，在道路、房前、室内，到处放置了土雷、炸药。国民党军疑神疑鬼，心惊肉跳。

为了制造舆论，陈诚对于占领延安空城一事，大吹大擂。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显然报告了虚假的数字。他说：

“共军用以保卫延安之兵力共3师13旅，配合民兵约共16万人，被俘万余人。”

记者问：“延安攻下影响共军军心否？”

陈诚大言不惭：“自然，若南京陷落亦必影响国军军心。”

记者又问：“政府如无外国军事装备，可否击败共军？”陈诚的回答颠倒了事实：“政府不需要外国帮助，共军离开民众故败北，并非国军武器较好。”

记者终于提出了令他痛苦不堪的问题：“把全部共军打败需要多少时候？”

陈诚在10个月前，曾经允诺过“3个月内击败共军”，此时只能尴尬地承认：“从前说过3个月内可以击破共军主力。”他不敢再预言，还需要多少时间才可以将中共主力“击破”。

一年来的惨重失败，使陈诚焦头烂额。但是，他不可能理解：站在全国人民的对立面，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从东北败阵而下

新五军全军覆没。陈诚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指挥无方，愿意接受党纪国法的惩处。

1947年8月，中国大地伴着血与火，跨进内战中的第二个秋天。

长城内外，黄河南北，到处是战斗的硝烟。

从渤海之滨，到黄土高原，满耳是隆隆的炮声。

解放军已经在各个战场，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漫长而庞大的堤坝，正在倾倒。

29日，蒋介石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

蒋介石的任命，使得在东北执政2年的熊式辉略显尴尬。熊式辉与陈诚素来不合，江西“围剿”时即互相埋怨，抗战爆发后所持战略观点又大相径庭。冤家路狭，他们偏偏要在东北这块宝地上相逢。

熊式辉是个老谋深算的人。早在七八月陈诚多次往返东北、广泛接触东北各界人士时，就看出了苗头。他曾连续七次向蒋介石递上辞呈。

辞呈终于获得批准。

9月1日下午2时，一驾追云号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的跑道上。四星上将陈诚神情严峻地走下舷梯。熊式辉率行辕主要官员到机场迎接，并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2日上午10时，陈诚在东北行辕大礼堂正式就职。熊式辉向他的继任交出大印。陈诚在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后，拉着熊式辉和全体参加仪式人员摄影留念。

熊式辉拍照后即驱车最后地离开了行辕。此时，他显得有些狼狈和难堪。

陈诚就任伊始，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篇《告东北军民书》，把“执行政府剿匪国策”作为行辕今后的首要任务，提出“去奢崇俭，力挽颓风”的口号，要求东北军民“各就岗位，各尽职守，于艰难困苦之中，寻求自力更生之道”。

要扭转东北战局，首先要扩大部队，增强实力。陈诚把东北原有的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总队，扩编为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和新八军4个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3个旅的骑兵师；把青年军第二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加上原有的和陆续调来的野战部队，这位行辕主任手中共握有14个军又1个骑兵师。陈诚的嫡系将领潘裕昆由第五十师师长提升为新一军军长，龙天武由第十四师师长提升为新三军军长。

“土木系”力量活跃在东北战场上。

陈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东北解放军的力量。10月10日，他在《国庆献词》中针对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狂妄地表示：

要乘此机会将整个共匪主力消灭，尽复失地，使共匪此次进扰为最后一次，以便明年今日东北四千五百万同胞皆能欢欣鼓舞，同申庆祝。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也许积重难返，陈诚的部队，就像秋风扫荡下的落叶。经过50余日的交战，他总共损失了6.9万人，丢了15座城市。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压缩到长春、沈阳、营口、锦州等几个孤立的地区。陈诚的“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完全破产。

1948年元旦，又伴随着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的隆隆炮火声来临。

这是陈诚一生中极为黯淡的日子。解放军的攻势来得太快、太频繁。秋季攻势刚过，冬季攻势又开始了。没有陈诚喘息的时间。

为了稳住军心、民心，陈诚不得不故作镇静，虚张声势。他告诉东北军民：危机已过，战备完成，国民党军即将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对东北解放区进行“扫荡”。

新民、沈阳、铁岭，是一个三角地带。它像一把扇子向着西北方向张开。扇子的顶点是沈阳，两端是新民和铁岭。结了冰的莽莽辽河，犹如一道弧形的银边。

陈诚面对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集中了10余师兵力，在这个扇形阵地上，准备沿辽河两岸，从近100公里的正面向沈阳西北出击。新三军、新六军主力为其右翼，由沈阳、铁岭一线向西推进；新五军为左翼，由新民向北推进；第七十一军、新一军主力居中，由沈阳向西北推进。

1月3日，比较突出的左翼新五军推进到距新民25公里的公主屯。在这里，他们遭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二、三、六、七纵队及炮兵第一、二、四团的合围。指挥围歼国民党军新五军战斗的是刘震、吴法宪、韩先楚、黄永胜、赖传珠、邓华等人。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发现自己进入险境，立即给坐镇沈阳指挥的陈诚发去急电，请求从秀水河边的公主屯退守有固定设防的辽河西岸小镇巨流河。

陈诚对于作为机动兵团使用的新五军，究应退至辽河边固守，还是应坚持现有突出位置进攻，举棋不定。他需要时间考虑。

解放军的包围在逐步完成。新五军的退路愈来愈窄。

一天以后，陈诚决定撤回新五军，命令陈林达立即率部向辽河转进。

然而，已经为时太晚。除去陈诚的声音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从布满尘烟的空气中传达到公主屯而外，公主屯的一兵一卒，已经再也冲不出来。

5日，解放军开始发起冲击。两军在茫茫的雪原上厮杀了三天三夜。

秀水河边炮声震天，辽河岸旁一片烽火。

在激烈的较量中，解放军处于主动地位。新五军抵挡不住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它的军部和两个完整的师——第四十三师和第一九五师，共2万余人被歼。一队队俘虏，垂头丧气地被押向解放军的后方。在他们当中，包括新五军军长陈林达。

左翼的失利，使得陈诚指挥的中路、右路也仓皇退回沈阳和铁岭。

新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由陈诚痛苦地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极为震惊。

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了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阳。他要追究新五军惨败的责任。将领们你一言、他一语，都在强调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责任。作为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陈诚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指挥无方，愿意接受党纪国法的惩处。

对于陈诚自请处分，蒋介石当然不忍下手，但是陈诚声望的下降，却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忧郁中，陈诚的胃病再次发作。

1月17日，蒋介石签发了一道命令：

“特派卫立煌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

这个命令，实际上宣告了陈诚指挥东北战事的结束。

历史的轨迹，在这里又一次巧合。4年前，陈诚因胃病离开远征军时，就是卫立煌接替了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职务。此次竟又是在陈诚胃出了毛病的时候，由卫立煌前来取代。天南地北，好像蒋介石总是让卫立煌准备着，随时接替陈诚。其实，他们各自互相戒备，并不是一对友好的合作者。

“杀陈诚以谢国人”

一场对白崇禧所作军事报告的自由发言，竟成了对参谋总长陈诚的缺席审判。“国民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经济走向崩溃、军事节节败退的黯淡形势下，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并为这种一党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于1948年3月，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强行召开“行宪国大”。

伪国大的召开，并不能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局。相反，它使得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各种矛盾更形尖锐、突出。正在上海隐居、治病的陈诚，一下子成了某些代表声讨、挞伐的对象，便是这类矛盾猛烈爆发的明证。

陈诚因在东北打了败仗和胃病发作，离开东北战场后，在南京度过了1948年的春节。

2月27日上午8时，一列由南京开出的快车徐徐驶进上海车站。陈诚由夫人谭祥陪同，从列车上慢步走下。他们虽乘坐的是软席包厢，可以在车厢里睡觉，但毕竟经过了一夜的颠簸，陈诚还是显得十分疲倦，脸色苍白，无精打采。一部军用轿车，把他们接到法租界的一栋公寓式的房子里。这是陈诚在上海的私人住宅。他将在上海作胃部手术。

江湾国防医学院经过详细检查和会诊，决定陈诚先静养一段时间，到天气暖和以后再行手术。

从此，陈诚谢绝一切社交活动，专心休养身体，等待手术。尽管这时他仍戴着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两顶桂冠，但是在报纸上已极难找到他的消息。昔日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如今向社会隐藏了自己的踪迹。

陈诚处此失意落魄的境地，本不想再抛头露面；但“行宪国大”的一场风波，却使得他的大名又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4月12日下午，“国大代表”就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军事报告作自由发言。

山东代表赵庸夫第一个在发言中点了陈诚的名。他带着激动的情绪说：

“政府应该明是非，信赏罚。检讨目前军事形势，为什么会严重到这一步？其原因是由于参谋总长陈诚的三大政策：1．肃清游杂，现在共产党在东北的60万军队，就有这批被肃清出去的游杂；2．整编军队，把一军编成一师，一师编成一旅，有的不知道编到哪里去了；3．调整人事，说是整编国家化，把张三的军队交给李四带，李四的军队又交给赵五带，这样的调整人事，究竟有用吗？”

一名叫吴叔观的代表呼应台上的发言，要求陈诚到会上来报告他的工作。另一名代表王会文叫嚷，陈诚、熊式辉都要向代表报告东北军事情况。

赵庸夫见台下有人支持他的讲话，越发慷慨激昂。他提高嗓门说：

“抗战开始时，我们的军队还不很好，后来杀了一个韩复榘，于是军心大振，现在军事当局要明赏罚，才能收拾人心！”

会场上，人心激动。有些代表听到传闻，说陈诚将去美国动手术，更加感到激愤。

代表张岢贤在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高声喊叫：

“由大会发电给上海市政府，不要让陈诚走！”

东北籍代表张振鹭的建议颇具有煽动性：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

赵庸夫更操着山东口音大喊：

“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

一场对白崇禧所作军事报告的自由发言，竟成了对参谋总长陈诚的缺席审判；“国民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

对于这样的局面，一千多名代表中，各人的心态也不尽相同。有把刀锋直指陈诚的；有站在一旁看笑话的；也有为陈诚鸣不平的。

最感到难堪和难过的是蒋介石。有些代表对陈诚的抨击，其实质乃是针对蒋介石的，只是不便直说而已。蒋介石在幕后，很为这样的场面着急，连忙向大会主席团发话：

“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

他并命大会秘书处，加速对军事报告讨论的进程，以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

“圣旨”还是管用的。它像咒符一样，制服了群魔，保住了陈诚。

但是，这一发生在“国民大会”上的闹剧，有一千余名代表和上百名记者在场，何能封锁得住！第二天，各大报纸上都登出了代表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的消息。它对于正在上海静养的陈诚，无异于一声惊雷。陈诚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是前所未有和绝无仅有的。

他穿一袭长袍，坐在那稍显得陈旧的寓所房间里，手捧《中央日报》，脸色蜡黄，目光迟滞，感到羞愧和委屈。

“辞修，那些起哄的都是些小人，恐怕还有的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你可千万别多想，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夫人谭祥以一种女性的温柔，劝解丈夫。

“小人，小人！”陈诚愤愤地说。他虽说赞同了夫人的观点，但余气未消，仍使谭祥不安。

“蒋主席了解你，他会为你主持公道的。”谭祥捧出了最高权威。

“对，只要有领袖了解我，再大的委屈我也能忍受。”陈诚的精神终于在夫人的劝慰下，有了寄托，找到了支柱。

5月13日，在陈诚宣告离职休养3个月和在“国民大会”上遭到抨击1个月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免去了他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等本兼各职。至此，他只剩下了一个一级上将的空衔，其身份成了一介平民。

6月，陈诚赶在盛夏来到之前，带着抑郁的心情，在国防医学院由著名的外科专家张先林大夫，为他成功地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部。

这年10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泉城济南，并稳操辽沈战役胜券的时候，陈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离开了喧闹的大陆，到台湾岛的草山（即阳明山）休养。

深秋的龙华机场，微风中夹带着几分寒意。陈诚穿着一件淡灰色的旧夹袍，戴一顶旧呢帽，由夫人陪同，慢步登上飞往台湾的专机。机场上只有几位陈诚的部属，为他们送行。往日每到一处，前呼后拥的热烈、隆重场面，竟成历史。一种凄凉和冷落的感觉，在陈诚的心中油然而生。

飞机在台北松山军用机场降落后，前来欢迎的人，连新闻记者在内，一共不到20人。唯一高官阶的官员，是“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陈诚勉作微笑，与欢迎者一一握手。

陈诚与彭孟缉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是早在18年前，他们就已相识。那时陈诚以第十八军军长的身份去日本参观秋操，而彭还只是一名炮兵中尉，正在日本读炮兵专科。这两位炮兵军官，叙谈了一个小时。而今，命运使他们在海峡的东边又重新聚会到一起。

新闻记者们当然都想从陈诚身上打听些内幕消息。但是，陈诚只是淡淡地对他们说，“奉总统之命，来台养病”，其他什么也不肯多说。

陈诚在草山住下后，远离大陆上激烈厮杀的紧张气氛，也远离了“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而又惆怅的生活。

第九章 台岛纪事

东山再起

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在野外演习场地，接到一份来自南京的特急电报。阅电后，神色大变。

1948年年底，对于蒋介石政权来说，各方面形势显示，它的气数已尽。这将是最后一个年关，当然也是最痛苦、最难过的一个年关。徐蚌决战已接近尾声，杜聿明集团被围困于青龙集、陈官庄，全军覆没无可避免；华北傅作义集团，则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平、津两城，处于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危急境地。军事的全面崩溃已成定局。国统区经济，则随着金圆券的急速贬值，引起物价飞涨，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比比皆是，以至发展到京、沪一带抢米风潮日必数十起，使业已崩溃的经济，愈发不可收拾。翁文 内阁因币制改革失败而倒台；蒋介石初属意于胡适组阁，胡适不肯；再邀张群组阁，张群婉拒；最后只好逼令刚刚动过手术的孙科就任行政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红色的飓风，扫遍全国。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是在劫难逃。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开始把目光放到远隔台湾海峡的台湾岛。在那里，他安放着一枚随时可用的棋子——他的嫡系将领陈诚。

12月29日，距离新的1年还有两天。

这一天，台湾岛风和日丽。晴朗的天空中飘浮着几朵淡淡的白云。上午9时许，和暖的阳光已经普照大地，白云在微风中轻轻飘动。突然，在这个海岛北部城市新竹附近，枪炮齐鸣，浓烟滚滚，上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在炮火中冲击前进。

这是台湾“警备旅”在进行日本投降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而总检阅官则是已经任职1年半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50岁的魏道明，始终兴致勃勃。他对国民党和自己在台湾的稳固地位，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

中午，魏道明与各界来宾及新闻记者一道，就在演习营地进行野餐。席间，他兴高采烈，谈笑风生，风趣地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表示要呈请中央批准，扩充这支守备台岛的地方性武装。

野餐结束后，魏道明继续观看军事演习。

在演习场地巨大的爆炸声中，一辆高速行驶的三轮摩托车悄悄开至演习场地。机要信使匆匆来到魏道明面前，向他递交了一份来自南京的特急电报。

魏道明阅读电报后，神色大变，立即向在场的同僚和贵宾匆匆告辞，乘上他的黑色专用轿车，急驶草山电力公司招待所。

“辞修兄，这是总统发来的电报。”魏道明神情严肃地把电报交给陈诚。

陈诚见魏道明亲自来送蒋介石的电报，情知有异，不敢怠慢，赶快恭读蒋介石的谕示。电报不长，内容是：

魏主席伯聪并转辞修：此间已决定，免去魏道明同志台湾省主席职务，另有任用；任命陈诚同志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正。

已经当了半年多“老百姓”的陈诚，在时局的急剧变化中，第二次被任命主持一个省的政务。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有感激，有担心，也充满了希望和幻想。

“伯聪兄，这个任命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将向中央力辞。因为我的身体尚未康复，不堪重负；同时，我们本属至好，从感情上说，我也不能接任你的职务。”陈诚终于在惶恐之中，真假参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辞修兄，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如此重大的人事调动，总统事前未征询你我二人的意见，显因时局已有重大的变化。”魏道明顺水推舟，不过话语倒也诚恳。

事已至此，陈诚当不便再辞。

次日，蒋介石从南京给陈诚发来第二份电报，令他“克日接事”。

此时，陈诚与蒋介石之间，虽隔着茫茫东海，相距有千里之遥，但彼此间，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陈诚对蒋介石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深有领悟。他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枚棋子，既然被安放在台湾这个位置上，当然要在这里敬献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起用陈诚的决定，确实产生于一个非常的环境之下。他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和桂系从内部的攻击之下，已经预见到大陆的不保，自己也做好了下野的准备。

蒋介石正在起草一份包含“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内容的《元旦文告》。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他握起毛笔，蘸足浓墨，凄惨地写下两句话：

冬天饮寒水，

雪夜渡断桥。

这就是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在蒋介石感到万般困难的时候，他想到了陈诚。

大病初愈的陈诚，遂得东山再起。

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之中，跨进了1949年。

1月5日，陈诚以最快的速度，就职视事。他宣称：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

“人民至上”、“民生第一”。

陈诚的口中念着“人民”，但他此时的政治立场，却又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陈诚成了会议的中心人物。在这个会上，他更进一步地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努力使自己的讲话具有鼓动性：

台湾是中华民族生命的一环，整个的台湾以及所有的物资产业并非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东西，更不可视同战利品，而是我们台省600万同胞50年来胼手胝足的血汗积累，更是全国千万军民牺牲奋斗，以头颅热血换来的。

……

今日台湾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负担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在这篇讲话中，那种把台湾作为所谓“复兴基地”的价值观念，开始显露出来。这是蒋、陈后来统治台岛的中心思想。

大厦行将倾覆。他们只好把“光复”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3.6万平方公里的孤岛上。

就职的这一天，陈诚特别忙碌。

记者招待会刚刚结束，他又在省府四楼的会议室举行茶会，招待台省及现住台省的大陆“中委”、“立监委”、“国大代表”，计138人。

如何治台？与会者要求主席拿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来。

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古老、封建的土地上，人们并没有时时刻刻准备好一份施政纲领来参加竞选；也许是陈诚从接受任命到就职视事之间的时间太短了，还未来得及深入考虑；也许是出于陈诚的谦逊和稳重，他不愿意上任伊始就洋洋洒洒地拿出一大篇“主张”来。总之，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陈诚表示：他到台湾一共才3个月，对台湾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十分清楚，“须彻底了解后，始能言如何治台”。

与会者对陈诚在湖北主政时的作为有所了解，询问他会不会用当年治理湖北的方法，来治理今日的台湾。

陈诚向询问者报以微笑。他说：

“我担任湖北省主席与台湾省主席，时间差了10年，地点相差2500里，当然不能简单地搬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理。”

说到这里，他幽默地打了个比方：

“这就和在甲地可以吃的药，乙地未必适合吃一样。”

陈诚感到，对于台湾这个新的、关键性的地区，究竟该如何治理，还需要观察和思考。

就在这种思考和实践中，陈诚开始了在台岛历时17年的政治生涯。

金门、登步之战

困境中，陈诚一筹莫展，金门、登步作战，使他大受鼓舞。面对东海万顷波涛，陈诚踌躇满志。

1949年深秋，担任东南军政长官和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显得紧张而疲惫。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国民党当局已经只能控制以台湾为主的南方一隅。整个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台湾海峡能否阻挡住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还有很大的疑问。

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士无斗志，一盘散沙。真是兵败如山倒。自从上海战役以后，再也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上辖苏、浙、闽、台4省，实际上苏、浙、闽已经只剩下了一些沿海的岛屿，是以四省之名，据台湾一省之实。

陈诚担负着一个十分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要驱使不能再战的部队去战斗，而且要夺取胜利，以重振士气，谈何容易。他面对茫茫东海，心中无数。

可是，这个秋天也给陈诚带来了小小的收获。解放军在进攻两个小岛的战斗中，意外地失利了。

10月24日晚24时，解放军第十兵团的3个加强团，分别从厦门附近的莲河、澳头、大嶝等地启航，利用夜幕和密集炮火的掩护，向金门岛发起了进攻。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10公里，呈蜂腰形，东西长约20公里，西部宽约11公里，东部宽约13公里，中部最窄处只有3公里，总面积161.4平方公里。东半部山高岸陡；西半部地势平坦，是国民党军的守备重点。岛上原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李良荣指挥的第二十五军，以及由师长郑果指挥的第二一师。不久前，陈诚又经过蒋介石批准，将驻在潮汕地区的第十二兵团胡琏所部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调至金门，增强防务。

在陈诚的计划中，原本只调高魁元率领的第十八军至金门，而由刘云瀚指挥的第十九军直开舟山。其间，10月17日厦门解放，金门岛岌岌可危。陈诚把电报发至正在航行途中的军舰上，命令刘云瀚即刻率第十九军改航金门岛。这支部队刚好赶在解放军向金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抵达。双方都没有估计到，第十九军运抵金门岛，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时效。

25日凌晨，攻击金门岛的解放军船队，在海面上遇到了骤起的东北风和金门岛守军的猛烈炮击。风大浪高，炮弹如雨点般落下。一些船着了火，一些船翻了。许多战士在海浪中捐躯。船队的航渡队形已经被打乱，逐渐偏离了预定登陆的腰部琼林地区。

凌晨2时前后，解放军船队在金门岛西部10公里的正面登陆。各部在建制混乱、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凭着军人对人民的一片忠心，按照“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既定战术要求，向敌人阵地猛烈攻击，大胆穿插。

古宁头的国民党守军第二一师抵挡不住，前沿阵地被突破，官兵大量伤亡。他们在思想上得了对解放军的恐惧症，根本不敢想在解放军的进攻面前能守住阵地。

对于陈诚来说，这一天的黎明来得特别迟。他在台北的指挥部里，彻夜指挥。当金门岛的军事堤防快要溃决的时候，他给金门岛战地指挥部发去指示：“如果我们不能乘此机会显示我们军队的作战能力，则台湾的局势是无法维持的。”

当陈诚从电话中听到对方报告第二一师已从第一线退却时，他狠狠地说：

“不能退，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许退！”

金门岛上，登陆的解放军部队，克服了种种不利于他们作战的条件，继续向纵深发展。可惜的是，与此同时，输送他们的船只都因海水退潮，搁浅在岸边，差不多全部被国民党海空军的猛烈炮火摧毁。这批船只，几乎是厦门地区可能征集到的全部船只。登陆的勇士们已经既无援兵，又无退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作战，全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大无畏的精神。

就在金门岛战斗最激烈的关键时刻，胡琏第十二兵团的部队赶到了前线。这犹如给一个垂危的病人输入了巨量的新鲜血液。

解放军被压回到西部的古宁头。他们再没有退路，只好利用村中的房屋作掩体，坚持战斗。当天夜里，解放军第十兵团曾经又紧急动员运送了两个营的援兵。但是，到达彼岸时，只剩下3个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在众寡悬殊、孤军作战的情况下，大部分登陆解放军战斗到最后一息。

27日，解放军指挥机关与岛上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但古宁头及其以北滩头仍有零星枪声。

这一天，陈诚乘“美龄号”专机降落在烽烟未消的金门岛上，然后由胡琏陪同，驱车“视察”前线各地。

28日下午3时，金门岛的枪声完全沉寂。

一小时后，“美龄号”专机飞离金门岛，陈诚返回台北。在历时4天的金门岛战斗中，解放军登陆部队英勇作战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登陆部队共三个多团，9086人，内含船工、民夫350人，一部分英勇牺牲，一部分被俘。毛泽东说：“第三野战军一部，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没”。

在金门岛作战结束一周后，解放军第七兵团一部，又向金门岛千里之外的登步岛，发动了另一次不成功的登陆战斗。

登步岛位于浙江沿海舟山本岛的东南，与舟山本岛的重要门户沈家门遥遥相对，中隔五千米海面，扼舟山海上交通的咽喉。全岛东西长5公里，南北长3公里，海拔200米左右的炮台山、大山和流水崖横亘岛上。国民党军第二二一师驻守该岛。

11月3日晚8时，解放军第六十一师的两个团约六千人，趁风雨交加、潮水高涨，驾船分由六横、桃花岛向登步岛驶进。

夜幕下，战船乘风破浪，并不理会不时在船边爆炸的炮弹，全速前进。

一个多小时后，解放军在一千米的海岸上，强行登陆。擅长夜战的解放军，一经登陆，便勇猛地冲向敌阵，用他们的威武和勇敢，冲垮了敌人的防线。国民党军第二二一师被迫两次转移阵地，一退再退。

陈诚从台北用电话指挥舟山防卫司令部：

“决不可放弃，命令登步守军，尽力固守，以待援军。”

4日，国民党军方面，出动了海军、空军，对登陆部队及其出发基地进行狂轰滥炸。同时，驻防舟山本岛的第六十七军的一个师又一个团，由军长刘廉一率领，自沈家门港乘轮渡驰援登步岛。

5日凌晨，解放军又从桃花岛派出一团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乘船驶抵登步。

双方的力量都得到了补充，战斗愈演愈烈。

深秋，阴雨连绵，寒气袭人。

海岛，炮火连天，热浪滚滚。

登步岛的战斗，残酷而激烈。

解放军登岛部队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许多战士慷慨地洒尽了自己的鲜血。他们跨越大海时，就没有准备再回去。

但是，相比之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局部地区，残破的国民党守军，相对地显得强大，并且有舟山作为后方支援；相反，在大陆上势如破竹的解放军，此时反而处于劣势，并且因为没有足够的船只，失去了后方的支援。

战斗到6日上午，解放军登陆部队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之后，一部分牺牲，一部分撤出战斗。

解放军的失利，主要并不是敌人的战斗力突然强大起来，而是由于自己本身的失误。解放军在节节的胜利中产生了轻敌的思想；同时，他们也缺乏渡海作战的经验。

但是，这两次战斗的失利，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国民党由此受到了鼓舞。他们觉得：大海会保护他们，大海会帮助他们免于失败。

在困境中一筹莫展的陈诚，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面对波涛汹涌的东海，称赞这两次战斗是“戡乱军事失败的终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稳住台湾

蒋介石告诫陈诚：“在台湾要作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基地’”。

1948年末、1949年初，对于国民党政权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显得异常重要。蒋介石显得分外难过，亲笔写下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两句话，反映了他万般无奈的心情。中国人民却从1949年元旦的一轮红日，看到了新中国和新时代的曙光。

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作出下野的决定。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邀宴约40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当众人为蒋要不要公开表示下野争执不下时，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大声吼道：

“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说罢，他便拂袖而去。

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新年文告》。《文告》中表示：“只要共产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有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蒋介石于《文告》最后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当然，在蒋介石所表示“和谈”、“引退”的背后，其核心，仍是要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

台湾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苟延残喘，其价值不言而喻。

1949年1月11日，无声的电波，跨越台湾海峡，给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送来了蒋介石的指示。

台湾陈主席：今后治台方针：1．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浮之士，参加政府。2．特别培植台湾有为青年与组训。3．收揽人心，安定地方。4．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定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5．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6．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中正手启。

在这二百余字的电文中，蒋介石给陈诚规定了六条治台方针，其中包括了用人、作风、方法、修养等各方面内容，可谓过细。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台湾的重视，而且在字里行间也体现了他对陈诚的充分信赖和殷切希望。

换言之，蒋介石寄台湾之希望于陈诚，复寄陈诚之希望于台湾。

10天后，陈诚奉召飞赴南京，晋见蒋介石。

21日，陈诚乘专机离开台北，直飞南京。

飞机向正北方全速飞行。上面是蔚蓝色天空，广漠深邃；下面是碧波荡漾的东海，无边无际。

不一会，座机下出现了一群星罗棋布的岛屿。这里是定海上空。距离南京还有400公里路程。

突然，机组人员向陈诚报告：

“接南京来电，请主席改飞杭州。”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改变。高级官员的专机，由于天气以外的原因，在空中临时改变航向，在社会生活中还不多见。

陈诚凭藉自己几十年军政生涯的经验，预感到必有重大的变化发生。

原来，这时国民党中央社已经播发了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文告，蒋介石决定于当日抵达杭州，然后再转去奉化溪口“隐居”。他想到陈诚正是今天要到南京来见他，便令部下即刻通知陈诚，直接飞往杭州。

陈诚的座机在杭州以北约10公里处的笕桥机场降落。他得到通知，在机场等候蒋介石的到来。

下午5时20分，在落日的余晖中，美龄号专机徐徐降落在机场。蒋介石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外披黑氅，手提文明杖，脸色阴沉，步履沉重，从舷梯上慢慢走下来。

杭州的东道主——浙江省主席陈仪，第一个走上前去，向蒋介石致以问候。

蒋介石无心同陈仪多作寒暄，主动走到陈诚面前。

陈诚仍保持昔日军人的风度，笔挺地立正站着，表示恭迎蒋介石的到来。

“我已将总统职务交李副总统代理了。”

蒋介石在对陈诚讲这句话时，木无表情。

“总统此次引退，在个人是很好的，但国家怎么办呢？”陈诚以担忧的口气，给蒋介石以安慰。

“只要大家努力，革命是不会失败的，纵然一时失败，亦可从头做起，最后一定成功。”蒋介石勉励陈诚，要坚定信心。

由于局势的突变，蒋介石情绪沮丧，陈诚没有和蒋介石作长时间的交谈，便按蒋的吩咐，到南京匆匆拜望李宗仁代总统后，返回台湾。不过，这次与蒋介石短暂的会面，使陈诚进一步意识到他此次东山再起的原因和重任。

2个月后，陈诚再次于3月24日赴奉化溪口见蒋。

3月的溪口镇，杨柳已经抽出绿色的嫩芽，剡溪沿着小镇潺潺流过。蒋介石在这里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两个月中，来看望蒋介石的知名人士络绎不绝。他的情绪比起刚来时好了许多。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在幕后操纵时局的生活。

蒋介石忠告陈诚：

“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的基地。”

这短短的26个字，指明了局势的严重、台湾的重要和治台的原则。

陈诚虔诚地把蒋介石历次所做的指示，作为自己制定治台方针政策的依据。在他看来：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稳”字；台湾稳住了，大陆自然就有希望。

陈诚首先严厉整治政府机构的贪污腐败。

他对于官员贪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在接任省主席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陈诚身着笔挺的黑呢中山装，已经银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因为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缘故，颇为吃力地宣示：

使人不贪污的方法，不外不会贪污、不敢贪污、不能贪污与不必贪污四种。不会贪污，只有圣贤能之，不能期望人人如此；不敢贪污，必须用严刑峻法，而法律有时而穷；不能贪污，系设立种种制度，加以防止，但事实上流弊亦多；唯一有效的方法，则为实行民生主义，使大家有饭吃，人民生活得到解决，自可不必贪污，则贪污自不期绝而自绝。

他希望通过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使大家不再有贪污的必要，从而杜绝贪污。

为了维持和强化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陈诚还采取措施，协调公教人员在待遇上的矛盾和弊端。他决定：“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的官员同地同酬；文武官员的待遇一致；逐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按年资增加薪俸。”

对于中共地下组织及人民的民主运动，陈诚一如既往坚决予以镇压和取缔。

在1949年的3月至5月间，他先后主持制定并通过了严格的入境、出境的限制办法。他向省参议会报告说：

“目前大局转变，本省的地位更形重要。吾人今后为维护本省同胞生命财产的安全，必须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彻底铲除企图扰乱本省治安，危害本省同胞的赤色细菌。”

讲到这里，陈诚提高嗓音，大声地说：“要知道，纵容敌人，就是毁灭自己。”

在陈诚刚就任省主席3个月的时候，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爆发了一次争取民主的学潮。

4月6日，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进步标语，提出各种要求。他们遭到了军警的凶殴，群情激愤。一场更大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陈诚对付学生，老谋深算。

他把教育厅长陈雪屏、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副议长李万居、台大校长傅斯年、台湾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和“立法委员”刘真等人召集起来研究对策。

“‘四六事件’，是共党职业学生煽动起来的，是中共潜伏台湾的谍报分子的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陈诚一字一句地先给这次事件定性。

接着，他宣布了处理此事的方针：

“真正的谍报分子往往只躲在幕后操纵，很少自己出面闹事。我们要在‘不流血’的原则下，清除匪谍，安定学校。”

台大系“国立”大学，非省政府所能直接处置。陈诚决定，在省立的台湾师范学院立即停课，成立直接隶属省政府的师范学院“学风整顿委员会”，任命“立法委员”刘真为主任委员。

在陈诚的亲自主持下，将参加学潮的学生，逮捕了一批，甄审了一批，用软硬兼施的方法，使学潮得以平息。

此后，在打击中共地下组织的名义下，许多台湾人民惨遭迫害。陈诚宣布：1950年1月至7月间，共办理“匪谍”案件300余件，逮捕1000余人；被破获的有中共“中央局”、“华东局”、“华南局”等秘密特派组织。不久，又因破获所谓“重整后的中共台湾省委”，在苗栗山区逮捕400余人。

陈诚同时向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外部的中共及进步力量展开斗争，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努力取得了部分的结果。台湾作为国民党当局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在海峡的东边，逐步趋于稳定。

一隅组“阁”

从大陆传来的最后的隆隆炮声，与陈诚就任“行政院长”的爆竹声，在祖国广漠的空间相互交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

北京天安门广场庆典的礼炮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枪炮声，说明蒋介石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大陆。他只能暂时盘踞在台湾。

对于蒋介石来说，“和谈”早已失败，“下野”也已成为多余之举。他需要重新公开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了1年又2个月之后，复行“总统”职权。他从幕后又到了前台。这对台湾当局的权力结构来说，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不过，“总统”的复出，给“行政院”的组成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时的“行政院长”是阎锡山。他是由代总统李宗仁在大约8个月前提名组阁的。

阎锡山老谋深算，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在当时只是乱世中的一名过渡人物。现在蒋介石复出了，他当然需要一个忠顺于自己的“内阁”。

阎锡山率全体“阁员”向“总统”递交了辞呈：

“兹者欣逢钧座继续视事，国事得所主持，锡山等奉职无状，惟有恳请准于辞去本兼备职。”

“辞职”仅仅是个形式。蒋介石顺水推舟，接受了阎“阁”的总辞职。他决定让担任“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出任新的“行政院长”。

蒋介石在致“立法院”的咨文中说：

陈君……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深为台湾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深具坚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总统”既有令下，“立法院”当按其职权，“民主”一番。3月8日，由“立法院代院长”刘文岛在台北中山堂主持“立法院”临时会议，对蒋介石的提名，行使同意权。

“立法院”临时会议，行礼如仪。“委员们”与“总统”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国民党内深具资望的张道藩首先表示：“如能对立法院确实负责，并公开以政策选用贤能，一洗过去作风，立院同仁，既无反对理由，当可同意。”“委员”武哲彭接着以陈诚的军事根基作为理由，称道说：“在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之今日，军事自属首要，是以总统提名陈诚先生为新任行政院院长，当为一极为贤明选择。”

“委员们”进行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讨论之后，便进行表决。在388票中，有306票同意，蒋介石的提名顺利获得通过。

陈诚在得知“立院”同意他出任“行政院长”的消息后，心情不无激动。他将是青田籍古往今来众多名人中唯一的“宰相”。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潇洒地同络绎前来道贺的人士一一握手并交给记者一份早已准备好的书面谈话稿。谈话中多为冠冕堂皇之词，并重谈反共老调。他说：

我此次蒙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受命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此国家艰危之际，不胜临深履薄之惧。台湾为国家存亡世界安危所系，其地位之重要，无待赘述。今后一切措施，当恪遵国父遗教，以台湾为三民主义实验区。遵照总统训示，巩固台湾及其他反共基地，以确保全体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并积极作反攻大陆之准备。同时根据民众需要，贯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主张。并依据宪法规定，实行民主政治，团结一切反共力量，以消灭卖国殃民之共匪，抵抗对我侵略之苏俄。尤其国际间反共民主国家之联系合作，当本自助人助之精神，而力求加强。

四天后，陈诚组“阁”完成。张厉生被提名为“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叶公超是阎“内阁”中唯一留原任的“部长”；余井塘任“内政部长”；俞大维任“国防部长”；原“经济部长”严家淦任“财政部长”；黄少谷被聘为“行政院秘书长”。

3月15日，陈诚正式就任“行政院长”。此时，驻四川省的解放军正向国民党军盘踞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发起进攻；雷州半岛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开始越过琼州海峡向海南岛进军。

从大陆传来的最后的隆隆炮声，与陈诚就任“行政院长”的爆竹声，在祖国广漠的空间，相互交织。“喜庆”的爆竹声，变得有些凄惨。

陈诚这个“行政院长”，可以说是就任于风雨飘摇之中，形势十分危殆。他自己曾向“立法院”作这样的介绍：当时在军事方面，大陆上已仅存西昌一个据点，解放军随时可能渡海作战；政治方面，自“中央政府”于去年12月迁台以来，“部署未定，全社会人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财政经济方面，“因大陆尽失，收入锐减，军民集中台湾，消费增加，负担加重，无论财政经济均潜伏着极严重的危机”。因此，陈诚提出，“政府”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准备反攻大陆”。他把台湾比作一只救生艇。他说，救生艇的任务在救人；但在惊涛骇浪之中，又不能不顾到这只救生艇本身的安全。

陈诚在这一届“行政院长”任上，干了整整4年。

支持出兵朝鲜半岛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午，陈诚被紧急召往阳明山“总统官邸”。台湾当局感到震惊和突然。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半岛三八线上，突然硝烟弥漫，战火熊熊，朝鲜战争爆发了。

这一惊人的消息最初传到台北时，蒋介石正在用早餐。他的儿子、“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站在一旁，不断将一些自汉城传来的零星混乱的情况，向他作出报告。

中午，陈诚被召到阳明山“总统官邸”。他已经从收音机中听到了外电关于朝鲜战争的报道。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对台湾当局都是有利的；相反，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则带来了麻烦。

与陈诚同时来到“总统官邸”的，还有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何应钦，以及蒋经国、彭孟缉、桂永清等台湾高级军政要员。

会议决定：向“友邦”大韩民国表示声援；同时，立即宣布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此后，为了朝鲜战事，陈诚连续不断地与蒋介石共同商讨对策。他们决定，应李承晚的请求，派遣由郭永指挥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共3.3万人，前往增援。

6月30日，蒋介石、陈诚命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中国政府愿意供给适于平原或山地作战的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一个军约三万三千名用于南朝鲜，以击退北朝鲜的武装进攻。这些部队携带着中国自己手中所有的最优良的装备。中国政府为运输这些部队，将供给C—46式运输机20架，必要时，并可给予相当数量的空军掩护。如果这些部队要经海道运输，中国政府能够供给相当·数量的海军护航。这些部队可以在5天之中准备就绪候命待发。

陈诚与蒋介石援助南朝鲜的热情，很快就被泼了一盆冷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派军队去南朝鲜。他担心这样会引起中共介入朝鲜战争；同时，他对蒋介石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也缺乏信心。杜鲁门总统最终采纳了艾奇逊的意见，礼貌地谢绝了台湾当局的出兵计划。

美国政府的答复是巧妙和直率的。两天后他们在复文中说：

“鉴于大陆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的威胁——北平中国共产党政权发言人近日还在作这个威胁——美国政府的意见是最好首先由麦克阿瑟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与台湾的中国军事当局讨论保卫台湾抵御侵略的计划，然后再对调遣军队到朝鲜减少台湾防御力量是否明智一节作最后决定。”

美国人奉劝蒋介石、陈诚，先管好自己的台湾，再去考虑援助别人。

好意遭到拒绝总是难堪的。蒋介石、陈诚接待麦克阿瑟总司令部的代表西博尔德时，态度十分冷淡，甚至连外交礼节上一般的应酬话都不肯讲。他们有意作出一种不满的表示。

后来，陈诚在他的“施政报告”中遮遮掩掩地说：

安全理事会于6月2日通过援韩决议案后，我国依照决议案，决定派遣地面部队三万三千人参加联合国军，并徇联合国秘书长之请，与美国协商。嗣以美国策划整个太平洋的全面安全，主张我们所派遣的部队，仍留台防守，故未成行。但是我们援韩的具体行动，已深获韩国政府与人民的好感，并深得各爱好自由国家的同情。

到了10月，打着“联合国军”旗帜的美国侵略军，已经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陈诚不能容忍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他在“施政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举，大加攻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系完全听任克里姆林宫的指挥，“没有独立的意志与自主的可能”；而一切“民主国家”，通过此举，都对中共“有了新的和比较正确的认识”。

12月3日，陈诚在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声色俱厉地疾呼：

共党在韩国之侵略必须制止，为一劳永逸计，必须在韩彻底解决自由与共产主义之争，任何临时性质之解决俱无济于事……世人若以对共党妥协便可结束韩战，毋乃太过天真，世界各国应认明惟有全力支持（同）共军作战方为得计。

有记者问：“贵国对结束韩战将如何作出最大贡献？”

陈诚回答说：

吾人为联合国之一员，自应支持及遵守联合国之决定，吾人深信各国应跟随美国及支持其反共斗争，纵使世界各国放弃抵抗苏联之侵略，中华民国亦得继续对共产主义作战，中华民国决不成为对共产主义投降国家之一。

说到这里，陈诚转过话题，由台湾当局而说到其他国家。他说：

有若干国家应忘却其私利、自利，应较目前更多出力；仅为暂时利益打算，以为讨好共党可以结束韩战，此念至属错误。在中国所得教训，民主国家应引为殷鉴，切勿使美国成为全球反共战争中之另一台湾。

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在经过了几次血与火的拉锯、反复之后，终于仍然在三八线附近，出现了力的平衡。

1953年7月27日，不可一世的美国的代表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土地改革

陈诚读毕反对“土地改革”的信件后，淡淡一笑，连声说：“书生之见，书生之见！”

在陈诚先后担任台湾省主席和“行政院长”期间，台湾与大陆隔海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稳住台湾，并准备将来“反攻复国”，当时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台湾地区，首先必须设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民以食为天。不把农业抓好，便谈不上台湾的一切。

陈诚经营台岛于兵荒马乱之中，百废待举。其中最为主要者，乃是对农业的整顿。要整顿农业，必自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始。因为农民在沉重的地租负担下，已经毫无生产积极性，与地主及代表地主利益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十分尖锐。

1949年春季前后，由国民党领导，通过陈诚负责实施，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宣称要通过土地改革，改善农民的生活，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与此同时，在大陆扬子江两岸和所有江南广袤的土地上，在一切新解放区，都毫无例外地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不过，这里的土地改革却与海峡那边的土地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以打倒地主、无偿分配土地给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其主要特征。

陈诚主持的土地改革，并不触动地主的利益，农民承领土地，亦须付出相应的地价。

陈诚决定在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中，第一步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即农民缴租额不得超过正产品总收获量的375‰。这与抗日战争中，在鄂西曾经一度实行过的“二五减租”完全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为“二五减租”是农民将一年土地上正产品的收获量先留下25％归自己，再将余数与地主对半分，地主实际所得亦不超过正产品总收获量的375‰。

4月23日，陈诚签发了《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这一权威性的文件，明令公布，强制实行“三七五减租”。

这个《办法》得以公布，并不顺利。因为这是台湾一省的“单行法”，按规定需经省参议会通过才能施行。省参议员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地主。地主总不会自觉自愿地少收地租。他们不愿意通过这样一项不利于自己的法案。

省参议会开会讨论《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时，陈诚亲自出席，就坐在主持会议的议长黄朝琴的旁边。地主们迫于陈诚的威望，不敢正面反对。大多数地主的发言，都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是希望“慎重考虑”，“以免造成不良后果”。这些意见，在实质上是反对这一办法通过。

陈诚深知地主们的这种心理状态，但是他认为，从“党国”的大局出发，非强行通过这个办法不可。于是，他以严峻的目光，向会场扫视一周，接着，便从容地装作像是尊重大家的样子，回首向议长黄朝琴说：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通过好了。”

参议员们面面相觑，敢怒而不敢言。会场一片寂静。

沉默被解释为赞成。一项涉及干家万户的改革方案，就这样在沉默中通过了。

会后，为了消除地主的疑虑和反感，陈诚每周邀请九位省参议会的驻会委员聚餐一次，在用餐前后，同他们交流思想，宣传实行“三七五减租”的好处。用这样的方法，抵消了一部分来自反对方面的力量，在和平的状况下，实现了力的平衡。后来，这竟沿袭成为一种省主席与省议员的每周会餐制度。

对于有些特别大的阻力，陈诚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手段来对付。台湾著名的大地主、第一名绅林献堂，在日本统治下，曾以“不合作”的方式进行反抗，深明民族大义；但对“三七五减租”却想不通，认为土地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循例收租也是天经地义的。许多地主都注视当局对林献堂的态度。陈诚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派人给林献堂夫妇送去两张去日本的飞机票，命他们前往日本，实际是变相地驱逐出境。

还有些专家、学者写信给陈诚，反对实行“三七五减租”。一位早年由北京大学毕业的东北人黄君，在信中慷慨激昂地写道：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形成民怨沸腾，随后徽钦二帝被金人所虏，以致北宋沦亡，这皆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我们只剩下了台湾一个省，你如一意孤行，将成千古罪人。”

陈诚读信后，只是淡淡一笑，自言自语道：

“书生之见，书生之见！”

对于王安石变法，陈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王安石是政治理论家，不是政治实行家，他变法的失败，主要是用人不当，用了蔡京等一班无耻的小人。

陈诚在实行“三七五减租”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地主们提出，实行减租后，他们向政府交纳的实物田赋和余粮征购数额，也应当减少。陈诚对惶恐不安的地主，作出了爽快的让步和安抚。他同意按减租的比例，相应减少对地主实物田赋的征收和余粮的征购。

陈诚让地主们在苦涩之中，尝到了一丝甜味。

作为“三七五减租”的主要工作，即地主与佃农按照新的限额重订租约，在当年的春夏间，便已完成。据台湾当局宣布：共有近30万户佃农与地主重订租约37.7万余件；有30％的农民在当年增加了收入；当年第一期稻谷每甲（合14.54876市亩）单产1740斤，比上年同期增产48％。

“三七五减租”需要成为一种制度。1951年5月，陈诚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送交“立法院”制定法案。有几位“立法委员”提议：

“《土地法》是母法，《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是子法，需要先改动母法《土地法》，才能通过子法。”

但是，《土地法》是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实行的土地制度的根本大法，要改动它，又非一次“立法委员会议”所能解决。坚持母法、子法的概念，将使《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的法律化变得遥遥无期。

陈诚舌战群儒。他举了一个风趣的例子，竟然使得那些“立法”大员无言以对。他说：

假如母亲在过去缠了足，她的女儿是不是也要一样缠足呢？她的女儿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母亲放了足，然后才能天足呢？《土地法》好比缠足的母亲，《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则为天足的女儿。假定因为母亲缠足，就不许女儿天足，是否完全合理呢？

第二步是放领公有耕地。

台湾的公有耕地约占全部耕地的21％，主要来自日本统治时期各级政府的公有耕地和日本人的私有耕地。陈诚主持制定的关于放领公有耕地的政策规定：以原承担公地之现耕农为主要放领对象；原则上每6口之家以田2甲或烟（旱地）4甲为限；每甲土地放领地价等于其正产物两年半的总收获量，在5年至8年内还清。

后来陈诚在“施政报告”中宣布：1951年6月至1954年3月，共放领公有耕地6.3万余甲，从而产生了近12.2万余户自耕农。

1952年底，陈诚主持制定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决定征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承领。这是台湾土地改革的第三步。

这一阶段的具体做法是：不管地主在乡与不在乡，只能保留中等水田3甲以内的土地，其超过部分一律作价征收；地价为土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其补偿办法为七成实物土地债券和三成公营事业股票。对地主3甲以上的土地，强行依法征收；而对其3甲以内的土地，鼓励自由买卖，政府并贷款给佃农，支持他们去购买这部分土地，以“全面消除租佃制度”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最高原则”。

陈诚在苦苦思索着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各项有关问题。

1953年，这是他担任“行政院长”的第四个年头。新年的第二天，他经过一段沉思，取过笔墨及一叠“行政院”便笺，先写下题目“耕者有其田案”六个字，然后一口气书就七点意见：

1．名称如有更妥当名称，本院不坚持，但须顾及事实与政治关系。

2．不分在乡与不在乡之原则，希不变更，以免执行时之种种困难。

3．保留三甲，完全为小地主之生活及社会之安定，希不变更。

4．两倍半之补偿价比较合理，此种规定是根据政府公地放领之补偿规定，希不变更。

5．土地债券与公营事业股票能不变更为妥，如要变更，但股票不能高于50％，低于30％。

6．自耕农负担的问题，希望不比原负担加重，事实上如将契税改为10年分缴，以及增产所得，绝对不会比原负担加重，且在10年之后，而自耕农之所获与原有所获（增幅）非常之大。

7．公有土地希望照规定办理，不然，自耕农所得土地太少，且此项土地实无保留之必要。

写完七点意见，陈诚舒了口气，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他起身散步，突然，猛地又坐下来，再次握笔，补上第八条意见：

8．其他各项，本院均不坚持，但此案势在必行，任何阻碍与困难，均在所不计。

写下这条意见，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日期：“诚。四十二年元月二日。”

他的这些意见，帮助《条例》顺利得到了通过并明令施行。

经过1年的实践，陈诚向“国民大会”报告：至1954年3月，已征收私有出租耕地14.35万余甲，占出租耕地总面积的56％；承领地主土地的佃农有19.48万户，占租种地主土地佃农总户数的80％。

陈诚对于他一手导演的土地改革，大吹大擂，说它是“解决土地问题，改善农民生活，增加生产，使农村经济繁荣，社会基础安定的必要措施”。后来，他专门写了一本《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的书，并在其序言中，道出了台湾土地改革的政治目的：

吾人坚欲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非仅为解除台湾农民之痛苦，实为解除大陆全体人民之痛苦；非仅为农业发展而出此，实为进入工业社会作先驱；非仅为经济问题谋划，实为反攻复国作必要之准备。

他没有回避，土地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反攻复国”。

有一位美国政界要人，向陈诚提问：

“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否使人人都高兴？”

陈诚诙谐地说：

“高空月圆，光照大地，人人高兴，但小偷却不高兴。”

他的答复，使客人捧腹大笑。不过，就中也巧妙地勾划了台湾土地改革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意见的存在。

其实，陈诚主持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在不触动土地私有制，承认和保护地主剥削所得的基础上实施的；农民被强迫以高于实际市价的地价，来购买地主的土地，这实际是对农民进行的新的榨取。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改革”，是为剥削者服务的。当然，由于农民与地主、农民与政府关系的调整，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封建主义势力基本上被消灭，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地主获得了相当的地价收入，便纷纷将资金投入工商业。在客观上，这一“改革”，对台湾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了某种推动的作用。

获益于国民党“改造”

在蒋介石精心挑选的16名“中央改造委员”中，陈诚的名字赫然列居榜首。

陈诚在台湾政坛中的稳固地位，得力于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由蒋介石一手主持、陈诚积极参加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对于退据台岛一隅的国民党当局来说，乃是一次“吐故纳新”，是关键的一着棋。

对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认识到“戡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惟其如此，他在后来向国民党七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造风气的动力。”

早在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的第一天，即“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据蒋经国日记披露，此时蒋介石已就未来国民党之组织、训练及重建等项，设计了大致的方针，即：“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1）以思想为结合；（2）以工作为训练；（3）以组织为黜陟。”

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功地举行了渡江战役，席卷江南，先后解放杭州、武汉、上海等大城市的形势下，蒋介石指定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设计改造方案。陈诚以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台湾省主席的特殊地位，参与改造方案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与厚望。尤有甚者，CC系代表人物陈立夫，本为蒋介石“改造”活动中需要削权的对象，现在之让他来召集，只不过是用以对付主要对手桂系的权宜之计。因此，陈诚在改造活动中的实际地位，当更显重要。

7月18日，由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共同设计的《本党改造案》，交“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四次会议讨论，并依次相应通过了《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阐述国民党改造的意义，提出今后的“革命方针”，号召全体党员研讨改造方案，以求实现“新组织、新纲领、新风气”。

后来，随着整个大陆的解放，不仅国民党改造工作未能进行，就连原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改造方案也需重新修订。蒋介石在回顾筹备改造工作时说，1950年1月，“中正又约集中央同志若干人，就原案和各级党部及各地同志提出的意见，综合研究，另订方案，做为审订全案的参考”。6月以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为台湾提供保护伞，台湾海峡局势相对缓和。于是，“改造问题”又成当务之急，被重提出来。所不同者，因桂系已经失势，无需再专作打击对象，CC派便成了“改造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在此前后，蒋介石与CC派之间的矛盾，在陈诚与陈立夫的身上表现出来。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陈诚派与CC派之间曾闹得不可开交。在李宗仁任“代总统”时，蒋介石为使“行政院长”何应钦能抗衡李，曾授意CC派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特权；李宗仁赴美后，“立法院”已将此权收回。1950年3月，陈诚“组阁”后，也希望“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这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未去台，其工作由CC系巨头、“副院长”陈立夫主持。据《国民党在台湾》一书记载：

一日，陈诚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交涉此事，被陈立夫婉拒。陈诚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予以讨论，“立法委员”群起而攻，迅速将此案否决。陈诚得知授权案被否决的消息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称授权案被否决是CC派反对所致，从此之后“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无人能够胜任，本人决心马上辞职，“行政院”院会立即休会。这就在台湾政坛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场官司，由蒋介石出面，方予解决。蒋一面安抚陈诚，一面批准陈立夫离台。

陈立夫被迫率全家去美国新泽西州养鸡。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一书中，对于陈立夫的出走经过，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江南写道：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5万美金的程仪，被迫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蒋介石成功地争取了在台“中央执监委”对于“改造运动”的支持；即使有部分“执监委”的表态，并非出自真心，但迫于咄咄逼人的压力，他们终究不得不作出表面拥护的姿态。7月12日，包括陈诚在内的在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11人、中央监察委员6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4人，共计215人，联合上书蒋介石，要求其“断然决策，彻底改造本党”，表示“全体同志谨当一致服从，率循努力”。“中央常委”更推出居正、于右任、邹鲁三位元老，向蒋进言：“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

在大造“改造”舆论的同时，陈诚积极参与了制订有关“改造运动”的各项文件。7月22日，《本党改造纲要》（修正案）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经“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纲要》规定：“原有本党党员，对于党的主义、政纲、政策真诚信仰，并愿为党继续工作者，仍准保持党籍。”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被视为“腐恶分子”而被淘汰：（1）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2）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3）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4）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5）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6）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7）“信仰动摇”，工作废弛者；（8）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其制裁的方法为：（1）警告；（2）停止党籍；（3）开除党籍；（4）集体违犯党纪者，解散其组织。党的改造的主要措施有：（1）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暨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2）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改造委员会名额为15至25人，由总裁遴选。（3）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各种工作部门或委员会，其人员由总裁遴选之。（4）设中央评议委员若干人，对党的改造负督导与监察之责，由总裁聘任之。（5）台湾省各级党部及海外各级党部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与特别党部工作人员，暂均照常工作，承中央改造委员会之命，进行“党的改造”。

在上述各项措施中，其关键之举，乃为剥夺中央执监委的权力。蒋介石自己也坦率地承认：“在实施本党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乃不顾一切反对，排除万难，这是毅然决定的，替国民革命打开了一条生路。”

7月26日，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公布。蒋介石精心挑选的16名中央改造委员中，陈诚的名字赫然列居榜首。他们是：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这个班子，被人们称为“太上内阁”，手中具有无上的权力。另从国民党耆宿中，产生了25名中央评议委员，他们是：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惟汾、邹鲁、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李文范、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马超俊、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刘健群、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章嘉、张默君。为了突出中央改造委员会的“革命”作用，蒋介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彻底革新我们的政党，以便重新组织和健全我们革命救国的三民主义，并重新鼓舞我们的革命精神。在消极方面，我们必须消除各党派之间，以及党内个人之间的歧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酿成过去大陆崩溃，及今后台湾沦亡的自私立场与自私观念。”

8月5日，陈诚等16名中央改造委员，于上午10时，在台北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就职宣誓典礼。陈诚等16人，均由蒋介石亲自监誓，举臂宣誓曰：

余誓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遵从总裁领导，大公无私，竭智尽忠，团结全党忠贞同志，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改造任务，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党纪严厉之制裁。谨誓。

蒋介石于改造委员宣誓后，致训词，勉励他们同心同德，完成“改造任务”。他说：

本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今天正遭遇着这样大的危机，本人自省不胜愧疚，并深感责任重大。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之后，希望负责改造同志，本党先进及中央委员诸同志，共同一致，同心同德，来完成改造的任务，负起救党救“国家”的责任。

……

回忆自民国十三年迄今，已历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不知牺牲了多少的军民和革命同志，然而我们的革命事业，今天却遭遇了空前的失败。我个人固然要负很大的责任，现在痛定思痛，为亡羊补牢，希望大家今后依照总理的训示，就是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贡献个人的能力，然后党才能有自由，有能力担负起革命的大事业，才能改造“国家”。时至今日，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合作，彻底改造本党，达成反共抗俄的任务。

在蒋介石致训词以后，陈诚作为16名宣誓人的代表，怀着激动与惶恐的心情致答词，表示要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努力完成党的改造任务，并叫嚣与中共斗争到底。他说：

我们决遵守誓词，在总裁领导之下，并追随本党先进之后，竭智尽忠，努力完成党的改造任务，首先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同时结合仁人志士，共同担负与苏俄帝国主义及其第五纵队中共匪党奋斗到底的重任……我们今天宣誓就职了，时艰事急，任重道远，我们兴奋，我们尤其戒慎恐惧……同志的合作，先进的鞭策，尤其是总裁的领导，使我们能够完成艰巨无比的任务，来迎接光明无限的前途！

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改造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还通过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经蒋介石提名，由张其昀、周宏涛分任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下分7组：第一组掌管台湾各地方党部，陈雪屏、邓传楷分任正、副组长；第二组掌管产业、职业、学生、妇女等各类团体中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谷正纲任组长；第三组掌管海外各级组织，郑彦任组长；第四组掌管文化宣传事务，曾虚白、沈昌焕先后任组长；第五组掌管国民党在“国大”与“五院”中的党团，并与其他党派联络，袁守谦任组长；第六组掌管情报、治安，以及策划对大陆的破坏活动，唐纵任组长；第七组负责国民党党办企业和党员的经济生活，郭澄、陈汉平任正、副组长。7组之外，另设干部训练、纪律、财务、设计等委员会，蒋经国、李文范、俞鸿钧、陶希圣分任主任委员。台湾省改造委员会，由倪文亚任主任委员；台湾各市改造委员会的负责人，则分由陈诚、蒋经国系统的人士担任。

8月3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了由蒋介石主持制定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这是国民党“改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其要旨如下：（1）用决心和信念革新党的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风，实现三民主义；（2）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团结一切力量，坚持“反共抗俄”战争；（3）实行民生主义经济措施，使各行各业有均衡发展之机会；（4）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建立“廉洁而有作为”的政治；（5）“反攻”时期严惩“元凶首恶”，实行军民分治，推行“地方自治”；（6）加强“全国”军民同胞的团结。

9月29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党员归队实施办法》，旋即在全台掀起“党员归队”热潮。通过“党员归队”，一方面将因战乱而脱离国民党组织的党员重新纳入组织，一方面藉以清除贪污腐化、“动摇”、“变节”分子。党员办理登记的时间规定在20日以内，不得延展；主办党部在登记结束后15日内，应将报到党员完全纳入组织；党员奉到通知后10日内，若有尚未参加组织者，应受党纪处分。在党员登记和“整肃”的过程中，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宋庆龄、颜惠庆、邵力子、张治中、傅作义等，因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被开除党籍，成为国民党改造的一则笑柄。据统计，国民党在1948年时共有党员408万人，这部分党员中，“归队”者约10万人左右，占2.4％；连同改造时期发展的党员，到七全大会召开时止，登记党员总数为28.3万人。

陈诚积极参与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前后共经过2年多时间，至1952年10月召开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宣告完成。10月9日，即七全大会召开的前夕，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四二次会议。会议宣告了中央改造委员会工作的结束。10月10日，蒋介石在七全大会开幕词中，正式宣布，“今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会之时，就是改造工作的结束”；并认为，“这回改造的成就，真是本党起死回生的辛酸历史最重要的一页”。

10月18日，举行七全大会第十次会议，由陈诚担任大会主席。大会继续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

陈诚在会上说：

今天我们有如在海洋上的救生艇，我们要把这个救生艇靠登彼岸，拯救大陆同胞，这是我们的使命。要达到这个使命，最重要的需要有一个领袖，来领导我们使救生艇能够靠达彼岸。

大会在19日，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通过吴敬恒（稚晖）、于右任、钮永建、张群、何应钦、蒋宋美龄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选举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等32人为“中央委员”，郑介民等16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对于陈诚“忠贞坚毅”地在蒋介石领导下积极工作，专门给予肯定。在有关决议中称：

……当三十八年革命遭遇空前挫折之际，大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诚同志确能秉承总裁指示，采取确切措施，作中流之砥柱，立复兴之基础。本大会对其忠贞坚毅，勇敢负责，不辞劳怨，不避艰险之精神，及其对于革命之重大贡献，深致嘉许。

台湾国民党七全大会于10月20日闭幕。21日，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作为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在党内高层人士中进行调整和重新组合的结果，陈诚、张道藩、谷正纲、黄少谷、袁守谦、陶希圣、蒋经国、陈雪屏、倪文亚、吴国桢10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张其昀任秘书长，周宏涛、谷凤翔任副秘书长。

11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与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交接仪式。谷正纲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将印信移交给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

这是一次权力的移交。不过，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与先前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在人员的组织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应当说，这是两个一脉相承的班子：因为在16名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中，有9人成为新的中央委员，1人为中央候补委员；有6人进入中常委，2人担任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正、副秘书长。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样也体现在陈诚的身上，他既是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又是新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常委。

延续了2年之久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对于陈诚来说，则是更加突出和巩固了他在台湾国民党中的重要位置。

审查孙立人案

陈诚受命担任“孙立人案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本人对此并无过多的选择余地。

台湾国民党组织，虽经蒋介石、陈诚精心“改造”，巩固了蒋陈体制，但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相互倾轧，并未停止。所谓的孙立人“兵变”案，即是其中一例。

1955年6月上旬，蒋介石将亲去台湾南部的屏东校阅陆军各兵种。屏东地区的凤山军事基地，是“总统府参军长”、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主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地方。而关于孙立人将趁蒋阅兵之机，实行“兵谏”的情报，已经秘密传到蒋介石那里。

孙立人，字仲能，安徽舒城人。早年求学清华大学，后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复转西点军校学习军事。1927年归国后，服务军事，曾率税警第四团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滇缅战役中，率新三十八师取得仁安羌大捷。1944年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11月赴台湾编练新军，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50年起任“陆军总司令”，1954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

屏东阅兵前，蒋介石既知孙立人将有“异动”，遂通过“国防部保密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孙立人在军中的主要骨干郭廷亮、江云锦、田祥鸿、刘凯英等百余人，秘密逮捕。同时，台湾当局如临大敌，将原定受阅部队重新编组，一部分部队被临时取消受阅资格；阅兵场地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6月6日晨4时半，台南7万名受检部队抵屏东机场，进入受检位置。为保证检阅的绝对安全，军方两度用扫雷器，在检阅台前进行反复检查，致使正式检阅的时间，从9时半推迟到11时半。孙立人紧随蒋介石、何应钦、俞大维之后，参加了检阅。

屏东阅兵后，台岛内外开始沸沸扬扬地传出所谓“兵变”的新闻。新闻的焦点，围绕在孙立人及其已被逮捕的百余名部属之间。六七月间，孙立人的行踪，成了人们猜测和议论的中心内容。

7月31日，是台湾当局举行一年一度“扩大军事会议”的日子。作为“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本应赴会。可是，这天一清早，陈诚便来了电话，约孙前去谈话。孙立人于7时刚过，即带了随从参谋陈良埙，前往信义路陈诚官邸。孙立人判断，这次谈话，将揭开盛传了将近2个月的谜底。

陈诚将孙立人迎进客厅后，命副官们在厅外候命，由他与孙立人单独谈话。果不出孙立人所料，陈诚向孙交了底，把所谓郭廷亮“匪谍”案的情况，向孙立人作了通报。

郭廷亮，云南河西人，1922年生，1939年入税警总团二期学习，次年毕业后，留在孙立人麾下服务。后随孙立人远征印缅，官至上尉连长。抗战胜利后，编入新一军，开往东北，任榴弹营少校营长。陈诚告知孙立人，郭廷亮已“供认”：1948年，郭率部驻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店内，与店主白经武相识，并经介绍与青年女子李玉竹结婚。11月2日，沈阳解放，郭被困于城内，经白介绍，与其在解放军吕正操部任联络科长之兄白经文接触，允为中共去台湾从事“兵运工作”，约定联络暗号，得解放军所开路条及黄金10两。郭遂携妻经津、沪而抵台，重投“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麾下，先后任储运班副队长、少校营长、教官之职。1954年9月，郭曾与一操北方口音的“李先生”，按秘密联络暗号接头，并接受对方布置的任务，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兵谏”。陈诚与孙立人的谈话，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致使陈、孙均未能去参加“扩大军事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天的扩大军事会议上，台湾当局正式宣布了“孙立人案件”。

次日，孙立人的随从参谋陈良埙，接到台北宪兵队的通知：上面有命令，“参军长”不要出门。

接着，“国防部”又派黄、傅二“局长”前来，将江云锦等人的供词交孙阅读。

至此，孙立人深知，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于是，他于8月3日，给蒋介石送上了一份辞呈。内称：“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其“请予惩处”的“过错”据报道称有二：

1．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竟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

2．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警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利用彼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方，竟至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成不法之举，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

半个月后，“总统府”突然于8月20日，发布“总统命令”，免去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职，由黄镇球接任；并组成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孙案。“总统命令”称：

1．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候报核办。此令。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此令。

2．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二级上将黄镇球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陆军二级上将黄镇球为总统府参军长。此令。

酝酿已久的爆炸性新闻，终于出台了。戎马一生的孙立人，在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中，成了败将。而蒋介石的嫡系宠将陈诚，却深深地介入到扑朔迷离的“孙案”中来。

说起陈诚与孙立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两度共同战斗在同一战场。一次是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陈诚先后担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左翼作战军总司令和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全盘负责指挥淞沪战事；而孙立人则是税警总团第二支队的少将司令官兼第四团团长，曾在淞沪战场受伤10余处，被炸成“血人”，九死一生。另一次，是在1943年的印缅战场，陈诚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筹划收复缅北失地、打通国际交通线；而孙立人，则在中国驻印军中任新一军军长，同样肩负着收复缅北与修筑中印公路的任务。他们同是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并两度战斗在同一地区。不过，他们之间真正发生较多的工作联系，还是在东北和台湾。孙立人于1947年7月离开东北，先后到南京、台湾，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陈诚则于当年9月赴国民党东北任行辕主任，指挥东北战事，而此时孙立人的旧部新一军，则在陈诚麾下。孙立人曾致函陈诚，希望不要将新一军分割使用；陈诚在被免去一切职务、闲居上海时，亦曾邀孙来沪。陈、孙真正的合作共事，乃为1949年至1950年间，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中，他们分任正、副军政长官。

陈诚与孙立人，虽有一段军事上共事的渊源，但在人事关系上，却不属于同一派系。陈诚属黄埔系，在军中有较深厚的根基，尤其握有一批黄埔高级将领；孙立人则无派无系，但受美国赏识，有国际背景。

1949年2月14日，蒋介石已经下野，退隐溪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响到长江边；代总统李宗仁已经表示，愿意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举行和谈。这一天，美国白宫训令驻南京大使馆，派公使衔参事莫诚德为密使，飞往台北，游说刚刚上任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自立”。据美国国家档案局保存的文献称，其内容包括：

1．台湾现在的省主席，宜使政治与国府分离，经济贸易和中共绝缘。台湾省主席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援2500万美元。

2．形式上，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之内，在台召开政权转移会议，苏联、中国国民党政府亦可参加。

3．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来袭；同时遣送不受欢迎的大陆在台分子。

4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台，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5．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陈诚以忠蒋而闻名，自不会接受这一方案。而“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一条，却使这位“陆军副总司令”祸福参半。它既使蒋介石、陈诚不能将孙立人等闲视之，又使蒋、陈对孙氏更增加了一层戒备之心。

接着，莫诚德又与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肯楠博士，进一步商讨了由美国派兵占领台湾和扶助孙立人成立新政权的问题。据美国NSC密档第五十三号记载：

邀请孙立人将军参加（美国）占领军新政权。如他肯接受此任，则我们分化中国驻台军队之工作即告成功……

国务卿艾奇逊主张：以孙立人代替陈诚为台省主席。我们所需要者，乃一干练笃实之人，不必听蒋介石指挥，亦不必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氏经验或有未足，但其他条件，都甚符合。

由此，美之扶孙抑陈，已十分明显。就中亦可推断出，陈、孙之间关系并不融洽。美国人当时也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歧见。1949年5月11日，美驻台北领事艾嘉，以一五四号电致国务院称：“孙立人与陈诚歧见尚未调处。他表示，陈诚有意冷冻他，重用自己亲信；孙氏在陈之下的指挥权，迭遭陈氏亲信干预。”6月12日，艾嘉复以第二二五号电致国务院称：孙立人“抨击彭孟缉和陈诚其他亲信为本位主义、盲从，起码落后时代50年”。

此后，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孙立人与台湾黄埔将领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孙立人在台兵变》一文，曾有如下生动描述：

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行，那末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

在回溯了上述陈、孙关系的历史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势力。而由陈诚来主持孙立人“兵变”案的调查，则是蒋介石在清除孙立人举措中的必然人选。

9月19日，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与孙立人进行了整个“调查”期间唯一的一次接触。这天上午9点，孙立人奉召来到阳明山第一宾馆，阅览王云五、黄少谷两委员分别讯问孙之部属郭廷亮、王善从、田祥鸿、江云锦、陈良埙、刘凯英6人的笔录。中午，由陈诚单独邀请孙立人至自己寓所共进午餐。下午4时起，由在台北的全体“调查委员”与孙作集体谈话。谈话中，孙立人拒不承认自己知道郭廷亮等人的“发动计划”，再三声称，希望“消弭于无形”的观点。孙立人面对陈诚等咄咄逼人的提问，回答说：

“至于整个计划，我是不晓得的。”

陈诚等人又问：

“为什么不向当局报告呢？”

孙立人答：

“我总以为只要他们不作这个事情，就没有事情了，不会再有什么，所以我也觉得把这个话放在我心里，用不着报告了。”

这次谈话一共进行了4个小时，直到晚上8时方告结束。

“调查委员会”在陈诚的主持下，总共工作了将近50天，最后由陈诚定下基调、王云五执笔，撰成“报告书”。“报告书”认定：孙立人有“在军中违法密结私党或秘密结社集会之嫌”，以及放纵刘凯英逃脱、“循情包庇之嫌”。对于“匪谍”郭廷亮活动于其左右，“至少应负失察之责任”；对于“亲信人员不法言行之知情不报，以及平日之管束无方与训导失当，实难辞酿成郭廷亮阴谋之咎”，“应负其责任”。“报告”笔锋一转，又云：

惟念孙立人将军为总统多年培植之人才，且曾为抗战建功，孙立人将军在8月3日上总统签呈中曾沥陈愧悔自责之情，在9月19日答复本委员会询问时，亦痛切自承错误，一再声述愿负全责。自己引咎辞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并奉政府令准免职。本委员会谨建议总统于执行法纪之中，兼寓宽宥爱护之意。

这份“报告书”，除了在日本治疗眼疾的何应钦外，由陈诚等8名在台委员签署，呈送蒋介石。原拟于10月10日前公布，因故延长至20日公布。“报告”全文共1.8万余字。台湾“中央社”电台在20日这一天，以每小时发出1500—2000字的速度，共播发了11个小时，方将全文发完。

在公布“调查报告”的同一天，台湾当局又公布了一份由蒋介石亲签的处置孙立人的“总统令”，完全肯定了陈诚主持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并采纳了“报告书”关于处置孙立人的建议。内称：

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重大咎责。兹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处议，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这“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的命令，不禁使人联想起18年前对张学良将军之“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的命令。张将军已被“管束”了18年，先后幽禁于南京、奉化和新竹，往后究竟还需“管束”多少年？天知道！孙立人之“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究须多长时间？当亦无人知晓。

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和蒋介石的“总统令”公开播发的当天，陈诚于下午2时接见了孙立人，陪同接见的还有张群。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

孙立人将军于20日下午2时获悉总统已明令对他因匪谍郭廷亮案作宽大的处理暨调查报告书已正式发表后，即驱车赴陈副总统官邸晋谒陈副总统，表示诚恳的谢意。孙将军当时表示，政府对此案的处理极公平合理，尤其总统对他的宽大与爱护，使他铭感五内。他并曾向陈副总统表示，他正闭门思过，痛切改悔，将来如有机会，他将再度为国效力，以赎前愆。

上述报纸报道的内容，多为官样文章，并不能代表孙立人的真实思想。不过，有消息说，孙立人还向陈诚表示，他过去在美国普度大学学过土木系，愿以一名工程师的身份，献身于陈诚所主持的石门水库建设。对于孙立人在“由国防部随时察考”期间的任用，陈诚当然不敢擅自决定，允向“总统”报告。但是，到23日蒋介石接见孙立人时，其所作的指示，实际上是拒绝了孙立人的这一要求。蒋介石说：

你要从心理上及精神上充实自己，俾来日可用。要多研究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中国古圣贤名言，作一个优秀的军人。

从此，孙立人便同当年的张学良一样，开始了一种没有时间下限的“修身养性”的生活。

20日当晚，作为陈诚调查孙立人“兵变”案的结束，蒋介石在士林官邸设宴款待了陈诚等8名在台的“调查委员”，用以酬谢他们2个月来的辛劳。

纵观陈诚与孙立人二人的全部人生轨迹，他们私人之间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孙立人事件的发生，有诸多复杂的因素，有历史的、国际的背景，也有个人性格方方面面的原因。这是台湾当局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陈诚之介入此案，完全是秉承了蒋介石的意旨，他个人对此并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

当上“二号人物”

陈诚以副总裁、“副总统”的双重头衔，登上了一生宦途的顶峰。

50年代中期，蒋介石一手将陈诚扶上副总裁、“副总统”的宝座。从此，陈诚便成为台湾岛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可争议的“二号人物”。

1954年早春，56岁的陈诚，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又跨入了一段新的历程。

这时，屈指算来，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已满六年。6年前，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6年”。

在台湾当局当时所处的危局之中，“总统”由蒋介石连任，当无疑问。但是，他还要挑一个好帮手，来担任“副总统”。

1948年的“行宪大会”上，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蒋介石支持的候选人孙科败阵而下，桂系首领李宗仁登上“副总统”的宝座。在那年“总统”、“副总统”的就职仪式上，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李宗仁却一身戎装。李宗仁怨恨蒋介石在着装上故意捉弄他，使得“副总统”像似“总统”的随身警卫员。上任的第一天，就已显示出了他们之间的巨大的不协调。接着，在动荡的政局中，李宗仁咄咄逼人，迫使蒋介石只当了半年总统，便不得不宣布“引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代总统”李宗仁竟又擅去美国，“违法失职”，而遭“监察院”的弹劾。

蒋介石吃够了与“副总统”不合拍的苦头。他决心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改变“总统”与“副总统”之间1＋1＝0.5的被动境遇，而要使1＋1＝2.5。

蒋介石看中了已经担任4年“行政院长”的陈诚。

为了作出一点姿态，蒋介石对军界元老何应钦说：

“敬之兄，阁下是否准备参加下届副总统竞选？”

何应钦自1949年5月卸任“行政院长”以后，便不再掌有实权，与世无争。1年后，他到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不想再回到权力的角逐中来。何应钦婉转地答复蒋介石：

“谢谢总裁的美意，应钦现在集中精力，进行战略方面的研究，俾对党国有所贡献，似以不改变工作为宜。”

何应钦的答复，使蒋介石心中有了底：提名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不会有什么阻力。

2月15日至16日，台湾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推选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15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名义，向大会就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提出自己的意向。30余名中央委员全神贯注、屏住呼吸，谛听这位最高决策者对于“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蒋介石说：

“副总统候选人的标准应有三个条件：第一要忠党爱国，第二要负责尽职，第三要任劳任怨。”

其实，这三个条件并无什么奥妙和创造，是极普通的三项用人标准。关键在于，在蒋介石看来，什么人最符合这三个条件。

“根据此项标准，我认为副总统候选人人选，以陈诚同志最为相宜。”蒋介石终于亮了底牌。

此刻，中央委员们才感到，刚才的紧张与神秘感是多余的。他们彼此相顾，似乎除去陈诚，再也提不出别的人选。

接下来的程序是投票。当工作人员将选票发给陈诚时，陈诚不肯接受。他为难地推辞：

“我怎么好投自己的票呢？不用了，不用了。”

经过在旁的中央委员齐声相劝，他才勉强地接受了这张选票。但是，他并未按照规定在自己的名字上划圈，即将选票投入票箱。他决计用废票的方式放弃对自己进行表决的权力。

计票结果，在32张选票中，陈诚得了30票。

会议宣布，陈诚被正式推举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

3月份，“第一届国大第二次会议”在台北中山堂举行。

依照“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届满时，“国大代表”与“总统”均应改选。但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已退居台岛一隅，如何在全国进行“国大代表”的重新选举？若只在台岛进行选举，则与台湾省“国大代表”又有何异？蒋介石行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关于“总统”在“戡乱时期”可紧急处分的特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国大代表”事实上成了“万年国代”。

“第一届国大代表”总数法定3045名，由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抵制，在1948年3月举行“行宪国大”时，就只有1679名代表出席，方略略超过代表总额的半数。如今，原曾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又有一部分没有迁台。“内政部”遂下令递补部分“国大代表”，直至稍过半数。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后，又于23日，进行了第一次“副总统”竞选。

国民党当局为了给“国大”的选举披上“民主”的外衣，特地安排了“总统”、“副总统”的竞选对手。与陈诚竞选“副总统”者，为民社党人石志泉。第一次竞选时，陈诚得票1276张，石志泉得票231张，二人均未超过半数。次日，再次竞选，以得票较多者当选。陈诚得1417票，而石志泉仅得109票。陈诚以绝大多数票当选“副总统”。

5月20日，是新任“总统”、“副总统”就职的日期。6年前的这一天，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同他不满意的“副总统”李宗仁一起宣誓就职。今天，同他一道宣誓就职的“副总统”，却是他的嫡系将领。

他们志同道合。

陈诚身着平时很少穿的蓝袍黑马褂礼服，佩带紫红绶带，胸缀青天白日勋章，与穿同样礼服的蒋介石走在一起，“精神抖擞，心情兴奋”。他继蒋介石之后，举手宣誓：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效忠国家，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

这一天，陈诚信义路官邸大门整日开着，接受川流不息的各界人士前来道贺。著名新闻记者于衡请他题词。陈诚信手写下“辅佐总统完成反共大业”数字。几分钟后，他突然想起“辅佐”二字用得不当，应当更谦虚些，便重题“追随总统完成反共大业”10字，派人送交于衡，并向他索回了原题字。

在政治的舞台上，含糊不得。两字之差，也许会给人事关系蒙上无法清除的阴影。小心谨慎的陈诚，把这种阴影消除在萌芽之前。

3年后，陈诚在台湾的政坛上，被推上了另一个高峰。

1957年10月18日，蒋介石向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新的议案，内容是：

“八全大会以后，反共救国事业又进入新阶段，一面继续维护宪法，为民主法制而努力，一面策进大陆革命，以达成反攻复国的任务，党的工作倍形艰辛，而责任亦益加重大，中正提案本党应设副总裁一人，并在党章第五章中增设条文如下：‘本党设副总裁一人，辅助总裁处理党务，其人选由总裁提名经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

蒋介石决定在国民党内创设“副总裁”一职。显然，这是为了在党内强化蒋陈体制。

23日，经蒋介石提名，陈诚任国民党副总裁。

从此，陈诚登上了他一生宦途中的顶峰。他以副总裁、“副总统”的双重头衔，显示了在台湾政治格局中仅次于蒋介石一人的“二号人物”地位。

陈诚担任副总裁和“副总统”职务，直至逝世。不管这种职位同实际权力之间，是一致还是不一致，这种安排的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反映，是力的平衡的体现。

再任“阁揆”

俞鸿钧的“内阁”危机，促成了陈诚一身而兼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三要职的罕见局面。

陈诚在1957年10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之后，不到一年，适逢“行政院长”俞鸿钧发生“内阁”危机，致使其重掌“行政院”，出现了一身而兼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三要职的罕见局面。

曾于1954年从陈诚手中接过“行政院长”一职的俞鸿钧，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当过新闻记者，历任上海市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因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秘密运台而大受蒋介石赏识，复出任台湾“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53年任台省主席。俞氏乃一书生型政治人物，且有蒋介石撑腰，故在政界不愿轻易屈从于人。

1956年底，“监察院”中开始有人建议，“行政院”采取纠正措施，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其中并特别点出，“行政院长”俞鸿钧，在“行政院”与“中央银行”领取双份薪金。这一建议与对俞鸿钧“兼职领薪”问题的列举，于1957年3月在“监察院”获得通过，26日寄往“行政院”。“行政院”隔四月方作函复，且对于要纠正的问题无明确态度，引起“监察院”不满。“监察院”遂于9月至12月间，连续四次邀请俞到院备询。但“行政院政务委员会”经讨论，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通过决议，明确支持俞氏不去“监察院”备询。“两院”之争，延续数月，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12月10日，“监察院”第五八次院会决议，成立“行政院长俞鸿钧违法失职事件处理小组”，萧一山为召集人，计有11名小组成员。

为处理这一日益僵持的危机，陈诚奉蒋之命，出面劝说“监察院”让步，但未获结果。蒋介石复命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举行两次宴会，以协调“两院”关系，冀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妥协”，后因多数“监委”拒绝出席，希望落空。

12月23日，“监察院”以俞鸿钧“违法失职”和“兼职领薪有违节约”，正式通过对其弹劾案，并公诸报端。俞鸿钧不甘示弱，于1958年1月15日，提出万言申辩书。16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内的高层领导和“监委”中的国民党员开会，在认为“行政院”不应逾期答复和俞氏应到“监察院”备询的同时，严厉告诫“监委”不应将行政首长视同罪犯，要慎用自己的权力。可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监委”中有人当场起立，顶回蒋介石的批评；事后，“监察院”又发表长文，批驳俞鸿钧的申辩书。1月31日，“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宣布，俞鸿钧“违法失职”一说难以成立，但“兼职领薪有违节约”，应予以“申诫”处分。蒋介石于2月14日，签署“总统令”，公布对俞的“申诫”处置，但同时又表示，个人对此弹劾案，“感到遗憾”。俞鸿钧于“申诫令”发表后，三次请辞本兼各职，蒋介石均予“慰留”。

但事已至此，一名受到“申诫”的“行政院长”，已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蒋介石只好将4年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陈诚，再次请出，复任“阁揆”。6月30日，蒋介石向“立法院”发出“（四七）台统（一）仁字第一二三号”咨文，内称：“行政院长俞鸿钧呈请辞职，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长，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提请同意，以便任命。”7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希望支持陈诚继掌“行政院”。4日，“立法院”举行本会期的第三十五次院会，就是否同意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事举行投票。投票结果，在460名“委员”中，有364人投了同意票，而不同意票仅79票。“立法院”遂以第一四五二号咨文，答复蒋介石，表示同意其对陈诚的提名。蒋介石于当天明令发表，任陈诚为“行政院长”。

经过几天紧张的“组阁”，俞“内阁”成员多有变动，除保留“内政”、“国防”、“司法”、“交通”四个“部长”外，其余均有改变。其中尤以“教育部长”颇多周折，蒋介石原属意让张其昀继任，并亲带张去见陈诚，但陈仍不答应，坚持动员不愿做官的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后终以梅在教育界的声望，获得同意。7月14日，“内阁”名单经中常委通过，明令公布。

15日，陈诚正式接管“行政院”。卸职之俞鸿钧称颂说：

“在目前这个时候这个环境，由陈副总统出任行政院长，是最适当最理想的人选。”

陈诚则表示：自己心情沉重，对俞前“院长”许多过奖的话感到惶恐；而俞前“院长”过去4年多的成就，已为未来工作奠定基础。他表示，今后当努力奉行“反共抗俄”的既定“国策”，本“宪法”所赋予的职权与使命，求其所当为，尽其所能为，并希望“行政院”同仁发扬“亲爱精诚”的精神，为“反共复国”的共同目标与整个“国家”“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7月15日上午11时，陈诚举行重掌“行政院”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对因患感冒未能及早与大家见面表示抱歉，并略述今后的施政方针。他说：

各位记者先生：从总统提名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到今天，已有半个月的时间，因为本席偶患感冒，以及安排人事，所以迟到今天才能与各位见面。在此一段时间内，大家对政府和对本人的关切，使我非常感激，同时大家冒了炎暑采访有关行政院改组的新闻，颇为辛劳，而个人因病也未能及早与各位见面，觉得很抱歉。关于行政院今后的施政，仍当以反共抗俄之国策与国家人民之利益为目标去努力，至于具体的做法，当随时研议实施。我深深感到，为政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去做，一定要依据大家的需要去做。今天与各位见面，主要的是想听听大家对于施政的意见。

接着，陈诚便回答记者的询问。陈诚在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10个问题之后，出乎大家的意料，重新起立主动发言，表示：以后有机会将随时与新闻界会面，或许有问题请教，不过今天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想起的问题，倒愿意自动提出，即今天到院正式就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辞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和“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职。他说：

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是否能辞准，权在总统，要待总统的批准。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务，也要中央批准才能辞脱。不过，石门水库的情形便不同了，是向行政院请辞的，一定可辞去，我自己一定会批准。兼事太多，不大好，我要在行政院多做点事。

此次记者招待会，历时45分钟，于11时45分结束。陈诚在会上宣布将辞去的三个职务，其“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与“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二职，果于8月即获准辞去，分别由张其昀与蒋梦麟接替；但“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却至死未能卸去。

17日晚，陈诚复在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全体“立法委员”，征求“立委”对今后施政的意见，他自己也作了20分钟的讲话，对当前国际局势略作分析，并说明“行政院”的施政计划。陈诚告诉大家：蒋介石于上午刚刚召见“行政院”官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研讨；“国防部”也于中午命令陆海空三军作积极的准备。他强调：此次再次出掌“行政院”，对于“反共复国”的基本政策决不变更，即一方面是“反攻大陆”，一方面是建设台湾。“我们不会因有任何事变而气馁，只有大家更努力去做。”陈诚在7位“立委”发言，对“行政院”的工作提出希望和建议后说：

我知道各方面对我期望的殷切，但是希望大家不能希望太急切……如果我过去曾有一点成绩，这不是个人的成绩，一方面是总统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大家的合作和督促。在国家多难之秋，希望大家多用点功夫。

陈诚在发言结束时，以加强自身修养的四句话与“立委”们共勉：

苦莫苦于多愿；

孤莫孤于自足；

危莫危于任疑；

败莫败于自私。

为了表示对台湾工商业的关注，陈诚于就任“行政院长”后，即指派“经济部长”杨继曾拟订方案，解救目前工厂营运周转资金的困难。19日，“行政院”颁发了《工厂营运资金临时贷款办法》；同时决定设立由“经济部长”为召集人的“工厂营运资金临时贷款指导小组”，专负审核各工厂申请临时贷款之责。21日，“行政院”为挽救工商业倒风，防止倒风蔓延，解除工商危机，特先后约集有关单位，共同商讨对策。陈诚在会上表示：目前发生的工商业倒闭现象，无论是恶性倒闭还是非恶性倒闭，一“政府”都应负责迅谋补救办法，而不能听任其继续扩大，致影响“国计民生”。在一次工商团体座谈会上对倒闭厂商，有人向陈诚提出两条处理的原则，即“根本亏空的，可不予置理，任其淘汰；但如果是资产多余负债，发生周转不灵的工厂，政府应迅速贷款援助”。陈诚认为，上述这些意见，正与“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办法不谋而合；这次“行政院”所颁订的办法，尚不过是一种临时措施而已。“对于恶性倒闭，一定要依法查究，而对于正当的工商业，必将有计划地予以辅导支持。”

陈诚再度接任“行政院长”于内外交困之中，力图通过各项施政措施，摆脱这种艰难的困境。1959年4月，他抛出了接任后的第一个年度施政计划。政治方面：他认为主要应抓好台湾建设、“团结海内外反共人士”和加强“外交”三项工作。军事方面：他认为当前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实行精兵简政、健全三军、充实战力、加强现代化、制造局部的军事优势，“以确保台湾安全，并进而有效地策应大陆革命，达成反攻复国的神圣使命”。财政方面：他证实，经过半年来的彻底检查，财政困难是事实。他认为要解决财政困难，“唯有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同时努力”。“就开源而论，最确实的办法是从增产建设、改革和整理赋税着眼”；“就节流而论，主要的就是严格控制预算，除军事紧急支出及不可预测的天灾所必需的费用外，在原则上希望做到不办理追加”，“对于可以缓办的业务缓办，可以不办的业务绝对不办”。

陈诚第二次主持“行政院”时，正面临着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危机的困扰。他的任职，帮助台湾当局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1960年3月，蒋介石和陈诚分别“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副总统”。

按照常规，在“总统”换届时，“行政院”需集体辞职。陈诚“以个人德鲜能薄，不能负荷”为由，在5月5日向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蒋介石破例地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于20日批示：“国难未纾，仔肩益重”，“着毋庸议”。

21日，陈诚再辞：

国难方殷，劳怨虽不敢辞，但以言任劳，不免徒劳无功；以言任怨，甚或积怨成仇，何补时艰。

22日，蒋介石仍不同意，复批示：

吾人身许党国，从事革命数十年，共同甘苦，备历险阻，今当国家遭此空前危难，既受全民付托，更应相期努力，共肩艰巨，实属义无可辞。

由于蒋介石对陈诚的挽留，使陈开创了一届“行政院长”跨越两届“总统”任期的先例。

这届陈诚“内阁”长达6年，直至1963年12月国民党举行了九全大会后，坚辞方获批准，而由“财政部长”严家淦接替。

此时，陈诚的身体已日趋病弱，与正在崛起的蒋经国之间的关系也已众说纷纭。

金门炮战

顷刻间，数万发炮弹，暴风骤雨般地落在金门岛上。陈诚说：“从苦战中求胜利，从冒险中求成功。”

1958年夏季，台湾海峡风大浪急，海峡两岸剑拔弩张。

台湾的国民党军频繁调动，不断派出武装特务，加强了对福建沿海岛屿的骚扰；同时，也加强了金门、马祖等一线兵力的部署。

远在万里之外的中东局势，也直接牵动着台湾海峡的局势。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军事武装力量已经介入台湾海峡；现在美国又要武装干涉中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必须大力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台湾海峡——中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四者之间，便自然地结成互相关联的锁链。

1958年5月9日，黎巴嫩人民举行起义，反对亲美的夏蒙政府，并得到了阿联总统纳赛尔的支持，从而引发了中东事件。

2个月后，7月14日，伊拉克又发生了推翻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的军事政变，并随即宣布成立共和国，退出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组织。

美国从其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立即作出强烈反应。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派兵到中东，美国海军陆战队于当天在黎巴嫩登陆，占领贝鲁特。

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要求美军撤出黎巴嫩。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的决策。毛泽东指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的作用。

台湾岛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7月16日，台湾当局下达指令：

“台澎金马地区之国军各单位，取消所有官兵休假，各级部队立刻进入战时戒备状态。”

大陆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制订了炮击金门岛的计划，只是在正式发起攻击前，毛泽东主席又改变了主意。7月27日清晨，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别具一格的语言，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发去一份电报：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

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悄悄取消了，但是，毛泽东的电报是绝密的，对方不可能知道。

台湾海峡的形势，依然严峻。

8月12日，刚刚重新接任“行政院长”的陈诚，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全体“监察委员”。他先请“国防部副部长”马季壮介绍了解放军加强战备的情况，接着，他在讲话中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共军陆海空军已有能够发动‘偷袭’或‘强袭’的力量。”

陈诚讲到了“保卫金马”的问题。他提高了嗓音，好像故意显示一种强大的力量和决心：

“金门、马祖和台湾、澎湖是不可分的，如果共军打金门，就等于打台澎，我们不能消极地挨打，应积极地以打击还打击。”

这位集“副总统”、副总裁、“行政院长”三职于一身的台湾实实在在的“二号人物”，又一次在台湾危机方面，表明了他的反共顽固立场。

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建立人民公社和大办民兵之后，毛泽东又决定给予在金门的国民党军突然猛烈的打击（不打马祖），并封锁金门；至于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况而定，走一步，看一看。

21日晚，福建前线解放军各支部队的36个炮兵营和海军的6个海岸炮连，共计459门火炮隐蔽进入发射阵地。

23日，驻福建前线的解放军部队，用对金门等岛猛烈的炮击，表示了人民的愤怒。

下午6时，当夕阳将天边映红的时候，金门岛对面的解放军炮兵阵地上，巨炮怒吼，火光映红了海面。一批批炮弹，犹如暴风骤雨，降临金门岛。大炮发出的巨大轰鸣，震耳欲聋。

解放军的一个重炮师，配备了口径为202毫米的重炮，射程在27000米以上。用它轰击9000米外的金门岛最远处，绰绰有余。

顷刻间，金门岛上一片火海，浓烟烈焰，飞沙走石。许多防御工事被摧毁，不断有伤亡的士兵被抬下火线。

仅头两个小时，就有57500发炮弹，落在小小的金门岛上。

傍晚时分，百余架米格机群飞临金门岛上空助战。它们发出深沉的轰鸣声，排着整齐的队形，形成了一幅十分壮观的画面。

这就是著名的八二三炮战。它是三年前一江山岛战役以来，发生在东海上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24日，又有36500余发炮弹，飞向大小金门岛和大担岛。

陈诚以他在台湾“党、政、军”中的特殊地位，围绕金门战局，作出了各项决策。他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决定了在国际上处理金门战局的三项原则：

1．坚定我决不要妥协屈服之决心，以抵挡国际姑息主义之冲击；

2．在作战中力求自制，以加强中美团结合作，粉碎敌人对我分化及孤立之阴谋；

3．从备战中转变国际间种种错误估计，以打击敌人行险侥幸之心。

“八二三炮战”一周后，陈诚在9月1日的记者节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演说时，他身着西装，戴着老花眼镜，手持准备好的讲稿，对着麦克风，神情严肃地宣告了台湾当局对待金马局势的态度：

你们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还击。”我们准备流汗流血，为保卫金马及其外围岛屿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在任何情况之下，决不动摇，决不屈服。

你们若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回答：“胜利。”因为没有胜利，我们国家便不能恢复统一，大陆同胞便不能恢复自由。

你们若问我们的方法怎样？我的回答：“从苦战中求胜利，从冒险中求成功。”

半个月后，陈诚的战争叫嚣更为狂热。他向“立法委员”们报告说：

我们对于金马及其外围岛屿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坚守到底。敌人占领任何一个岛，就是战争扩大到大陆上去。……军事乃是外交的决定力，大炮比言词有更大的影响。

人民共和国巧妙地处理了这次海峡危机。

解放军没有向任何一个岛屿发起进攻。

国民党军也没有把战争“扩大到大陆上去”。

9月，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对金门和国民党军驶往金门的运输舰又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炮击。

10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冠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的《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实行和平解决”。

25日，解放军在对金门总共发射了47.5万发炮弹，已经达到警告和惩罚的目的之后，宣布每逢双日不打炮，单日为炮击日。事实上，紧张、激烈的炮战已经过去，海面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是，陈诚并没有恢复平静。

11月2日，他在接见法新社记者时，调门同过去一样高。他强调：

中共如对一个或整个外岛发动全面性的攻击，中国国军便将攻击大陆上发动攻击的据点。……我们不主动掀起一次战争，但是共党如果攻击我们，我们决不放下我们的武器。

陈诚的这番讲话，与金门岛附近已经变得稀疏、零落的炮声，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这次台湾危机过去一年半之后，由于台湾当局不断以金门岛为基地，派遣武装特务至大陆沿海骚扰，加强战争准备，加之曾经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赴台访问，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于1960年6月17日和19日，向金门、烈屿、大担、二担等岛进行了又一次猛烈的轰击。

艾森豪威尔在台湾海峡隆隆的炮声中，匆匆对台湾进行了24小时访问。

7月8日清晨，金门岛附近的海面一片平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宣布，双日不打炮。不必担心这一天会有炮弹飞来。

一架C—46专机，在一群战斗机的保护下，平稳地降落在金门岛空军机场。陈诚身着草绿色军便服，戴一顶软军帽，腰间悬着小手枪，慢步走下舷梯。没有仪仗队，没有欢迎仪式。

他同前来迎接的当地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后，便乘军用吉普车，直开太武山巅的一幢高级住所。

陈诚到金门来视察了。他要亲自查看刚刚过去的炮战中的损失，并且部署好这个岛的兵力配置。

他从太武山巅的住处，推开窗户，临窗远眺，大陆河山历历如绘。触景生情。他又想到，要从金门、马祖“打回去”。

陈诚转过身来，把目光移向身边的侍从人员，对他们说：

“我们现在局处台湾，好像坐在船上，总要回大陆故乡家园的，而金门、马祖就是登岸的跳板。”

他来到前沿阵地。凡遇到零散的官兵，他都要走到他们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他与一名士兵合拍了一张照片。士兵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他把自己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点，灌输给前线官兵：

“今天的金门，不但已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县，更是我们反攻复国的基石。”

7月20日，陈诚乘原专机，返回台北。当飞机已经在蓝色的大海上空飞行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仍然在想着，如何应付解放军的下一次炮击？可是，他想得太多了。自从6月炮击以后，金门地区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以往的猛烈炮战。

“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陈诚提倡“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工业与农业的重点，在计划中互相渗透，互相支援”。

成为台岛“二号人物”的陈诚，在应付金门炮战等海峡军事冲突的同时，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方面。

1953年——中国古历法中的蛇年。按民间说法，蛇年是灾年。然而这一年，台湾海峡却相对比较平静，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各自的经济建设计划。

台湾当局由陈诚主持，从这一年起，开始执行“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陈诚决心发展经济，“养鸡生蛋”。他形象地比喻说：

如果只注意财政而不在经济方面去求发展，以培养财源，那就是“杀鸡取卵”。

……

我们一定要“养鸡取卵”，才能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改善，财政收支平衡。

他对于经济的两大类别工业和农业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农业与工业实属相依相成，不可分割，故究竟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实无庸在理论上斤斤争辩。如说农业为工业的基础，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工业亦为农业的基础，因为农业生产的增加，势必有赖水利的发展与肥料的充分供应，而此两者又属工业的范畴。

陈诚为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定了“一个目标，四项原则”。

目标是：

力求提高自给自足的程度，使主要的必需物资能够自给，使收支可以平衡。

四项原则是：

第一，“整个性”，即整体性。他提出，经济是一个整体，各项生产建设必须相互配合，均衡发展，“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

第二，“重要性”，即突出重点。农业以增加米谷生产为主，工业以肥料、电力生产为主。工业与农业的重点，在计划中互相渗透，互相支援。

第三，“经济价值”，即讲究经济效益。他强调，“要能以较少的投资，获得较大的成果”；“要在短期内有产生经济价值的可能”。

第四，“保守的估计”，即订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要求在制定各项计划指标时，“均采取保守的态度，力求低估，不敢高估”。

一个目标，四项原则，反映了陈诚较为务实的特点。

他还提倡勤俭和实践。他在一次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工作人员”讲话时比喻说：

“当前我们的处境，一如农人春耕时期，必须紧束裤带，辛勤耕耘，然后才有秋收冬藏，所以全国上下必须厉行节约，实践克难，做到人人以奢侈为可耻，以浪费为罪恶。……我们要重实践，尚力行，对于应该做与可能做的事，必须迅速确实地去做，不可空谈理论，浪费时间。”

在陈诚主持实施“第一期四年计划”进行到第二年时，他因当选为“副总统”而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第一期四年计划”同时改由他的继任俞鸿钧负责实施。

到1958年7月陈诚再度出任“行政院长”时，台湾的“第二期四年计划”已经实施到第二个年头。他接手主持这一期“四年计划”的执行后，接连遇到了灾难性的打击。1958年8月的金门炮战和1959年8月台湾中南部的水灾接踵而来。战火与洪水，冲击了经济建设计划。

1959年8月的特大水灾刚刚过去4个月，道路、桥梁、农舍都还在修复之中，陈诚在这年年底，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决心成倍地增加投资，加快经济建设速度。

陈诚决定，在“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中，设立“工业发展投资研究小组”，负责联系和协调各机关促进投资的工作，并对工业环境的改善和一般投资事项，作政策上的研究与建议。

这位来自青田农村的陈诚，在离开农村40年之后，终于领悟到了工业生产的巨大魔力。他决心在发展工业上花大的力气。

紧接着，在1960年1月，陈诚又拟定了《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其中包括了预算、金融、外汇与贸易等各方面大胆的改革措施。他开始不安于既定的每4年一期的“经济建设计划”，而要在这个基础上，再赋予经济发展以一个新的加速度。

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任期内，主持制定的最后一期“四年经济计划”即第三期，从1961年到1964年。他要求台湾岛在这4年中：生产总值增长36％。

可是，陈诚没能把这期“四年计划”完成，便因为健康的原因，后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继任“行政院长”严家淦。

在长达12年的三期四年计划实施过程中，陈诚亲自主持拟订了两期“四年计划”和一项临时性的“十九点计划”；程度不等地主持了各期“四年计划”的实施。

1962年台湾的农业总产量，比日本占领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增长了50％，比1949年增长了80％。

1961年台湾的工业总产量，则比1949年增长了3倍。

陈诚致力发展的台湾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类型。它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和弊端。

陈诚一再标榜“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然而，他自己也不能否认，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仍在于巩固国民党当局对台湾的统治和“反攻复国”。

但是，陈诚在他的有生之年打下的经济基础，为日后台湾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远东第一高坝

陈诚按动电钮，远处一声轰响，石门大坝工程，从此开工。

从1955年至1964年，前后10年，陈诚将自己晚年的精力，集中在高大的石门大坝上。

1948年秋，刚由上海移居台北静养的陈诚，由夫人谭祥陪同，驱车来到50公里外的桃园县石门风景区游览。

车行桃园县境，只见山峰连绵，竹树翠绿，良田无垠，溪水潺潺。大汉溪两旁，稻谷金黄；一群群农舍立于山下林边。这一片田园风光，使陈诚想起了1500年前陶渊明先生《桃花源记》中的名句：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桃花源是人们无处寻找的神秘幻境，桃园县却就在自己的眼前脚下。不管政局如何险恶，社会如何动荡，大自然却总是那样无忧无虑。

不一会儿，车子停在石门峡谷的前面。大汉溪冲过两山之间的峡谷，流入平原。峡谷岩壁耸立，谷底水流湍急。

陈诚默默地凝视着这石门山水，犹如回到了青田家乡，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石门洞的壮观景象。

那里旗、鼓二山，如门壁立，山前是茫茫瓯江，山后是高悬的瀑布。瓯江，流经高市、石门洞的一段，恰巧又叫大溪。青田的大溪与桃园的大汉溪，仅一字之差。他惊叹，自然界竟有如此相似的景色。

一阵凉风拂过陈诚的面颊，使他结束了对家乡的思念，重又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导游在一边介绍说：这里山高水急，是兴建蓄洪、灌溉、发电、供水等多目标水库工程的优良选址；日本人曾经打算在这里建水库，但是因为工程浩大，一直没有敢着手动工。

“蓄洪、灌溉、发电、供水”，这是多么诱人的八个字啊。陈诚想：如果建一个水库，能解决这么多问题，花再多的钱也值得。然而，此时此刻，他仅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身无一官半职，只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不久，他一跃而成为台湾岛的实权人物。建石门水库的朦胧想法，又开始在他的脑子里翻腾起来。

1949年初，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民间不断有要求修建石门水库的呈文送到他的手中。

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他不止一次地驱车石门，前往视察、筹划。

1954年，台湾海峡局势渐趋平静，台湾本岛的社会经济也日趋稳定。刚刚就任“副总统”而辞去“行政院长”的陈诚，终于把石门水库的兴建提上议事日程。他决定由“经济部”、台湾省建设厅、水利局及电力公司派员，并邀请“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派出代表，共同组成石门水库设计委员会，从事地质、水文、农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调查，以及工程费用的估算。

经过大约一年的工作，设计委员会在陈诚的热心参与下，提出了水库工程定案计划报告。这个综合性的工程将包括：

1．混凝土拱坝1座，体积84万立方米，形成水库面积九平方公里，蓄水容积3.16亿立方米；

2．溢道1条，长120米，可将洪水宣泄到水库以外；

3．发电站1座，设发电机3组，每组容量4万千瓦，每年可供电力2.2亿度；

4．新建石门大坝，干渠长34公里，支渠长150余公里。

这份报告，经陈诚亲署，报给蒋介石，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1955年7月1日，陈诚披挂上阵，亲兼“石门水库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天，他召集了由18名委员组成的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他告诉委员们：

我以副总统地位兼主委，一则表示政府极端重视此项建设事业；二则副总统任期有五年，可以不至因人事的变动，而影响工程的进行。

班子终于建立起来了。一个重大战役的指挥中心已经成立。

7月7日，举行了石门水库建设工程开工典礼。有三处辅助性的工程，要在这一天开工：一是全长5.4公里的运输公路线；二是另一条4.4公里长的辅助公路线；三是330米长的桃园大圳引水隧道。

陈诚这一天特别兴奋。他兴致勃勃地在工地上致词：称赞即将建造的大坝，将是“远东第一高坝”；整个工程完工后，将能灌溉5.5万公顷农田，调节每秒3000立方米的洪水量，供应桃园、新竹两县8个乡镇的自来水与工业用水。

他对全体施工人员和当地农民说：

石门水库现在已经开工了，过去的重重困难，总算都被我们克服了，但今后我们所可能遭遇的困难，较之过去恐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把一时的热心，变为永恒的毅力，牺牲个人的小利，完成全体的大利。将来这一工程完成之后，固然可以使许多荒地变为良田，但在施工期间，因为工程上的要求，也许难免要使少数良田变为荒地。

为了将来有更多的荒地变为良田，今天就必须先让部分良田变为荒地。中国有句古语：“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把当地农民的希望和顾虑都说了。希望必须付出代价。有牺牲才有希望。

陈诚讲完话，便挥动他那随身携带的竹根手杖，走到一个挂着红色彩绸的电动开关处，亲手按动电钮。于是，30秒钟内，在桃园大圳新进水口引水隧道的路线上，连续响起了七响爆炸声。

随着这七声巨响，工地上腾起了一片烟雾，尘土飞扬。引水工程从此开工。

不知道设计这一仪式的人是否想到，这七响爆炸，同时也意味着石门水库工程将经历八九年的长期奋斗。

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在成立整整1年后，于1956年7月，结束了自己的筹备阶段，正式成立“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陈诚仍任“主任委员”。

从石门水库破土动工算起，经过三个年头，桃园大圳新进水口的隧道和石门大桥同时竣工。这是庞大的水库工程的最初两项成果。

1958年8月5日，就在台湾海峡的局势紧张到白炽化程度的时候，水库工地上却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隧道与大桥的竣工典礼，同在这一天举行。

1个月前刚刚再次兼任“行政院长”的陈诚，暂时摆脱了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应急筹划和指挥，以“副总统”、“行政院长”和“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的多重身份，亲临现场，主持竣工、开工典礼。

10时整，陈诚的车队开进工地。工地上人山人海，车队缓缓地在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过。

10时零5分，陈诚来到桃园大圳新进水口，主持开闸仪式。他按动电钮，闸门徐徐开启，河水从新修的隧道中奔腾而下，流向长长的沟渠和万顷良田。

10时25分，陈诚来到新建成的石门大桥西边桥头。这里用松枝搭起了临时牌楼，牌楼的两端系着鲜艳的红绸。他站在一团红色的大彩球前，由工作人员递过剪刀。陈诚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大桥剪彩。他第一个步上大桥，走完92.4米长的大桥。

10时30分，陈诚在石门大桥的东端，主持了石门大坝的开基仪式。他面对石门峡谷，按动电钮，只听得远处预定筑坝的地点轰然一声巨响，顿时土石纷飞，烟雾弥漫，石门水库主体工程从此开工。

当天下午，陈诚将“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兼职，移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蒋梦麟。

石门水库一共经过10年的艰苦施工，在1964年6月竣工。133米高、用84万立方米钢筋、水泥、石子浇铸起来的巨型混凝土拱坝，高高地屹立在大汉溪水面上；9平方公里的水库湖面，波光粼粼，碧波荡漾；用大坝拦截的水流发出的电力，已经用到了装饰在大坝四周的耀眼彩灯上。

14日，已经辞去“行政院长”兼职的“副总统”陈诚，主持了竣工盛典。

最后的历程

生命垂危的陈诚，摒退医生、护士，召长子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三条。

1965年3月5日19时30分。

台湾广播电台播音员宣布：

中华民国副总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先生，于今日上午7时零5分，因肝癌不治，在台北官邸逝世，享年68岁。

此时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空气，显得较为平静。大陆在度过了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之后，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举国上下正在为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而努力。台岛，则在完成了三期“4年经济建设计划”之后，经济开始奇迹般地“起飞”。两岸都致力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致陈诚于死地的肝癌明显发作与发现，是半年前的事。

自1964年9月3日起，陈诚突然连续腹泻，体重遽降，虽经各种药物治疗及加强营养，终不见效。医生们觉得，来势不妙。

10月14日，由陈耀翰医师陪同巴大维、张先林两位教授共同会诊，发现肝脏肿大并坚硬，其表面有蛋形硬块，诊断为肝硬化合并肝癌症。

20日，陈诚赴荣民总医院作放射及肝功能检查，发现右上腹部硬块与临床诊断相符。主治医师遵照蒋介石、宋美龄的嘱咐，立即在陈诚官邸设立了设备齐全的临时病房，指定2名医师、3名护士和1名营养专家，悉心照料；护士则分日夜3班，每班8小时，进行不间断的护理。

27日，专家们经再三斟酌，决定对陈诚作“肝穿刺”检查。检查结果，确诊为肝癌。

这一消息，迅速报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命令为陈诚设立专门的医师诊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一个由“国防医学院”院长卢致德为负责人的诊疗小组很快建立起来，聘定巴大维教授、娄克斯博士、张先林教授及陈耀翰医师等为顾问医师；指定长期跟随陈诚的沈彦医师为主治医师；董玉京、陈良甫两医师在陈诚身边值班。

11月，医师诊疗小组先后请美国、香港及台岛的医学权威和癌症、放射科专家为陈诚会诊。会诊的结果令人失望。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对于陈诚所患之肝癌，目前世界各国尚无根治良方；若以放射性及中、西药物等治疗，除可能增加患者之痛苦外，实无效用；因此，治疗之准则只能是支持其体力，减少其痛苦，尽可能延长其安适而无痛苦的生命。

蒋介石指示，给陈诚在国外读书的儿女寄去飞机票，让他们回来看望父亲。爱好音乐的小女儿陈平整日陪着母亲守候在父亲的身边。大女儿陈幸带着幼子从国外归来。大儿子陈履安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夫人曹倩，携带刚满1岁、陈诚唯一的孙子宇廷赶到台北。在纽约读书的二子履庆、四子履洁和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的三子履培，都匆匆来到父亲的身边。陈诚此时并不知道已身患绝症，只知道患了“不太严重的肝硬化”症。他愉快地批评儿女们，当然也包括批评夫人谭祥，“太大惊小怪了”。

陈诚因得到夫人的精心护理，精神上又享受到与亲人团聚的安慰和满足，病情一度趋于稳定。诊疗小组的医师、护士，则逐日给他注射葡萄糖、蛋白质、维生素、蛋白合成剂以及止痛性药物等。这使陈诚的精神和体力都有所增进。有时，他能在花园中散步，逗弄依偎膝下的孙子、外孙。在他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死神正在步步紧逼这位思想上并无走向死亡准备的老人。

进入1965年以后，陈诚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1月17日，他突患重感冒，并发支气管肺炎。这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经医疗小组全力抢救，两周之后，急性症状方逐渐消失。但陈诚的体力和精神已急剧下降，食欲消失，两腿浮肿，腹水增加，癌肿增大至脐下，皮下出现了出血性紫斑及黄疸。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不得已，请来周、黄两位素有盛名的中医师。然而病入膏肓，妙手不能回春。两位中医师以他们特有的安详说明了病情的危急，已经无药可治。

2月27日，陈诚体温忽降至摄氏35度以下，呼吸每分钟只有8次至12次，脉搏增加至每分钟100次以上，血压亦逐渐降低，终日是半睡眠状态。当晚，医师诊疗小组向报界发表了陈诚的第一次病情公报。公报说：

数位专家曾延聘会诊，经会商结果，一致认为，目前对肝癌一症，尚无实际上或实验上治愈方法……医师诊疗小组及各顾问医师决定治疗之准则及主要任务，均为安排如何使副总统获得安适，所有治疗方法均循此原则。

同一天，美联社从台北发出了一条电讯，称陈诚已进入弥留状态，其生命不会延长一周。虽然陈诚身边的医师否认这条电讯的内容为事实，但陈诚的生命日程表，却证实了这条电讯的正确。陈诚在这天以后，一共又活了六天。

自3月3日起，陈诚已不能进食。这天早晨8时左右，他摒退医师、护士，召长子陈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三条。他用浓重的青田口音，低沉缓慢地说：

1．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2．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3．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6字的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是他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应当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然而，与陈诚一贯的思想、言论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语。这是出自偶然，还是陈诚临终有感？人们不得而知。

当晚，陈诚又向家人索笔。当递给他一支钢笔时，他摇摇头，表示要毛笔；但当家人把毛笔交给他时，他已无力握管，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此时陈诚又想写些什么？又想到了些什么？在他尚有生命的最后一息，已经来不及清醒地叙述出来。

5日上午7时零5分，陈诚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生平大事年表

1898年

1月4日　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父陈希文，母洪氏。

1905年

始从堂伯父陈 谦就学，父亦常亲自督教。

1906年

入高市小学读书。

1912年

自高市小学毕业，在家补习。

1913年

春　考入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读书。

秋　以学费困难，转入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读书。

1917年

12月　自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毕业。

1918年

春　与吴舜莲女士结婚。

夏　插班考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旋即毕业。

10月　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随即分发至陆军第九师炮团入伍训练。

1919年

6月　于炮团训练期满，正式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学习，分隶炮科。

1920年

7月　因爆发直皖战争，保定军校停办，遂南下广东参加中国国民党，入粤军第一师第三团。

1921年

10月　保定军校复课，乃北返继续军校学业。

1922年

6月　自保定军校毕业，分发至浙江第二师第六团第三连任见习官，旋补少尉排长。

1923年

3月　任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上尉副官，旋调连长，负责大元帅府警卫。

5月　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参与对沈鸿英叛军作战，胸部中弹受伤。

9月　升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1924年

春　任黄埔军官学校上尉特别官佐，负教育副官职。

10月　父希文病故于青田，返乡奔丧。

1925年

1月　任黄埔军校校军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参加第一次东征。

2月　在淡水城之役中，指挥炮击城墙，初获战果。

3月　投入棉湖战役，发炮阻敌前进，再建战功。

6月　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在歼灭滇军胡思舜部战斗中，建有殊功。

10月　参加第二次东征，炮击惠州城，致是役大胜；旋因功升迁炮兵第二营少校营长。

1926年

7月　参加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初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旋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团长。

11月　随预备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国民革命军”第三团改编为第六十三团，而改任第六十三团上校团长。

1927年

2月　擢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率部在桐庐、新登间作战。

4月　晋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5月下旬　率部渡江进击扬州，后驻防蚌埠。

8月　率部进击南京栖霞山孙传芳军。

10月　免“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职，居沪。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兼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12月　代理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

1928年

3月　兼军事教育处处长。

4月　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

9月　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代第三十一旅旅长。

1929年

4月　奉命率部进驻武昌。

5月　奉命率部移驻襄樊。

7月　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少将师长。

11月　率部与西北军张维玺部在襄阳城郊激战，挫败张部，旋进驻豫南。

12月　率部对唐生智军作战，大胜。

1930年

5月　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参加中原大战。

8月　率部抢先攻占济南，立战功；旋提升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

10月　率部首先攻入郑州，得蒋介石嘉奖。

11月、12月　赴日参观秋操及军事学校，任观操武官。

1931年

1月　兼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

6月　参加对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任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未遇红军主力。

10月　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师师长，原第十四师师长职由周至柔调任。

是年　与原配夫人吴舜莲离婚。

1932年

1月1日　经宋美龄介绍，在上海与谭延之三女谭祥女士结婚。

2月、3月　率部增援赣州，使红一方面军被迫放弃攻打赣州的计划。

11月　任抚河方面“进剿军”前敌总指挥。

12月底　在对工农红军第四次“围剿”的战斗序列中，任“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军总指挥。

1933年

2月下旬　所率“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在黄陂被工农红军全歼。

3月21日　所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在草台冈被工农红军围歼。

7月　兼任设于庐山的“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团长，训练北路军“剿匪”部队中下级军官。

10月　参加第五次对工农红军的“围剿”，任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第五路纵队总指挥。

1934年

2月　任“国民革命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

7月　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简称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为团长，轮训全国各地陆军高级军官。

12月　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继续“清剿”红军及地方人民武装力量。

1935年

3月　兼任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

4月　升陆军中将。

6月　奉蒋介石命令，负责整编部队的范围扩及全国骑兵、炮兵、工兵。

8月　任“峨嵋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兼办公厅主任，专门训练川、滇、黔三省的军、政、教界官员。

10月　任新成立的“宜昌行辕”参谋长，仍兼任陆军整理处处长，该处改隶于宜昌行辕。

1936年

1月底　“宜昌行辕”与陆军整理处合并，改组为“委员长行辕”，不冠地名，驻武昌，旋任行辕参谋长。

3月28日　奉派赴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东渡黄河，任“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

6月1日　在太原就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

6月　以“行辕参谋长”名义，指挥部队南调，软硬兼施，处理“两广事变”。

8月21日　为对付桂军，兼任第三路军总司令。

9月　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加陆军上将衔。

11月　调武汉任“委员长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

12月　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常务次长。

12月12日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被拘。

12月27日　继蒋介石于25日获释后，与其他军政大员同时获释，飞返南京。

1937年

1月4日　奉派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屯兵渭南，“剿抚并举”，分化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

3月　与夫人谭祥，同赴青田探亲。

6月　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调训全国党政军官员。

8月　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抗战。

9月　任第三战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

11月　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上海失陷后，复于11月25日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

1月　任武汉卫戍总司令。

2月　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3月　任武昌军官训练团教育长。

5月　兼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副团长。

6月14日　奉派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与五战区协同组织指挥武汉保卫战。

7月9日　任刚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长，蒋介石任团长。

7月21日　奉派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未到会期间，由喻育之代理职务。

12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职由薛岳代理。

1939年

1月31日　经行政院决定，其湖北省政府主席职由严重代理。

5月　升陆军二级上将。

9月　与薛岳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

10月　兼任“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嗣于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由商震接任；该战区不久撤销。

1940年

7月　重建第六战区，任该战区司令长官，驻节恩施。

9月　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辞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职。

1941年

3月　兼“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党政委员会第六战区分会主任委员。

6月　主持制定《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

9月　赴秭归指挥攻略宜昌。

1943年

2月11日　奉派为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飞云南楚雄到任；仍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职。

5月　赶回恩施，指挥鄂西战役，歼敌于石牌，获捷。

8月　重返远征军司令部任所。

11月　因胃病复发，远征军司令长官职由卫立煌代理，赴渝休养。

1944年

6月　赴西安，协助整顿西北局势。

7月　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暨冀察战区总司令。

12月1日　出任军政部部长，着手整顿全国军队。

1945年

1月　兼军政部后勤总司令。

5月　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6月　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主持军政部开展复员与接收工作。

10月　兼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

12月　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

4月3日　继张治中之后，任“三人小组”国民政府方面代表；24日即由军令部长徐永昌接任。

4月　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处长。

6月　于国防部成立后，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

9月　再度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

10月21日　因徐永昌生病，再次奉派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参加三人小组，俞大维襄助。

11月　出席“制宪国民大会”，并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1947年

2月　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8月29日　奉派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9月1日飞赴沈阳就职，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局。

1948年

2月5日　离沈赴沪医治胃疾，由卫立煌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

5月12日　准辞参谋总长本兼各职。

6月　入上海国防医学院，胃切除三分之二。

10月　由上海移居台北草山（即阳明山）疗养。

12月29日　受任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1949年

1月18日　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月21日　飞杭州，谒见刚宣布下野的蒋介石。次日飞南京，谒见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

春　颁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开始实行“三七五减租”。

3月　飞溪口，谒见蒋介石。

5月20日　颁布“戒严令”，台湾全省实行“临时戒严”。

6月15日　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和《新台币发行办法》，发行新台币，改革币制。

8月15日　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辖苏、浙、闽、台四省，长官公署设台湾；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同时结束工作。

12月21日　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专任东南军政长官职务。

1950年

3月　出任“行政院院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结束工作。

7月22日　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

1951年

1月16日　兼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反攻大陆”设计各种实施方案。

1952年

10月　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4年

3月24日　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副总统”。旋辞“行政院长”职。

11月　兼“总统府”“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即行并入。

1955年

2月　兼“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7月　兼“行政院”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石门水库建设的筹备工作。

1956年

7月　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任主任委员。

1957年

10月　在台湾国民党八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名任副总裁。

1958年

7月　再度出任“行政院长”。

8月　辞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及“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60年

1月　订立《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

3月　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副总统”；继续担任“行政院长”。

1961年

7月　以“行政院长”身份，主持阳明山第一次会谈，邀台湾及海外经济界人士，商讨“复国大计”。

7月29日　出访美国，8月13日返台。

8月　以“行政院长”身份，主持阳明山第二次会谈，邀台湾及海外文化、教育、科技界人士商讨“复国大计”。

1963年

3月4日　出访南越，9日返台。

3月20日　出访菲律宾，23日返台。

11月22日　在台湾国民党九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名，连任副总裁。

12月15日　辞“行政院长”兼职。

1964年

10月　经肝穿刺检查，确诊为肝癌。

1965年

3月5日　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终年68岁。